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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中国海军在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研制压水堆的同时，组织专门机构研制隐蔽性和机动性能好、航速快、续航力大、潜航时间长、攻击力量强的核潜艇。
1970年12月26日，即毛泽东主席77岁大寿这一天，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在渤海湾胜利下水。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当时条件很差，一无技术资料，二无必要的实验设备和现代化的计算工具，设计第一艘核潜艇，全凭大家的苦干精神和创造力。按照核潜艇的实际需要，根据国外公开的数据，研究人员反复研究、计算、论述，终于在1960年6月完成了方案设计第一稿。
令人高兴的是，完成的《〇九方案设计（草案）》，更多的是着眼于将来如何把反应堆、核动力事业建设好，不断地研制出各种用途的、先进的、安全可靠的核动力堆，以便更有效地为军需民用服务。也就是说，在为海军研制第一艘核潜艇的同时，还想到为建设一支先进的、有战斗力的核潜艇舰队这个战略目标，不断提供各种新型的、高效率的核动力堆；提供小型的可移动式核电站，并为建造中型核电站提供好条件。
1961年深冬，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中央军委和国务院一些部门领导出席的不寻常会议，讨论中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问题。
会议刚开不久，就陷入了难堪的僵局。国务院主持经济的领导同志站在全国经济工作的第一线，艰难地支撑着一个6亿人口大国的吃饭穿衣。面对“大跃进”留下的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巨大损失，国家急需“输血”。他们担心再拿大笔资金发展核武器会增加国家负担，影响经济复苏，因此建议“暂缓”。
老帅们则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世界战略格局考虑，认为只有尽快拥有原子弹、导弹、核潜艇，才能早日确立我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中国说话才能有分量，也才能从根本上冲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的封锁制裁及核威慑。所以，老帅们建议中央：即使卡紧脖子少吃几口，也要继续下去。
在两派意见僵持不下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认为：不应过于匆忙做出上马还是下马的决定，而应该先将中国核工业起步的现状了解清楚，中央再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做最后决定。经征询聂荣臻元帅意见，决定由任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上将承担这一重大调研任务。
经过一个月对西部一些工厂、矿山、研究所的调研以及与核工程专家和技术人员的交流，调研组向中央递交了《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报告。报告认为，我国核工业已有了相当基础，只要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亲自负责、亲自领导，各项保障跟上去，1964年或1965年上半年能实现成功制造原子弹并进行核爆炸试验的奋斗目标。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为加强领导，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
后来，经过党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毛泽东圈阅，决定：要集中力量搞原子弹；核潜艇暂缓，支援第一线。这就是说，国家经济困难，要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搞原子弹和导弹；加之浓缩铀供应难以满足核潜艇需要，核潜艇不得不暂缓。
也是由于苏联撕毁了关于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和合同，“〇九”工程暂缓。这时美国政客发话称，中国几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和核潜艇。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则说，中国核潜艇的设计图纸在莫斯科，不在北京。毛泽东听到这些话十分气愤，斩钉截铁地说：“原子弹我们要有，氢弹也要快。”“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〇九”宏图在磨练中雄起
“〇九”与我国原子弹项目几乎同时起步，却比研制原子弹更复杂、更困难。毛泽东所说的“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是那艰辛岁月里的一支强心剂和生命调节剂。
就在这时，为了加强海军建设，1961年海军七院成立，武昌海军预校集训了从全国各大学挑选的200多名各专业毕业生。跨进刚成立的海军七院，我和18名学员到海军司令部，接受“〇九”总体室副主任周圣洋、副政委苏平的教诲：“‘〇九’工程，是祖国的骄傲和自豪，要靠献身海军事业的你们来完成！”
