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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是元朝的产物,蒙古人把元大都的街巷叫做胡同——据说这蒙古语的意思是指水井。莫非那时候每条胡同都挖有一眼水井(作为微型水库),供居住的军民饮用?
想一想也可以理解,来自沙漠与草原的游牧民族,是很重视水源的,虽然他们尚不很适应人烟稠密的都市生活,门前若有水井相伴,也一样可以“饮马北京城”,况且那是一个没有自来水的年代,水井就是命根子啊。你若去那些最古老的胡同走走,仍然能发现几口已枯竭的井眼,有的井栏上有绳索长年累月磨损的痕迹——在岁月面前,石头也是挺脆弱的,有些上面索性盖一个盖子,估计是提防孩子失足失落 。看着这些废弃不用的枯井,你会觉得是对胡同的名称最好的注释与追悼。
当年水井可是深宅的居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摩肩接踵的社交场所,在井边与左邻右舍谈天说地、嘘寒问暖,恰恰可以弥补四合院的封闭性所带来的不足——既保护了每个家庭的隐秘空间,又为邻里之间提供了交流的机会。
胡同与四合院的完美组合,体现出元大都统治者在城市建设与管理方面的聪明之处。胡同横平竖直,四合院错落有致,怎么看都像是军事化管理的结果。无胡同的分割与疏通,北京城便成了一座由游牧民族安营扎寨的大军营。难怪汪曾祺要赞叹:“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方位感强恐怕也是蒙古人的遗传,他们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游牧时,一般都要根据日出日落来辨认方向,才不至于迷路。
我甚至于有个浪漫的猜测(考古学家们不一定注意):四合院之所以有开阔的天井,没准是为了方便蒙古人养马的,马匹是他们个人的交通工具——相当于今天的自行车;他们即使移居都市,也习惯了以坐骑代步,否则为什么要把胡同修得那么直呢?天井是马圈,胡同是跑道,人马同居,是一种牧歌般散漫的生活方式。
水井既要饮马,又要养人,难怪蒙古人对此感恩不尽,甚至把日常居住的街巷命名为胡同!宋朝时曾如此形容词人柳永在民间的影响:“有井水处皆有柳词。”妇女们在井边淘米洗衣、梳妆打扮,都会情不自禁地哼唱柳三变的慢词。蒙古人取而代之,夺得江山之后,又是什么情景?应该是“有井水处皆有元曲”吧?!关汉卿、王实甫成了当红的明星。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并使元大都戏曲界鼎盛一时——元大都俨然已是举世瞩目的文化中心。一曲传出,便在帝国的疆土上众口相传、不胫而走。
今北京西四南大街丁字路口西南侧,有一条砖塔胡同。砖塔胡同的名称,元朝时就流行了。这确实是一条700多岁的胡同,得名来自于胡同东口有一座七级密檐式青灰色八角形砖塔,山门石额上至今仍可辨认出“元万松老人塔”六字。古塔曾目睹过这条胡同的黄金时代:元大都城是北方杂剧的中心,而它是戏曲活动的中心地区(即史书上所称“勾阑”、“瓦舍”地带),堪称“中心中的中心”了。豪华点的勾阑设有戏台、戏房(后台)、腰棚(看台)和神楼,可容纳几千人,热闹程度不亚于当今有港台歌星“走穴”的万人体育馆。即使简陋点的,估计也不比如今街头巷尾的卡拉OK歌舞厅逊色。
元朝人爱看杂剧,正如后来清朝的八旗子弟爱看京戏,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也能看热闹。勾阑瓦舍地带,台上鸣锣敲鼓,表演着人间的喜怒哀乐,够煽情的,使台下的观众流连忘返——据说曲终人不散,会有浓妆艳抹的歌舞伎依着阑干向台下抛绣球、抛媚眼,愿者上钩。不知关汉卿是否曾在砖塔胡同登台亮相,但砖塔胡同肯定上演过他创作的戏曲,《窦娥冤》啊什么的。
