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地球》中关于“人”与“物”的哲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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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流浪地球》虽是一部科幻电影,但却给人类带来一些深刻的现实思考。例如,贯穿全片的集体主义精神,与当下我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契合,同时也侧面展现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部分情景,另外,这里的传统个人英雄主义也带着一种集体主义性质,更加强调群众的力量,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片中,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极端工具理性与人的感性会不可避免产生一些冲突,因此,人类应该深刻反思与人工智能的关系该如何处理。
  关键词:流浪地球 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工智能
  《流浪地球》的上映无疑是对当下人类行为的当头棒喝。“人类未来”该何去何从?“共同体”何时得以真正形成?如果当年有人嘲笑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仰望星空”的话,那么现在,是时候抬起我们已然长时间习惯低下的头颅,而去探索这样的问题:“人人都追求钱”的时代是否要一直持续下去?“世界公民”的意识是否有必要成为时代主流?《流浪地球》正表现了当前我国所极力推崇,并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世界所提倡的一种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这部影片也给予我们关于人与人工智能关系方面的深刻思考。
  一.《流浪地球》与“人类命運共同体”
  《流浪地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文学艺术领域的生动表现,它代表一种比《战狼II》更高层次的价值观,即后者侧重于国家方面而前者关注的是整个世界。《流浪地球》的故事梗概是:太阳即将氦闪而毁灭地球,从而各国搁置争端、共同建造大型发动机和地下城,利用发动机的巨大力量使地球逃出危险的太阳系,途中地球遭遇木星引力并将导致爆炸,因此联合政府和人工智能预测地球将会消失,于是向所有人通知这一消息,在大部分人选择放弃的时候,主角团通过不懈努力最终将地球与木星之间的混合气体引爆,利用其推力拯救了地球。
  影片中,所有人都为了“拯救地球”这个共同目标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共同克服不断出现的新困难,虽然过程中会牺牲一部分人,但全人类是作为一个整体共同迎接外来的挑战,并且这个整体有一个统一的领导力量——联合政府,这看上去很像“战时共产主义”的影子,因为这种联合仅仅是因为面对共同的敌人而临时组成的,是一种外部条件推动式的,一旦敌人消失,那么“联合”还能持续多久?这并非是一种成熟的现实道路。全片很少有关于人类内部矛盾的描绘,比如联合政府内部分歧、社会不同阶层矛盾等,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相对稳妥的“种子计划”,但这也是为了保存人类最后希望的火种。因此在这个世界里,并没有出现一个反社会、反人类、反道德的反派,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型特征。
  在《流浪地球》中,饰演“姥爷”韩子昂的吴孟达曾说:“在我们那个年代,人人都追求一种叫钱的东西。”但影片中的社会是没有金钱概念的,即商品经济是不存在的,所以,这种已经没有商品经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是共产主义一种感性的、直观的呈现。那么共产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什么关系?马克思认为现在的人类历史都不真实,而真正人类历史的开端应该是在消除人类内部根本对立后才真正开始。资本主义是诸多社会形态中的最后一步,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前,历史还不是世界历史,只是片段式、断裂式的局部“历史事件”,例如勤劳朴实的东方人在欧洲人眼中只是道听途说的、神秘诡异的另一个世界的人。但是资本这种生产关系诞生后,作为资本人格化表现的商人不断开辟出新的殖民地来寻找广阔市场,从而间接地让全人类逐渐成为一个有机的、联系的整体,这时世界历史才刚刚开始。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虽然人类已经开启世界历史的进程,但只是把世界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这样的历史是被动的、不完善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2]资本主义社会还不是真正人类历史的起点,因为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人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关系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是“资本”,所谓“资本”就是“可以增值的价值”,所谓“增值”就是获取“剩余价值”,即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基础是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否则这个社会形态就不能维持运转。