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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欧美同学会已五十年，算是一名老会员了。岁月如梭，当初入会的情景虽时隔久远，但记忆犹新。
1950年秋至1951年初冬，我和一些回国同学在北京留学生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期间，曾被邀请参加欧美同学会的活动，当时同学会正积极争取政府的认可。1952年下半年，经过北京市民政局反复调查、多次核实后，遂将我会的申请上报北京市人民政府。张友渔副市长在上面作了“应请内务部决定”的批示。
1952年11月8日，内务部致函欧美同学会，批复“申请登记可以批准”。至此，欧美同学会取得民间社团的合法地位。1952年至1953年间，每次召开会员大会时，会领导对申请登记及获得批准的过程均作详细说明，以化解同学们的种种顾虑。
50年代中期，从欧美回国的留学生已有30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留在北京工作。此外，北京当时还有很多20—40年代回国的留学生。1955年，同学会登记的会员仅195人，会员人数大大低于回国学人的总数。
那时入会的手续很简便，不需要推荐人，也无须工作单位盖章证明，只是在登记表上写上姓名、留学国别、工作单位和通讯地址就可以了。
从会员的年龄结构看，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居多。他们对新社会的一切都感到新鲜，热情高，愿意参加欧美同学会的各项活动。老留学生的入会人数反倒低于年轻人。现在欧美同学会会员的年龄多在五六十岁以上，二三十岁的会员寥寥无几，这与五六十年代会员普遍年轻形成鲜明对照。再有，会员中非党人士占大多数。从所学专业看，以攻读社会科学者居多，攻读理工农医的少于前者。
虽然年轻会员多，但在同学会的各项活动中都贯穿着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一些资深年长的学长，如叶景莘、竺可桢、孙越琦、章元善等也积极参加活动。叶老有时还身着长袍马褂与会，给人以置身于清末民初时代的感觉。
若干年前，欧美同学会的体制机构远不如现在健全。会所自建国初期至“文化大革命”前，一直被市政协占用，仅留两间小房供我会使用，每月付给我会200元房租。会所办公设备极其简陋，只有两张小书桌，一个旧沙发，几把椅子，长期聘请两位事务员管理日常事务。
理事长（或主任委员）和总干事（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一概经会员大会选举产生，均不脱产。此外，还推举若干理事。每位理事发给一张政协文化俱乐部的出入证。从1950年至1966年，一直未进行换届改选，也很少召开理事会。
欧美同学会的宗旨是“修学、游艺、敦谊、励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同学会的活动主要侧重于敦谊、游艺。活动形式以舞会、聚餐、郊游为主要内容。舞会每两周举办一次，多安排在周六晚上，常邀请北京师范大学乐队伴奏。乐队一般演奏广东慢步舞曲及流行舞曲。舞会间隙，有时安排一两个短小精悍的节目，如器乐独奏、演唱等。同学们的新婚喜讯有时也在这一场合由主持人宣布。届时新郎新娘双双起立，大家报以热烈掌声，以示祝贺，给舞会带来了融融欢情，气氛极为热烈。
记得在一次舞会上，特邀一位刚刚回国的、攻读舞蹈专业的男学长表演并讲解他在美国所学的最新舞蹈。该学长舞姿优美超前，在那个较为闭塞的年代，令参加舞会的人眼界大开。舞场中，经常可以看到老红军、留法勤工俭学的老学长何长工的身影。何老虽年近花甲，舞兴却不减。老红军和同学一起共舞，让大家感到十分亲切。
除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同学会每年都举办聚餐会，每份3元，同学会和个人各出资一半。可邀请客人参加，费用自理。当时北京的西餐馆寥寥无几，因此每次总有五六十人来此饱享口福。大家边吃边聊，畅叙留学时的情谊以及回国后的工作情况，其情甚笃。
郊游是同学会的又一传统活动。因经费所限，多为不定期举办。通常安排一至两辆大轿车，可携带家属，干粮自备。记得去过八大处等景点。大家游兴很高，并互相拍照留念。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欧美同学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一般民间团体，发展成为由中央书记处领导的重要社团组织。会员从建国前的三百余人，增加到目前的一万余人。会员接纳范围也从过去的欧美诸国，扩大到留学前苏联、东欧、拉美、日本等国，还发展了几百位海外会员。
我虽年愈古稀，但仍一如既往地参加同学会的活动，关心同学会的建设。多年来，经我推荐入会的会员已达一百多人。随着留学归国人员的增加，欧美同学会必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世纪的到来。衷心期盼同学会的后来人真正把这一有着悠久历史的学人组织办成广大会员积极参与的“会员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