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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巴金是一个作家，“把心交给读者”，是他终身的信念。
自1949年以来，老巴金没有领取过国家的工资，他一直靠稿费生活。他认为作家是由读者养活的，作家还要从读者那里汲取创作的养分，所以当然应该把心交给读者。
1936年，一位安徽的姑娘因为与后母相处不好，只身到杭州准备自杀。后来她改变主意。进了一个小庙修行，不料又被和尚纠缠。姑娘无奈，又不愿向家人求救，却以读者的身份写信给老巴金求助。当时好些朋友有疑惑。但老巴金还是约了鲁彦和靳以，专程赶赴杭州。他不得不冒充姑娘的舅父，替她付清了欠账，还替她买了到上海的车票，把她送到了真正的舅父家。那位船夫知晓全部内情，分别时很诚恳地说：“你们先生都是好人。”老巴金后来写道：“这件事在当时看来十分寻常。”
“文革”期间，老巴金受尽磨难。一天，他看到报纸上有一段消息：一个女青年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默默地看《家》，周围的人发现了，要她把书当场烧毁。当时报纸刊登这条消息是为了宣扬文革深入人心，巴金却十分激动：读者并没有忘记他，没有忘记他的作品!
1991年夏天，谭兴国先生专程从四川来到上海，看望87岁的老巴金。当时老巴金曾托他带回一个口信：在我九十岁的时候，一定回家乡看看。
三年很快过去了，老巴金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然而就在他90岁生日前夕，病魔又一次击倒了这位真诚的老人，使他不得不以医院为家。
到1996年，老巴金与病魔又抗争了一年半，在这段时间里，他完成了《巴金译文全集》的有关工作，写作了十篇《代跋》，还出版了一本新作选集《再思录》。实在动不了笔他就口述，看不了书报就请人念，他拖着病残之躯一点一点地走，决心让心中的火燃烧到生命的尽头。
那一年我在杭州陪老巴金。他每天早晨六点开始收听新闻广播，晚上则吸着氧气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临睡时他总要叮嘱一下：收音机放好了没有、电池有没有电。有时半夜两三点我被沙沙沙的电波声惊醒时，就知道躺在病床上的这位连翻身也动不了的老人又惦着什么事了。确实，老巴金牵挂的事太多了，这两年他最关心的是灾区和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他默默地做了一些事，但总有一个条件：不要宣传报道。
老巴金曾经说过自己不是文学家，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文学技巧，是有感情要倾吐，才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可是他非常珍视“作家”这个称号，他认为作家是屈原、李白、曹雪芹、鲁迅的同行，作家从事的是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同样的职业，每一个作家都应当为此骄傲、以此自豪。
当时老巴金知道我要为四川的《作家文汇》报写文介绍他的情况，非常吃力地说：你要写我生病，不能写字，走不了路，说话也没有力气……我不让他再说下去，我知道他在为不能回家乡而歉疚，而遗憾。但家乡和人民时时刻刻都在他的心中，为他所思念和牵挂。
文章写好了，我征求他的意见，他又讲了一段话，让我记下附在文后：“我经常半夜醒来，想起几十年给我厚爱的读者就无法再睡下去，我给他们的太少了!我的作品不足以报答我的读者，我还要多做一些事，用行动来答谢读者。我永远忘不了他们。”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老巴金就通知相关的出版社，将他的稿费直接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除此而外，他还向希望工程、灾区、文学基金会等捐献了大量的稿费。我在成都替他领过三次稿费，有两次是立即捐给了四川的希望工程，一次是带到上海去捐的。2003年上海办了一个老巴金的展览，我看见捐赠证书就摆了满满一柜。
他患帕金森氏症有二十多年了，写字非常艰难。笔似乎重逾千斤，有时手动不了，握着笔在纸上不停地抖，急得他用左手去拉扯右手。我看见一些废稿，写的都是“希望小学”。因为手发颤，字写得不好，他不好意思给孩子们。他想写得端正，写得有力，因为这四个字的分量很重，那是“孩子——希望”!
我保存了一张废稿，和老巴金的全集放在一起。
(作者为巴金侄外孙，并作为私人秘书在90年代伴随直至巴金病重。本文收入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老巴金》一书，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