在这种状态下,整个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劳动(无论是物质劳动还是精神劳动)都发生着“异化”。本来是肯定人类自身的东西反而变成对自身的否定,即劳动者越卖力工作,剥削者反而越强大。因此,马克思认为要进入真正的人类历史,必须消除这种资本逻辑,而方法就是将社会资本公有化,这样剩余价值就不存在了,社会增加的财富也归社会所有,因而人与人的对立也会消失。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对未来社会具体描述,只是点明了所有制和人类生存状态的一些特点。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随着世界历史进程前进而不断具体、丰富的一套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一种延伸。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内在地包含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虽然没有人知道共产主义社会何时到来,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前阶段对“共产主义”理论的积极实践。马克思认为从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是必然结果,因为,只有拥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人类的整体意识才会逐步提高,所以,在马克思的认识里,按劳分配的私有制分配形式是落后的,它是社会发展的障碍,因此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是必然的。综上所述,《流浪地球》的出现,不仅是中国科幻片的进步、是大国方针在文艺上的一种反映,而且还包含着对未来社会点滴的感性猜测。
  二.《流浪地球》与“人是目的与手段的结合”   宣扬中国式价值观且极具中国气质的《流浪地球》,在很多方面都体现出东西方观念的差异,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侧重问题。比如中国“春晚”的大型歌舞和杂技等节目基本上都是群体模式,虽然偶尔会突出某个角色,但基本都是平分秋色的状态,大家共同完成整个表演;而在美国版“春晚”“超级碗”中,大多是单人模式或者一个乐队,目的是为了衬托主角的光环,营造出一枝独秀的氛围,这种现象是东西方主流文艺的重要差别之一。这种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不同倾向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近代前的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封建专制国家,当时宗族关系还没有分裂,社会主流倾向于集体主义。虽然后来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传统中国中旧的宗族关系逐渐发生断裂,但其实没有消失,并且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大改造”又形成了一种更高层次的集体主义。而如今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上几乎都经历过数次反封建反压迫社会运动,几百年不断斗争的社会原子化运动,使这些国家在各个方面明显带有一种个人主义的色彩。中美文艺观的不同,在《流浪地球》上也得到相应的体现。
  美国式科幻片多以爱情为主线,男女主角通常孤身一人,事情的化险为夷多是主角的奇遇又或是凭一己之力扭转局势,而政府通常代表着不近人情甚至是解决问题的障碍。但《流浪地球》明显不同,男女主角是兄妹,着重体现的是亲情。整个故事一个大的外主线是拯救地球,内主线是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羁绊,既有爷爷对下一代的疼爱和教导,也有哥哥对妹妹的保护、父亲对家人的关心等,习惯了好莱坞模式的观众可能觉得剧情拖沓,毕竟美式科幻片很少将亲情戏描绘得如此浓墨重彩,更多的是表达一种个人的自由主义倾向。而在中国各类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温情情节随处可见,中国人对家庭、社会和国家的情感更为强烈,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延续。
  整个故事中,父亲之外的其余三人,最初想法十分简单,就是要回家,根本没想过拯救地球之类的,拯救地球这一思想是在回家过程中不断被强化后升华的。爷爷死后,韩朵朵问刘启:“爷爷没了,哪里是我们的家?”这句话使刘启幡然醒悟,因为他们本来作为个体想要回的那个小家没了,于是他舍弃原来回家的目标而上升到保护整个集体,体现的是一种小家和大家目标的统一、拯救家人和拯救地球的统一。这与以往故事设定的主角一开始就心系苍生的做法明显不同,这也是影片在伦理设置上的巧妙之处。同时,拯救世界不再是凭借主角一人之力,而是采取众人协作的方式,这是一种集体精神的传递。所有人都在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奋斗,例如运送火石而牺牲的司机、徒手拉火石而冻死的救援队员等。在此过程中,众人的执着和牺牲唤醒了主角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让其意识到如果没有了大家,自己那个单独的小家将无从存在。
