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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县府负责同志：
我这次奉上级派到本区岳僚乡（今属北滘镇）水口村（今顺德北滘水口村）搞中心工作，在工作中碰巧发现该村有一户是革命烈士之家，因该烈士是早年为革命事业而牺牲了的，因年代久远，久已为人忘却。……我在下访与农民兄弟闲谈时，适逢张基础的母亲亦在场，在获悉我是七区人后，即以久记在心的地址提出问我知否有这个地方。在我回答她那正是我家的地址之后，她喜出望外，与我攀谈下去，问其子的消息下落。我这时始知张基础同志是水口村人，还有老母亲活着。而她对儿子已经在廿多年前为革命而牺牲还是茫然不知。此事可以說是“十分凑巧”之事，如果这次不是被派来该村工作的话，恐怕张烈士的生平革命事迹将继续长期湮没！……
薛耀长
1954年1月19日
《上报顺德县政府领导的信》的作者薛耀长，是1927年时任中共番顺特委书记薛耀英的胞弟。他当时是顺德县委农村工作干部。他家是大革命时期中共顺德县委的秘密联络点。薛耀长的这封信，连同1928年时任中共番顺特委常委、分管组织和机密工作的何秋如的证明材料，一起封存在中共顺德区委档案机要室内沉寂了60多年，去年才被我们在调查时调出发现。看到证明材料，我们深深被张基础烈士为革命奋斗献身的精神而感动，并且对建党初期广东省革命英烈的经历和光辉形象有了比较丰富的认识。
据《顺德县革命烈士名录》等史料记载：张基础，原名张茂洪，顺德北滘镇水口村人，1901年出生，1919年参加革命工作，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秘密组织工作。参加了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等，曾任省港大罢工工人纠察队干部，中共广东省委特派员。1928年8月在顺德陈村不幸被捕，12月8日被敌人杀害，英勇就义于广州东较场臭岗（今红花岗）。
几年前，我们从烈士家属那里看到一张毛泽东主席于1954年签发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证明张基础是我党早期革命英烈，但关于他的革命事迹只有上述不到200字的简述。为还原革命英烈的经历，我们奔走于广州、佛山、顺德、番禺等地，拜访党史研究部门和省总工会、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一点一滴地查找翻阅相关史实资料。去年在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及顺德档案馆等相关同志的热心帮助下，终于找到了薛耀长、何秋如的亲笔证明材料及当年在张基础领导下开展工作的中共顺德县委委员胡志刚的遗稿手迹，张基础烈士从事革命斗争的形象慢慢鲜活起来。
二
据薛耀长给顺德县委的信介绍，张基础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由于是家中长子，读了五年私塾就被迫辍学，18岁离开家乡，“先后在乐从圩鸿昌机器厂及广州河南洲头咀祥利机器厂当学徒，其后又被厂方调往香港祥利机器厂工作，是香港洋务工人，在大革命时期曾参与了共产党人苏兆征领导的香港工人大罢工和随后的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运动”。
时任中共顺德县委常委陈叙伦回忆：“（张基础）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省港大罢工工人纠察队队长，在广州西区工作时率部参加了当时平定广州商团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四牌楼战斗。”据何秋如1954年1月22日给中共顺德县委的证明材料记载：“（张基础）在广州市省港罢工委员会西区工作时正值1927年4月15日蒋匪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工农群众，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罢工工人宿舍勒令解散。当时，张基础同志在党的领导下仍然潜伏广州市西区工作，直到广州起义失败。他与敌人搏斗血战，用先烈的遗体掩盖逃生，后来跑到香港找到了党的组织——省委。”
众所周知，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反革命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广东，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扑灭革命烈火，实施“宁可杀错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血腥镇压。在这极其险恶的环境下，张基础冒着随时被捕杀的危险，经历千辛万苦到香港寻找组织，主动归队，向组织报到，接受新任务，这是何等坚定的革命意志和理想信念，何等崇高的革命情怀！
1928年春，张基础接受省委派遣，以中共广东省委特派员身份到顺德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工农运动，并被安排住在薛广恩（薛耀英的父亲）的家中。薛广恩是广州协同和机器厂创办人、爱国民族资本实业家薛广森的胞弟。在这里，张基础利用这一环境掩护开展革命工作。薛耀英的胞弟薛耀长那时虽年少，但亲眼看到过张基础在家中出入。
