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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湖北人，首先想到的是他们说话的腔调。那发声的重浊，尾音的冗长，特别是腔调的高下跌宕，令人闻其声便觉得他们说的话是毋庸置疑、不可辩驳，并且必须遵照执行的。湖北话最适宜作报告，发命令，那真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很难想象，一个湖北少女在谈恋爱时，会用湖北话来表示卿卿我我的感情。
那一年我是坐火车从郑州到武汉的。我住在江边的一家宾馆里。那里的服务很好，客房里很清洁，街头的热干面也很香辣，但听到到处都是雄辩的武汉话，我便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我不能不对武汉人敬畏三分，并想到历史加在他们头上的桂冠——“九头鸟”。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句话不知流传多少代了。谁也没有见过“九头鸟”是什么模样，但它却使湖北人先声夺人地具有了一种威严的形象。
林语堂在《北方与南方》中说到过中国南北的一些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风气。他谈到北方人的质朴和艰苦，南方人的世故和精明，广东人的冒险精神，湖南人的勇武传统，以及河南的拳匪，山东的大盗，等等。关于“湖北九头鸟”，他说：
在汉口的南北，所谓华中地区，是信誓旦旦却又喜欢搞点阴谋的湖北人，被其他省市的人称作“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因为他们从不服输，他们认为辣椒要放在油里炸一下，否则还不够辣，不好吃。
湖北人强悍的一面，多少有些令人不快。但是他们也有热情的一面，似乎又很讨人喜欢。贾平凹有一篇《白浪街》的文章，说的是陕西、河南、湖北三省相交的一个叫荆紫关的地方，有一条小小的白浪街，街上住着三省的人。这三省的人，各有各的容貌，各有各的声音，各有各的商店。陕西人老实本分，拙于口才，忠厚传家。河南人吃苦耐劳，狡狯能干，四海为家。湖北人呢——
湖北人在这里人数最多，“天有九头鸟，地有湖北佬”，他们待人和气，处事机灵。所开的饭店餐具干净，桌椅整洁，即使家境再穷，那男人卫生帽一定是雪白雪白，那女人的头上一定是丝纹不乱。若是有客稍稍在门口向里一张望，就热情出迎，介绍饭菜，帮拿行李，你不得不进去吃喝，似乎你不是来给他“送”钱的，倒是来享他的福的。
贾平凹描写道，你在一张八仙桌前坐下，先喝茶，再吸烟，问起这白浪街的历史，他就一边叮叮咣咣刀随案板响，一边说了三朝，道了五代。你又问起这街上人家，他会说了东头李家是几个男几口女，讲了西头刘家有几只鸡几头猪；忍不住又自夸这里男人义气，女人好看。或许一声呐喊，对门的窗子里就探出一个俊脸儿，说是其姐在县上剧团，其妹的照片在县照相馆橱窗里放大了尺二，说这姑娘好不，应声好，就说这姑娘从不刷牙，牙比玉白，长年下田，腰身细软。你要问起这儿特产，他就更是天花乱坠，说这里的火纸，吃水烟一吹就着；说这里的磁盘从汉口运来，光洁如玻璃片，结实得落地不碎，就是碎了，碎片儿刮汗毛比刀子还利；说这里的老鼠药特有功效，小老鼠吃了顺地倒，大老鼠吃了跳三跳，末了还是顺地倒。说的时候就拿出货来，当场推销。一顿饭毕，客人饱肚满载而去，桌面上就留下七元八元的。主人一边端着残茶出来顺门泼了，一边低头还在说：照看不好，包涵包涵。贾平凹说，湖北人的生意因他们的口才而得到了扩张。虽然他们做的不过是小本生意，但天才的演说使他们大获暴利。“似乎他们的大力丸，轻可以治痒，重可以防癌，人吃了有牛的力气，牛吃了有猪的肥膘；似乎那代售的避孕片，只要和在水里，人喝了不再多生，狗喝了不再下崽，浇麦麦不结穗，浇树树不开花。一张嘴使他们财源茂盛，财源茂盛使他们的嘴从不受亏，常常三个指头高擎饭碗，将面条高挑过鼻，沿街唏唏溜溜地吃。他们是三省之中最富有的公民。”
我很欣赏贾平凹对湖北人的这一大段描画，所以几乎全给抄了下来。湖北人的会说，会做，可爱，可恨，都在其中了。
湖北人何以被称为“九头鸟”，应该追寻一下他们的历史。
他们的祖先是楚人，楚人在周人的眼中是“蛮夷”，甚至楚国的国君也自称是“蛮夷”。但楚人有独立和图强的精神，他们虽然是“蛮夷”，却一直想称霸天下，问鼎中原。他们善于征战杀伐，又擅长浪漫幻想。他们的艺术色调瑰丽，形象奇谲，想象丰富，手法明快。他们的思想奋发向上，自由奔放，激昂慷慨，多情善变。他们刚烈耿直，不屈不饶，但又容易冲动，缺乏谋略。他们不甘寂寞，热心政治，但又刚愎自用，轻于决断。因此，成功和失败，总是像影子一样伴随着湖北人。
由此可知“九头鸟”故事的大略：这是荆楚神话传说中的神鸟，本有十首，因为周公憎恶其声，派人去驱赶猎杀。射了三箭未中后，上天派下天狗，天狗咬去其一首，故剩九首。它昼伏夜出，畏惧火光，血滴谁家，谁家遭殃。显然，“九头鸟”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吉祥之物”，而是“不祥之物”！
过去用“九头鸟”形容湖北人，无非是极言其狡黠、霸悍，这显然是一种地域与人生的歧视。但排除这种不应有的偏见，如果从好的方面来解释，那自然就是头脑灵活、敢于拼搏了。
当我写完此文时，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武汉宁静的东湖和巍峨的黄鹤楼。她们的美好和气魄，都是令我难忘的。
