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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翔在运动中艰难地超越自我的故事，难道不比雅典夺金那一刻更激荡人心？中国运动员眼界与心智已经开启，他们在展现远比以往丰富的体育魅力，它是整个时代进步的一帧特写。
现有的精英体育培训机制，破坏了体育应有的多样性。无论民众、学界、媒体还是体育人，一种愿望越来越清晰地彰显——体育战略必须应时而变
我们将以较多的篇幅讲述刘翔的故事，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故事。刘翔确乎是一个符号性的人物，我们指的不是他取得的运动成就——在他命运的大起大落之间，中国体育的荣耀与悲怆、负荷与挣扎，全都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呈现。
刘翔的运动生涯，尤其过去4年，很难说仅仅讲述了他自己。你能看到选手对体育的态度，公众对体育的态度，媒体对体育的态度，官员对体育的态度，况味不同，引人唏嘘。
不该承受之重
北京奥运会开始前，刘学根和吉粉花已经有3个多月没见儿子。他们“看到”刘翔的方式与其他人没有两样——通过其代言的无处不在的广告。刘翔被吉粉花形容为“国家的儿子”，他也被这个民族视作代言人。同时，作为基座的数以万计的专业运动员，虽不如刘翔那么具备象征意义，其存在的价值也是为“奥运争光计划”的高塔做一颗沙砾。
据《China Daily》等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位官员曾对孙海平说，如果刘翔在北京得不到金牌，他此前的成绩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2008年8月18日，110米栏预赛第一枪。孙海平很清楚弟子要带伤一搏，他随身携带了3份速效救心药。
后来的情节尽人皆知，整个国家为刘翔震惊。坐在鸟巢观看比赛的束一鸣描述说，广播宣布刘翔退赛，场内突然死一般寂静，之后就是一片哗然，大家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很多人当即哭起来，像是正遭遇巨大的哀伤。“好一阵子，大家都这么站着，说不上来是在等什么。直到第六组都跑完了，还是有好些人这么站着。”
在空前的错愕之后，各种谩骂、指责铺天盖地，觉得刘翔欺骗了世界。刘翔身不由己，指责他导演骗局实在不公允。事件中确实存在层层隐瞒，因为来自国人的压力太过巨大，哪一层级都不敢承担骂名，不如在刘翔伤处闭上眼睛赌一把。鸟巢的悲情一刻，实则是刘翔团队、体育官员、媒体和公众联手推动的剧情。
一个人的奥运成败成了天大的事。对于这样的场景，李宁再熟悉不过。
汉城（今韩国首尔）奥运会上，曾在洛杉矶奥运会豪取3金2银1铜的李宁颗粒无收，甚至吊环比赛出现致命失误。比赛结束后，在休息室里，中国体操队6个小伙子关了门一起痛哭，教练从过道里听得清清楚楚。
回国的飞机上，金牌选手坐在头等舱，降落之后面对鲜花与欢呼，李宁直到所有的人都下了飞机，才和跳高名将朱建华仓皇离开，躲避外面欢迎的人群。随后，颇具时代特色的谴责是避不开的，对他的批评包括谈恋爱耽误训练、动作失误居然还在微笑……
体制给李宁带来了无上的荣誉，也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洛杉矶凯旋后，他坐着敞篷的吉普车挥手进了南宁城，体操王子的光环笼罩在身上。而汉城失利后，竟有情绪过激的国人给李宁寄来了刀片和绳子——那个年代，收到类似物品的绝不止他一个人。
刘翔应该感谢社会的进步，他听到的宽慰远多于当年的体操王子，失望的民众也只是骂骂而已。
刘翔团队的助理教练曹靖在8月18日把自己灌醉了，然后大哭一场。“过去4年，我一个边缘人，都感受到压力大得难以承受，可想而知，师父和刘翔的处境。”
据报道，退赛第二天，刘学根去运动员公寓看刘翔，儿子正趴在那里接受按摩。看见爸爸进来，刘翔抬头看了一眼，又脸朝地面趴下了。刘学根没跟他说话，隔了一会儿，忽然发现儿子头下的地板湿了，眼泪正吧嗒吧嗒往下掉。
几天后，刘翔在网上碰到少年时的好友冯霖毅。刘翔称自己在家人、教练中还算心情较好的，并开玩笑说，若是硬挺下来，跟腱彻底撕裂，有可能會去参加接下来的残奥会了。
自2008年以来，刘翔在命运起伏间证明了自己内心的强大，这是优秀运动员必备的素质。无论刘翔、李宁还是一度想轻生的高敏、陈跃玲，他们最终挺了过来。
射击名宿许海峰，一辈子围着竞技、围着奥运、围着金牌转，他对这一池深水看得很透：“体育是社会政治的一种需要，过去咱们什么都没有，国际上没有一个叫得响的行业，拿块金牌的确能唤醒民族自豪感。现在经济发达了，全世界都看得到中国两个字了，一块两块金牌算什么？”
“我们的专业体育把宝都押在得金牌出成绩上，否则就一无所有，这正是我们的专业体育让人觉得可怕的地方。”中国女篮的主力后卫苗立杰深有感触地说，“许多人赌一把的心态特别不好，像我这样能出来的毕竟是少数，以后从事体育的人至少不应该把其他东西都丢了，专业体育对许多人来说其实挺痛苦的，打不出来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们被体育塑造
观摩过刘翔训练的人大多有一个印象：他不是那种表现得很刻苦的人，偶尔会在训练课偷个懒，耍个滑，甚至为是否取消一组练习而与师父孙海平讨价还价。一方面，这与刘翔内紧外松的行事风格有关，另一方面，投身漫长的专业训练带有太多被动的成分，让人如何兴奋得起来？
因为工作的关系，加油中国体育社区的创办者敖铭会接触到一些专业足球队员，许多人这样描述退役一刻的心情：简直下半辈子再也不想看见绿色了。要知道，比起枯燥的举重射击之类，足球已经算极具趣味性的项目了。
在中国，没有几个运动员是因为热爱而坚持下来。新华社知名体育记者杨明1970年代是专业撑杆跳高选手，打破过全国少年纪录，他说自己和周围伙伴搞体育的目的是逃避插队，而且“吃得饱”；而王军霞、陈跃玲持续忍受魔鬼训练的重要原因是，教练把她们因从事体育而获得的城市户口锁了起来，她们无处可逃；1992年奥运会开始，金牌运动员的奖金动辄超百万，中国的精英体育拥有了商业化的全新动力，不过在军事化的管控之下，专业训练依旧显得面目可憎。
在残酷之外，体育还是赋予了从事它的人们一些珍贵的品质，比如对艰险与极限的挑战，比如超常的勇敢与坚忍。 网络上到处是恶意的诋毁，多家赞助商终止了合同，这些伤害是否让刘翔更多感受到世态炎凉？尽管经历了不止一次的内心挣扎，他似乎注定不是那种会在此际放弃的人。
读小学的时候，专项跳高的刘翔在短跑上也小有名气，一个练短跑的孩子提出和刘翔比试一场。两个人从起跑到途中跑一直难分高下，而冲刺的最后一刻，对手有意放慢了速度——终点不远处有一道墙，冲刺过猛会有危险——刘翔却没有减速，为赢得比赛撞得头破血流，而他的第一反应是昂首宣布“我赢了！”
在好友張玮看来，这种不服输的劲头是一种天性。“如果不做运动员，马上可以享受最安逸的生活，但是他还是选择几乎没有任何娱乐的生活。他其实耗费了大好的光阴——我就是想证明自己。那我觉得，应该还是值得为他鼓掌的。”