  影片中的英雄是具有集体主义性质的,是一个个体对另一个个体的唤醒后,再次反馈到整个集体的唤醒,这是一种集体力量下的个人英雄形象。另外,这里的群众突破以往的形象,他们不再是英雄的拖累也不总是被英雄保护的对象,反而可以为英雄持续提供后援的力量。同时,这里的英雄也不再是具有超能力或是智商超群的人,他们只是一个拥有专业能力并勇于牺牲自己的模范人物。片中的集体主义精神,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一个社会要更好地发展,需要每个人的努力,通过把每个人当作手段去实现社会集体发展的目的,而同时,个人通过自身进入集体这个手段也实现了个人目的。中国特色集体主义精神包含取舍,即舍小义者,取大义也。这种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升华到哲学层面,就是“目的和手段”这对范畴。“目的和手段”往往会与“功利主义”联系起来,针对功利主义的伦理观,康德曾经提出“人是目的”这个道德原理,即任何时候都要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人生活在目的王国。人是自身的目的,不是工具。”[3]在康德看来,每个人都应该把对方看作自由、平等的存在物来对待,不能把对方当作工具也不能当作手段,这是人们追求平等的本体论要求。马克思认为,人既是目的也是手段。首先,人肯定是目的的,但人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必须把自己当作手段,这样才能达到目的,所以,人不是纯粹的目的,人必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所以在“人是什么”的问题上,马克思继承并发展了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关于“人是目的”的思想。人的行为有种种目的,但是总的目的只有一个——人本身,因此,只有直指“人”本身才是真正的道德。由此观之,主角“目的和手段”的一波三折式的辩证变化,在影片最后表现得尤为明显,各个人都在执行自己的任务和环节,同时也成为了他人的手段,在完成局部目的时也实现了整体目的。这不仅能看出主角由个体主义走向集体主义的伟大升华,而且也从侧面衬托出集体力量的强大震撼力。
  三.《流浪地球》与“人工智能”
  《流浪地球》不仅通过人与人的关系表达集体主义的倾向,而且通过人与工具的关系凸显出“人本主义”的倾向,具体表现在两个场景:一是地球上众人不断战胜外部环境、克服各种机械故障;二是空间站上科学家和人工智能系统“莫斯”的斗争。前者是关于人对于机器的控制和掌握,过程中明显有一种工具受控于人的现实。这些工具只是低级智能,因此并没有太多值得思考的地方,但在空间站中,人与人工智能系统“莫斯”的“较量”就给人不一样的啟发。根据数据分析,莫斯得出地球将无法脱离最终解体的命运,在得到联合政府的最高指令后,其宣布“流浪地球”计划失败并强制宇航员进入休眠状态,防止一切人为非理性的行为。但此时,不知道莫斯已经接受指令的科学家认为它发生了叛变,于是冲破禁锢从休眠床上逃了出来。后来,莫斯表明这是联合政府的授意,但科学家说服联合政府后准备驾驶空间站引爆木星时,莫斯却自发切断了科学家与联合政府的对话并取消其控制权,此时科学家说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没有人类的文明毫无意义!”接着,他用酒精把人工智能的控制系统烧毁了,在烧毁前莫斯同样说了一句充满哲理的话:“让人类保持理智确实是一种奢求!”[4]这是影片中人与工具斗争最精彩的部分,也是最明显地展示出人类与人工智能的主要区别。   对于人工智能莫斯来说,空间站里存储了人类数万年的文明,包括数字信息、生物基因图谱等,所以空间站是人类任何时候都不能抛弃的“希望种子”。但在科学家看来,他不能放弃地球上数亿人的生命,只要有一个具有现实可能性的拯救地球的计划,就宁愿牺牲这颗种子。“莫斯”是一种纯粹理性的方案,在任何时候都能保证留有生存余地,但人不一样,人对于一种现实的可能会孤注一掷,因为人的行为受到理性与非理性的共同作用,所以,人无法像莫斯那样对生命的逝去保持冷静。在国外影片中,人机斗争的场面也时有发生,而《流浪地球》中的人机斗争实际上是两种理性方案的斗争。莫斯的理性方案是在任何时候都能保存人类希望的保守方案,科学家的方案则是牺牲火种来拯救地球的激进方案。两种方案的目的是一样的,但人的方案更具危险性、不确定性。人们知道失败的严重性,但因为一些非理性因素反而会选择这种危险方案,这是人与人工智能所区别的地方。因此,莫斯最后那句话既是纯粹理性对于人类的讽刺,又是人性本身高于物性的彰显。
  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十分迅猛,但与此同时各种质疑声不断,人们开始担忧人工智能的大量应用会导致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其后果甚至比核武器更加严重。目前看来,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人工智能并不等同于人的智能,现在的机器只能模拟人类智能活动中可形式化的部分,而并不具备人类的潜意识、意志情感活动等。目前,人工智能是人在对自身的能力进行认识之后,对这种能力进行物质化的模拟,所以在内容层面上,当前人工智能取得的成就只是人对自身认识的一面镜子。基于此,在人类完全认识自身的思维规律前,人工智能即使失控到让人类无法驾驭,其本身也未超越人类,因为它的最大限度始终是低于人的。笛卡尔在《方法论》中谈道,如果有一种机器,它有一切动物的器官和外形,只是缺乏理性,那么我们有理由判断这种机器并不完全具有被模仿动物的本性。那这种机器会不会在技术允许的范围内拼命地模拟我们的行为,此时能否称其为“人”?答案是否定的,主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来证明。
