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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很多人会想起生命中一些特别的时刻——随着我们的年岁增加,这些时刻的重要性也在增加。对于我来说,那些特别的时刻是在17岁那年,那时候我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市一家中学里读高三,代表肯塔基州参加在阿拉巴马州莫拜尔市举行的1963年全美青少年小姐大赛。跟其他的参赛选手一样,我在为期一周的严格的面试过程中尽力表现出自己最好的方面,每天都为卷头发还是不卷烦恼一番,要不断地接受拍照,不断地走台,神经一天到晚都是绷紧的。
在那一周里面,我看见了一个站在中心的人——至少在我的心中——我把她看成焦虑的大洋里的一座岛。她是一名评委,一位著名作家,她那海灰色的眼睛好像可以把人看穿,她的话总是没有一点漏洞,她的名字是凯瑟琳·马歇尔。
在最后一天走台时,我们几个女孩子等在后台,工作人员说凯瑟琳·马歇尔想跟我们说话。我们围成一圈,大家都以为她对我们说的是最后的鼓舞性的话或者礼节性的祝福,或者至多劝告我们要做个好公民,但凯瑟琳·马歇尔说的话却在我们的意料之外。
凯瑟琳·马歇尔注视着我们,说:“你们都为自己确立了目标,我已经听过了其中的一些。但我认为你们定的目标还不够高。你们聪明勤奋,又有机会。我想,你们应该把目标定得长远一些,想想在你们的生命中你可以把什么做到最好,使你做的事情有意义。最重要的是,理想要远大。”
我吃惊了,像一只在强光照射之下不知所措的小兽。我那么仰慕的女人竟然对我们失望了——不是因为我们本身,而是因为我们的志向不够远大。
我在那一年的全美青少年小姐大赛中得了冠军。在同年秋天,我进入威利斯女子学院就读。1967年我从该学院毕业,并获英语学士学位。当时,我对自己的未来并没有多少信心。我去找我的父亲,他当时是一名律师,后来成了路易斯维尔市杰弗逊郡法庭的一名法官。他问我:“你最喜欢做什么?”我缓慢地说:“写作。我喜欢语言的力量,喜欢和人打交道,喜欢关心当前世界发生的事情。”
父亲想了一会儿,问我道:“你想过到电视台工作没有?”我没有想过。
那时候,电视台里没有多少女性记者。成为电视新闻行业的先锋看来也算理想远大了。所以,我去说服路易斯维尔的WLKY电视台新闻部主任给我一个工作机会,开始当一名电视台的采编人员。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里,我既做天气预报,又采写新闻。两年半过去了,我开始感到在电视台工作挺没劲。有时晚上总是睡不着,总感到哪里不对劲儿。1969年,我父亲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他的死使我换工作的想法加倍地坚定了,也使我开始对政府、法律和政治这类东西感兴趣。
我自己想了又想,还去找人咨询。然后,我父亲的一个同事说:“你去华盛顿发展好不好?”
几个月后,在1970年秋天,我告别母亲和姐姐,告别电视台的同事们,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现在看来,当时的行为真的天真得很,但当飞机在国家机场降落时,我已经打定了主意要去白宫工作。说真的,在华盛顿的官员们看来,我不过是个刚被搬下卡车的甘蓝,土气得很。但我当时真的想得很清楚了——我要去白宫工作。
由于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为我美言了几句,我得到了白宫新闻秘书罗恩·齐格勒的面试,并且顺利地进入了白宫新闻办公室。新闻办公室在白宫的西侧,是白宫跟新闻媒体联系的中心。我在新闻办公室里努力地工作,常常加班,我喜欢这份工作。
然后,“水门事件”发生了。
1974年夏天,尼克松总统辞职。我立即被指定随他的团队转到加州的圣克莱门特。我到西海岸的任务应该只是六个月,但才到那里几天,尼克松就向我提了一个我一点都没有准备的要求。他要求我留在圣克莱门特,跟其他作家和助手一起帮他做研究、写回忆录。我得作出选择,一些朋友说留在圣克莱门特对于我来说是职业上的自杀。但是,我先前是为尼克松工作的,他对我很好。现在他要求我做的事情也是我这个职位的人应该做的,我留下来了,至今从来都没后悔过。
在加州的漫长日子里,有一天凯瑟琳·马歇尔打电话给我,说她和她的丈夫来了,就在我的办公室附近。见面的时候,我又一次感到她那看透人心的注视,她问我:“下一步你要干什么?”又一次,我感到自己要对生活进行重新审视了。
今天,我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持早间新闻已经三年,我还编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电视杂志。我们的工作紧张,工作时间长,而且要经常出差。我总是备有衣服箱,随时准备接受出差采访的任务。