我曾专程去胡同里走了个来回,很纳闷:这窄窄的一条胡同,当年如何装得下那么多的作家、演员、琴师、乐手以及身份各异的观众的——帝王将相与布衣草民,是否会在这羊肠小道上撞个满怀?只是我忘了查找胡同深处,是否有一眼曾经含情脉脉的水井了。
砖塔胡同,在元朝时相当于京城的演艺圈吧,不知那时是否有“穴头”,经纪人、媒体记者,或类似的人物?直到清朝,这里还是曲家乐户的聚居之地,“闾阎扑地,歌吹沸天。金张少年,联骑结驷,挥金如土,殆不下汴京之瓦子勾阑也。”(引自清人震钧《天咫偶闻》)只不过这已是它黄金时代的回光返照了。门庭改换,元曲也被京剧所代替。
砖塔胡同61号(现为84号),是鲁迅故居之一。他搬出八道湾后,即改住砖塔胡同,并且在低矮的北房里写下《祝福》、《在酒楼上》、《肥皂》等小说,还写了本《中国小说史略》。砖塔胡同,会记得他的祝福的。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肯定比关汉卿要厚重——虽然他们一今一古。鲁迅是不会为太平盛世锦上添花的,他在胡同深处的那尊青砖古塔上,打磨他的投枪、他的匕首以及他的呐喊。塔既是磨刀石,又是大师的证人。鲁迅是藏身陋巷、卧薪尝胆的文字刺客。
由于砖塔胡同的历史积淀与文化含量,我个人想把它命名为北京城里的1号胡同,因为像这样自元代保持名称至今的古老胡同,已屈指可数了。胡同胡同,如果依然叫着元朝时的旧名(或曰乳名),仿佛才是最正宗、最有资历的。
许多很有典故的胡同名字,大都是明清时给起的。譬如王府井大街北段西侧的东厂胡同,因明朝永乐十八年在此设东厂署而得名,东厂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家特务机构,而且由太监直接指挥,设诏狱、兴厂刑,腥风血雨——这胡同名称因有东厂二字,令今人读之仍有毛骨悚然之感,恨不得绕道而行,想来那孽债太重、阴魂不散。又如东单迤北路东的“外交部街”,曾叫石大人胡同,500多年前这里有明代天顺年间忠国公石亨大将军的府宅。“石大人”曾率领禁卫军杀入皇城,拥戴英宗发动了“南宫复辟”(又叫“夺门之变”),废掉景帝,这场宫廷政变使石亨一举成名,权倾朝野。皇帝赏赐的这套豪宅比一般的亲王府还要奢侈。可惜若干年后又被皇家收回——石亨因有“谋反”迹像被抄家并死于牢狱。“石大人”成了“小人”,石大人胡同的名称却一直这么叫下来了。
清末又在石亨旧第新建外交部的迎宾馆(相当于接待外国使节的国宾馆)。袁世凯登上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在此办公。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来北京,即下榻于迎宾楼——这也算是袁世凯表面上做出的欢迎姿态……
东皇城根北街有一条弓弦胡同,本没什么名气,但这里面有个半亩园却吸引着文人雅士——这是清初中丞贾汉复请李渔设计、修筑的私家园林。李笠翁自然是大手笔了。半亩园因李渔而出名,弓弦胡同又因半亩园而出名——说到底,北京城里的许多胡同,皆是因人而出名的,不管这人是胡同的主人还是客人。人与事,才是胡同潜在的主题。
跟砖塔胡同一样,铁狮子胡同(现名张自忠路)也是北京胡同中的元老,因有一对铁狮子而得名——而这铁狮子是元代成宗年间铸造的。明末,它们成了崇祯宠妃田贵妃之父田畹府第门前的镇宅之物,目睹过田畹爱妾陈圆圆的长袖善舞、迎来送往。这追求陈圆圆,吴三桂曾在铁狮子的眼前屡屡进出。李自成的大将军刘宗敏又占据田府,拘禁了陈圆圆……这一切把眼花缭乱的铁狮子都搞迷糊了,弄不懂这些猛男美女在走马灯般地表演什么。可以说铁狮子那铃铛般的眼球里,装进了一整部明朝灭亡的故事。这还仅仅是开始。