动手术还是保守治疗，决定终归要由刘翔自己做出。刘翔原本很排斥手术。他从小到大没开过刀，何况中国有中医的保守方案。在美国转了一圈，他认识到不开刀确实治不好，而开刀的风险也没那么高。无论怎样，他还想跑下去。
当然，没有人清楚他的运动水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包括孙海平。像刘翔这种靠脚踝力气吃饭的，太多人的伤病先例表明，再回到巅峰状态近乎奢望。
手术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张玮去美国探望，难得地见到一个轻松的刘翔，在美国除了养伤复检，就是逛街、吃饭、买东西。
张玮去做客的那个下午，公寓房间里悄然无声，孙海平在网上下棋，刘翔就坐在桌子边拼高达。刘翔后来告诉好友冬日娜，他很享受在美国康复的日子。公寓后面有一条河，刘翔喜欢这里的安宁，有时候可以坐在河边对着野鸭子发呆。
张玮相信，康复训练开始后，退役这个念头肯定又在刘翔脑海中划过。那是一段意外艰难的时日，没想到康复治疗的强度会那么大，而且也要牵扯伤处，非常痛。刘翔怀疑自己能不能完成康复治疗，而付出那么大代价，受这么多苦，是不是值得？
那种特殊的高强度，刘翔的队友史冬鹏也尝试过，觉得自己撑不下来，有伤在身的刘翔时常在训练中呲牙裂嘴作万分痛苦状，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他挺住了。
雅典奥运会之后，刘翔把自己的网名改为“超级身不由己”。如果说，2008年8月之前这是他命运的真实写照，那么之后的故事，意蕴更为丰富，刘翔不再只是夺牌机器，他也要与绝境抗衡，他需要向死而生。
2009年9月20日，刘翔复出，13秒15的成绩几乎超出所有人预期。舆论风头瞬间改变，一面倒地赞誉“王者归来”。
28岁，对于田径项目上的黄种人而言，能维持运动生命已属不易，刘翔却启动了一项重大技术改进，把起跑后的八步上栏改为七步，这相当于颠覆延续了十几年、几乎成为下意识的技术动作。“如果他跑八步的话，可以拼到13秒05甚至03、02，但要想再进一步，比如跑进12秒9，他觉得再凭老的技术，可能就吃力了。”在张玮看来，这就像是否开刀一样面临风险，但刘翔很决绝，他想要的是突破那个最好的自己。
八改七之后的第一战，刘翔获得国际田联钻石联赛的冠军，今年更是在超风速的情况下平了12秒87的世界纪录。
经历过大喜大悲的刘翔，也更多地体现体育精神的包容与友善。大邱田径世锦赛属于奥运会之外最重要的赛事，决赛冲刺的一刹那，头号对手罗伯斯横向挥动手臂触碰到刘翔，一个很难判定有意还是无意的动作，使得刘翔失去重心而丢掉几乎到手的冠军。在赛后的第一时间及随后接受采访时，刘翔都认为罗伯斯是无意的，看上去毫无怨尤。假如是一个一心争胜以求自我证明的人，很难有如此大度的表现。
挑战伤病，挑战畏惧，挑战新技术，自我激励，摒弃狭隘的胜负观，这是4年里刘翔的故事，难道不比一飞冲天的雅典奇迹更激荡人心？体育评论人苏葭曾判断刘翔会挺到广州亚运会，带着一个很烂的成绩退役——这也接近绝大多数人的想法——到了2012年，刘翔达到的高度让苏葭肃然起敬，“刘翔已经无需证明自己了，当然，如果在伦敦拿到金牌，他将永恒。”
残酷的体育体制有时会压抑人，扭曲人，但是体育本身的力量，还是可以塑造人。一代一代中国选手如刘翔一样，在近乎磨难的专业训练中，与从事的项目爱恨交织，并实现着自我成长。
在运动的世界反思
刘翔在体校期间最好的朋友冯霖毅，很早就结束了专业训练，后来考入华东政法大学，还拿到律师证。冯霖毅曾在一本纪实体小说里回忆自己与伙伴在体校的无知与张狂，他不认为那是一种对成长有益的环境，很庆幸自己早早逃离。
杨明的专业训练从16岁延续到23岁，他说自己最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体育了。在北京的一次比赛中，杨明摔成脑震荡，只得退役。他坚决不再搞体育，将来也不让自己孩子搞体育，考取北师大的他否定了攻读体育系的可能，选择了英语专业。
在杨明看来，精英培养体制的淘汰率极高，周围队友几乎都是黯然伤退。那时的训练毫无科学性，大家都认为成绩不好就是因为没练够，“尿血都不懂，就是傻练，累得睡不着觉”。
因为没有一技之长，退役运动员虽然基本都包分配，但大多是最底层的简单劳动。在北京先农坛体校，看大门看自行车棚的，不乏亚洲冠军、全国冠军。
大学毕业后，杨明又阴差阳错地在新华社开始从事体育报道。1998至2000年他被派驻华盛顿，在美国亲身感受到职业体育和大众健身各自的活力，开始了对中国体育体制的反思。他发现中国的运动队管理模式延续到现在，差不多四十年了，“基本没变，基本没变”。
2008年前后杨明思考得更多了。看了揭露国际奥委会内幕的《五环贵族》一书，结合自己采访的所见所闻，他对于把奥林匹克神圣化这件事情也心中存疑。奥运会不过就是一个体育庙会，为什么被我们拔高到那个地位？为什么国际奥委会高官会受到元首级的款待？我们是否在享受体育？
无论退役的还是现役的运动员，眼界打开后，一直没有停止对自己从事事业的意义的追问，没有放弃对体育真义的思索。
CCTV著名主持人、节目制片人张斌在工作中会接触大量的优秀运动员，能感觉到他们对运动的感情很复杂，竞技体育既成就了他们，又让他们丧失其他机会。 苗立杰接触过许多国外优秀运动员，也闯荡过美国女子职业篮球联赛WNBA，在西方见识了发达的职业体育，从运动员的身份上看，她发现职业和非职业的界限反而不是那么清晰，比如美国女篮后卫劳森，是WNBA的职业球员，同时又是一名教师，联赛休赛期间她就会出现在讲台上。“在美国人的观念里，体育作为一种娱乐或者人生享受，不会被当成一种谋生手段，强制自己从事不喜欢的项目。”
苗立杰认为中国运动员也相当于一种职业化，全部由国家包办，思想要管、生活也要管，约束比较大，而国外则是另一种职业化，运动员都靠个人的自觉，训练的时候听从教练的安排，个人生活自己做主，令人羡慕。
射击运动员许艳华回忆说：“1990年参加亚运会的时候，就发现人家是业余选手，他们都有职业。”
现实的差距让许艳华反思：人家把体育当作一种爱好，至多是第二职业，从事运动是出于热爱，是娱乐，而我们把体育当作生存的方式，从心态上就没有人家放松，心理上就先输给人家一截。
2012年年初，天王级羽球选手林丹在明知自己仅仅是提名而非获奖的情况下，远赴英国出席了被称为“体坛奥斯卡”的劳伦斯奖颁奖典礼。他此行的目的是长长见识。归来后林丹对记者表示：“感慨万千。只有参与过才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国际舞台。我们的传统优势项目有些并不具备全球性，可能别人承认你是世界冠军，也承认中国体育很棒，但并不代表我们身处最抢眼的位置上。”
早在一年前，林丹已经受过一次“刺激”，那时李娜先后夺得澳网亚军和法网冠军，属于真正的国际舞台，职业体育的个人最高荣誉，而李娜体现出的“国际范儿”更是令世界刮目相看。林丹向CCTV主持人张斌求教：我有没有“单飞”的可能？张斌觉得羽毛球还不够职业化，否定了林丹的想法，不过他从中感受到了新一代运动员在更大意义上追求自我实现的渴求。
