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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理论作为研究社会关系的手段，为本文提供了研究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新方法——本文设计了以高校、科研机构、跨国企业为节点，高校为主体，以合作研究、人才交流、信息共享为合作模式组成的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网络。同时引入高校国际化的指标，以网络结构指标为纽带揭示高校国际化与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网络的关系。
关键词：高等教育国际化； 交流与合作； 合作网络
中图分类号：G724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6-3315（2011）8-134-002
在经济全球化、社会网络化的今天，人类已步入以知识为驱动力的社会，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当今的科学研究以“跨专业”、“跨国界”为特征，任何一所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大学必定同大量的国际合作伙伴进行着实质性的合作。以高等学校作为主体的跨国教育交流与合作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同样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就中国而言，高等教育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国内高校参与国际范围内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项目研究的格局。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网络是以高校作为主体，以其他国家高校、研究机构、跨国公司等国际组织通过交流与合作而结成的无形网状组织。
本文采取样本分析法作为研究依据。根据USNEWS国际大学排行榜，从前50名选择10所大学进入A档，从90~100名选择10所大学作为样本另一部分B档。通过样本高校的披露数据，选取合作伙伴数据，包含所在国、合作模式、合作层次等非数值数据（详见附录）。
我们将大学的“国际学生比例”、“国际教师比例”、“国际学生中研究生/本科生比”这三个指标作为本文对“高校国际化”程度的评价指标，在此基础上研究国际交流与合作网络的特性与这三个指标的关系。
一、国际化指标体系详解
一所高校的国际学生数量是该所高校国际知名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在一定范围内国际学生越多，其学校的国际影响力越大。但是每所大学由于师资、办学资源等约束条件，学生数量不会永远扩大，总数更倾向于在一个范围内保持稳定，国际上的大学和中国的大学在这点上较为相似，均为30000~50000之间。因此，除了考虑国际学生总数以外，更要关注的是国际学生在全部学生中的比例如何。比例越高，意味着在校学生国别多样性程度越大，标志着该所大学国际化程度。
普遍来说，大学提供的教育包括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倾向于创新性的成果，对学科产生较大的革新和推动作用，本科生教育注重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在学术深度上不及研究生教育。这两种国际学生之间的比例体现着大学国际教育的侧重。我们定义国际学生类别为：
本文定义的“国际教师”特指与大学具有正式合同的长期教师，不包括访问学者或短期客座教师。
招聘国际教师,促进教师的流动性本身就是大学国际化的重要体现。与国际学生类似，我们既关心大学的国际教师总量，更注意在全部教师中的比例。国际教师对大学的贡献率不仅仅在于新知识、方法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一个人而建立起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合作，进而扩大组织的外部渠道，為再一次的扩大国际合作与交流提供可能。
二、样本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网络与国际化指标的关系
1.高校合作伙伴数量与国际学生比例关系
