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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两岸关系翻开了历史性的一页”。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两岸领导人习近平、马英九在响成一片的相机快门声中，同时步入会客大厅，尔后握手长达1分钟以上。 这是1949年分治以来，两岸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面，无疑是两岸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牌意义的大事，也将无疑为今人、后人所称道。
通过电视直播，笔者有幸看到了这一幕，心中也同在微信群里热闹聊天的两岸同胞一样，激动不已。两岸最高领导人首次会面能够成行自然与2008年以来海峡两岸关系的稳步发展密切相关，也是双边最高领导人决心、智慧的结晶。当然，作为此次会面场所的“提供方”，新加坡所扮演的角色也十分值得赞赏。鉴于此，两岸未来无论以什么形式实现“一个中国”框架下的统一，新加坡毫无疑问也必须记上一功。
新加坡助力狮城“习马会”
“习马会”当天，新加坡再一次成为全球目光的聚焦点，传言已久的两岸最高领导人首次会面终于在新加坡完美上演。对此，新加坡知名媒体人与前国会议员吴俊刚先生11月11日媒体刊文称：“作为新加坡人，我们当然觉得很荣幸，能安排习近平和马英九的握手，见证历史。”作为最高领导人首次会面的“场所”提供者，新加坡的重要角色不言而喻，构成了此次“习马会”能够完美上演的必不可少的要件之一。
实际上，随着近些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向前推进，两岸最高领导人会面既是大势所趋，也为众望所归。近些年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有赖于2005年的“胡连会”。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当年到访大陆，并在北京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面。作为此次会面的成果，“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虽然由于当时国民党在台湾岛内处于在野党地位颇受外界质疑，但今天来看，却无疑是2008年5月马英九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后两岸关系和平、稳定与持续稳步向前发展的重要基础。七年多以来，海峡两岸在经贸往来、人员交流等方面取得了极为明显的呈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在创造一系列增量效应的同时，也深刻在烙在两岸人民心中。与此同时，两岸的沟通交流机制在“两会”（海基会、海协会）、党际交流之外，又在2014年2月建立了国台办与陆委会之间的常态化沟通机制。新的两岸沟通管道在处理和解决两岸交往中诸多问题的同时，也为“胡连会”后两岸最高领导人会面正式提上日程提供了重要条件。不仅如此，在“胡连会”后，两岸最高领导人的会面也成为各方的共同期盼和关注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聚焦点。
虽然是各方期待，也是大势所趋，但两岸领导人会面却由于囿于诸多细节性问题，始终未能上演。受此影响，一度“甚嚣尘上”的“习马会”在一次又一次的期待中终究还是仅仅停留在传言阶段。在相关的细节性问题之中，“在哪儿会面”则是双方共同关注的话题。会面地点的选择既关乎两岸关系的定位，也关乎着“一个中国”原则的落实，特别也要关照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态。因此，关于“习马会”在2014年11月北京APEC期间上演的传言最终未能成为现实。这也在侧面表明，如若没有第三方提供会面场所，两岸最高领导人会面还会各自面临很多困难。
因此，两岸领导人会面地点选择方面至少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与两岸领导人相对较熟悉的第三方能够提供会面场所；二是，两岸领导人在会面时，仅有双方在场，第三方不必参加。
正是在双方致力于寻求僵局突破之际，海外唯一华人为主的国家——新加坡成为两岸最可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在就双方关系和平发展取得一系列成就达成共识基础上，两岸也都认为领导人会面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有着长远的深刻影响。在新加坡成为第三方会面地点后，双方两岸领导人会面一事也就达成了一致。
“新加坡角色”的四个阶段
新加坡能够成为两岸领导人首次会面的地点，不仅在于其能够满足上述两个方面的条件，而且更为关键的是，与两岸关系（包括领导人关系）都不一般的新加坡长久以来在两岸交流、两岸关系改善中发挥了特殊重要作用。