“从某种角度讲，我们的许多传统优势项目所获的冠军的含金量可能在慢慢减少。”林丹觉得，这些项目的运动员也有着巨大的付出，其成绩却无法被更多人认可，多少让他难以接受。
民众观念悄然改变
“中国人历史上缺少（把体育融入生活）这种传统，中国人还是比较关注谁胜了谁赢了，不太在意自己是否参与了。有很多人不喜欢运动，但是到了那一天他会问谁赢了，这样的运动一点都没有意思。”这是李宁对中国人运动精神的反思。
北京体育大学客座教授罗宏涛去年刚刚在美国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在她看来，西方人从古希腊开始就有尊崇身体、热爱运动的传统，及至工业文明之后，体育更是成为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运动是他们感受生命的重要形式。而中国自古就把体力与脑力割裂开，而且有高下之分，因此，她也不想苛求中国人完全接纳西方人的体育观，“那不太现实”。
不过，改变还是悄然进行着，一方面，中国人渐渐不需要以某个人的竞技成绩来增强自豪感，另一方面，中国人尤其年轻一代与世界潮流的进一步融合，自然也包括接受更丰富的体育观念。
50岁的肖更生是珠海市一所高中的数学老师，他从1984年就开始随着中国的重返而关注奥运，对奥运会的感情很能代表那一代人的特征，中国选手的表现总是容易让他或激动，或沮丧，“特别是北京奥运开幕式，太震撼了。想到是中国办的就觉得特别自豪。”而中国首次登上金牌榜的榜首也让肖更生为之兴奋，特别骄傲。”不过，北京奥运会的辉煌之后，肖更生的态度也有所转变，“我现在比较注重比赛的观赏性，对成绩倒不是那么重视了。”
25岁的邱焱目前在北京一家公关公司工作。亚特兰大奥运会让邱焱发现，除了足球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精彩有趣的体育项目。他是受家人影响关注体育的，但兴奋点悄然转移着，看奥运会的目的，从最初的为中国选手助威，演变成欣赏各种精彩的赛事。
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邱焱开始广泛关注各种体育赛事，包括欧洲杯、世界杯、NBA、冬奥会等等。每一届奥运会他绝不错过，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全程关注。“奥运会最大的魅力就是体育本身的魅力，在体育世界里很容易让人看到奇迹，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谈到奥运的魅力所在，邱焱深有感悟。
4年前的那一届，对他来说，除了在中国举办，跟别的奥运会没有什么不同。“非要说区别的话，可能是看转播比较方便，不用倒时差。”
2008年，当时还是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大二学生的贾贝（化名）原本没打算参与奥运，由于暑期出游计划泡汤，正好又趕上奥林匹克公园招募新一批志愿者，贾贝递交了志愿者申请。
去了以后，他的最大感慨是，只有中国才能办出这种“规模”的奥运会。
目前，贾贝在英国北部的一座工业城市读研究生，巧合的是，他在那里赶上了伦敦奥运。伦敦奥运的门票销售不错，民众观赛热情很高，但看不到北京奥运举国欢腾的激昂与浩荡。“我6月底去伦敦，丝毫感觉不到奥运会的气氛，如果别人不告诉你，你根本不知道这地方要开奥运会了，只有遇到零星的纪念品商店才能感觉到奥运气氛。”
生于1970年代初期的敖铭，早就过了为奥运夺金而激动的人生阶段，谈到如今中国精英选手不断刷新的奥运成绩，他表示，“以前穷而又缺乏精神寄托，对奥运产生某种膜拜可以理解，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个层次吧。”
身为体育记者的杨明亲历过1988年汉城奥运会，奥运引发的狂热与2008年的北京特别像。现在，日本、韩国民众对奥运的态度已经平和多了，而民间体育则处于勃兴之中。东京都政府近年一直在争取二次申办，市民低迷的情绪让他们头疼。
在现代国家，人们既热爱奥林匹克，又从未间断对其进行批评、监督，只有在比赛开始之后，它才会被欢呼声盖过去。
杨明觉得，16天的奥运，最吸引大家的肯定还是对金牌的竞逐，这太正常不过了，这是体育比赛的魅力所在。但他认为，不能永远停留在把体育成绩理解为国家实力、民族兴衰上。
广州亚运会期间，杨明写了一篇题为《“一骑绝尘”引发的思考》的评论，被广泛转载，反响巨大。当时他感觉，约一半的评论是否定他的，“但从那之后，感觉质疑（体育体制）的声音越来越多了。” 在CCTV体育频道，张斌和他的团队尽可能传播一些竞技之外的体育理念，他觉得中国社会的发展到了这一步。杨明在新华社则发现，最近同事们私下聊天时常会捎带品评几句唯金牌论的弊端。
民间体育待推动
敖铭曾是知名体育媒体人，先后在新浪体育、搜狐体育担任负责人，2008年5月，他辞去令许多人羡慕的工作，创办了加油中国体育社区，主要精力用于组织全国范围的业余足球联赛，让民间足球爱好者也有一个梦想可以追逐。
祖籍大连的敖铭自幼热爱足球，创办这家体育公司当然是他兴趣所在，而另一方面，他觉得中国的奥运战略在北京将达到极致，然后很体面地转型，国家体育政策必然向民间资本、向大众体育倾斜。当时他信心满满，“咱可走在时代的前列了。”
敖铭很快发现，自己错误判断了形势。全民健身的热潮并没有到来，国家也没有出台相应配套的政策。他们的加油中国足球联赛还是靠一己之力搞了起来，目前已坚持了5年，每一届都是勉力支撑，举步维艰。加油中国每年都申请国家体育总局的群众体育专项资金，结果总是石沉大海。敖铭也曾求助中国足协，时任常务副主席南勇表态称：不反对，但不会有实质支持。
作为惟一一个全国运营的足球联赛，加油中国只能拆东墙补西墙，依靠卖足球装备筹措经费。创始人敖铭的办公室里，堆满了球衣球鞋，他不确定民间体育的春天什么时候来，自己是否还能挺到那一刻。
盈方是一家国际体育传媒集团，盈方中国总裁马国力也表达过相似的遗憾。他在北京奥运开始前离开CCTV体育新闻中心主任的职位，以为会引领中国体育市场化的风气，可前景并不像他预判的那么美妙。
1988年后，体育部门提出奥运争光计划与全民健身计划，事实上肢解了体育的功能，使之变得更畸形。在一个体育局的架构中，虽然机关层面有竞技和群体的部门划分，但竞技部门下面有庞大的事业编制，有十几个分中心，而群体部门无论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无法同日而语。
本刊曾联系国家体育总局宣传部门，希望了解他们如何协调奥运争光和全民健身的关系，被告知只有群体司有可能介绍情况，而竞技部门的人都去了伦敦。
成为金牌大国的同时，中国青少年体质的数据和成年人参与运动的情况，却呈每况愈下之势，现有精英培养体系也因此备受诟病。中国人体育参与程度低，受民族性格、生活压力等多种因素影响，板子不该全都打到体育部门身上，但是，确实该是重新审视利弊得失、重新分配体育资源的时候了。民间体育的大量工作，政府必须承担。