我们将样本中的国际大学AB两档的国际学生比例与合作伙伴数量关系图叠加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不规则的相关性的关系。处在不同档次的大学，即使国际合作伙伴数量相近，他们的国际学生比例可能也会有较大的不同。从257到146的区间内，大学的合作伙伴数量与国际学生比例关系较不规则，呈现出起伏较大的形态。随着伙伴数量的减少，AB两档高校的国际学生比例均呈下降趋势。通过趋势线的添加，我们看到A档大学的下降趋势较为平缓，B档大学的下降趋势相对A档则下降较快。A档大学的线性趋势线公式为y=-0.001x 0.160；B档大学的线性趋势线公式为y=-0.002x 0.146，从下降速度来看，B档大学是A档大学的2倍，这一情况说明随着高校排名整体下降，其国际学生比例随合作伙伴数量减少而加速降低。由于USNEWS的排名方法侧重于“学术同行评议”（Academic Peer Review），“同行的评议”既包含学术的水平，更表示学术影响力和知名度。由此可见，对于国际生源的吸引力上，高校的学术水平和学术界的口碑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但需要指出的是，学术水平对于具有不同留学动机的学生的吸引力是不同的。以接受本科教育为目的的国际生源对高校的学术水平的要求会低于研究生。本科生更加关注的是所学专业将来的市场欢迎程度、学费、留学目的地等；而研究生阶段的留学则有别于本科生，研究生留学往往以所学专业的深化为目的，学习阶段往往可以获得奖学金，能够与导师进行深入的接触从而融入到导师的科研网络中。因此，研究生阶段的国际流动的动力往往来源于学术研究。样本中的大学都是国际知名的综合研究型大学，国际学生的比例也以研究生为主，由此可以了解影响国际知名大学吸引国际生源的另外因素是其学术能力和口碑。
2.“研究型”合作模式与研究生/本科生比关系
样本中的国外A档大学的研究生/本科生比例大体上可以分为以平均为1.19的8所大学（标准差为0.58）和两所数值较大的大学，分别为4.02的杜克大学和6.80的东京大学。说明这10所大学国际学生中的研究生数量高于本科生，有的甚至远远大于本科生数量。这10所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网络中“研究型”的合作模式的平均比例为79.2%，标准差为0.09，可见国际知名大学与国际合作伙伴大部分是以共同研究为合作基础，网络中流转的以“创新的知识”为主。由于基于“共同研究”或者“知识创新”导向的合作，势必会衍生出教师和研究生的流动，进行深造的学生往往能够得到自己导师的推荐与别国的学者共同研究或继续攻读博士课程。研究项目往往配套着研究经费，经费的充足客观上推动了学者、学生间的流动。与A档类似，B档大学的学生成分也以研究生为主。其中有7所大学的研究生/本科比超过1，最高的为伊利诺伊大学的7.19。与东京大学类似，名古屋大学研究生/本科生比例也较高达到了5.14。诺丁汉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乌普萨拉大学和西澳大学的比例小于1，分别为0.85，0.27，0.55和0.75。该组“研究型”合作模式占全部合作模式比例平均为74%，略低于A档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和乌普萨拉大学研究生阶段教育采取德语和瑞典语作为教学语言，本科阶段有较多英语授课的课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本科生人数而限制了研究生的数量；诺丁汉大学和西澳大学秉承一贯的国际化战略，国际学生中本科生比例很多，澳大利亚本身是移民国家，大学往往是移民的第一站；英国虽然不是移民国家，但诺丁汉大学在亚洲的两个海外校区为主校区提供了大量的国际本科生源，B档中平均国际学生本科生数为2100（剔除三所100多名本科生的大学），而诺丁汉大学国际本科生为3100，远高于平均水平。
样本中的国外大学的国际学生中研究生比例占多数，有的甚至占绝大多数。这些大学国际交流合作网络中“研究型”的合作模式占到了75%以上，伙伴关系以“共同研究”为主。另外，大学对国际学生授课的语言也是影响国际研究生/本科生比例的因素之一。
3．“教师交流型”合作模式与国际教师比例关系
教师作为大学进行知识传播、创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国际教师则是带来国外新的研究成果、新的教学方法的重要途径，能够提高大学教学方法的多样性，有利于创新。
首尔国立大学、名古屋大学和东京大学这三所来自东亚的大学的平均比例为7%，其他国外大学的平均比例为27.47%，标准差为0.02。我们将“教师交流型”合作模式占全部合作模式的比例与国际教师比例联合研究，查看二者相关性。
国外大学两者之间没有表现出具有相关性的特征，比例分布比较混乱，没有呈现出规律性。以初步看出，国外大学在国际教师流动上与合作内容的关系不十分紧密，虽然国际教师的比例较高，但基于合作项目的流动并不是主流渠道。
究其原因，我们认为由于国际知名度、汇率因素和整体社会环境中国引进高水平的国际教师只能通过政府间、校际的合作项目展开，这些项目往往配套经费、实验室等物质保证。学校如果不通过向政府申请资金支持而自聘高水平专家，则绝大多数大学是无法支付高额的薪金和其他待遇，因此中国大学国际教师的引进往往是“项目驱动型”，国际教师数量与“教师交流型”项目的数量、质量息息相关。国外知名大学特别是来自欧美地区的大学，由于同样的文化背景、均衡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宽松的教育机制使得教师流动十分普遍，且大学对教授采取聘用制度，政策十分灵活。很多学者根据自己的意愿和研究需要自发地选择自己理想的研究场所。因此国外大学的国际教师数量与类似的合作项目关系不紧密，虽然合作项目可以向外输送国际教师，但更多的国际教师是通过自荐应聘到校任教。