《浊世苍生》 韦明铧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3.2 定价：16.00元
那一年我是坐火车从郑州到武汉的。我住在江边的一家宾馆里。那里的服务很好，客房里很清洁，街头的热干面也很香辣，但听到到处都是雄辩的武汉话，我便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我不能不对武汉人敬畏三分，并想到历史加在他们头上的桂冠——“九头鸟”。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句话不知流传多少代了。谁也没有见过“九头鸟”是什么模样，但它却使湖北人先声夺人地具有了一种威严的形象。
林语堂在《北方与南方》中说到过中国南北的一些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风气。他谈到北方人的质朴和艰苦，南方人的世故和精明，广东人的冒险精神，湖南人的勇武传统，以及河南的拳匪，山东的大盗，等等。关于“湖北九头鸟”，他说：
在汉口的南北，所谓华中地区，是信誓旦旦却又喜欢搞点阴谋的湖北人，被其他省市的人称作“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因为他们从不服输，他们认为辣椒要放在油里炸一下，否则还不够辣，不好吃。
湖北人强悍的一面，多少有些令人不快。但是他们也有热情的一面，似乎又很讨人喜欢。贾平凹有一篇《白浪街》的文章，说的是陕西、河南、湖北三省相交的一个叫荆紫关的地方，有一条小小的白浪街，街上住着三省的人。这三省的人，各有各的容貌，各有各的声音，各有各的商店。陕西人老实本分，拙于口才，忠厚传家。河南人吃苦耐劳，狡狯能干，四海为家。湖北人呢——
湖北人在这里人数最多，“天有九头鸟，地有湖北佬”，他们待人和气，处事机灵。所开的饭店餐具干净，桌椅整洁，即使家境再穷，那男人卫生帽一定是雪白雪白，那女人的头上一定是丝纹不乱。若是有客稍稍在门口向里一张望，就热情出迎，介绍饭菜，帮拿行李，你不得不进去吃喝，似乎你不是来给他“送”钱的，倒是来享他的福的。
贾平凹描写道，你在一张八仙桌前坐下，先喝茶，再吸烟，问起这白浪街的历史，他就一边叮叮咣咣刀随案板响，一边说了三朝，道了五代。你又问起这街上人家，他会说了东头李家是几个男几口女，讲了西头刘家有几只鸡几头猪；忍不住又自夸这里男人义气，女人好看。或许一声呐喊，对门的窗子里就探出一个俊脸儿，说是其姐在县上剧团，其妹的照片在县照相馆橱窗里放大了尺二，说这姑娘好不，应声好，就说这姑娘从不刷牙，牙比玉白，长年下田，腰身细软。你要问起这儿特产，他就更是天花乱坠，说这里的火纸，吃水烟一吹就着；说这里的磁盘从汉口运来，光洁如玻璃片，结实得落地不碎，就是碎了，碎片儿刮汗毛比刀子还利；说这里的老鼠药特有功效，小老鼠吃了顺地倒，大老鼠吃了跳三跳，末了还是顺地倒。说的时候就拿出货来，当场推销。一顿饭毕，客人饱肚满载而去，桌面上就留下七元八元的。主人一边端着残茶出来顺门泼了，一边低头还在说：照看不好，包涵包涵。贾平凹说，湖北人的生意因他们的口才而得到了扩张。虽然他们做的不过是小本生意，但天才的演说使他们大获暴利。“似乎他们的大力丸，轻可以治痒，重可以防癌，人吃了有牛的力气，牛吃了有猪的肥膘；似乎那代售的避孕片，只要和在水里，人喝了不再多生，狗喝了不再下崽，浇麦麦不结穗，浇树树不开花。一张嘴使他们财源茂盛，财源茂盛使他们的嘴从不受亏，常常三个指头高擎饭碗，将面条高挑过鼻，沿街唏唏溜溜地吃。他们是三省之中最富有的公民。”
我很欣赏贾平凹对湖北人的这一大段描画，所以几乎全给抄了下来。湖北人的会说，会做，可爱，可恨，都在其中了。
湖北人何以被称为“九头鸟”，应该追寻一下他们的历史。
他们的祖先是楚人，楚人在周人的眼中是“蛮夷”，甚至楚国的国君也自称是“蛮夷”。但楚人有独立和图强的精神，他们虽然是“蛮夷”，却一直想称霸天下，问鼎中原。他们善于征战杀伐，又擅长浪漫幻想。他们的艺术色调瑰丽，形象奇谲，想象丰富，手法明快。他们的思想奋发向上，自由奔放，激昂慷慨，多情善变。他们刚烈耿直，不屈不饶，但又容易冲动，缺乏谋略。他们不甘寂寞，热心政治，但又刚愎自用，轻于决断。因此，成功和失败，总是像影子一样伴随着湖北人。
由此可知“九头鸟”故事的大略：这是荆楚神话传说中的神鸟，本有十首，因为周公憎恶其声，派人去驱赶猎杀。射了三箭未中后，上天派下天狗，天狗咬去其一首，故剩九首。它昼伏夜出，畏惧火光，血滴谁家，谁家遭殃。显然，“九头鸟”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吉祥之物”，而是“不祥之物”！
过去用“九头鸟”形容湖北人，无非是极言其狡黠、霸悍，这显然是一种地域与人生的歧视。但排除这种不应有的偏见，如果从好的方面来解释，那自然就是头脑灵活、敢于拼搏了。
当我写完此文时，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武汉宁静的东湖和巍峨的黄鹤楼。她们的美好和气魄，都是令我难忘的。
《浊世苍生》 韦明铧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3.2 定价：1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