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卢元镇在自己微博里写道：“竞技体育应是大众的而不是小众的，不能用天才论、选材学和唯金牌论把大多数青少年隔绝在门外。我提出过竞技体育应该理直气壮地进入学校，提出过普通民众不仅可以有健身的权利，也应有参加竞技的权利。”
金牌战略调低了嗓门儿
北京奥运会上，刘翔离开天坛公寓进驻奥运村的那个下午，CCTV破天荒动用了直升飞机航拍。可以说，是媒体和公众的合力，把刘翔推到了代言中国的神坛之上。奥运期间，很多媒体习惯于热炒谁是第一金，哪块是分量最重的金牌，不断强化金牌的重要性及不同金牌间的差异。
张斌告诉本刊，媒体也没有走出唯金牌论的思维模式，每逢奥运年，优势资源都投入到对金牌项目的报道上，这其中既有政治的、商业的原因，也确实存在社会需求，是一个综合作用。同时张斌认为，多少年的精英体育模式和唯金牌论的思维，导致中国体育的多样性遭到破坏，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是，“假如不追逐金牌，就没有一个考量中国体育的指标”。
接受本刊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均表示，仅就产生金牌这一功能而言，中国的体育体制确实是非常“高效”的，全国只有约一千名注册跳水运动员，却每每囊括全部大赛金牌。在杨明看来，竞技是体育的一部分，不应与大众体育割裂，只培养一批夺牌机器。可惜现实并非如此，“蹦床，养几个人，就能拿奥运两金两银，真‘高效’。中国六大金牌项目拿了38块北京奥运金牌，除了乒乓球羽毛球，从事其他四项的一共有多少人？”
无论杨明还是张斌，都认为举国体制这个叫法不准确，杨明说，举国体制容易让人联想到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变得不容质疑，其实应该叫精英培养体制。而张斌的看法是，仅以体育而言，举国体制没问题，体育就应该是整个国家的事，是全体国民的事，现在的体育发展模式，确切地说应该叫“举国行政体制”。
奥运金牌已经越来越难以刺激公众的神经了，不过，外界的松弛无法改变奥运争光体系的内部运行逻辑。在奥运参赛名单出炉前后，围绕人选的竞逐足以用残酷来形容，对于地方体育官员，奥运成绩就是他们的GDP，怎么重视都不过分。
奥运备战期间，CCTV田径专项记者冬日娜前往上海莘庄训练场探营，她被拦在外面很长时间，要知道，这是与孙海平、刘翔关系最密切的媒体人之一。给人的感觉是，伦敦奥运的备战如临大敌，甚至比2008年更严厉。
迫于公众对金牌战略越来越清醒的认识，体育总局的做法也在调整，杨明的感觉是，这次出征前代表团比以往低调，没那么群情激昂地喊口号。
“反向修复”，正当其时
敖铭的工作地点在北京朝阳体育中心，偶尔能看到日本人带着孩子在那里打棒球，他希望中国的家长们也把孩子带到运动中享受快乐，接受这种特殊又必不可少的教育，“如果作为父亲的中年人不踢球，你还指望手捧iPad的一代踢球吗？”
陪孩子运动的想法经常遭遇现实尴尬：敖铭家旁边的小学有一个操场，他想带儿子跑兩圈，测一下成绩，看门老头说什么也不让进。那块场地只在周末以收费的形式对外出租。
“我们往往忽略体育的教育作用。现在有的学校上50个孩子的体育课，就买50个篮球每人发一个，老师说不许争，就是怕孩子受伤，其实这是对体育最大的破坏，破坏了体育的竞争。孩子在参与体育的时候会学到自我保护，保护别人，如何竞争，如何把握机会，最后学会礼貌，既是竞争又是和谐。”中国人把体育简单理解成精英的竞技和普通人的活动筋骨，李宁看到了其中的偏颇，“我们国家要对体育从教育的角度来认识，然后承担起更大的责任，不光是为国争光，还包括体育的教育，国家要投入。” 自幼热爱运动的张斌很欣赏伦敦奥运“激励一代人”的口号，在他看来，一届奥运会将产生许多传奇故事，这是一份精神财富，“胜负观没必要回避，但胜负背后的精神价值不能忽视”。
关于体育的社会价值，张斌讲述了这样一个案例——
伦敦奥运核心区位于Newham镇，其居民的种族多样性堪称全英最复杂，在全英社区受教育程度排行榜上则位列倒数第二。Newham借奥运良机创建了一家名为FRE飞翔者的体育俱乐部，吸纳社区内11至16岁的一代人。飞翔者俱乐部志在打破奥林匹克顶尖参与者与业余体育之间的藩篱，让大英代表团的运动员们可以深入到社区之中，做运动示范，激励孩子们在人生的起点上可以真心地爱上一项运动。第一个践行于此的就是英国男子曲棍球奥运代表队。
运动让处在不同社区的孩子有机会彼此了解，让彼此不敢正视的族群之间充分认同。“这是来自伦敦的一个小故事，事关运动，体现激励，而我们太缺少基于社区的民间体育行为了，让运动下沉至民间，才有实在的激励。”张斌在专栏文章中写道。
奥运期间，张斌将负责一档《伦敦行动》的栏目，他提醒自己的同事，多关注体育在当地的多样性。他认为体育是一种教育，伦敦奥运会将与北京奥运形成鲜明对比，引起国人思考和反省，或许之后有新的转机。
年届七旬的卢元镇是一个积极寻找体育体制病灶并勇于说真话的学者。“有人以为我是竞技体育的反对者，其实不然。我深知竞技体育对改造中华民族民族性的重要性，儒家文化是排斥竞争的，是与市场经济的社会心理格格不入的，竞技体育一定是市场经济的文化副产品。”他说自己深恶痛绝的是“唯金牌论”，将竞技体育的多种社会功能单一化，其结果是将竞技体育推上绝路，“就像前东德那样。”
敖铭也期盼着更丰富更真实的体育生活出现在身边：“如果我们的奥运代表队成员都来自普通民众，比如田径队里有铁路工人，游泳队里有大学生，射击队里有醫生……体育运动只是他们的业余爱好，他或她只是因为热爱某项运动，业余时间投入更多精力去锤炼，进而获得了奥运参赛资格，那么，我可以为她或他欢呼。”
许多退役、现役运动员、媒体人、学者都在不同场合表达了一个意思：单一价值取向的体育思维应该结束了。
李宁对本刊表示：“那个时候（1980年代）人们需要金牌，不需要体育，体委需要冠军，不需要运动员……当我们欢呼中国人拿这么多奥运冠军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也是有成本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李宁认为依靠体育振奋民族精神是可以理解的，必要的，“今天是否还要继续几十年的呆板体制呢？这是值得商榷的。”
在许海峰看来，北京奥运会已成为中国体育的一个顶点，“大家都挣足了面子之后，体育的功能会发生变化，竞技会被淡化，这是必然的。”
这种淡化是否能让竞技体育在社会生活中找到自己最合适的位置呢？许海峰摇摇头表示没有所谓的平衡，“以中国体育现有的底子，淡化之后，还能撑上两届奥运。直到大家都看不过去了，就再抓吧。”
张斌的建议是，深入调查中国人参与体育的方式，得出客观的结论，为今后的决策提供参照系。“体育是现代文明不可缺少的基石，谁忽略它就要受到损害。”
他觉得，中国人的体育生活被切割了，必然要进行反向修复，也肯定要还大量的债。当然，他觉得唯金牌论不是人为喊停的过程，是一个社会自然发展的过程，对金牌、对奥林匹克的认知需要时间。“不能因为我们的热诚就加速历史进程，需要极大的耐心等待中国体育的自然生长。”