在两岸关系发展史上，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及现任总理李显龙，凭借着与两岸领导人之间建立的私人关系及新加坡与两岸间的良好关系，对两岸间打破隔绝、继而重新建立往来关系与两岸关系的改善都发挥了特殊作用。新加坡的这种作用大致可以从下述四个阶段进行观察：
第一阶段是两岸互不往来的隔绝时期。在这一时期，新加坡的主要作用依靠的是其领导人李光耀先生与邓小平、蒋经国的个人私交，角色上主要表现为中间“信使”。根据相关资料记载，1985年9月，邓小平在接待来访的李光耀时，特别委托他转达希望与蒋经国早日见面、共商解决台湾地区问题的想法。此后，李光耀也很快将这一消息转达给处于重病中的蒋经国，而他后又透过李光耀转达了谢绝会面的消息给邓小平。李光耀的“信使”角色对两岸来说无疑都至关重要。
对大陆而言，邓小平在了解这一情况后开始逐步将反“台独”作为对台工作的首要任务；对台湾地区来说，蒋经国至少了解到了大陆方面希望解决两岸分治问题的愿望与诚意。邓小平虽然与蒋经国未能见面，但在蒋经国1987年陆续推出多项促进两岸关系的政策和打破两岸相互隔绝状态的举措后，也给予了积极回应，欢迎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和投资发展。
第二阶段是两岸“两会”交流机制的创立时期。两岸隔绝状态的打破及两岸人员往来的开始为两岸关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而双方也意识到，两岸关系调整的时机也渐趋成熟。在1992年达成“一个中国”的原则性共识之后，如何建立两岸之间的常态性交流与对话机制迫在眉睫。如果说，“海基会”与“海协会”的先后成立为两岸交流机制创造了组织基础，那么新加坡李光耀的牵线搭桥则为机制的建立创造了可能。1993年4月27-29日，“汪辜会谈”正式在新加坡举行。以此为标志，两岸开创了两岸交流与对话的“两会”模式：通过“海基会”与“海协会”这两个处理海峡两岸事务的组织来处理相关问题，并签署协议。这一阶段，新加坡虽然作为第三方会面地点的提供者，但也在此时确立不作“中人”的前例。这意味着，新加坡只提供会谈场所，不参与两岸间的会谈。 第三阶段是两岸关系因“台独”主张陷入倒退时期。这一阶段，新加坡的角色既表现为“和事佬”，又表现为“台独”批评者、反对者。李登辉在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初期，并未在两岸关系上发表“台独”言论，“九二共识”与“汪辜会谈”的举行也在事实上说明，李登辉在初期并未阻碍两岸关系的发展。但是，“汪辜会谈”后不久，两岸关系的发展就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李登辉“访美”及其在美国发表的一系列“台独”言论使两岸关系瞬间跌至谷底，反“台独”成为大陆方面最为紧要的任务，台海危机爆发。为化解危机，1995年8月，李光耀率领新加坡工商代表团到访中国大陆。2000年，陈水扁在台湾大选后上台“执政”，大肆推行民进党的“台独纲领”，两岸关系由此陷入困局。
针对李登辉、陈水扁推行的“台独”政策，李光耀先生多次在演讲中发表批评和反对的看法，他认为“台独”是愚蠢之举，是台海发展战争的直接诱因，强调台湾地区要认清国际形势与地区形势，加入大陆发展带来的潮流并从其取得经济社会的繁荣进步。
第四阶段是两岸重新建立和平发展阶段。随着两岸关系重回正轨，新加坡不仅获得与两岸持续发展合作关系的重要条件，也有了在两岸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基础。这主要集中体现在，新加坡与台湾方面关系的回暖。2008年马英九“主政”台湾地区以来，承认“九二共识”，稳步推进“两会”对话与交流机制，并建立了国台办与陆委会间的直接沟通渠道。这些为新加坡与台湾方面持续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创造了条件，而这使新加坡在两岸领导人会面这一里程牌事件中扮演“信得过、用得上”的重要角色有了可能。
新加坡角色的约束性条件
回顾新加坡在两岸交流、两岸关系发展历史中的特殊角色与作用，可以清晰发现，新加坡这种角色或者说“新加坡传统”得以建立也有其约束性条件：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变化，特别是持有“台独”主张的人或政党“执政”。新加坡与中国大陆建交时，明确表示遵守“一个中国”原则。李光耀及其后的历届政府也均表示遵循这一原则。
因此，持有“台独”主张的人或政党在岛内胜选“执政”，将不仅直接影响两岸关系，也极大地挑战了新加坡所认可的“一个中国”原则。李登辉中后期及陈水扁时期，由于“台独”言论与政策，两岸关系倒退发展，新加坡与台湾的关系也在保持中渐趋疏远。无疑，这使新加坡在两岸关系中特殊作用的发挥受到了显著的约束。
不可否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仅关乎两岸关系的增量发展，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两岸同胞的福祉，因此已然成为两岸同胞的一致共识。虽然如此，台湾岛内“台独”主张并未消失，以蔡英文为代表的民进党及相关其他势力在两岸关系上仍然持有相当“模糊”的态度。明年是台湾“大选年”，民进党蔡英文又被视为“胜选在望”。在这一情势下，未来台湾地区领导人在两岸关系上的态度及目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一系列对话与交流机制能否持续下去都值得世人持续关注，而在这一过程中，新加坡的特殊角色是否还会遭受约束性条件的限制也有待进一步考察。
