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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25日下午及9月26日全天，主题为“雕塑与传播”的第十六届中国雕塑论坛在北京华膳园隆重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主办，《雕塑》杂志社及北京国粹苑国际文化创意基地承办。60余位提交论文的国内外理论家、文化学者、雕塑家、企业家等出席会议，从传播学、媒介及技术拓展对雕塑本体发展的影响、公共艺术与传播等角度展开激烈讨论，并分别举办了“雕塑加工制造行业的良性建构与发展座谈会”及“从城市雕塑到公共艺术——城市文化环境发展研讨会”。93岁的王熙民先生，这位曾任中央美院教授的留法雕塑家，也兴致盎然地参加了论坛，并力赞论坛水准相比最初创办之时大有提高。
相比以往论坛，本次活动有更多的国外学者和国内文化学者的参与。多年来，组委会一直期望“中国雕塑论坛”的视角更加宽泛而综合，探讨更为深入而切实，但专业领域之间的壁垒总是森严而坚实，雕塑理论的建设更多处于一种自我满足的状态。随着中国雕塑论坛对“泛·雕塑”“融合·方向”“艺术与文化消费”一系列拓展性的主题展开讨论，雕塑在当代语境中的尴尬与重构的状态越来越被认识到，一种对于跨领域和跨学科的需求也在实践中自然生长着。“雕塑与传播”主题的确定，也正是这种需求在理论层面的进一步反映。
《雕塑》杂志社社长范伟民先生在论坛主题陈词中认为，在当下这个大众传媒及其发达的时代，传播几乎无孔不入，这是所有人都回避不了的事实。媒介作为技术手段或载体甚至直接改变了雕塑的呈现方式，事实上，人类历史上每一次传播技术的改善或新媒介的出现都极大地拓展了视觉艺术生存的空间，也丰富了视觉艺术的表现力；另一方面，传播作为沟通方式既为创作提供了极大的信息资源，也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信息权力。探讨“雕塑与传播”，其意在于更好地明晰雕塑艺术与时代之间的内在关系，并探求雕塑与传播之间良好互动的策略与前景。
此次论坛来稿的基本方向可分为六类：从艺术史角度对雕塑传播进行个案研究、传播发展和技术进步对雕塑本体发展的积极影响，传播对雕塑发展的负面作用，城市雕塑建设与文化传播，公共艺术、大众美育与传播，雕塑市场与大众传播。组委会从来稿中精心遴选了十余篇角度各异的国内外稿件，邀请作者准备幻灯片在大会中进行重点演讲。大会首先进行论文宣读及讨论。
·角度和宽度的拓展——传播对于雕塑的深刻影响·
9月25日下午的会议由孙振华博士主持。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张浩达首先以宽广而新颖的视角展开了精彩的演讲，从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了“雕塑功能与内容信息传播的扩展”。他提出，20世纪之前的雕塑实质上是以内容为主体，意在传播信仰；而进入20世纪以来，现代思潮的语境亦带来了对信仰的反思，人们试图回归到自己所在的社会生活中，通过艺术创造探寻生活的意义；装置艺术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极大地拓展了雕塑的内容与载体，而新媒体艺术借力新技术，在“主观艺术”与“混淆艺术边界”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也更为宽广。张教授还引证了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理论，认为传统意义上的艺术主体、艺术载体和艺术信息正在不断交互变换着它们的角色，载体也可以是主体。