很多年后,一个叫冯玉祥的将军发动政变,把此宅作为政敌曹锟的牢房。1924年冯玉祥以国民军总司令身份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这里又辟作孙中山的行馆。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此逝世,并签字留下“总理遗嘱”、“致苏联遗书”、“家事遗嘱”等三份遗嘱。
铁狮子胡同东口还有雍正第五子和亲王府,民国后先后成为北洋政府海军部及段祺瑞“临时执政府”——门前发生过“三·一八”大惨案。日军侵占北平期间,这里是其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沿着铁狮子胡同漫步,能看见墙上钉着的一系列“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还有清代和敬公主府等),仿佛穿梭于时空隧道。这短短的一截胡同,包容着何其漫长且富于变幻的历史。
有关胡同的例子,就像胡同里发生过的人与事一样,举不胜举。北京城是座露天的大博物馆,胡同是其最公开、最生活化的展览品。
铁狮子胡同属于比较宽阔的胡同了,也有极“袖珍”的胡同,譬如耳朵眼胡同,这名称是很形象的。还有钱市胡同,最窄的地段只有0.4米,最宽处也不过0.8米,据说明清时是极繁华的金融市场——真让人难以相信,银行会开在这里面。至少今天,运钞车是开不进去的。
二十世纪(尤其是解放后),胡同纷纷改名换姓,能保持原有名称的胡同越来越少了。譬如将新街口附近猪八宝胡同改为珠八宝胡同,将大哑巴胡同改为大雅宝胡同,王寡妇胡同改为王广福胡同,羊尾巴胡同改为小羊宜宾胡同……难道真的非改不可吗?这无异于让老头老太套上不合身的花衣花裤。改了之后,也许字音字义上好听一些,但也破坏了原有的俗俚风采。大俗才是大雅呢。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希望能像古人那样脆蹦蹦地叫着胡同的名字。
我还是偏爱土里土气的胡同,原汁原味的胡同。
想一想也可以理解,来自沙漠与草原的游牧民族,是很重视水源的,虽然他们尚不很适应人烟稠密的都市生活,门前若有水井相伴,也一样可以“饮马北京城”,况且那是一个没有自来水的年代,水井就是命根子啊。你若去那些最古老的胡同走走,仍然能发现几口已枯竭的井眼,有的井栏上有绳索长年累月磨损的痕迹——在岁月面前,石头也是挺脆弱的,有些上面索性盖一个盖子,估计是提防孩子失足失落 。看着这些废弃不用的枯井,你会觉得是对胡同的名称最好的注释与追悼。
当年水井可是深宅的居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摩肩接踵的社交场所,在井边与左邻右舍谈天说地、嘘寒问暖,恰恰可以弥补四合院的封闭性所带来的不足——既保护了每个家庭的隐秘空间,又为邻里之间提供了交流的机会。
胡同与四合院的完美组合,体现出元大都统治者在城市建设与管理方面的聪明之处。胡同横平竖直,四合院错落有致,怎么看都像是军事化管理的结果。无胡同的分割与疏通,北京城便成了一座由游牧民族安营扎寨的大军营。难怪汪曾祺要赞叹:“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方位感强恐怕也是蒙古人的遗传,他们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游牧时,一般都要根据日出日落来辨认方向,才不至于迷路。
我甚至于有个浪漫的猜测(考古学家们不一定注意):四合院之所以有开阔的天井,没准是为了方便蒙古人养马的,马匹是他们个人的交通工具——相当于今天的自行车;他们即使移居都市,也习惯了以坐骑代步,否则为什么要把胡同修得那么直呢?天井是马圈,胡同是跑道,人马同居,是一种牧歌般散漫的生活方式。
