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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多民族国家得以稳定的前提就是要构建一种和谐的民族关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多民族国家来说，如何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深入探求儒家“和而不同”的逻辑缘起与逻辑内涵，对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有着重要是启示意义。儒家“和而不同”缘起于和同之辩，内涵是以同求和，与中国和谐民族关系中的差异与合作、多元一体有着逻辑一致性。以“和而不同”思想为基础，构建多元一体的和谐的民族关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
关键词：和而不同；多元一体；共建共享；民族关系
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然而像中国这样国内各民族经过数千年的融合与发展而形成多元一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中国“文化的多元性与政治的一体性”要求必须要构建一种和谐的民族关系，包括民族与民族以及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由于是在多元文化之间构建一种和谐的关系，这就决定了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要符合“和而不同”的逻辑要求。在多民族国家中如何构建起和谐的关系是其面临的难题。
本文力图从儒家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中探求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逻辑，具体围绕“和而不同”思想的逻辑缘起、“和而不同”思想的内在逻辑、以及“和而不同”的思想与构建和谐民族关系之间逻辑的一致性这几个问题来分析“和而不同”与构建和谐民族关系之间的关系。
一、儒家“和而不同”思想的逻辑缘起：和同之辩
要以“和而不同”的逻辑作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基础，首先要明白几个问题：什么是“和”？什么是“同”？他们与“和而不同”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和而不同”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和而不同”缘起于东周以前的“和”、“同”之辩。周礼记载中的“和”，在祭祀活动中通过“乐”实现人与自然的沟通、和谐，“和”源于古代礼乐祭祀活动。由此可见，“和”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乾卦·九五辞》记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周易·系辞上》记载：“二人同心，共力断金。”这里的“同”有相同、相等的含义。根据史料记载，在这一时期，“和”、“同”虽然有广泛的应用，但是这两字都是分开使用并且其含义相近。
到春秋时期周礼崩溃，人们的思想开始活跃，开是对“和”、“同”的内涵与关系重新阐释，集中体现在政治家活动中。《国语·郑语》记载史伯认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和”与“同”已演变成意义完全相反的两个字。这一时期的政治家们关于“和同之辩”的阐述对儒家“和而不同”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儒家“和而不同”思想的內在逻辑：以同求和
孔子在继承史伯等人关于“和同之辩”的基础上，以“和”与“不同”为核心，以君子与小人为论证的逻辑载体，将“和”与“不同”融为一体形成“和而不同”的思想。那么，“和而不同”思想的内在逻辑内涵是什么？儒家学者以君子和小人为载体阐述了“和而不同”的逻辑内涵“以同求和”，即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合作，差异是产生和谐、合作的前提。“和而不同”的哲学精髓与中国“文化多元性”的现实，要求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是一个“和”与“不同”相互交融的过程。
三、构建和谐民族关系中“和”与“不同”的交融
历史与现实表明中华民族并非像安德森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1]，而是由“五方之民，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华夏”，在历史的发展中经无数战争、文化的磨合、经济的交流而形成的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尤其是在近代在亡国灭种的形势下的对外、对内的战争中锻造而形成的中华民族自觉的实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2]。中华民族是在“和”与“不同”交融中形成的相互包容的共同体。“和而不同”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手段，最中的目的是实现政治的一体性与文化的多元性。以“和”为基础实现政治一体性，以“不同”为基础实现文化的多元繁荣，在“和”与“不同”的相互交融中实现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
在多民族国家内，民族间的经济、文化、政治、历史关联越多，和谐民族关系的基础便越牢固，多民族国家内各个民族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现实条件。“和”与“不同”的交融是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重要手段。当然，各民族历史上形成的自然结合并不能替代现代国家对民族关系的重新构建和国家民族的实体化形塑，二者作为历史形态上的一体和现实形态的一体应统筹于我国和谐民族关系构建的实践之中，充分发挥一体在民族关系构建中的凝合作用。
由此可见，“和而不同”与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民族关系有内在的一致性。中国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既有多民国家民族关系构建的普遍逻辑，又有其自身所必须遵循的特殊逻辑，因此，中国构建和谐民族民族关系必须要采取具有自身特色的逻辑路径，即“和而不同”，共建共享。
四、“和而不同”与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差异与合作