“〇九”的海军军官们，从事一回路设计的10多人在原子能研究所搞协作，他们也像原子能所的同志们一样刻苦工作、学习。吃不饱，有的人浮肿或患肝病；资金紧张，从房山远郊到市里查资料的路费都没有，只能成天钻进原子能研究所资料室、图书馆或办公室看书；并举办业务讲课。
那时，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兰州大学同班同学很多，他们都奇怪地问我：“你毕业分配到海军，怎么现在又到原子能所工作了？”我也只能说让干啥就干啥！那时，为了保密，尽量少与同学来往接触，偶尔碰见老同学点点头，也不敢多说话，因为海军与原子能联系到一起，他们好奇的问题就太多了。
为了充实和加强核爆炸测量任务，我与陈开惠被从“〇九”工程的海军中抽调到解放军第21研究所。“〇九”人事助理胡国忠说，这是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批准的，因从海军调陆军必须由总政主任批，既不是调，也不是借，而是“借调”。为此，我感到荣幸和骄傲。
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孟戈非兼任“〇九”项目的负责人，看到“〇九”的“下马”景象，担心二机部要撤销“〇九”项目，几次向海军政委苏振华反映。后来经多次研究，将二机部搞“〇九”的50多名技术人员划归国防科委，与海军“〇九”总体室合并，建制称海军七院第15所，从而保住了“〇九”项目没被撤销，使“〇九初步设计”在彷徨、练兵、期待的磨练中得以顺利完成。
陆上模拟堆的风浪
1965年5月14日，我国第二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央专委批准了“〇九”工程上马，并要求加快步伐，争取在1970年建成核潜艇陆上模拟堆，在1971年核潜艇下水。
要将“〇九初步设计”完善成“扩初设计”和“施工设计”，需要列出不计其数的参数、设计要求、图纸和说明书。
在一、二回路的各单元、各系统、各工序的不同要求下，设计者必须尽快画出施工设计图，做好物理设计的论证和验证工作、热工水力实验，进行元件性能考验并得出结论。还有材料的腐蚀、辐照试验，以及屏蔽方案的论证和验证等等，有上百个项目必须全国协作。任务之紧急，压得大家喘不过气来，难怪核二院同志说，15所技术人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使马神庙大楼日夜灯火辉煌。 1967年5月底，我与10余位设计人员到上海沪东造船厂和舟山群岛参观水面舰艇和潜艇。我们问水兵，要是我国造潜艇你们有什么想法呢？“那太好了！看，这苏联造的潜艇，睡的地方太狭小、太热、噪音太大，难以忍受。”水兵的话给我们很大启发，也对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时“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人人都须“早请示、晚汇报”地积极投入。但在“〇九”人看来，“忠不忠，看行动”，谁搞派性、影响“〇九”工程，谁就是罪人。1968年10月，全所进行“模示堆”抓革命促生产研讨会，要求“尽快拿出‘〇九’施工设计图”。由于这样复杂的工程项目直接建在狭小的艇上，再改进困难太大了，我国又没有经验，所以在辩论会上多数人发言，模拟堆（或称模式堆、模示堆）不能没有！当时绝大多数人不知道模示堆和船用堆两套设备已经同时下线生产，这是个别领导人如副总工程师彭士禄“好心”为了赶进度所造成的后果。难怪钱学森当时说，不等陆上堆试验结论就同时干的做法，真悬！
决战1970年
909基地（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前身），峨眉山脚下，长江上游青衣江畔的一块丘陵中的狭长（20公里）谷地。陆上模式堆基建已搞三年，1969年秋，全体人员由北京搬到这里。虽然很不理想，但总算有了试验基地，是“〇九”人十多年的期待。
必须在1970年5月1日之前建成模式堆，设备安装完毕，并进行单项调试，实验室仪器设备开始进入；6月1日各系统综合调试；7月18日必须达成满功率，保证年底核潜艇下水——这是基地每个技术骨干和行政负责人都知道的任务。基地领导小组几乎每天都要开会，讨论还有哪些设计、安装问题及不安全因素存在。
最使人难忘的是7月18日前后的不眠之夜。当天，基地二楼的主控室大厅里挤满了各单位的领导，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的记者们。随着温度、压力、堆功率仪表盘指针的跳动，大家问这问那忙个不停。
随着调试阶段关键性的提升功率时间的延长，堆功率指针移动的快慢牵扯着“〇九”工程设计者的心，也牵动着周恩来总理的心。设计者决心将周总理为“〇九”试验制定的十六字方针——“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作为大家的行动指南。
反应堆启动过程中需要收集大厅上层放射性实验室里放射性本底的累积资料。为此，检测仪器必须每隔一小时测量一次，人不能休息。但仪器热了，烫手，会乱计数，必须停半小时散散热；人热了，着急，汗水向眼里流，更难受。这就是四川七月的特点，那时电扇都没有啊！
经过6848厂数千名职工和海军指战员及“〇九”设计人员的共同奋战，第一艘核潜艇终于在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主席77岁大寿这天胜利下水、举行庆典了！
中国人独立自主设计、建造出的第一艘核潜艇，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具有第二次核打击力量的国家。