北方工业大学副教授乔迁关于“自由女神像在传播中的语境转换和价值生成”一文以其争议性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讨论。乔迁剖析了美国政府如何通过各种传播手段使“自由女神像”成为国家精神和价值观的代表或者说成为一种国家图腾的过程。但是，“自由女神像是否被所有美国人认可”或者说“美国是否代表了自由精神”首先受到了参会者们的质疑；“自由女神像”本身作为雕塑作品的艺术价值也受到了不少艺术家的质疑。孙振华博士认为，这个话题有两个角度，一个是纯技术的角度，就是传播。美国有强大的传播机器，他把别人送来的礼物（自由女神像）不断传播，最后成为不可回避的事实；同时还有一个价值的角度，但这个美国精神，恰好是好多人都不同意的。这恰恰提示了一个问题：作为一个艺术家，尤其是一个公共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究竟是考虑政治利益的因素，还是批判立场？这是非常具有现实性的问题。
事实上，西华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杨晓见的演讲《默不做声的雕塑》正直指了这个问题。他以诗化而犀利的言辞呼唤传播遮蔽之下的艺术良心和艺术家的本体立场。四川美院雕塑系系主任焦兴涛的论文《被传播的雕塑》同样站在了批判的立场之上。他在文章中嘲讽了当代雕塑的图像化倾向和艳俗倾向。他认为，为了适应图像传播方式，当代雕塑逐渐对自身概念定义中的一些部分（如空间、体积、质感）进行某种程度的消解，以吸取图像的视觉经验，满足视觉快感。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史论系教授于洋则以“公共艺术传播”为核心点，探讨了公共艺术的概念以及公共艺术传播的有效性问题。他还特别提出了“网络公共艺术时代”的预见——因为进入网络传媒时代以来，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呈现出一种非对立性的崭新形态；互联网则为一切公共领域的讨论与表达提供了这样一种技术可能性；虚拟的网络传媒空间已经成为了另一个崭新的公共空间和充满活力的意见领域。
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滕小松的演讲内容独辟蹊径，他以《雕塑》杂志15年的发展史为研究对象，剖析其在建构当代中国雕塑史方面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将其言行总结为五点，分别是：包火之纸——雕塑明星的升腾；介入之疗——雕塑产业的激活；学院之和——雕塑教育的优化；自由之思——雕塑史论的推进；纳新之窗——雕塑交流的拓展。他从媒介的视角切入艺术史研究之中，为构建当代中国雕塑的理论体系作出基本的梳理。
企业家张宝贵则从自身的切实收益出发，阐述了传播对于雕塑市场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这些年来，他通过参加艺博会、文博会等展览、一些行业会议以及媒体的宣传，向建筑师和雕塑家有效地推广了人造石这种环保材料。“传播”成为宝贵石艺蒸蒸日上的良好助推力。
对于这个半天的会议，王熙民先生虽然已经是耄耋之年，仍然保持着相当的激情和敏捷，他非常认真地倾听了宣讲的论文，并提出自己的见解，掀起了论坛的一个高潮。评论家黄丹麾更是一个“问题分子”，将学术争鸣的氛围渲染得非常热烈。经常参加会议的孙振华博士也笑言道：“今天的会还是挺有意思的，大家一下午没有在这里白待。以前开会我发现经常有参会者来来去去，今天却非常少。”
孙博士认为，这里的演讲形成了三个有趣的比照。张浩达与于洋都是从跨界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前者从传播学出发，后者则引用文艺学的角度；而乔迁与滕小松的演讲，前者从作品谈传播过程，后者从传播载体谈内容；杨晓见与张宝贵的比照之处，在于前者强调艺术的纯粹性，秉持相对精英主义的立场，后者从边缘化的立场，更综合、多角度地看雕塑。这些综合而多元的探讨充分展示了雕塑界思维角度和宽度的拓展，也提示了雕塑未来发展的诸多可能。
···作为传播与沟通桥梁的公共艺术···
9月26日上午的会议由张浩达教授主持。为了与当天下午的“从城市雕塑到公共艺术——城市文化环境发展研讨会”进行衔接，这个半天的演讲内容主要从公共性的角度探讨公共艺术与传播之间的关系。