国际教师是知识在不同势差进行流动的传播者，而国际知名大学往往集中在欧美地区，因此这些大学的教师就成为传播最新知识的人。而目的地则需要学者自行选择，而上文中从统计结果中也能看出，即便是经济发达、科研水平很高的东亚的日、韩一流大学对国际学者的吸引力程度也十分有限，这说明文化也是阻碍学者在不同国度间流动的不可忽视因素之一。
三、总结
国外一流大学的国际交流合作网络已经是他们吸收研究生阶段国际生源资的重要渠道，表现在合作网络的特性（度与研究型合作模式）与国际研究生指标较为紧密的相关性；中国大学的国际交流合作网络对国际生源贡献程度有限，二者相关性不明顯。国外一流大学国际学生以研究生为主，中国以本科生为主。
国外一流大学国际师资比例较高，与“教师交流型”合作模式数量相关性不高，这与国际人才较高的自发流动和宽松的政策有关；中国大学的国际教师比例与“教师交流型”合作模式紧密相关，中国大学的国际师资的引进主要依靠政府、校方主导。
附录：国外大学样本：耶鲁大学、剑桥大学、康奈尔大学、杜克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多伦多大学、东京大学、首尔国立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华盛顿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普度大学、伯明翰大学、诺丁汉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名古屋大学、西澳大学、乌普拉萨大学、KAIST。合作数据采集：大学名称。合作对象档次、合作对象排名、合作对象名称、合作对象所在国/地区、合作对象所在洲、合作层次、是否联合研究形式、是否教师流动形式、是否学生流动形式、是否合作协议形式。此研究受天津师范大学青年基金项目《52WR40/天津高等学校国际交流网络的创新性研究》资助，系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彭未名.国际教育交流与管理.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
［2］朱宗顺.教育与改革——教育交流视野中的中国教育改革 1978~2000.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
［3］http://portal.mytum.de/welcome
［4］http://www.uu.se/
关键词：高等教育国际化； 交流与合作； 合作网络
中图分类号：G724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6-3315（2011）8-134-002
在经济全球化、社会网络化的今天，人类已步入以知识为驱动力的社会，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当今的科学研究以“跨专业”、“跨国界”为特征，任何一所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大学必定同大量的国际合作伙伴进行着实质性的合作。以高等学校作为主体的跨国教育交流与合作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同样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就中国而言，高等教育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国内高校参与国际范围内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项目研究的格局。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网络是以高校作为主体，以其他国家高校、研究机构、跨国公司等国际组织通过交流与合作而结成的无形网状组织。
本文采取样本分析法作为研究依据。根据USNEWS国际大学排行榜，从前50名选择10所大学进入A档，从90~100名选择10所大学作为样本另一部分B档。通过样本高校的披露数据，选取合作伙伴数据，包含所在国、合作模式、合作层次等非数值数据（详见附录）。
我们将大学的“国际学生比例”、“国际教师比例”、“国际学生中研究生/本科生比”这三个指标作为本文对“高校国际化”程度的评价指标，在此基础上研究国际交流与合作网络的特性与这三个指标的关系。
一、国际化指标体系详解