水井既要饮马,又要养人,难怪蒙古人对此感恩不尽,甚至把日常居住的街巷命名为胡同!宋朝时曾如此形容词人柳永在民间的影响:“有井水处皆有柳词。”妇女们在井边淘米洗衣、梳妆打扮,都会情不自禁地哼唱柳三变的慢词。蒙古人取而代之,夺得江山之后,又是什么情景?应该是“有井水处皆有元曲”吧?!关汉卿、王实甫成了当红的明星。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并使元大都戏曲界鼎盛一时——元大都俨然已是举世瞩目的文化中心。一曲传出,便在帝国的疆土上众口相传、不胫而走。
今北京西四南大街丁字路口西南侧,有一条砖塔胡同。砖塔胡同的名称,元朝时就流行了。这确实是一条700多岁的胡同,得名来自于胡同东口有一座七级密檐式青灰色八角形砖塔,山门石额上至今仍可辨认出“元万松老人塔”六字。古塔曾目睹过这条胡同的黄金时代:元大都城是北方杂剧的中心,而它是戏曲活动的中心地区(即史书上所称“勾阑”、“瓦舍”地带),堪称“中心中的中心”了。豪华点的勾阑设有戏台、戏房(后台)、腰棚(看台)和神楼,可容纳几千人,热闹程度不亚于当今有港台歌星“走穴”的万人体育馆。即使简陋点的,估计也不比如今街头巷尾的卡拉OK歌舞厅逊色。
元朝人爱看杂剧,正如后来清朝的八旗子弟爱看京戏,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也能看热闹。勾阑瓦舍地带,台上鸣锣敲鼓,表演着人间的喜怒哀乐,够煽情的,使台下的观众流连忘返——据说曲终人不散,会有浓妆艳抹的歌舞伎依着阑干向台下抛绣球、抛媚眼,愿者上钩。不知关汉卿是否曾在砖塔胡同登台亮相,但砖塔胡同肯定上演过他创作的戏曲,《窦娥冤》啊什么的。
我曾专程去胡同里走了个来回,很纳闷:这窄窄的一条胡同,当年如何装得下那么多的作家、演员、琴师、乐手以及身份各异的观众的——帝王将相与布衣草民,是否会在这羊肠小道上撞个满怀?只是我忘了查找胡同深处,是否有一眼曾经含情脉脉的水井了。
砖塔胡同,在元朝时相当于京城的演艺圈吧,不知那时是否有“穴头”,经纪人、媒体记者,或类似的人物?直到清朝,这里还是曲家乐户的聚居之地,“闾阎扑地,歌吹沸天。金张少年,联骑结驷,挥金如土,殆不下汴京之瓦子勾阑也。”(引自清人震钧《天咫偶闻》)只不过这已是它黄金时代的回光返照了。门庭改换,元曲也被京剧所代替。
砖塔胡同61号(现为84号),是鲁迅故居之一。他搬出八道湾后,即改住砖塔胡同,并且在低矮的北房里写下《祝福》、《在酒楼上》、《肥皂》等小说,还写了本《中国小说史略》。砖塔胡同,会记得他的祝福的。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肯定比关汉卿要厚重——虽然他们一今一古。鲁迅是不会为太平盛世锦上添花的,他在胡同深处的那尊青砖古塔上,打磨他的投枪、他的匕首以及他的呐喊。塔既是磨刀石,又是大师的证人。鲁迅是藏身陋巷、卧薪尝胆的文字刺客。
由于砖塔胡同的历史积淀与文化含量,我个人想把它命名为北京城里的1号胡同,因为像这样自元代保持名称至今的古老胡同,已屈指可数了。胡同胡同,如果依然叫着元朝时的旧名(或曰乳名),仿佛才是最正宗、最有资历的。
许多很有典故的胡同名字,大都是明清时给起的。譬如王府井大街北段西侧的东厂胡同,因明朝永乐十八年在此设东厂署而得名,东厂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家特务机构,而且由太监直接指挥,设诏狱、兴厂刑,腥风血雨——这胡同名称因有东厂二字,令今人读之仍有毛骨悚然之感,恨不得绕道而行,想来那孽债太重、阴魂不散。又如东单迤北路东的“外交部街”,曾叫石大人胡同,500多年前这里有明代天顺年间忠国公石亨大将军的府宅。“石大人”曾率领禁卫军杀入皇城,拥戴英宗发动了“南宫复辟”(又叫“夺门之变”),废掉景帝,这场宫廷政变使石亨一举成名,权倾朝野。皇帝赏赐的这套豪宅比一般的亲王府还要奢侈。可惜若干年后又被皇家收回——石亨因有“谋反”迹像被抄家并死于牢狱。“石大人”成了“小人”,石大人胡同的名称却一直这么叫下来了。