韩国造型设计学会秘书长边清子（Byun Chungja）例举了非常充实的图片资料，呈现韩国公共艺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表面的装饰走向真正意义上的深入的发展历程。她认为，艺术从一开始便是不同于语言的一种传播方式，只是在近代形成的艺术的新观念中，它逐渐脱离社会的其他领域而获得“自治”，开始遵循“为艺术而艺术”的信条，致力于摒除原有内容而仅仅追求“美”的正式探索。由于作为交流基础的理解和共识会破坏艺术的“独立性”，艺术本身越来越孤立，完全地从社会分离了出去。随着对现代主义的批判性反思和社会领域中的“文化融合”现象的产生，探讨艺术中的传播问题重新成为一个课题，这也是“公共艺术”的重要课题。
相比以往论坛，本次活动有更多的国外学者和国内文化学者的参与。多年来，组委会一直期望“中国雕塑论坛”的视角更加宽泛而综合，探讨更为深入而切实，但专业领域之间的壁垒总是森严而坚实，雕塑理论的建设更多处于一种自我满足的状态。随着中国雕塑论坛对“泛·雕塑”“融合·方向”“艺术与文化消费”一系列拓展性的主题展开讨论，雕塑在当代语境中的尴尬与重构的状态越来越被认识到，一种对于跨领域和跨学科的需求也在实践中自然生长着。“雕塑与传播”主题的确定，也正是这种需求在理论层面的进一步反映。
《雕塑》杂志社社长范伟民先生在论坛主题陈词中认为，在当下这个大众传媒及其发达的时代，传播几乎无孔不入，这是所有人都回避不了的事实。媒介作为技术手段或载体甚至直接改变了雕塑的呈现方式，事实上，人类历史上每一次传播技术的改善或新媒介的出现都极大地拓展了视觉艺术生存的空间，也丰富了视觉艺术的表现力；另一方面，传播作为沟通方式既为创作提供了极大的信息资源，也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信息权力。探讨“雕塑与传播”，其意在于更好地明晰雕塑艺术与时代之间的内在关系，并探求雕塑与传播之间良好互动的策略与前景。
此次论坛来稿的基本方向可分为六类：从艺术史角度对雕塑传播进行个案研究、传播发展和技术进步对雕塑本体发展的积极影响，传播对雕塑发展的负面作用，城市雕塑建设与文化传播，公共艺术、大众美育与传播，雕塑市场与大众传播。组委会从来稿中精心遴选了十余篇角度各异的国内外稿件，邀请作者准备幻灯片在大会中进行重点演讲。大会首先进行论文宣读及讨论。
·角度和宽度的拓展——传播对于雕塑的深刻影响·
9月25日下午的会议由孙振华博士主持。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张浩达首先以宽广而新颖的视角展开了精彩的演讲，从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了“雕塑功能与内容信息传播的扩展”。他提出，20世纪之前的雕塑实质上是以内容为主体，意在传播信仰；而进入20世纪以来，现代思潮的语境亦带来了对信仰的反思，人们试图回归到自己所在的社会生活中，通过艺术创造探寻生活的意义；装置艺术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极大地拓展了雕塑的内容与载体，而新媒体艺术借力新技术，在“主观艺术”与“混淆艺术边界”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也更为宽广。张教授还引证了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理论，认为传统意义上的艺术主体、艺术载体和艺术信息正在不断交互变换着它们的角色，载体也可以是主体。
北方工业大学副教授乔迁关于“自由女神像在传播中的语境转换和价值生成”一文以其争议性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讨论。乔迁剖析了美国政府如何通过各种传播手段使“自由女神像”成为国家精神和价值观的代表或者说成为一种国家图腾的过程。但是，“自由女神像是否被所有美国人认可”或者说“美国是否代表了自由精神”首先受到了参会者们的质疑；“自由女神像”本身作为雕塑作品的艺术价值也受到了不少艺术家的质疑。孙振华博士认为，这个话题有两个角度，一个是纯技术的角度，就是传播。美国有强大的传播机器，他把别人送来的礼物（自由女神像）不断传播，最后成为不可回避的事实；同时还有一个价值的角度，但这个美国精神，恰好是好多人都不同意的。这恰恰提示了一个问题：作为一个艺术家，尤其是一个公共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究竟是考虑政治利益的因素，还是批判立场？这是非常具有现实性的问题。