一所高校的国际学生数量是该所高校国际知名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在一定范围内国际学生越多，其学校的国际影响力越大。但是每所大学由于师资、办学资源等约束条件，学生数量不会永远扩大，总数更倾向于在一个范围内保持稳定，国际上的大学和中国的大学在这点上较为相似，均为30000~50000之间。因此，除了考虑国际学生总数以外，更要关注的是国际学生在全部学生中的比例如何。比例越高，意味着在校学生国别多样性程度越大，标志着该所大学国际化程度。
普遍来说，大学提供的教育包括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倾向于创新性的成果，对学科产生较大的革新和推动作用，本科生教育注重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在学术深度上不及研究生教育。这两种国际学生之间的比例体现着大学国际教育的侧重。我们定义国际学生类别为：
本文定义的“国际教师”特指与大学具有正式合同的长期教师，不包括访问学者或短期客座教师。
招聘国际教师,促进教师的流动性本身就是大学国际化的重要体现。与国际学生类似，我们既关心大学的国际教师总量，更注意在全部教师中的比例。国际教师对大学的贡献率不仅仅在于新知识、方法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一个人而建立起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合作，进而扩大组织的外部渠道，為再一次的扩大国际合作与交流提供可能。
二、样本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网络与国际化指标的关系
1.高校合作伙伴数量与国际学生比例关系
我们将样本中的国际大学AB两档的国际学生比例与合作伙伴数量关系图叠加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不规则的相关性的关系。处在不同档次的大学，即使国际合作伙伴数量相近，他们的国际学生比例可能也会有较大的不同。从257到146的区间内，大学的合作伙伴数量与国际学生比例关系较不规则，呈现出起伏较大的形态。随着伙伴数量的减少，AB两档高校的国际学生比例均呈下降趋势。通过趋势线的添加，我们看到A档大学的下降趋势较为平缓，B档大学的下降趋势相对A档则下降较快。A档大学的线性趋势线公式为y=-0.001x 0.160；B档大学的线性趋势线公式为y=-0.002x 0.146，从下降速度来看，B档大学是A档大学的2倍，这一情况说明随着高校排名整体下降，其国际学生比例随合作伙伴数量减少而加速降低。由于USNEWS的排名方法侧重于“学术同行评议”（Academic Peer Review），“同行的评议”既包含学术的水平，更表示学术影响力和知名度。由此可见，对于国际生源的吸引力上，高校的学术水平和学术界的口碑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但需要指出的是，学术水平对于具有不同留学动机的学生的吸引力是不同的。以接受本科教育为目的的国际生源对高校的学术水平的要求会低于研究生。本科生更加关注的是所学专业将来的市场欢迎程度、学费、留学目的地等；而研究生阶段的留学则有别于本科生，研究生留学往往以所学专业的深化为目的，学习阶段往往可以获得奖学金，能够与导师进行深入的接触从而融入到导师的科研网络中。因此，研究生阶段的国际流动的动力往往来源于学术研究。样本中的大学都是国际知名的综合研究型大学，国际学生的比例也以研究生为主，由此可以了解影响国际知名大学吸引国际生源的另外因素是其学术能力和口碑。
2.“研究型”合作模式与研究生/本科生比关系
样本中的国外A档大学的研究生/本科生比例大体上可以分为以平均为1.19的8所大学（标准差为0.58）和两所数值较大的大学，分别为4.02的杜克大学和6.80的东京大学。说明这10所大学国际学生中的研究生数量高于本科生，有的甚至远远大于本科生数量。这10所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网络中“研究型”的合作模式的平均比例为79.2%，标准差为0.09，可见国际知名大学与国际合作伙伴大部分是以共同研究为合作基础，网络中流转的以“创新的知识”为主。由于基于“共同研究”或者“知识创新”导向的合作，势必会衍生出教师和研究生的流动，进行深造的学生往往能够得到自己导师的推荐与别国的学者共同研究或继续攻读博士课程。研究项目往往配套着研究经费，经费的充足客观上推动了学者、学生间的流动。与A档类似，B档大学的学生成分也以研究生为主。其中有7所大学的研究生/本科比超过1，最高的为伊利诺伊大学的7.19。与东京大学类似，名古屋大学研究生/本科生比例也较高达到了5.14。诺丁汉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乌普萨拉大学和西澳大学的比例小于1，分别为0.85，0.27，0.55和0.75。该组“研究型”合作模式占全部合作模式比例平均为74%，略低于A档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和乌普萨拉大学研究生阶段教育采取德语和瑞典语作为教学语言，本科阶段有较多英语授课的课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本科生人数而限制了研究生的数量；诺丁汉大学和西澳大学秉承一贯的国际化战略，国际学生中本科生比例很多，澳大利亚本身是移民国家，大学往往是移民的第一站；英国虽然不是移民国家，但诺丁汉大学在亚洲的两个海外校区为主校区提供了大量的国际本科生源，B档中平均国际学生本科生数为2100（剔除三所100多名本科生的大学），而诺丁汉大学国际本科生为3100，远高于平均水平。