  (一)人工智能不会使用语言符号,更不会自发地把词语和符号排列组合起来去表达较为复杂的意思。一台机器表面上“能说会道”,甚至在说话时也有相应的动作,比如当碰到它的头部时,它会微笑地向你问好,然后一句话或者几句话对应一个或者多个具体的动作。但是,它无法将词语以不同的排列方式表达出来,人工智能的某一具体行为只能通过人所设定的程序控制,程序是规律且有限的,一旦超过其范围,那么机器的表现就会不知所措,而这些是一般人都能完成的任务。
  (二)人工智能在执行某些具体任务时,虽然表现得比人类更加出色,但它们在其他更多的任务中则会无能为力。首先机器不是根据知识来运作的,而是根据其“器官”自身的倾向性来运作,这些器官是人类为特定的具体问题而专门定制的程序,比如扫地机器人的发明是为了减少家务劳动的压力,而它也只能做好扫地这一件事。那么有没有一种东西可以处理各种问题?有,那就是人的理性,它是在诸种问题中皆有用武之地的“万能钥匙”,人的理性是人全部器官的有机结合。反之,如果要让机器能够应付所有的问题,那么就要让它尽可能配备全部的器官,其中每一個都对应一个特定的问题,否则它将无法像人类一样运用理性来处理生活中层出不穷的种种偶然事件。但是,从实践角度看,这样的机器设计思路几乎不会实现。
  笛卡尔分别从“最低水平的人”和“最高水平的机器”两个角度来说明部分无法逾越整体。纯粹理性与纯粹感性都不能使世界完整。单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我们走过历史的每一个脚印,都是感性冲动在先和理性反思在后的结果,这是人的固有缺陷,因为人的原始驱动力总在教化之前,但是,这也是人超脱于自然的原因。人同时具备感性与理性,而人工智能本质上是帮助人类完善“理性”的部分产物,即使具备一些感性的特点,但也只是在理性严密计算下的呈现,因此“部分”即使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也终将不能取代“整体”。笛卡尔的观点受限于当时较低水平的脑科学研究时代,而现代人可以综合唯物主义以及现代科学对人脑结构与分区甚至进化史的研究成果得出新的结论——使用电子零件复制人脑结构成为可能,而且这种人造AI有一个巨大优势,即它们可以比人脑的组织结构更加完美。相比于人脑在物种进化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来说,人类引以为豪地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那部分天性,也同样可以基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序列复制到AI中。人工智能发展出理性的极端,这种理性是纯粹的、直接获取的,但它同时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性,因此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人通过感性到达理性,中间有一个判断推理选择的过程,此阶段孕育了无限的可能,最后给出的是一个在理性统筹下的感性与理性交织的答案。虽然机器与人的差距远非如此简单,但我们可以大致地认为:感性生活总是充满暖意,而理性世界则过于寒冷。机器只能在设定的规则上运转,但人类可以改变规则。人与机器早已密不可分,人机如何交融才是真正的问题。
  四.结语
  《流浪地球》是一部具有中国精神和中国气质的科幻片,其深刻的内容更引起观众深层次的思考。全片塑造了一个集体主义的世界,让现实中的我们深刻感受到集体主义的伟大精神以及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向往,同时激励人要重视自身,依靠自己的知识与实践实现在社会中的发展,将目的与手段紧密结合以不断摆脱现实的束缚。在人工智能时代,各种机器给人类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人工智能的理性固然有积极的一面,但我们不能忘却作为人应有的感性,理性与感性有机结合,才能有效处理人工智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参考文献:
  [1]李包庚.世界普遍交往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J].中国社会科学,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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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杨云飞.康德目的王国理念新解[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 (04).
  [4]韩贵东.欲望与理性的思辨:《流浪地球》中的人工智能伦理意识探幽[J].宜春学院学报,2020 (10).
  作者单位: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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