以“和而不同”为思想基础构建和谐民族族关系其逻辑起点在于，世界上有二百多个民族国家，然而却存在上千个民族，这一现实表明多民国家的存在是普遍而必然的，而多民族国家内部以“和而不同”的逻辑构建民族关系也成为必然。“人类社会群体结构在发展进程中呈现了由分散到聚合的趋势，经历了……从地域联盟的多样性到古代国家民族统一性，从古代国家的民族多样性到正在构建的现代国家的统一性”[3]。多民族国家在政治内容包括领土、主权、法律等方面的同质性与其内部各民族在语言、观念、习俗、历史等方面的异质性之间必然存在冲突，这是各多民族国家的普遍特征。
对于中国而言，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结构，决定了我国民族关系的构建必须要遵循“和而不同”，差异与合作共存的逻辑。“各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都做过贡献”，共同创造了繁荣灿烂的华夏文明，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在近代以来的对外战争以及解放战争中锻造了牢固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凝聚力，使得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形成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因此，构建和谐民族关系要求既要防止民族同化，又要防止民族分裂，即在坚持各民族多元性的基础上推进一体化的发展，在共同的政治屋顶下实现各民族的政治利益需求。
构建“和而不同”的民族关系的逻辑起点，既决定了多民族国家内部必须要建立和谐的民族关系，也决定了其构建路径的多样性。“我们民族大家庭采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利于我们普遍地实行民族的自治，有利于我们发展民族合作、民族互助”，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我们宪法上所要求的各民族真正平等友爱的大家庭。”[4]
五、结语
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既有普遍性的路径也有因各国历史传统用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特殊路径，我国民族关系的构建必须遵循“和而不同”、一体多元的发展逻辑，其实质是族际关系的重构。离开了“和而不同”为思想基础对“多元”的整合就无法构建出“一体”的政治结构，就不能称之为和谐民族关系，离开了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则就丧失了民族关系历史和民族关系前景的关联纽带。而要实现“一体”和“多元”的共同发展，则需对国家结构和制度进行相应构建。因此，中国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逻辑暗含着国家的再造要求，具体体现为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与中国古代天下一统、因俗而治的传统政治智慧相承接，又与当今维护国家统一、保障民族平等团结、共同发展繁荣的政治现实要求相一致。在当下，我国构建和谐民族关系要准确地了解和把握各个民族的利益需求，在理念上坚持一体多元的发展逻辑、在制度上不断完善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适合国情的族际政制安排以此凝聚发展力量、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版，第6页.
[2]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3] 郝时远：《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民族问题》，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
[4] 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页.
关键词：和而不同；多元一体；共建共享；民族关系
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然而像中国这样国内各民族经过数千年的融合与发展而形成多元一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中国“文化的多元性与政治的一体性”要求必须要构建一种和谐的民族关系，包括民族与民族以及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由于是在多元文化之间构建一种和谐的关系，这就决定了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要符合“和而不同”的逻辑要求。在多民族国家中如何构建起和谐的关系是其面临的难题。
本文力图从儒家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中探求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逻辑，具体围绕“和而不同”思想的逻辑缘起、“和而不同”思想的内在逻辑、以及“和而不同”的思想与构建和谐民族关系之间逻辑的一致性这几个问题来分析“和而不同”与构建和谐民族关系之间的关系。
一、儒家“和而不同”思想的逻辑缘起：和同之辩
要以“和而不同”的逻辑作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基础，首先要明白几个问题：什么是“和”？什么是“同”？他们与“和而不同”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和而不同”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和而不同”缘起于东周以前的“和”、“同”之辩。周礼记载中的“和”，在祭祀活动中通过“乐”实现人与自然的沟通、和谐，“和”源于古代礼乐祭祀活动。由此可见，“和”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乾卦·九五辞》记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周易·系辞上》记载：“二人同心，共力断金。”这里的“同”有相同、相等的含义。根据史料记载，在这一时期，“和”、“同”虽然有广泛的应用，但是这两字都是分开使用并且其含义相近。
到春秋时期周礼崩溃，人们的思想开始活跃，开是对“和”、“同”的内涵与关系重新阐释，集中体现在政治家活动中。《国语·郑语》记载史伯认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和”与“同”已演变成意义完全相反的两个字。这一时期的政治家们关于“和同之辩”的阐述对儒家“和而不同”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儒家“和而不同”思想的內在逻辑：以同求和