我在纽约的公寓虽然很小,却是我的“避难所”,在里面我可以穿着便装,不化妆,不戴隐形眼镜,不做发型。有时还可以放松地弹一下钢琴。或者做点简单却让人高兴的事情——烤几个松饼,或者清理一个杂乱的抽屉。当我走出公寓时,谁知道我会飞去哪里呢?我总是记得一个优秀的女人鼓励我的话,她让我不断地挑战自己、不断成长,不管目标多么远大,我们实际上都可以走得更远。
编辑 胡莉莉
【几米图】
在那一周里面,我看见了一个站在中心的人——至少在我的心中——我把她看成焦虑的大洋里的一座岛。她是一名评委,一位著名作家,她那海灰色的眼睛好像可以把人看穿,她的话总是没有一点漏洞,她的名字是凯瑟琳·马歇尔。
在最后一天走台时,我们几个女孩子等在后台,工作人员说凯瑟琳·马歇尔想跟我们说话。我们围成一圈,大家都以为她对我们说的是最后的鼓舞性的话或者礼节性的祝福,或者至多劝告我们要做个好公民,但凯瑟琳·马歇尔说的话却在我们的意料之外。
凯瑟琳·马歇尔注视着我们,说:“你们都为自己确立了目标,我已经听过了其中的一些。但我认为你们定的目标还不够高。你们聪明勤奋,又有机会。我想,你们应该把目标定得长远一些,想想在你们的生命中你可以把什么做到最好,使你做的事情有意义。最重要的是,理想要远大。”
我吃惊了,像一只在强光照射之下不知所措的小兽。我那么仰慕的女人竟然对我们失望了——不是因为我们本身,而是因为我们的志向不够远大。
我在那一年的全美青少年小姐大赛中得了冠军。在同年秋天,我进入威利斯女子学院就读。1967年我从该学院毕业,并获英语学士学位。当时,我对自己的未来并没有多少信心。我去找我的父亲,他当时是一名律师,后来成了路易斯维尔市杰弗逊郡法庭的一名法官。他问我:“你最喜欢做什么?”我缓慢地说:“写作。我喜欢语言的力量,喜欢和人打交道,喜欢关心当前世界发生的事情。”
父亲想了一会儿,问我道:“你想过到电视台工作没有?”我没有想过。
那时候,电视台里没有多少女性记者。成为电视新闻行业的先锋看来也算理想远大了。所以,我去说服路易斯维尔的WLKY电视台新闻部主任给我一个工作机会,开始当一名电视台的采编人员。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里,我既做天气预报,又采写新闻。两年半过去了,我开始感到在电视台工作挺没劲。有时晚上总是睡不着,总感到哪里不对劲儿。1969年,我父亲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他的死使我换工作的想法加倍地坚定了,也使我开始对政府、法律和政治这类东西感兴趣。
我自己想了又想,还去找人咨询。然后,我父亲的一个同事说:“你去华盛顿发展好不好?”
几个月后,在1970年秋天,我告别母亲和姐姐,告别电视台的同事们,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现在看来,当时的行为真的天真得很,但当飞机在国家机场降落时,我已经打定了主意要去白宫工作。说真的,在华盛顿的官员们看来,我不过是个刚被搬下卡车的甘蓝,土气得很。但我当时真的想得很清楚了——我要去白宫工作。
由于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为我美言了几句,我得到了白宫新闻秘书罗恩·齐格勒的面试,并且顺利地进入了白宫新闻办公室。新闻办公室在白宫的西侧,是白宫跟新闻媒体联系的中心。我在新闻办公室里努力地工作,常常加班,我喜欢这份工作。
然后,“水门事件”发生了。
1974年夏天,尼克松总统辞职。我立即被指定随他的团队转到加州的圣克莱门特。我到西海岸的任务应该只是六个月,但才到那里几天,尼克松就向我提了一个我一点都没有准备的要求。他要求我留在圣克莱门特,跟其他作家和助手一起帮他做研究、写回忆录。我得作出选择,一些朋友说留在圣克莱门特对于我来说是职业上的自杀。但是,我先前是为尼克松工作的,他对我很好。现在他要求我做的事情也是我这个职位的人应该做的,我留下来了,至今从来都没后悔过。
在加州的漫长日子里,有一天凯瑟琳·马歇尔打电话给我,说她和她的丈夫来了,就在我的办公室附近。见面的时候,我又一次感到她那看透人心的注视,她问我:“下一步你要干什么?”又一次,我感到自己要对生活进行重新审视了。
今天,我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持早间新闻已经三年,我还编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电视杂志。我们的工作紧张,工作时间长,而且要经常出差。我总是备有衣服箱,随时准备接受出差采访的任务。
我在纽约的公寓虽然很小,却是我的“避难所”,在里面我可以穿着便装,不化妆,不戴隐形眼镜,不做发型。有时还可以放松地弹一下钢琴。或者做点简单却让人高兴的事情——烤几个松饼,或者清理一个杂乱的抽屉。当我走出公寓时,谁知道我会飞去哪里呢?我总是记得一个优秀的女人鼓励我的话,她让我不断地挑战自己、不断成长,不管目标多么远大,我们实际上都可以走得更远。
编辑 胡莉莉
【几米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