（注：本文涉及苗立杰、许艳华的内容主要来自《生活报》，本刊记者徐梅、张欢对本文亦有贡献）
现有的精英体育培训机制，破坏了体育应有的多样性。无论民众、学界、媒体还是体育人，一种愿望越来越清晰地彰显——体育战略必须应时而变
我们将以较多的篇幅讲述刘翔的故事，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故事。刘翔确乎是一个符号性的人物，我们指的不是他取得的运动成就——在他命运的大起大落之间，中国体育的荣耀与悲怆、负荷与挣扎，全都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呈现。
刘翔的运动生涯，尤其过去4年，很难说仅仅讲述了他自己。你能看到选手对体育的态度，公众对体育的态度，媒体对体育的态度，官员对体育的态度，况味不同，引人唏嘘。
不该承受之重
北京奥运会开始前，刘学根和吉粉花已经有3个多月没见儿子。他们“看到”刘翔的方式与其他人没有两样——通过其代言的无处不在的广告。刘翔被吉粉花形容为“国家的儿子”，他也被这个民族视作代言人。同时，作为基座的数以万计的专业运动员，虽不如刘翔那么具备象征意义，其存在的价值也是为“奥运争光计划”的高塔做一颗沙砾。
据《China Daily》等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位官员曾对孙海平说，如果刘翔在北京得不到金牌，他此前的成绩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2008年8月18日，110米栏预赛第一枪。孙海平很清楚弟子要带伤一搏，他随身携带了3份速效救心药。
后来的情节尽人皆知，整个国家为刘翔震惊。坐在鸟巢观看比赛的束一鸣描述说，广播宣布刘翔退赛，场内突然死一般寂静，之后就是一片哗然，大家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很多人当即哭起来，像是正遭遇巨大的哀伤。“好一阵子，大家都这么站着，说不上来是在等什么。直到第六组都跑完了，还是有好些人这么站着。”
在空前的错愕之后，各种谩骂、指责铺天盖地，觉得刘翔欺骗了世界。刘翔身不由己，指责他导演骗局实在不公允。事件中确实存在层层隐瞒，因为来自国人的压力太过巨大，哪一层级都不敢承担骂名，不如在刘翔伤处闭上眼睛赌一把。鸟巢的悲情一刻，实则是刘翔团队、体育官员、媒体和公众联手推动的剧情。
一个人的奥运成败成了天大的事。对于这样的场景，李宁再熟悉不过。
汉城（今韩国首尔）奥运会上，曾在洛杉矶奥运会豪取3金2银1铜的李宁颗粒无收，甚至吊环比赛出现致命失误。比赛结束后，在休息室里，中国体操队6个小伙子关了门一起痛哭，教练从过道里听得清清楚楚。
回国的飞机上，金牌选手坐在头等舱，降落之后面对鲜花与欢呼，李宁直到所有的人都下了飞机，才和跳高名将朱建华仓皇离开，躲避外面欢迎的人群。随后，颇具时代特色的谴责是避不开的，对他的批评包括谈恋爱耽误训练、动作失误居然还在微笑……
体制给李宁带来了无上的荣誉，也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洛杉矶凯旋后，他坐着敞篷的吉普车挥手进了南宁城，体操王子的光环笼罩在身上。而汉城失利后，竟有情绪过激的国人给李宁寄来了刀片和绳子——那个年代，收到类似物品的绝不止他一个人。
刘翔应该感谢社会的进步，他听到的宽慰远多于当年的体操王子，失望的民众也只是骂骂而已。
刘翔团队的助理教练曹靖在8月18日把自己灌醉了，然后大哭一场。“过去4年，我一个边缘人，都感受到压力大得难以承受，可想而知，师父和刘翔的处境。”
据报道，退赛第二天，刘学根去运动员公寓看刘翔，儿子正趴在那里接受按摩。看见爸爸进来，刘翔抬头看了一眼，又脸朝地面趴下了。刘学根没跟他说话，隔了一会儿，忽然发现儿子头下的地板湿了，眼泪正吧嗒吧嗒往下掉。
几天后，刘翔在网上碰到少年时的好友冯霖毅。刘翔称自己在家人、教练中还算心情较好的，并开玩笑说，若是硬挺下来，跟腱彻底撕裂，有可能會去参加接下来的残奥会了。
自2008年以来，刘翔在命运起伏间证明了自己内心的强大，这是优秀运动员必备的素质。无论刘翔、李宁还是一度想轻生的高敏、陈跃玲，他们最终挺了过来。
射击名宿许海峰，一辈子围着竞技、围着奥运、围着金牌转，他对这一池深水看得很透：“体育是社会政治的一种需要，过去咱们什么都没有，国际上没有一个叫得响的行业，拿块金牌的确能唤醒民族自豪感。现在经济发达了，全世界都看得到中国两个字了，一块两块金牌算什么？”
“我们的专业体育把宝都押在得金牌出成绩上，否则就一无所有，这正是我们的专业体育让人觉得可怕的地方。”中国女篮的主力后卫苗立杰深有感触地说，“许多人赌一把的心态特别不好，像我这样能出来的毕竟是少数，以后从事体育的人至少不应该把其他东西都丢了，专业体育对许多人来说其实挺痛苦的，打不出来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们被体育塑造
观摩过刘翔训练的人大多有一个印象：他不是那种表现得很刻苦的人，偶尔会在训练课偷个懒，耍个滑，甚至为是否取消一组练习而与师父孙海平讨价还价。一方面，这与刘翔内紧外松的行事风格有关，另一方面，投身漫长的专业训练带有太多被动的成分，让人如何兴奋得起来？
因为工作的关系，加油中国体育社区的创办者敖铭会接触到一些专业足球队员，许多人这样描述退役一刻的心情：简直下半辈子再也不想看见绿色了。要知道，比起枯燥的举重射击之类，足球已经算极具趣味性的项目了。
在中国，没有几个运动员是因为热爱而坚持下来。新华社知名体育记者杨明1970年代是专业撑杆跳高选手，打破过全国少年纪录，他说自己和周围伙伴搞体育的目的是逃避插队，而且“吃得饱”；而王军霞、陈跃玲持续忍受魔鬼训练的重要原因是，教练把她们因从事体育而获得的城市户口锁了起来，她们无处可逃；1992年奥运会开始，金牌运动员的奖金动辄超百万，中国的精英体育拥有了商业化的全新动力，不过在军事化的管控之下，专业训练依旧显得面目可憎。
在残酷之外，体育还是赋予了从事它的人们一些珍贵的品质，比如对艰险与极限的挑战，比如超常的勇敢与坚忍。 网络上到处是恶意的诋毁，多家赞助商终止了合同，这些伤害是否让刘翔更多感受到世态炎凉？尽管经历了不止一次的内心挣扎，他似乎注定不是那种会在此际放弃的人。
读小学的时候，专项跳高的刘翔在短跑上也小有名气，一个练短跑的孩子提出和刘翔比试一场。两个人从起跑到途中跑一直难分高下，而冲刺的最后一刻，对手有意放慢了速度——终点不远处有一道墙，冲刺过猛会有危险——刘翔却没有减速，为赢得比赛撞得头破血流，而他的第一反应是昂首宣布“我赢了！”
在好友張玮看来，这种不服输的劲头是一种天性。“如果不做运动员，马上可以享受最安逸的生活，但是他还是选择几乎没有任何娱乐的生活。他其实耗费了大好的光阴——我就是想证明自己。那我觉得，应该还是值得为他鼓掌的。”
动手术还是保守治疗，决定终归要由刘翔自己做出。刘翔原本很排斥手术。他从小到大没开过刀，何况中国有中医的保守方案。在美国转了一圈，他认识到不开刀确实治不好，而开刀的风险也没那么高。无论怎样，他还想跑下去。