早在省港大罢工期间，作为家中长子的张基础已25岁，在父母的多次催促下，经组织批准曾回家乡成婚，但仅停留了三天，又返回广州从事革命工作。1928年，他在险恶环境下被派遣回顺德从事秘密工作，但因革命需要也很少回家。所以，1928年8月被捕牺牲一事，家中亲人全然不知。其妻子1945年以为抗战胜利了，丈夫也该回来了，却望穿秋水，“误几回、天际识归舟”。新中国成立后，70多岁老母亲日夜思念的儿子还是杳无音信，生死未卜。新中国成立前也不敢向外人问及，当年的张茂洪（张基础在家乡的名字）也早被村民忘却，更遑论张基础了。老母亲日夜想念儿子，虽大字未识一个，却把儿子告诉她的有急事可寄信的地址一清二楚地记了26年！要不是薛耀长新中国成立初被调派当地工作，恐怕张基础烈士的平生革命事迹将长期凐没。
三
据梅岭松《在严酷的岁月里》一文记载：“张基础到顺德工作之初，正是广州起义失败后，顺德农村革命陷入低潮。省委特派员张基础和广州市委书记李公侠同志到顺德后，曾进行过一系列的重组革命机构的工作;他们重新组织和健全了中共顺德县委，作出了联系革命骨干，秘密组织农会，建立农民赤卫军，准备策动夏收起义的决定。会后，张基础同志深入顺德各区，与薛耀英、陈叙伦、胡志刚等同志进行个别联系，以推动全县工作的开展。”
胡志刚回忆说：“1928年2月省委为加强顺德领导工作，另派张基础同志领导。张到七区后，经常到我处。……我亦从1928年2月被介绍到龙江郊外潮源坊叶家庄设立私塾，掩护我党的地下工作。我在潮源坊教私塾时，薛耀英、张基础经常来指导工作。……我在这里首先联系了陈壁臣，培养了几名骨干，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到了5月份，由张基础通知我，调我到顺德五区新隆村以教私塾为掩护，继续地下工作。主要任务是和往日农民协会负责同志来往，重新恢复党组织。又和水藤、小涌往日农民协会干部及农民自卫军联系，把失散的共产党员、省农讲所学员等联络起来，秘密发展农民革命组织，开展农运工作，张基础同志经常来指导工作。” 按照胡志刚回忆，张基础是他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的上级单线联系人。“当时我的任务是每月将张基础同志来布置的工作及将各地斗争情况传达。特别是把以上各农民协会的情况向其（张基础）汇报。由6月至8月一共三个月时间均是这样。但自9月后，张基础同志没有到来。以上各同志纷纷来问我情况，我也不知道。直到1929年1月（私塾）散館后，我到龙江访问薛恩伯（薛耀英父亲薛广恩），才知道张基础闻说已在陈村被捕牺牲。是年，我仍在新隆教学，等候上级派人来接驳关系。直到1930年，我才离开新隆到鹤山师范去读书。这是我失去组织关系的情况。”张基础被捕，使胡志刚成了断了线的“风筝”。
经走访顺德相关部门查阅资料得知：由于得到中共广东省委的正确指导，1928年间张基础与当地党组织一起，经过艰苦细致的深入发动，番顺地区的土地革命之火很快重新燃起。他重点发动的陈村地区，根据革命形势需要，经中共广东省委批准，成立了独立于番顺特委的中共陈村市委，积极策划发动起义。革命的燎原之势再次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由于叛徒的告密，1928年8月13日，反动军警包围了中共陈村市委秘密据点聚龙沙更楼高全家，将正在开会研究工作的省委特派员张基础连同其他四名共产党员逮捕，并立即把张基础连夜押解广州卫戍司令部。虽遭敌人刑讯逼供，但张基础“自被捕到就义，终始不吐露党的机密，不出卖同志，充分表现出对党忠心耿耿，对敌人英勇不屈的革命英雄气概”。
据当时的中共顺德县委地下交通员梁棉回忆：党组织曾通过打入内线的人员想方设法营救张基础，但敌人知道张基础的情况及分量价值，不予保释。得知行刑日期后，中共顺德县委派梁棉亲临广州，见证了张基础为革命英勇牺牲的壮举。“以凛然正气，就义于广州东较场臭岗，时年仅二十八岁;张基础烈士为党而英勇捐躯的大无畏精神，可光照后代，永垂不朽！”
四
在这里，顺便就张基础参加革命后将原名张茂洪改为张基础这个名字，谈一点笔者的看法：
张基础参加革命后，由于长期从事党的秘密组织工作，为了便于隐藏，估计使用过不少化名。“张基础”这个名字，应该是他在革命组织登记时的正式用名。
从取名“张基础”来分析，可认为他从投身革命，入党宣誓的那一天开始，就有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奋勇筑基的志向，甚至为党的事业而不惜献身，以自己血肉之躯为之奠定基础的革命抱负。
笔者查过《辞源》《辞海》中“基础”一词，我国古代没有这个词。“基础”一词最早见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外来翻译文章或著作中。《辞海》解释其意为：“泛指事物发展的根本或起点。”如物质基础、经济基础、理论基础、思想基础、建筑基础、基础知识、基础部等。故用“基础”一词命名，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件很时髦的事，要么是他的革命引路人给他起的名，要么是他参加革命组织时改名为“基础”，以表明自己的革命理想与抱负。
张基础烈士以血肉之躯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事业奠下一份基础。他投身革命后，在党的英明指引下和自身的奋斗中，树立了崇高的革命理想，并逐步认识到自身的解放只有在阶级解放的基础上，小家的幸福也只有在国家的富强繁荣基础上才能取得，故取名“基础”。这种思想基础与人生境界的升华，指导他从自发行动变成为这个崇高理想而奋斗献身的自觉行动。
（参与资料搜集的有严建强、张秉贤、张国权、颜细炳、陈炳章等，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