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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中，不计其数的家庭作出了牺牲，在关键时刻不惜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一百年的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先烈视死如归，抛头颅洒热血，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英雄家庭8名军人6人上前线
今年春节前夕，首届云南省退役军人迎新春线上音乐会在云南艺术剧院举行。受疫情防控影响，音乐会采取网络直播形式，台下的观众席空空荡荡，只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王昌群。邀请王昌群来参加音乐会的，是云南老兵合唱团团长、退役军人魏邱成。“王妈妈15岁参军，先后参加过解放西南、保卫边疆等任务，去年12月，她被评为2020年度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她一家8人参军，6人上过前线，5人立功，2个儿子壮烈牺牲。”魏邱成说，“我们希望用这场音乐会向这个和国家命运紧紧相连并为之奉献的英雄家庭，致以崇高敬意！”
1949年底，15岁的中学生王昌群怀着对革命的憧憬，在家乡重庆报名参军，成为一名无线电报务专业的女兵，参加过解放西南、保卫边疆等任务。1955年，她服从组织安排转业，随丈夫刘斌一起扎根边陲，投身地方经济建设。
由于年龄和身体的原因，王昌群已很多年没能去烈士陵园看望长眠在那里的爱子刘光和刘明。今年清明节前夕，王昌群的二女儿刘丰代表全家人来到烈士陵园，给两个弟弟扫墓。
两个弟弟刘光和刘明，既是刘丰思念的亲人，也是她怀念的战友。1979年，刚从军医学校毕业的刘丰报名参加了前线转运伤员队。此前，他们家中已有3人奔赴前线——时任云南省文山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父亲刘斌是前线指挥员;从部队转业后在文山州商业局工作的母亲王昌群参加支前服务队，负责接送伤员、运送食品和饮用水;大弟弟刘光是一名侦察兵。1980年底，小弟弟刘明也参了军。1981年12月，刘光在边境执行侦察任务时不幸牺牲，父亲得知他牺牲的消息后长叹了一声，说了4个字“尽了义务”，并安慰母亲“你是党员，要坚强”。1984年7月13日，刘明在一场防御作战中英勇牺牲，年龄还不满22岁。得知小儿子刘明牺牲的噩耗，王昌群一度昏厥过去，吃不下饭全靠输液维持。“作为母亲，确实像天塌下来一样。”王昌群抹着眼泪说，“但是，他们是我的儿女，也是党培养的革命战士，能在祖国需要时挺身而出，我为他们骄傲。”
刘明牺牲仅过去14天，刘丰的丈夫、部队医院外科医生陈加勇，又义无反顾地申请上前线，参加救护队。
“二女婿是独子，我原本不想让他上战场。但二女儿给我做思想工作，她说，‘妈妈，多救一个伤员，就能多减少一家人的痛苦’。”王昌群说。
2010年刘斌病故，弥留之际，他向妻子王昌群交代了三件后事：一是不抢救;二是二哥条件不好，帮助他的孙子至大学毕业;三是教育子女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工作。
从云南省粮油运输公司退休后，王昌群一直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去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王昌群拄着拐杖来到社区居委会，把平时省吃俭用攒下来的1万元捐给武汉。
这位英雄的母亲向党的告白，朴素又深情——
“我献双子党关心，党是我的好母亲。母亲需儿作贡献，无怨无悔表忠心。”
革命母亲 令人肃然起敬
在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纪念馆，几位革命母亲的画像和她们生前用过的生产生活用品，无声地述说着那段峥嵘岁月，让人肃然起敬。
“举国闻名徐大妈，一心革命世堪夸。妇联以彼为旗帜，试验田兼五好家。”董必武这首诗中的徐大妈，是徐正修，红安县七里徐家河人。战争年代，她筹粮、送军报、义无反顾支持红军。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57年出席全国第三次妇女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接见，人们尊敬地称她为“革命母亲”。
当革命火种播撒紅安大地后，徐正修积极响应，送丈夫参加红军，送儿子参加赤卫军，自己也被选为村妇女会干部和区苏维埃妇女会常务委员，并入了党。他们一家人被村里人称为 “一家红”。不幸的是，丈夫和儿子先后在战场上牺牲。承受着丧夫失子之痛的徐正修并没有被残酷的战争吓倒，她以坚强的意志，继续为党工作，徐正修说：“虽然失去了丈夫和儿子，但我还有党，有苏维埃政府。”