样本中的国外大学的国际学生中研究生比例占多数，有的甚至占绝大多数。这些大学国际交流合作网络中“研究型”的合作模式占到了75%以上，伙伴关系以“共同研究”为主。另外，大学对国际学生授课的语言也是影响国际研究生/本科生比例的因素之一。
3．“教师交流型”合作模式与国际教师比例关系
教师作为大学进行知识传播、创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国际教师则是带来国外新的研究成果、新的教学方法的重要途径，能够提高大学教学方法的多样性，有利于创新。
首尔国立大学、名古屋大学和东京大学这三所来自东亚的大学的平均比例为7%，其他国外大学的平均比例为27.47%，标准差为0.02。我们将“教师交流型”合作模式占全部合作模式的比例与国际教师比例联合研究，查看二者相关性。
国外大学两者之间没有表现出具有相关性的特征，比例分布比较混乱，没有呈现出规律性。以初步看出，国外大学在国际教师流动上与合作内容的关系不十分紧密，虽然国际教师的比例较高，但基于合作项目的流动并不是主流渠道。
究其原因，我们认为由于国际知名度、汇率因素和整体社会环境中国引进高水平的国际教师只能通过政府间、校际的合作项目展开，这些项目往往配套经费、实验室等物质保证。学校如果不通过向政府申请资金支持而自聘高水平专家，则绝大多数大学是无法支付高额的薪金和其他待遇，因此中国大学国际教师的引进往往是“项目驱动型”，国际教师数量与“教师交流型”项目的数量、质量息息相关。国外知名大学特别是来自欧美地区的大学，由于同样的文化背景、均衡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宽松的教育机制使得教师流动十分普遍，且大学对教授采取聘用制度，政策十分灵活。很多学者根据自己的意愿和研究需要自发地选择自己理想的研究场所。因此国外大学的国际教师数量与类似的合作项目关系不紧密，虽然合作项目可以向外输送国际教师，但更多的国际教师是通过自荐应聘到校任教。
国际教师是知识在不同势差进行流动的传播者，而国际知名大学往往集中在欧美地区，因此这些大学的教师就成为传播最新知识的人。而目的地则需要学者自行选择，而上文中从统计结果中也能看出，即便是经济发达、科研水平很高的东亚的日、韩一流大学对国际学者的吸引力程度也十分有限，这说明文化也是阻碍学者在不同国度间流动的不可忽视因素之一。
三、总结
国外一流大学的国际交流合作网络已经是他们吸收研究生阶段国际生源资的重要渠道，表现在合作网络的特性（度与研究型合作模式）与国际研究生指标较为紧密的相关性；中国大学的国际交流合作网络对国际生源贡献程度有限，二者相关性不明顯。国外一流大学国际学生以研究生为主，中国以本科生为主。
国外一流大学国际师资比例较高，与“教师交流型”合作模式数量相关性不高，这与国际人才较高的自发流动和宽松的政策有关；中国大学的国际教师比例与“教师交流型”合作模式紧密相关，中国大学的国际师资的引进主要依靠政府、校方主导。
附录：国外大学样本：耶鲁大学、剑桥大学、康奈尔大学、杜克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多伦多大学、东京大学、首尔国立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华盛顿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普度大学、伯明翰大学、诺丁汉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名古屋大学、西澳大学、乌普拉萨大学、KAIST。合作数据采集：大学名称。合作对象档次、合作对象排名、合作对象名称、合作对象所在国/地区、合作对象所在洲、合作层次、是否联合研究形式、是否教师流动形式、是否学生流动形式、是否合作协议形式。此研究受天津师范大学青年基金项目《52WR40/天津高等学校国际交流网络的创新性研究》资助，系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彭未名.国际教育交流与管理.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
［2］朱宗顺.教育与改革——教育交流视野中的中国教育改革 1978~2000.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
［3］http://portal.mytum.de/welcome
［4］http://www.u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