当然，没有人清楚他的运动水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包括孙海平。像刘翔这种靠脚踝力气吃饭的，太多人的伤病先例表明，再回到巅峰状态近乎奢望。
手术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张玮去美国探望，难得地见到一个轻松的刘翔，在美国除了养伤复检，就是逛街、吃饭、买东西。
张玮去做客的那个下午，公寓房间里悄然无声，孙海平在网上下棋，刘翔就坐在桌子边拼高达。刘翔后来告诉好友冬日娜，他很享受在美国康复的日子。公寓后面有一条河，刘翔喜欢这里的安宁，有时候可以坐在河边对着野鸭子发呆。
张玮相信，康复训练开始后，退役这个念头肯定又在刘翔脑海中划过。那是一段意外艰难的时日，没想到康复治疗的强度会那么大，而且也要牵扯伤处，非常痛。刘翔怀疑自己能不能完成康复治疗，而付出那么大代价，受这么多苦，是不是值得？
那种特殊的高强度，刘翔的队友史冬鹏也尝试过，觉得自己撑不下来，有伤在身的刘翔时常在训练中呲牙裂嘴作万分痛苦状，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他挺住了。
雅典奥运会之后，刘翔把自己的网名改为“超级身不由己”。如果说，2008年8月之前这是他命运的真实写照，那么之后的故事，意蕴更为丰富，刘翔不再只是夺牌机器，他也要与绝境抗衡，他需要向死而生。
2009年9月20日，刘翔复出，13秒15的成绩几乎超出所有人预期。舆论风头瞬间改变，一面倒地赞誉“王者归来”。
28岁，对于田径项目上的黄种人而言，能维持运动生命已属不易，刘翔却启动了一项重大技术改进，把起跑后的八步上栏改为七步，这相当于颠覆延续了十几年、几乎成为下意识的技术动作。“如果他跑八步的话，可以拼到13秒05甚至03、02，但要想再进一步，比如跑进12秒9，他觉得再凭老的技术，可能就吃力了。”在张玮看来，这就像是否开刀一样面临风险，但刘翔很决绝，他想要的是突破那个最好的自己。
八改七之后的第一战，刘翔获得国际田联钻石联赛的冠军，今年更是在超风速的情况下平了12秒87的世界纪录。
经历过大喜大悲的刘翔，也更多地体现体育精神的包容与友善。大邱田径世锦赛属于奥运会之外最重要的赛事，决赛冲刺的一刹那，头号对手罗伯斯横向挥动手臂触碰到刘翔，一个很难判定有意还是无意的动作，使得刘翔失去重心而丢掉几乎到手的冠军。在赛后的第一时间及随后接受采访时，刘翔都认为罗伯斯是无意的，看上去毫无怨尤。假如是一个一心争胜以求自我证明的人，很难有如此大度的表现。
挑战伤病，挑战畏惧，挑战新技术，自我激励，摒弃狭隘的胜负观，这是4年里刘翔的故事，难道不比一飞冲天的雅典奇迹更激荡人心？体育评论人苏葭曾判断刘翔会挺到广州亚运会，带着一个很烂的成绩退役——这也接近绝大多数人的想法——到了2012年，刘翔达到的高度让苏葭肃然起敬，“刘翔已经无需证明自己了，当然，如果在伦敦拿到金牌，他将永恒。”
残酷的体育体制有时会压抑人，扭曲人，但是体育本身的力量，还是可以塑造人。一代一代中国选手如刘翔一样，在近乎磨难的专业训练中，与从事的项目爱恨交织，并实现着自我成长。
在运动的世界反思
刘翔在体校期间最好的朋友冯霖毅，很早就结束了专业训练，后来考入华东政法大学，还拿到律师证。冯霖毅曾在一本纪实体小说里回忆自己与伙伴在体校的无知与张狂，他不认为那是一种对成长有益的环境，很庆幸自己早早逃离。
杨明的专业训练从16岁延续到23岁，他说自己最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体育了。在北京的一次比赛中，杨明摔成脑震荡，只得退役。他坚决不再搞体育，将来也不让自己孩子搞体育，考取北师大的他否定了攻读体育系的可能，选择了英语专业。
在杨明看来，精英培养体制的淘汰率极高，周围队友几乎都是黯然伤退。那时的训练毫无科学性，大家都认为成绩不好就是因为没练够，“尿血都不懂，就是傻练，累得睡不着觉”。
因为没有一技之长，退役运动员虽然基本都包分配，但大多是最底层的简单劳动。在北京先农坛体校，看大门看自行车棚的，不乏亚洲冠军、全国冠军。
大学毕业后，杨明又阴差阳错地在新华社开始从事体育报道。1998至2000年他被派驻华盛顿，在美国亲身感受到职业体育和大众健身各自的活力，开始了对中国体育体制的反思。他发现中国的运动队管理模式延续到现在，差不多四十年了，“基本没变，基本没变”。
2008年前后杨明思考得更多了。看了揭露国际奥委会内幕的《五环贵族》一书，结合自己采访的所见所闻，他对于把奥林匹克神圣化这件事情也心中存疑。奥运会不过就是一个体育庙会，为什么被我们拔高到那个地位？为什么国际奥委会高官会受到元首级的款待？我们是否在享受体育？
无论退役的还是现役的运动员，眼界打开后，一直没有停止对自己从事事业的意义的追问，没有放弃对体育真义的思索。
CCTV著名主持人、节目制片人张斌在工作中会接触大量的优秀运动员，能感觉到他们对运动的感情很复杂，竞技体育既成就了他们，又让他们丧失其他机会。 苗立杰接触过许多国外优秀运动员，也闯荡过美国女子职业篮球联赛WNBA，在西方见识了发达的职业体育，从运动员的身份上看，她发现职业和非职业的界限反而不是那么清晰，比如美国女篮后卫劳森，是WNBA的职业球员，同时又是一名教师，联赛休赛期间她就会出现在讲台上。“在美国人的观念里，体育作为一种娱乐或者人生享受，不会被当成一种谋生手段，强制自己从事不喜欢的项目。”
苗立杰认为中国运动员也相当于一种职业化，全部由国家包办，思想要管、生活也要管，约束比较大，而国外则是另一种职业化，运动员都靠个人的自觉，训练的时候听从教练的安排，个人生活自己做主，令人羡慕。
射击运动员许艳华回忆说：“1990年参加亚运会的时候，就发现人家是业余选手，他们都有职业。”
现实的差距让许艳华反思：人家把体育当作一种爱好，至多是第二职业，从事运动是出于热爱，是娱乐，而我们把体育当作生存的方式，从心态上就没有人家放松，心理上就先输给人家一截。
2012年年初，天王级羽球选手林丹在明知自己仅仅是提名而非获奖的情况下，远赴英国出席了被称为“体坛奥斯卡”的劳伦斯奖颁奖典礼。他此行的目的是长长见识。归来后林丹对记者表示：“感慨万千。只有参与过才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国际舞台。我们的传统优势项目有些并不具备全球性，可能别人承认你是世界冠军，也承认中国体育很棒，但并不代表我们身处最抢眼的位置上。”
早在一年前，林丹已经受过一次“刺激”，那时李娜先后夺得澳网亚军和法网冠军，属于真正的国际舞台，职业体育的个人最高荣誉，而李娜体现出的“国际范儿”更是令世界刮目相看。林丹向CCTV主持人张斌求教：我有没有“单飞”的可能？张斌觉得羽毛球还不够职业化，否定了林丹的想法，不过他从中感受到了新一代运动员在更大意义上追求自我实现的渴求。
“从某种角度讲，我们的许多传统优势项目所获的冠军的含金量可能在慢慢减少。”林丹觉得，这些项目的运动员也有着巨大的付出，其成绩却无法被更多人认可，多少让他难以接受。
民众观念悄然改变