（作者亲历了中国第一次<1964年10月16日>、第二次<1965年5月14日>原子弹爆炸试验，参与研究设计了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参与完成了我国1982年《091》大检修时的在役检查任务）
1970年12月26日，即毛泽东主席77岁大寿这一天，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在渤海湾胜利下水。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当时条件很差，一无技术资料，二无必要的实验设备和现代化的计算工具，设计第一艘核潜艇，全凭大家的苦干精神和创造力。按照核潜艇的实际需要，根据国外公开的数据，研究人员反复研究、计算、论述，终于在1960年6月完成了方案设计第一稿。
令人高兴的是，完成的《〇九方案设计（草案）》，更多的是着眼于将来如何把反应堆、核动力事业建设好，不断地研制出各种用途的、先进的、安全可靠的核动力堆，以便更有效地为军需民用服务。也就是说，在为海军研制第一艘核潜艇的同时，还想到为建设一支先进的、有战斗力的核潜艇舰队这个战略目标，不断提供各种新型的、高效率的核动力堆；提供小型的可移动式核电站，并为建造中型核电站提供好条件。
1961年深冬，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中央军委和国务院一些部门领导出席的不寻常会议，讨论中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问题。
会议刚开不久，就陷入了难堪的僵局。国务院主持经济的领导同志站在全国经济工作的第一线，艰难地支撑着一个6亿人口大国的吃饭穿衣。面对“大跃进”留下的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巨大损失，国家急需“输血”。他们担心再拿大笔资金发展核武器会增加国家负担，影响经济复苏，因此建议“暂缓”。
老帅们则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世界战略格局考虑，认为只有尽快拥有原子弹、导弹、核潜艇，才能早日确立我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中国说话才能有分量，也才能从根本上冲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的封锁制裁及核威慑。所以，老帅们建议中央：即使卡紧脖子少吃几口，也要继续下去。
在两派意见僵持不下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认为：不应过于匆忙做出上马还是下马的决定，而应该先将中国核工业起步的现状了解清楚，中央再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做最后决定。经征询聂荣臻元帅意见，决定由任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上将承担这一重大调研任务。
经过一个月对西部一些工厂、矿山、研究所的调研以及与核工程专家和技术人员的交流，调研组向中央递交了《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报告。报告认为，我国核工业已有了相当基础，只要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亲自负责、亲自领导，各项保障跟上去，1964年或1965年上半年能实现成功制造原子弹并进行核爆炸试验的奋斗目标。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为加强领导，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
后来，经过党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毛泽东圈阅，决定：要集中力量搞原子弹；核潜艇暂缓，支援第一线。这就是说，国家经济困难，要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搞原子弹和导弹；加之浓缩铀供应难以满足核潜艇需要，核潜艇不得不暂缓。
也是由于苏联撕毁了关于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和合同，“〇九”工程暂缓。这时美国政客发话称，中国几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和核潜艇。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则说，中国核潜艇的设计图纸在莫斯科，不在北京。毛泽东听到这些话十分气愤，斩钉截铁地说：“原子弹我们要有，氢弹也要快。”“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〇九”宏图在磨练中雄起
“〇九”与我国原子弹项目几乎同时起步，却比研制原子弹更复杂、更困难。毛泽东所说的“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是那艰辛岁月里的一支强心剂和生命调节剂。
就在这时，为了加强海军建设，1961年海军七院成立，武昌海军预校集训了从全国各大学挑选的200多名各专业毕业生。跨进刚成立的海军七院，我和18名学员到海军司令部，接受“〇九”总体室副主任周圣洋、副政委苏平的教诲：“‘〇九’工程，是祖国的骄傲和自豪，要靠献身海军事业的你们来完成！”
“〇九”的海军军官们，从事一回路设计的10多人在原子能研究所搞协作，他们也像原子能所的同志们一样刻苦工作、学习。吃不饱，有的人浮肿或患肝病；资金紧张，从房山远郊到市里查资料的路费都没有，只能成天钻进原子能研究所资料室、图书馆或办公室看书；并举办业务讲课。