就这样，徐正修跟随红军后方总医院一直转战大别山腹地，她日夜守候在伤病员的身边，给他们喂水、洗伤口、敷药，还经常带着伤病员唱歌：“党是母亲院是家，为母为家把敌杀。血可流完头可断，满山开遍革命花……”鼓励他们坚持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徐正修从不因自己是烈属、是革命老前辈而要求特殊的享受，一直自食其力。先后6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和工作模范，其中有3次是县特等模范、1次省甲等模范，这是党给她的最大荣誉。
和徐大妈一样，兰桂珍大妈在革命斗争中先后失去了父亲、丈夫、4个儿子和4个兄弟10位亲人，3位被确定为革命烈士。全家11口人，最后只剩下她1个人。兰桂珍说：“虽然没有了骨肉亲人，但我的心早已跟革命融为一体，共产党、红军就是我的亲人！”
兰桂珍是苏维埃政府称为的“支前模范”，她积极组织妇女扩红，挨家挨户上门宣传，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及时解决红军家属的实际困难。在她的带动下，黄安（1952年，改名为红安县）迅速掀起了妻送夫，母送子，妹送哥的参军高潮，输送了300多名青壮年参加红军并超额完成扩红任务。因积极参加审判土豪劣绅的活动，引起了地主豪绅的忌恨，他们企图寻找机会实施报复。1931年的夏收时节，兰桂珍带着两个儿子，刚刚收割完田里的稻谷，突然跑来一群地主武装的民团分子，他们二话不说，走上前去就动手抢劫母子俩刚刚收下的稻谷，兰桂珍母子拼命上前阻拦，儿子程金林扯住民团分子死不放手，遭到了民团分子的毒打，小金林拼命反抗，几个民团分子围了上来，竟把兰桂珍的儿子活活打死，抢走了她的全部粮食。
这时的兰桂珍，一方面承受着失去儿子的巨大悲痛，一方面面对着无米下锅的困境和忍饥挨饿的婆婆和孩子们，真是难过到了极点。没办法，为了生活，她只好带着婆婆和儿子们四处乞讨。哪知，年仅2岁的小儿子，经受不住颠沛流离的生活，饿死在乞讨路上，给兰桂珍带来又一次巨大的打击。坚强的兰桂珍没有倒下，为了继承丈夫的事业，她又把两个儿子送去当红军。
1937年，兰桂珍又动员程家五弟、六弟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位兄弟先后光荣牺牲。
解放后，这位为革命作出巨大牺牲的孤寡老人被定为优抚对象，组织上决定每月给她15元的生活补贴。然而兰桂珍从不动用这笔钱，只是一点一滴地积攒起来，全部用于救济贫困户和穷孩子。她在70多岁高龄时，还念念不忘给国家作贡献。每年还向国家上交200公斤公粮和一头大肥猪。
1988年，兰桂珍病故。这位英雄母亲生前静静地活着，死后默默地躺在大山里。她就像一座山峰，无言却雄伟地矗立在大别山人民的心中。
（本版稿件综合《解放军报》、红安网）
英雄家庭8名军人6人上前线
今年春节前夕，首届云南省退役军人迎新春线上音乐会在云南艺术剧院举行。受疫情防控影响，音乐会采取网络直播形式，台下的观众席空空荡荡，只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王昌群。邀请王昌群来参加音乐会的，是云南老兵合唱团团长、退役军人魏邱成。“王妈妈15岁参军，先后参加过解放西南、保卫边疆等任务，去年12月，她被评为2020年度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她一家8人参军，6人上过前线，5人立功，2个儿子壮烈牺牲。”魏邱成说，“我们希望用这场音乐会向这个和国家命运紧紧相连并为之奉献的英雄家庭，致以崇高敬意！”
1949年底，15岁的中学生王昌群怀着对革命的憧憬，在家乡重庆报名参军，成为一名无线电报务专业的女兵，参加过解放西南、保卫边疆等任务。1955年，她服从组织安排转业，随丈夫刘斌一起扎根边陲，投身地方经济建设。
由于年龄和身体的原因，王昌群已很多年没能去烈士陵园看望长眠在那里的爱子刘光和刘明。今年清明节前夕，王昌群的二女儿刘丰代表全家人来到烈士陵园，给两个弟弟扫墓。
两个弟弟刘光和刘明，既是刘丰思念的亲人，也是她怀念的战友。1979年，刚从军医学校毕业的刘丰报名参加了前线转运伤员队。此前，他们家中已有3人奔赴前线——时任云南省文山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父亲刘斌是前线指挥员;从部队转业后在文山州商业局工作的母亲王昌群参加支前服务队，负责接送伤员、运送食品和饮用水;大弟弟刘光是一名侦察兵。1980年底，小弟弟刘明也参了军。1981年12月，刘光在边境执行侦察任务时不幸牺牲，父亲得知他牺牲的消息后长叹了一声，说了4个字“尽了义务”，并安慰母亲“你是党员，要坚强”。1984年7月13日，刘明在一场防御作战中英勇牺牲，年龄还不满22岁。得知小儿子刘明牺牲的噩耗，王昌群一度昏厥过去，吃不下饭全靠输液维持。“作为母亲，确实像天塌下来一样。”王昌群抹着眼泪说，“但是，他们是我的儿女，也是党培养的革命战士，能在祖国需要时挺身而出，我为他们骄傲。”