清末又在石亨旧第新建外交部的迎宾馆(相当于接待外国使节的国宾馆)。袁世凯登上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在此办公。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来北京,即下榻于迎宾楼——这也算是袁世凯表面上做出的欢迎姿态……
东皇城根北街有一条弓弦胡同,本没什么名气,但这里面有个半亩园却吸引着文人雅士——这是清初中丞贾汉复请李渔设计、修筑的私家园林。李笠翁自然是大手笔了。半亩园因李渔而出名,弓弦胡同又因半亩园而出名——说到底,北京城里的许多胡同,皆是因人而出名的,不管这人是胡同的主人还是客人。人与事,才是胡同潜在的主题。
跟砖塔胡同一样,铁狮子胡同(现名张自忠路)也是北京胡同中的元老,因有一对铁狮子而得名——而这铁狮子是元代成宗年间铸造的。明末,它们成了崇祯宠妃田贵妃之父田畹府第门前的镇宅之物,目睹过田畹爱妾陈圆圆的长袖善舞、迎来送往。这追求陈圆圆,吴三桂曾在铁狮子的眼前屡屡进出。李自成的大将军刘宗敏又占据田府,拘禁了陈圆圆……这一切把眼花缭乱的铁狮子都搞迷糊了,弄不懂这些猛男美女在走马灯般地表演什么。可以说铁狮子那铃铛般的眼球里,装进了一整部明朝灭亡的故事。这还仅仅是开始。
很多年后,一个叫冯玉祥的将军发动政变,把此宅作为政敌曹锟的牢房。1924年冯玉祥以国民军总司令身份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这里又辟作孙中山的行馆。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此逝世,并签字留下“总理遗嘱”、“致苏联遗书”、“家事遗嘱”等三份遗嘱。
铁狮子胡同东口还有雍正第五子和亲王府,民国后先后成为北洋政府海军部及段祺瑞“临时执政府”——门前发生过“三·一八”大惨案。日军侵占北平期间,这里是其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沿着铁狮子胡同漫步,能看见墙上钉着的一系列“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还有清代和敬公主府等),仿佛穿梭于时空隧道。这短短的一截胡同,包容着何其漫长且富于变幻的历史。
有关胡同的例子,就像胡同里发生过的人与事一样,举不胜举。北京城是座露天的大博物馆,胡同是其最公开、最生活化的展览品。
铁狮子胡同属于比较宽阔的胡同了,也有极“袖珍”的胡同,譬如耳朵眼胡同,这名称是很形象的。还有钱市胡同,最窄的地段只有0.4米,最宽处也不过0.8米,据说明清时是极繁华的金融市场——真让人难以相信,银行会开在这里面。至少今天,运钞车是开不进去的。
二十世纪(尤其是解放后),胡同纷纷改名换姓,能保持原有名称的胡同越来越少了。譬如将新街口附近猪八宝胡同改为珠八宝胡同,将大哑巴胡同改为大雅宝胡同,王寡妇胡同改为王广福胡同,羊尾巴胡同改为小羊宜宾胡同……难道真的非改不可吗?这无异于让老头老太套上不合身的花衣花裤。改了之后,也许字音字义上好听一些,但也破坏了原有的俗俚风采。大俗才是大雅呢。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希望能像古人那样脆蹦蹦地叫着胡同的名字。
我还是偏爱土里土气的胡同,原汁原味的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