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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2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同中国高层领导举行会谈，推动双边关系在重回正轨的基础上得到新发展。安倍访问期间，中日签署50余份合作协议，以金融、能源、基础设施等为代表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成为一大亮点。在双边关系改善的大背景下，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迎来新机遇，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可成为合作重点。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双边关系症结难解，日对华疑虑未消，因此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仍存挑战，贵在落实。
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中国提出的、可满足各发展阶段需求的国际合作新模式。中国虽具备较强的生产制造能力，但仍处全球产业链中低端，如何实现产业转型、向中高端迈进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发达经济体核心技术、研发能力等方面优势明显，但苦于产业空心化严重，制造生产能力不足、投资实体领域动力缺失，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时，大量发展中国家亟需技术和资本优化基础设施、发展优势产业。第三方市场合作可有效对接上述供给需求，凝聚产业链中高低端环节，为三方发展提供新动力。
正因如此，第三方市场合作自2015年提出后进展顺利，已取得积极成果。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正得到更多认同，中国已同法、德、英、意、韩、新（加坡）等10余个欧亚发达经济体签署备忘录，涵盖核电、高铁、物流、能源等多个领域。合作已取得一定成效，比如中法在英国的核电项目、中韩在南美的钢铁和能源项目等。上述成果既会对中日合作产生示范效应，又可提供一定借鉴。
2017年以来，中日双边关系出现回暖迹象，在内外压力交织下，日本对华尤其是对“一带一路”态度转变明显，为双方携手开拓第三方市场提供了契机。
从外部看，特朗普上台后对自由贸易兴趣索然，不断挥舞保护主义大棒，似有架空多边贸易体系、另立以其为中心的双边贸易体系之势。对日本，这无异于当头一棒。不仅使日本对特朗普的政策稳定性产生疑虑，更增加了日本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外部冲击，迫使其多头下注、留足余地。改善对华关系，尤其是对华经济关系成为其必要且收效较快的选择之一。内部看，安倍力推修宪，但政治丑闻缠身，其提升支持率的措施又收效甚微。改善对华关系、通过强化双边合作推动日本国内经济增长，成为安倍增加政治筹码、稳定执政并保障实现其目标的一大途径。
强化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对中日各自经济发展具有一定必要性。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成果丰硕，但仍有问题尚待解决。极为突出的一点是，沿线项目融资仍以丝路基金和国内政策性银行为主，缺乏民间和国际资本的充分参与，不仅增加项目融资负担，更易引发外界对项目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过度解读，近来中国项目与东道国债务陷阱的错误联想即是一例。对日本而言，受困于国内老龄化少子化问题，日本财政负担重、劳动力资源缺乏、消费动力不足，其经济增长仍极度依赖外部生产和国际市场。中日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不仅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带来更多国际资本支持，更能使日本搭上快车、为其开辟欧亚大陆市场提供便利。
世界经济变革与风险并存，第三方市场开拓外部需求稳健。当前世界经济仍处新旧动能转换期，以人工智能、互联网、新材料、新能源等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呼之欲出；同时，全球债务风险高企，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趋紧，挖掘发展动力成为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一致诉求，为中日合作开拓市场提供了较稳健的外部动力。
产业互补是开展贸易投资合作的前提。如前所述，从产业链角度看，中国尚处中低端，而日本在核心技术、创新研发等领域的优势使其占据了中高端。因此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具有较强的经济基础，在环保、物流、医疗、金融服务等多个领域潜力巨大。这其中，基础设施应成为合作重点。