刘明牺牲仅过去14天，刘丰的丈夫、部队医院外科医生陈加勇，又义无反顾地申请上前线，参加救护队。
“二女婿是独子，我原本不想让他上战场。但二女儿给我做思想工作，她说，‘妈妈，多救一个伤员，就能多减少一家人的痛苦’。”王昌群说。
2010年刘斌病故，弥留之际，他向妻子王昌群交代了三件后事：一是不抢救;二是二哥条件不好，帮助他的孙子至大学毕业;三是教育子女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工作。
从云南省粮油运输公司退休后，王昌群一直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去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王昌群拄着拐杖来到社区居委会，把平时省吃俭用攒下来的1万元捐给武汉。
这位英雄的母亲向党的告白，朴素又深情——
“我献双子党关心，党是我的好母亲。母亲需儿作贡献，无怨无悔表忠心。”
革命母亲 令人肃然起敬
在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纪念馆，几位革命母亲的画像和她们生前用过的生产生活用品，无声地述说着那段峥嵘岁月，让人肃然起敬。
“举国闻名徐大妈，一心革命世堪夸。妇联以彼为旗帜，试验田兼五好家。”董必武这首诗中的徐大妈，是徐正修，红安县七里徐家河人。战争年代，她筹粮、送军报、义无反顾支持红军。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57年出席全国第三次妇女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接见，人们尊敬地称她为“革命母亲”。
当革命火种播撒紅安大地后，徐正修积极响应，送丈夫参加红军，送儿子参加赤卫军，自己也被选为村妇女会干部和区苏维埃妇女会常务委员，并入了党。他们一家人被村里人称为 “一家红”。不幸的是，丈夫和儿子先后在战场上牺牲。承受着丧夫失子之痛的徐正修并没有被残酷的战争吓倒，她以坚强的意志，继续为党工作，徐正修说：“虽然失去了丈夫和儿子，但我还有党，有苏维埃政府。”
就这样，徐正修跟随红军后方总医院一直转战大别山腹地，她日夜守候在伤病员的身边，给他们喂水、洗伤口、敷药，还经常带着伤病员唱歌：“党是母亲院是家，为母为家把敌杀。血可流完头可断，满山开遍革命花……”鼓励他们坚持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徐正修从不因自己是烈属、是革命老前辈而要求特殊的享受，一直自食其力。先后6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和工作模范，其中有3次是县特等模范、1次省甲等模范，这是党给她的最大荣誉。
和徐大妈一样，兰桂珍大妈在革命斗争中先后失去了父亲、丈夫、4个儿子和4个兄弟10位亲人，3位被确定为革命烈士。全家11口人，最后只剩下她1个人。兰桂珍说：“虽然没有了骨肉亲人，但我的心早已跟革命融为一体，共产党、红军就是我的亲人！”
兰桂珍是苏维埃政府称为的“支前模范”，她积极组织妇女扩红，挨家挨户上门宣传，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及时解决红军家属的实际困难。在她的带动下，黄安（1952年，改名为红安县）迅速掀起了妻送夫，母送子，妹送哥的参军高潮，输送了300多名青壮年参加红军并超额完成扩红任务。因积极参加审判土豪劣绅的活动，引起了地主豪绅的忌恨，他们企图寻找机会实施报复。1931年的夏收时节，兰桂珍带着两个儿子，刚刚收割完田里的稻谷，突然跑来一群地主武装的民团分子，他们二话不说，走上前去就动手抢劫母子俩刚刚收下的稻谷，兰桂珍母子拼命上前阻拦，儿子程金林扯住民团分子死不放手，遭到了民团分子的毒打，小金林拼命反抗，几个民团分子围了上来，竟把兰桂珍的儿子活活打死，抢走了她的全部粮食。
这时的兰桂珍，一方面承受着失去儿子的巨大悲痛，一方面面对着无米下锅的困境和忍饥挨饿的婆婆和孩子们，真是难过到了极点。没办法，为了生活，她只好带着婆婆和儿子们四处乞讨。哪知，年仅2岁的小儿子，经受不住颠沛流离的生活，饿死在乞讨路上，给兰桂珍带来又一次巨大的打击。坚强的兰桂珍没有倒下，为了继承丈夫的事业，她又把两个儿子送去当红军。
1937年，兰桂珍又动员程家五弟、六弟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位兄弟先后光荣牺牲。
解放后，这位为革命作出巨大牺牲的孤寡老人被定为优抚对象，组织上决定每月给她15元的生活补贴。然而兰桂珍从不动用这笔钱，只是一点一滴地积攒起来，全部用于救济贫困户和穷孩子。她在70多岁高龄时，还念念不忘给国家作贡献。每年还向国家上交200公斤公粮和一头大肥猪。
1988年，兰桂珍病故。这位英雄母亲生前静静地活着，死后默默地躺在大山里。她就像一座山峰，无言却雄伟地矗立在大别山人民的心中。
（本版稿件综合《解放军报》、红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