“中国人历史上缺少（把体育融入生活）这种传统，中国人还是比较关注谁胜了谁赢了，不太在意自己是否参与了。有很多人不喜欢运动，但是到了那一天他会问谁赢了，这样的运动一点都没有意思。”这是李宁对中国人运动精神的反思。
北京体育大学客座教授罗宏涛去年刚刚在美国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在她看来，西方人从古希腊开始就有尊崇身体、热爱运动的传统，及至工业文明之后，体育更是成为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运动是他们感受生命的重要形式。而中国自古就把体力与脑力割裂开，而且有高下之分，因此，她也不想苛求中国人完全接纳西方人的体育观，“那不太现实”。
不过，改变还是悄然进行着，一方面，中国人渐渐不需要以某个人的竞技成绩来增强自豪感，另一方面，中国人尤其年轻一代与世界潮流的进一步融合，自然也包括接受更丰富的体育观念。
50岁的肖更生是珠海市一所高中的数学老师，他从1984年就开始随着中国的重返而关注奥运，对奥运会的感情很能代表那一代人的特征，中国选手的表现总是容易让他或激动，或沮丧，“特别是北京奥运开幕式，太震撼了。想到是中国办的就觉得特别自豪。”而中国首次登上金牌榜的榜首也让肖更生为之兴奋，特别骄傲。”不过，北京奥运会的辉煌之后，肖更生的态度也有所转变，“我现在比较注重比赛的观赏性，对成绩倒不是那么重视了。”
25岁的邱焱目前在北京一家公关公司工作。亚特兰大奥运会让邱焱发现，除了足球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精彩有趣的体育项目。他是受家人影响关注体育的，但兴奋点悄然转移着，看奥运会的目的，从最初的为中国选手助威，演变成欣赏各种精彩的赛事。
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邱焱开始广泛关注各种体育赛事，包括欧洲杯、世界杯、NBA、冬奥会等等。每一届奥运会他绝不错过，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全程关注。“奥运会最大的魅力就是体育本身的魅力，在体育世界里很容易让人看到奇迹，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谈到奥运的魅力所在，邱焱深有感悟。
4年前的那一届，对他来说，除了在中国举办，跟别的奥运会没有什么不同。“非要说区别的话，可能是看转播比较方便，不用倒时差。”
2008年，当时还是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大二学生的贾贝（化名）原本没打算参与奥运，由于暑期出游计划泡汤，正好又趕上奥林匹克公园招募新一批志愿者，贾贝递交了志愿者申请。
去了以后，他的最大感慨是，只有中国才能办出这种“规模”的奥运会。
目前，贾贝在英国北部的一座工业城市读研究生，巧合的是，他在那里赶上了伦敦奥运。伦敦奥运的门票销售不错，民众观赛热情很高，但看不到北京奥运举国欢腾的激昂与浩荡。“我6月底去伦敦，丝毫感觉不到奥运会的气氛，如果别人不告诉你，你根本不知道这地方要开奥运会了，只有遇到零星的纪念品商店才能感觉到奥运气氛。”
生于1970年代初期的敖铭，早就过了为奥运夺金而激动的人生阶段，谈到如今中国精英选手不断刷新的奥运成绩，他表示，“以前穷而又缺乏精神寄托，对奥运产生某种膜拜可以理解，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个层次吧。”
身为体育记者的杨明亲历过1988年汉城奥运会，奥运引发的狂热与2008年的北京特别像。现在，日本、韩国民众对奥运的态度已经平和多了，而民间体育则处于勃兴之中。东京都政府近年一直在争取二次申办，市民低迷的情绪让他们头疼。
在现代国家，人们既热爱奥林匹克，又从未间断对其进行批评、监督，只有在比赛开始之后，它才会被欢呼声盖过去。
杨明觉得，16天的奥运，最吸引大家的肯定还是对金牌的竞逐，这太正常不过了，这是体育比赛的魅力所在。但他认为，不能永远停留在把体育成绩理解为国家实力、民族兴衰上。
广州亚运会期间，杨明写了一篇题为《“一骑绝尘”引发的思考》的评论，被广泛转载，反响巨大。当时他感觉，约一半的评论是否定他的，“但从那之后，感觉质疑（体育体制）的声音越来越多了。” 在CCTV体育频道，张斌和他的团队尽可能传播一些竞技之外的体育理念，他觉得中国社会的发展到了这一步。杨明在新华社则发现，最近同事们私下聊天时常会捎带品评几句唯金牌论的弊端。
民间体育待推动
敖铭曾是知名体育媒体人，先后在新浪体育、搜狐体育担任负责人，2008年5月，他辞去令许多人羡慕的工作，创办了加油中国体育社区，主要精力用于组织全国范围的业余足球联赛，让民间足球爱好者也有一个梦想可以追逐。
祖籍大连的敖铭自幼热爱足球，创办这家体育公司当然是他兴趣所在，而另一方面，他觉得中国的奥运战略在北京将达到极致，然后很体面地转型，国家体育政策必然向民间资本、向大众体育倾斜。当时他信心满满，“咱可走在时代的前列了。”
敖铭很快发现，自己错误判断了形势。全民健身的热潮并没有到来，国家也没有出台相应配套的政策。他们的加油中国足球联赛还是靠一己之力搞了起来，目前已坚持了5年，每一届都是勉力支撑，举步维艰。加油中国每年都申请国家体育总局的群众体育专项资金，结果总是石沉大海。敖铭也曾求助中国足协，时任常务副主席南勇表态称：不反对，但不会有实质支持。
作为惟一一个全国运营的足球联赛，加油中国只能拆东墙补西墙，依靠卖足球装备筹措经费。创始人敖铭的办公室里，堆满了球衣球鞋，他不确定民间体育的春天什么时候来，自己是否还能挺到那一刻。
盈方是一家国际体育传媒集团，盈方中国总裁马国力也表达过相似的遗憾。他在北京奥运开始前离开CCTV体育新闻中心主任的职位，以为会引领中国体育市场化的风气，可前景并不像他预判的那么美妙。
1988年后，体育部门提出奥运争光计划与全民健身计划，事实上肢解了体育的功能，使之变得更畸形。在一个体育局的架构中，虽然机关层面有竞技和群体的部门划分，但竞技部门下面有庞大的事业编制，有十几个分中心，而群体部门无论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无法同日而语。
本刊曾联系国家体育总局宣传部门，希望了解他们如何协调奥运争光和全民健身的关系，被告知只有群体司有可能介绍情况，而竞技部门的人都去了伦敦。
成为金牌大国的同时，中国青少年体质的数据和成年人参与运动的情况，却呈每况愈下之势，现有精英培养体系也因此备受诟病。中国人体育参与程度低，受民族性格、生活压力等多种因素影响，板子不该全都打到体育部门身上，但是，确实该是重新审视利弊得失、重新分配体育资源的时候了。民间体育的大量工作，政府必须承担。
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卢元镇在自己微博里写道：“竞技体育应是大众的而不是小众的，不能用天才论、选材学和唯金牌论把大多数青少年隔绝在门外。我提出过竞技体育应该理直气壮地进入学校，提出过普通民众不仅可以有健身的权利，也应有参加竞技的权利。”