事实上，西华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杨晓见的演讲《默不做声的雕塑》正直指了这个问题。他以诗化而犀利的言辞呼唤传播遮蔽之下的艺术良心和艺术家的本体立场。四川美院雕塑系系主任焦兴涛的论文《被传播的雕塑》同样站在了批判的立场之上。他在文章中嘲讽了当代雕塑的图像化倾向和艳俗倾向。他认为，为了适应图像传播方式，当代雕塑逐渐对自身概念定义中的一些部分（如空间、体积、质感）进行某种程度的消解，以吸取图像的视觉经验，满足视觉快感。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史论系教授于洋则以“公共艺术传播”为核心点，探讨了公共艺术的概念以及公共艺术传播的有效性问题。他还特别提出了“网络公共艺术时代”的预见——因为进入网络传媒时代以来，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呈现出一种非对立性的崭新形态；互联网则为一切公共领域的讨论与表达提供了这样一种技术可能性；虚拟的网络传媒空间已经成为了另一个崭新的公共空间和充满活力的意见领域。
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滕小松的演讲内容独辟蹊径，他以《雕塑》杂志15年的发展史为研究对象，剖析其在建构当代中国雕塑史方面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将其言行总结为五点，分别是：包火之纸——雕塑明星的升腾；介入之疗——雕塑产业的激活；学院之和——雕塑教育的优化；自由之思——雕塑史论的推进；纳新之窗——雕塑交流的拓展。他从媒介的视角切入艺术史研究之中，为构建当代中国雕塑的理论体系作出基本的梳理。
企业家张宝贵则从自身的切实收益出发，阐述了传播对于雕塑市场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这些年来，他通过参加艺博会、文博会等展览、一些行业会议以及媒体的宣传，向建筑师和雕塑家有效地推广了人造石这种环保材料。“传播”成为宝贵石艺蒸蒸日上的良好助推力。
对于这个半天的会议，王熙民先生虽然已经是耄耋之年，仍然保持着相当的激情和敏捷，他非常认真地倾听了宣讲的论文，并提出自己的见解，掀起了论坛的一个高潮。评论家黄丹麾更是一个“问题分子”，将学术争鸣的氛围渲染得非常热烈。经常参加会议的孙振华博士也笑言道：“今天的会还是挺有意思的，大家一下午没有在这里白待。以前开会我发现经常有参会者来来去去，今天却非常少。”
孙博士认为，这里的演讲形成了三个有趣的比照。张浩达与于洋都是从跨界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前者从传播学出发，后者则引用文艺学的角度；而乔迁与滕小松的演讲，前者从作品谈传播过程，后者从传播载体谈内容；杨晓见与张宝贵的比照之处，在于前者强调艺术的纯粹性，秉持相对精英主义的立场，后者从边缘化的立场，更综合、多角度地看雕塑。这些综合而多元的探讨充分展示了雕塑界思维角度和宽度的拓展，也提示了雕塑未来发展的诸多可能。
···作为传播与沟通桥梁的公共艺术···
9月26日上午的会议由张浩达教授主持。为了与当天下午的“从城市雕塑到公共艺术——城市文化环境发展研讨会”进行衔接，这个半天的演讲内容主要从公共性的角度探讨公共艺术与传播之间的关系。
韩国造型设计学会秘书长边清子（Byun Chungja）例举了非常充实的图片资料，呈现韩国公共艺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表面的装饰走向真正意义上的深入的发展历程。她认为，艺术从一开始便是不同于语言的一种传播方式，只是在近代形成的艺术的新观念中，它逐渐脱离社会的其他领域而获得“自治”，开始遵循“为艺术而艺术”的信条，致力于摒除原有内容而仅仅追求“美”的正式探索。由于作为交流基础的理解和共识会破坏艺术的“独立性”，艺术本身越来越孤立，完全地从社会分离了出去。随着对现代主义的批判性反思和社会领域中的“文化融合”现象的产生，探讨艺术中的传播问题重新成为一个课题，这也是“公共艺术”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