中日基础设施领域的恶性竞争影响巨大，在第三方市场发挥优势、强化合作十分必要。亚洲对基建领域的巨大需求使其成为中日博弈场，但枉顾成本收益、一味死磕的竞争模式给双方企业带来了巨大风险。例如，印尼雅万高铁竞标中中企胜出，但在日方多次游说、0.1%超低息贷款等行动的压力下，中国在贷款条件中作出巨大让步，中企提供的全额贷款放弃了印尼的主权信用担保，增加了项目的违约和收益风险；又如，日本为日印高铁项目提供的超低息贷款期限为50年，利率仅0.1%，极低的融资成本、几可忽略的投资收益显示出日本“搅局”中国基建投资的意图。更严重的是，中日两国在优惠条件上不断让步，这一恶性竞争不仅使东道国坐收渔翁之利，更会给基建领域的其他项目带来不利影响。
事实上，强化中日第三方基建合作不仅必要，且具有较强的可行性。一方面，中日均有基础设施对外投资的相关倡议或支持政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重要内容之一，丝路基金、亚投行等的成立为沿线基建项目提供了一定的资金保障；安倍内阁也提出构建“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力推日本基础设施出口，并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大战略。中日在第三方市场的基建合作不存在国内政策障碍。另一方面，中日在基础设施领域优势各异，在第三方市场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中国基础设施对外投资国际经验少，但胜在工期较短、资金充足，性价比高；日本企业行事谨慎，在风险评估、项目管理、后期维护、环境保护等层面优势明显。双方可发挥各自优势在第三方市场联合竞标，既避免恶性竞争，又保障项目效率和收益，还可为中日合作树立口碑，可谓一举三得。
就地域而言，以东盟为代表的周边地区应成为中日合作的“起点”。东盟层面，地区产业转移的现实和次区域一体化的规划，为中日在东盟开展产能合作提供了机会。随着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内地经济的渐次起飞，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正在重新布局，泰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盟经济体依靠成本优势，正努力吸引外资、成为东亚地区的产业承接、加工组装和制造基地。2015年，东盟宣布建成经济共同体并发布了2025愿景，能源、食品、农业、电子商务、交通运输等领域是其经济蓝图的重点。东盟经济体需求强烈且领域明确，是中日第三方合作的理想区域。
中日两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紧密、合作模式成熟，为中日在此合作奠定了基础。中国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东盟秘书处近日發布的《2018东盟投资报告》，除东盟内部跨境投资外，中国是东盟的第二大外资来源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双方通过各层面的战略对接，形成了次区域合作、产业园区等较为成型的合作模式，基础设施、金融服务等领域是合作重点。日本则是东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投资国，其在东盟的投资集中在汽车、电子、机械制造和批发零售等领域，通过设立工厂或分公司将东盟纳入其生产网络，经济合作关系紧密。中日与东盟经贸关系基础牢固、方式各异，是两国开辟东盟市场的坚实基础。
一方面，双边关系痼疾难解，可能对包括第三方市场合作在内的经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从安倍此次访华可以看出，以第三方市场、金融等为代表的经济层面务实合作是双边关系改善的最大亮点。其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日本改善对华关系的基本动力源自特朗普上台后亚太战略和对外经济政策的调整，这一短期需求决定了改善对华关系无法触及症结，只能选择下手容易、收效快速的经济领域。这使双边关系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一旦政治关系有所改变，包括第三方市场合作在内的经济合作可能均会受损。
另一方面，日本对华疑虑未除，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深度有待观察。当前国际经济秩序正处动荡调整期，地区和全球层面出现一定的权力空白，“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等一系列中国倡议使日本担忧中国将占据秩序和规则的主导权，因此日本仍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在同中国签署大规模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的同时，日本也采取措施对冲“一带一路”计划。不仅有限度地参与“一带一路”，访华结束后，安倍即与印度总理莫迪会晤，在安保磋商、人工智能、金融等领域达成合作共识。可见，尽管中日已签署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但双边关系的对抗性并未消解，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进展和深度尚待观察。
新机遇