（作者为国际关系博士，供职于广西民大东盟研究中心）
通过电视直播，笔者有幸看到了这一幕，心中也同在微信群里热闹聊天的两岸同胞一样，激动不已。两岸最高领导人首次会面能够成行自然与2008年以来海峡两岸关系的稳步发展密切相关，也是双边最高领导人决心、智慧的结晶。当然，作为此次会面场所的“提供方”，新加坡所扮演的角色也十分值得赞赏。鉴于此，两岸未来无论以什么形式实现“一个中国”框架下的统一，新加坡毫无疑问也必须记上一功。
新加坡助力狮城“习马会”
“习马会”当天，新加坡再一次成为全球目光的聚焦点，传言已久的两岸最高领导人首次会面终于在新加坡完美上演。对此，新加坡知名媒体人与前国会议员吴俊刚先生11月11日媒体刊文称：“作为新加坡人，我们当然觉得很荣幸，能安排习近平和马英九的握手，见证历史。”作为最高领导人首次会面的“场所”提供者，新加坡的重要角色不言而喻，构成了此次“习马会”能够完美上演的必不可少的要件之一。
实际上，随着近些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向前推进，两岸最高领导人会面既是大势所趋，也为众望所归。近些年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有赖于2005年的“胡连会”。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当年到访大陆，并在北京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面。作为此次会面的成果，“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虽然由于当时国民党在台湾岛内处于在野党地位颇受外界质疑，但今天来看，却无疑是2008年5月马英九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后两岸关系和平、稳定与持续稳步向前发展的重要基础。七年多以来，海峡两岸在经贸往来、人员交流等方面取得了极为明显的呈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在创造一系列增量效应的同时，也深刻在烙在两岸人民心中。与此同时，两岸的沟通交流机制在“两会”（海基会、海协会）、党际交流之外，又在2014年2月建立了国台办与陆委会之间的常态化沟通机制。新的两岸沟通管道在处理和解决两岸交往中诸多问题的同时，也为“胡连会”后两岸最高领导人会面正式提上日程提供了重要条件。不仅如此，在“胡连会”后，两岸最高领导人的会面也成为各方的共同期盼和关注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聚焦点。
虽然是各方期待，也是大势所趋，但两岸领导人会面却由于囿于诸多细节性问题，始终未能上演。受此影响，一度“甚嚣尘上”的“习马会”在一次又一次的期待中终究还是仅仅停留在传言阶段。在相关的细节性问题之中，“在哪儿会面”则是双方共同关注的话题。会面地点的选择既关乎两岸关系的定位，也关乎着“一个中国”原则的落实，特别也要关照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态。因此，关于“习马会”在2014年11月北京APEC期间上演的传言最终未能成为现实。这也在侧面表明，如若没有第三方提供会面场所，两岸最高领导人会面还会各自面临很多困难。
因此，两岸领导人会面地点选择方面至少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与两岸领导人相对较熟悉的第三方能够提供会面场所；二是，两岸领导人在会面时，仅有双方在场，第三方不必参加。
正是在双方致力于寻求僵局突破之际，海外唯一华人为主的国家——新加坡成为两岸最可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在就双方关系和平发展取得一系列成就达成共识基础上，两岸也都认为领导人会面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有着长远的深刻影响。在新加坡成为第三方会面地点后，双方两岸领导人会面一事也就达成了一致。
“新加坡角色”的四个阶段
新加坡能够成为两岸领导人首次会面的地点，不仅在于其能够满足上述两个方面的条件，而且更为关键的是，与两岸关系（包括领导人关系）都不一般的新加坡长久以来在两岸交流、两岸关系改善中发挥了特殊重要作用。
在两岸关系发展史上，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及现任总理李显龙，凭借着与两岸领导人之间建立的私人关系及新加坡与两岸间的良好关系，对两岸间打破隔绝、继而重新建立往来关系与两岸关系的改善都发挥了特殊作用。新加坡的这种作用大致可以从下述四个阶段进行观察：