孔子在继承史伯等人关于“和同之辩”的基础上，以“和”与“不同”为核心，以君子与小人为论证的逻辑载体，将“和”与“不同”融为一体形成“和而不同”的思想。那么，“和而不同”思想的内在逻辑内涵是什么？儒家学者以君子和小人为载体阐述了“和而不同”的逻辑内涵“以同求和”，即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合作，差异是产生和谐、合作的前提。“和而不同”的哲学精髓与中国“文化多元性”的现实，要求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是一个“和”与“不同”相互交融的过程。
三、构建和谐民族关系中“和”与“不同”的交融
历史与现实表明中华民族并非像安德森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1]，而是由“五方之民，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华夏”，在历史的发展中经无数战争、文化的磨合、经济的交流而形成的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尤其是在近代在亡国灭种的形势下的对外、对内的战争中锻造而形成的中华民族自觉的实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2]。中华民族是在“和”与“不同”交融中形成的相互包容的共同体。“和而不同”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手段，最中的目的是实现政治的一体性与文化的多元性。以“和”为基础实现政治一体性，以“不同”为基础实现文化的多元繁荣，在“和”与“不同”的相互交融中实现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
在多民族国家内，民族间的经济、文化、政治、历史关联越多，和谐民族关系的基础便越牢固，多民族国家内各个民族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现实条件。“和”与“不同”的交融是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重要手段。当然，各民族历史上形成的自然结合并不能替代现代国家对民族关系的重新构建和国家民族的实体化形塑，二者作为历史形态上的一体和现实形态的一体应统筹于我国和谐民族关系构建的实践之中，充分发挥一体在民族关系构建中的凝合作用。
由此可见，“和而不同”与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民族关系有内在的一致性。中国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既有多民国家民族关系构建的普遍逻辑，又有其自身所必须遵循的特殊逻辑，因此，中国构建和谐民族民族关系必须要采取具有自身特色的逻辑路径，即“和而不同”，共建共享。
四、“和而不同”与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差异与合作
以“和而不同”为思想基础构建和谐民族族关系其逻辑起点在于，世界上有二百多个民族国家，然而却存在上千个民族，这一现实表明多民国家的存在是普遍而必然的，而多民族国家内部以“和而不同”的逻辑构建民族关系也成为必然。“人类社会群体结构在发展进程中呈现了由分散到聚合的趋势，经历了……从地域联盟的多样性到古代国家民族统一性，从古代国家的民族多样性到正在构建的现代国家的统一性”[3]。多民族国家在政治内容包括领土、主权、法律等方面的同质性与其内部各民族在语言、观念、习俗、历史等方面的异质性之间必然存在冲突，这是各多民族国家的普遍特征。
对于中国而言，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结构，决定了我国民族关系的构建必须要遵循“和而不同”，差异与合作共存的逻辑。“各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都做过贡献”，共同创造了繁荣灿烂的华夏文明，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在近代以来的对外战争以及解放战争中锻造了牢固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凝聚力，使得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形成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因此，构建和谐民族关系要求既要防止民族同化，又要防止民族分裂，即在坚持各民族多元性的基础上推进一体化的发展，在共同的政治屋顶下实现各民族的政治利益需求。
构建“和而不同”的民族关系的逻辑起点，既决定了多民族国家内部必须要建立和谐的民族关系，也决定了其构建路径的多样性。“我们民族大家庭采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利于我们普遍地实行民族的自治，有利于我们发展民族合作、民族互助”，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我们宪法上所要求的各民族真正平等友爱的大家庭。”[4]
五、结语
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既有普遍性的路径也有因各国历史传统用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特殊路径，我国民族关系的构建必须遵循“和而不同”、一体多元的发展逻辑，其实质是族际关系的重构。离开了“和而不同”为思想基础对“多元”的整合就无法构建出“一体”的政治结构，就不能称之为和谐民族关系，离开了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则就丧失了民族关系历史和民族关系前景的关联纽带。而要实现“一体”和“多元”的共同发展，则需对国家结构和制度进行相应构建。因此，中国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逻辑暗含着国家的再造要求，具体体现为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与中国古代天下一统、因俗而治的传统政治智慧相承接，又与当今维护国家统一、保障民族平等团结、共同发展繁荣的政治现实要求相一致。在当下，我国构建和谐民族关系要准确地了解和把握各个民族的利益需求，在理念上坚持一体多元的发展逻辑、在制度上不断完善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适合国情的族际政制安排以此凝聚发展力量、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版，第6页.
[2]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3] 郝时远：《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民族问题》，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
[4] 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