金牌战略调低了嗓门儿
北京奥运会上，刘翔离开天坛公寓进驻奥运村的那个下午，CCTV破天荒动用了直升飞机航拍。可以说，是媒体和公众的合力，把刘翔推到了代言中国的神坛之上。奥运期间，很多媒体习惯于热炒谁是第一金，哪块是分量最重的金牌，不断强化金牌的重要性及不同金牌间的差异。
张斌告诉本刊，媒体也没有走出唯金牌论的思维模式，每逢奥运年，优势资源都投入到对金牌项目的报道上，这其中既有政治的、商业的原因，也确实存在社会需求，是一个综合作用。同时张斌认为，多少年的精英体育模式和唯金牌论的思维，导致中国体育的多样性遭到破坏，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是，“假如不追逐金牌，就没有一个考量中国体育的指标”。
接受本刊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均表示，仅就产生金牌这一功能而言，中国的体育体制确实是非常“高效”的，全国只有约一千名注册跳水运动员，却每每囊括全部大赛金牌。在杨明看来，竞技是体育的一部分，不应与大众体育割裂，只培养一批夺牌机器。可惜现实并非如此，“蹦床，养几个人，就能拿奥运两金两银，真‘高效’。中国六大金牌项目拿了38块北京奥运金牌，除了乒乓球羽毛球，从事其他四项的一共有多少人？”
无论杨明还是张斌，都认为举国体制这个叫法不准确，杨明说，举国体制容易让人联想到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变得不容质疑，其实应该叫精英培养体制。而张斌的看法是，仅以体育而言，举国体制没问题，体育就应该是整个国家的事，是全体国民的事，现在的体育发展模式，确切地说应该叫“举国行政体制”。
奥运金牌已经越来越难以刺激公众的神经了，不过，外界的松弛无法改变奥运争光体系的内部运行逻辑。在奥运参赛名单出炉前后，围绕人选的竞逐足以用残酷来形容，对于地方体育官员，奥运成绩就是他们的GDP，怎么重视都不过分。
奥运备战期间，CCTV田径专项记者冬日娜前往上海莘庄训练场探营，她被拦在外面很长时间，要知道，这是与孙海平、刘翔关系最密切的媒体人之一。给人的感觉是，伦敦奥运的备战如临大敌，甚至比2008年更严厉。
迫于公众对金牌战略越来越清醒的认识，体育总局的做法也在调整，杨明的感觉是，这次出征前代表团比以往低调，没那么群情激昂地喊口号。
“反向修复”，正当其时
敖铭的工作地点在北京朝阳体育中心，偶尔能看到日本人带着孩子在那里打棒球，他希望中国的家长们也把孩子带到运动中享受快乐，接受这种特殊又必不可少的教育，“如果作为父亲的中年人不踢球，你还指望手捧iPad的一代踢球吗？”
陪孩子运动的想法经常遭遇现实尴尬：敖铭家旁边的小学有一个操场，他想带儿子跑兩圈，测一下成绩，看门老头说什么也不让进。那块场地只在周末以收费的形式对外出租。
“我们往往忽略体育的教育作用。现在有的学校上50个孩子的体育课，就买50个篮球每人发一个，老师说不许争，就是怕孩子受伤，其实这是对体育最大的破坏，破坏了体育的竞争。孩子在参与体育的时候会学到自我保护，保护别人，如何竞争，如何把握机会，最后学会礼貌，既是竞争又是和谐。”中国人把体育简单理解成精英的竞技和普通人的活动筋骨，李宁看到了其中的偏颇，“我们国家要对体育从教育的角度来认识，然后承担起更大的责任，不光是为国争光，还包括体育的教育，国家要投入。” 自幼热爱运动的张斌很欣赏伦敦奥运“激励一代人”的口号，在他看来，一届奥运会将产生许多传奇故事，这是一份精神财富，“胜负观没必要回避，但胜负背后的精神价值不能忽视”。
关于体育的社会价值，张斌讲述了这样一个案例——
伦敦奥运核心区位于Newham镇，其居民的种族多样性堪称全英最复杂，在全英社区受教育程度排行榜上则位列倒数第二。Newham借奥运良机创建了一家名为FRE飞翔者的体育俱乐部，吸纳社区内11至16岁的一代人。飞翔者俱乐部志在打破奥林匹克顶尖参与者与业余体育之间的藩篱，让大英代表团的运动员们可以深入到社区之中，做运动示范，激励孩子们在人生的起点上可以真心地爱上一项运动。第一个践行于此的就是英国男子曲棍球奥运代表队。
运动让处在不同社区的孩子有机会彼此了解，让彼此不敢正视的族群之间充分认同。“这是来自伦敦的一个小故事，事关运动，体现激励，而我们太缺少基于社区的民间体育行为了，让运动下沉至民间，才有实在的激励。”张斌在专栏文章中写道。
奥运期间，张斌将负责一档《伦敦行动》的栏目，他提醒自己的同事，多关注体育在当地的多样性。他认为体育是一种教育，伦敦奥运会将与北京奥运形成鲜明对比，引起国人思考和反省，或许之后有新的转机。
年届七旬的卢元镇是一个积极寻找体育体制病灶并勇于说真话的学者。“有人以为我是竞技体育的反对者，其实不然。我深知竞技体育对改造中华民族民族性的重要性，儒家文化是排斥竞争的，是与市场经济的社会心理格格不入的，竞技体育一定是市场经济的文化副产品。”他说自己深恶痛绝的是“唯金牌论”，将竞技体育的多种社会功能单一化，其结果是将竞技体育推上绝路，“就像前东德那样。”
敖铭也期盼着更丰富更真实的体育生活出现在身边：“如果我们的奥运代表队成员都来自普通民众，比如田径队里有铁路工人，游泳队里有大学生，射击队里有醫生……体育运动只是他们的业余爱好，他或她只是因为热爱某项运动，业余时间投入更多精力去锤炼，进而获得了奥运参赛资格，那么，我可以为她或他欢呼。”
许多退役、现役运动员、媒体人、学者都在不同场合表达了一个意思：单一价值取向的体育思维应该结束了。
李宁对本刊表示：“那个时候（1980年代）人们需要金牌，不需要体育，体委需要冠军，不需要运动员……当我们欢呼中国人拿这么多奥运冠军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也是有成本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李宁认为依靠体育振奋民族精神是可以理解的，必要的，“今天是否还要继续几十年的呆板体制呢？这是值得商榷的。”
在许海峰看来，北京奥运会已成为中国体育的一个顶点，“大家都挣足了面子之后，体育的功能会发生变化，竞技会被淡化，这是必然的。”
这种淡化是否能让竞技体育在社会生活中找到自己最合适的位置呢？许海峰摇摇头表示没有所谓的平衡，“以中国体育现有的底子，淡化之后，还能撑上两届奥运。直到大家都看不过去了，就再抓吧。”
张斌的建议是，深入调查中国人参与体育的方式，得出客观的结论，为今后的决策提供参照系。“体育是现代文明不可缺少的基石，谁忽略它就要受到损害。”
他觉得，中国人的体育生活被切割了，必然要进行反向修复，也肯定要还大量的债。当然，他觉得唯金牌论不是人为喊停的过程，是一个社会自然发展的过程，对金牌、对奥林匹克的认知需要时间。“不能因为我们的热诚就加速历史进程，需要极大的耐心等待中国体育的自然生长。”
（注：本文涉及苗立杰、许艳华的内容主要来自《生活报》，本刊记者徐梅、张欢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