第一阶段是两岸互不往来的隔绝时期。在这一时期，新加坡的主要作用依靠的是其领导人李光耀先生与邓小平、蒋经国的个人私交，角色上主要表现为中间“信使”。根据相关资料记载，1985年9月，邓小平在接待来访的李光耀时，特别委托他转达希望与蒋经国早日见面、共商解决台湾地区问题的想法。此后，李光耀也很快将这一消息转达给处于重病中的蒋经国，而他后又透过李光耀转达了谢绝会面的消息给邓小平。李光耀的“信使”角色对两岸来说无疑都至关重要。
对大陆而言，邓小平在了解这一情况后开始逐步将反“台独”作为对台工作的首要任务；对台湾地区来说，蒋经国至少了解到了大陆方面希望解决两岸分治问题的愿望与诚意。邓小平虽然与蒋经国未能见面，但在蒋经国1987年陆续推出多项促进两岸关系的政策和打破两岸相互隔绝状态的举措后，也给予了积极回应，欢迎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和投资发展。
第二阶段是两岸“两会”交流机制的创立时期。两岸隔绝状态的打破及两岸人员往来的开始为两岸关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而双方也意识到，两岸关系调整的时机也渐趋成熟。在1992年达成“一个中国”的原则性共识之后，如何建立两岸之间的常态性交流与对话机制迫在眉睫。如果说，“海基会”与“海协会”的先后成立为两岸交流机制创造了组织基础，那么新加坡李光耀的牵线搭桥则为机制的建立创造了可能。1993年4月27-29日，“汪辜会谈”正式在新加坡举行。以此为标志，两岸开创了两岸交流与对话的“两会”模式：通过“海基会”与“海协会”这两个处理海峡两岸事务的组织来处理相关问题，并签署协议。这一阶段，新加坡虽然作为第三方会面地点的提供者，但也在此时确立不作“中人”的前例。这意味着，新加坡只提供会谈场所，不参与两岸间的会谈。 第三阶段是两岸关系因“台独”主张陷入倒退时期。这一阶段，新加坡的角色既表现为“和事佬”，又表现为“台独”批评者、反对者。李登辉在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初期，并未在两岸关系上发表“台独”言论，“九二共识”与“汪辜会谈”的举行也在事实上说明，李登辉在初期并未阻碍两岸关系的发展。但是，“汪辜会谈”后不久，两岸关系的发展就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李登辉“访美”及其在美国发表的一系列“台独”言论使两岸关系瞬间跌至谷底，反“台独”成为大陆方面最为紧要的任务，台海危机爆发。为化解危机，1995年8月，李光耀率领新加坡工商代表团到访中国大陆。2000年，陈水扁在台湾大选后上台“执政”，大肆推行民进党的“台独纲领”，两岸关系由此陷入困局。
针对李登辉、陈水扁推行的“台独”政策，李光耀先生多次在演讲中发表批评和反对的看法，他认为“台独”是愚蠢之举，是台海发展战争的直接诱因，强调台湾地区要认清国际形势与地区形势，加入大陆发展带来的潮流并从其取得经济社会的繁荣进步。
第四阶段是两岸重新建立和平发展阶段。随着两岸关系重回正轨，新加坡不仅获得与两岸持续发展合作关系的重要条件，也有了在两岸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基础。这主要集中体现在，新加坡与台湾方面关系的回暖。2008年马英九“主政”台湾地区以来，承认“九二共识”，稳步推进“两会”对话与交流机制，并建立了国台办与陆委会间的直接沟通渠道。这些为新加坡与台湾方面持续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创造了条件，而这使新加坡在两岸领导人会面这一里程牌事件中扮演“信得过、用得上”的重要角色有了可能。
新加坡角色的约束性条件
回顾新加坡在两岸交流、两岸关系发展历史中的特殊角色与作用，可以清晰发现，新加坡这种角色或者说“新加坡传统”得以建立也有其约束性条件：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变化，特别是持有“台独”主张的人或政党“执政”。新加坡与中国大陆建交时，明确表示遵守“一个中国”原则。李光耀及其后的历届政府也均表示遵循这一原则。
因此，持有“台独”主张的人或政党在岛内胜选“执政”，将不仅直接影响两岸关系，也极大地挑战了新加坡所认可的“一个中国”原则。李登辉中后期及陈水扁时期，由于“台独”言论与政策，两岸关系倒退发展，新加坡与台湾的关系也在保持中渐趋疏远。无疑，这使新加坡在两岸关系中特殊作用的发挥受到了显著的约束。
不可否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仅关乎两岸关系的增量发展，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两岸同胞的福祉，因此已然成为两岸同胞的一致共识。虽然如此，台湾岛内“台独”主张并未消失，以蔡英文为代表的民进党及相关其他势力在两岸关系上仍然持有相当“模糊”的态度。明年是台湾“大选年”，民进党蔡英文又被视为“胜选在望”。在这一情势下，未来台湾地区领导人在两岸关系上的态度及目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一系列对话与交流机制能否持续下去都值得世人持续关注，而在这一过程中，新加坡的特殊角色是否还会遭受约束性条件的限制也有待进一步考察。
（作者为国际关系博士，供职于广西民大东盟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