那时，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兰州大学同班同学很多，他们都奇怪地问我：“你毕业分配到海军，怎么现在又到原子能所工作了？”我也只能说让干啥就干啥！那时，为了保密，尽量少与同学来往接触，偶尔碰见老同学点点头，也不敢多说话，因为海军与原子能联系到一起，他们好奇的问题就太多了。
为了充实和加强核爆炸测量任务，我与陈开惠被从“〇九”工程的海军中抽调到解放军第21研究所。“〇九”人事助理胡国忠说，这是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批准的，因从海军调陆军必须由总政主任批，既不是调，也不是借，而是“借调”。为此，我感到荣幸和骄傲。
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孟戈非兼任“〇九”项目的负责人，看到“〇九”的“下马”景象，担心二机部要撤销“〇九”项目，几次向海军政委苏振华反映。后来经多次研究，将二机部搞“〇九”的50多名技术人员划归国防科委，与海军“〇九”总体室合并，建制称海军七院第15所，从而保住了“〇九”项目没被撤销，使“〇九初步设计”在彷徨、练兵、期待的磨练中得以顺利完成。
陆上模拟堆的风浪
1965年5月14日，我国第二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央专委批准了“〇九”工程上马，并要求加快步伐，争取在1970年建成核潜艇陆上模拟堆，在1971年核潜艇下水。
要将“〇九初步设计”完善成“扩初设计”和“施工设计”，需要列出不计其数的参数、设计要求、图纸和说明书。
在一、二回路的各单元、各系统、各工序的不同要求下，设计者必须尽快画出施工设计图，做好物理设计的论证和验证工作、热工水力实验，进行元件性能考验并得出结论。还有材料的腐蚀、辐照试验，以及屏蔽方案的论证和验证等等，有上百个项目必须全国协作。任务之紧急，压得大家喘不过气来，难怪核二院同志说，15所技术人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使马神庙大楼日夜灯火辉煌。 1967年5月底，我与10余位设计人员到上海沪东造船厂和舟山群岛参观水面舰艇和潜艇。我们问水兵，要是我国造潜艇你们有什么想法呢？“那太好了！看，这苏联造的潜艇，睡的地方太狭小、太热、噪音太大，难以忍受。”水兵的话给我们很大启发，也对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时“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人人都须“早请示、晚汇报”地积极投入。但在“〇九”人看来，“忠不忠，看行动”，谁搞派性、影响“〇九”工程，谁就是罪人。1968年10月，全所进行“模示堆”抓革命促生产研讨会，要求“尽快拿出‘〇九’施工设计图”。由于这样复杂的工程项目直接建在狭小的艇上，再改进困难太大了，我国又没有经验，所以在辩论会上多数人发言，模拟堆（或称模式堆、模示堆）不能没有！当时绝大多数人不知道模示堆和船用堆两套设备已经同时下线生产，这是个别领导人如副总工程师彭士禄“好心”为了赶进度所造成的后果。难怪钱学森当时说，不等陆上堆试验结论就同时干的做法，真悬！
决战1970年
909基地（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前身），峨眉山脚下，长江上游青衣江畔的一块丘陵中的狭长（20公里）谷地。陆上模式堆基建已搞三年，1969年秋，全体人员由北京搬到这里。虽然很不理想，但总算有了试验基地，是“〇九”人十多年的期待。
必须在1970年5月1日之前建成模式堆，设备安装完毕，并进行单项调试，实验室仪器设备开始进入；6月1日各系统综合调试；7月18日必须达成满功率，保证年底核潜艇下水——这是基地每个技术骨干和行政负责人都知道的任务。基地领导小组几乎每天都要开会，讨论还有哪些设计、安装问题及不安全因素存在。
最使人难忘的是7月18日前后的不眠之夜。当天，基地二楼的主控室大厅里挤满了各单位的领导，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的记者们。随着温度、压力、堆功率仪表盘指针的跳动，大家问这问那忙个不停。
随着调试阶段关键性的提升功率时间的延长，堆功率指针移动的快慢牵扯着“〇九”工程设计者的心，也牵动着周恩来总理的心。设计者决心将周总理为“〇九”试验制定的十六字方针——“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作为大家的行动指南。
反应堆启动过程中需要收集大厅上层放射性实验室里放射性本底的累积资料。为此，检测仪器必须每隔一小时测量一次，人不能休息。但仪器热了，烫手，会乱计数，必须停半小时散散热；人热了，着急，汗水向眼里流，更难受。这就是四川七月的特点，那时电扇都没有啊！
经过6848厂数千名职工和海军指战员及“〇九”设计人员的共同奋战，第一艘核潜艇终于在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主席77岁大寿这天胜利下水、举行庆典了！
中国人独立自主设计、建造出的第一艘核潜艇，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具有第二次核打击力量的国家。
（作者亲历了中国第一次<1964年10月16日>、第二次<1965年5月14日>原子弹爆炸试验，参与研究设计了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参与完成了我国1982年《091》大检修时的在役检查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