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中国提出的、可满足各发展阶段需求的国际合作新模式。中国虽具备较强的生产制造能力，但仍处全球产业链中低端，如何实现产业转型、向中高端迈进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发达经济体核心技术、研发能力等方面优势明显，但苦于产业空心化严重，制造生产能力不足、投资实体领域动力缺失，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时，大量发展中国家亟需技术和资本优化基础设施、发展优势产业。第三方市场合作可有效对接上述供给需求，凝聚产业链中高低端环节，为三方发展提供新动力。
正因如此，第三方市场合作自2015年提出后进展顺利，已取得积极成果。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正得到更多认同，中国已同法、德、英、意、韩、新（加坡）等10余个欧亚发达经济体签署备忘录，涵盖核电、高铁、物流、能源等多个领域。合作已取得一定成效，比如中法在英国的核电项目、中韩在南美的钢铁和能源项目等。上述成果既会对中日合作产生示范效应，又可提供一定借鉴。
2017年以来，中日双边关系出现回暖迹象，在内外压力交织下，日本对华尤其是对“一带一路”态度转变明显，为双方携手开拓第三方市场提供了契机。
从外部看，特朗普上台后对自由贸易兴趣索然，不断挥舞保护主义大棒，似有架空多边贸易体系、另立以其为中心的双边贸易体系之势。对日本，这无异于当头一棒。不仅使日本对特朗普的政策稳定性产生疑虑，更增加了日本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外部冲击，迫使其多头下注、留足余地。改善对华关系，尤其是对华经济关系成为其必要且收效较快的选择之一。内部看，安倍力推修宪，但政治丑闻缠身，其提升支持率的措施又收效甚微。改善对华关系、通过强化双边合作推动日本国内经济增长，成为安倍增加政治筹码、稳定执政并保障实现其目标的一大途径。
强化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对中日各自经济发展具有一定必要性。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成果丰硕，但仍有问题尚待解决。极为突出的一点是，沿线项目融资仍以丝路基金和国内政策性银行为主，缺乏民间和国际资本的充分参与，不仅增加项目融资负担，更易引发外界对项目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过度解读，近来中国项目与东道国债务陷阱的错误联想即是一例。对日本而言，受困于国内老龄化少子化问题，日本财政负担重、劳动力资源缺乏、消费动力不足，其经济增长仍极度依赖外部生产和国际市场。中日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不仅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带来更多国际资本支持，更能使日本搭上快车、为其开辟欧亚大陆市场提供便利。
世界经济变革与风险并存，第三方市场开拓外部需求稳健。当前世界经济仍处新旧动能转换期，以人工智能、互联网、新材料、新能源等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呼之欲出；同时，全球债务风险高企，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趋紧，挖掘发展动力成为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一致诉求，为中日合作开拓市场提供了较稳健的外部动力。
前景广
产业互补是开展贸易投资合作的前提。如前所述，从产业链角度看，中国尚处中低端，而日本在核心技术、创新研发等领域的优势使其占据了中高端。因此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具有较强的经济基础，在环保、物流、医疗、金融服务等多个领域潜力巨大。这其中，基础设施应成为合作重点。
中日基础设施领域的恶性竞争影响巨大，在第三方市场发挥优势、强化合作十分必要。亚洲对基建领域的巨大需求使其成为中日博弈场，但枉顾成本收益、一味死磕的竞争模式给双方企业带来了巨大风险。例如，印尼雅万高铁竞标中中企胜出，但在日方多次游说、0.1%超低息贷款等行动的压力下，中国在贷款条件中作出巨大让步，中企提供的全额贷款放弃了印尼的主权信用担保，增加了项目的违约和收益风险；又如，日本为日印高铁项目提供的超低息贷款期限为50年，利率仅0.1%，极低的融资成本、几可忽略的投资收益显示出日本“搅局”中国基建投资的意图。更严重的是，中日两国在优惠条件上不断让步，这一恶性竞争不仅使东道国坐收渔翁之利，更会给基建领域的其他项目带来不利影响。
事实上，强化中日第三方基建合作不仅必要，且具有较强的可行性。一方面，中日均有基础设施对外投资的相关倡议或支持政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重要内容之一，丝路基金、亚投行等的成立为沿线基建项目提供了一定的资金保障；安倍内阁也提出构建“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力推日本基础设施出口，并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大战略。中日在第三方市场的基建合作不存在国内政策障碍。另一方面，中日在基础设施领域优势各异，在第三方市场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中国基础设施对外投资国际经验少，但胜在工期较短、资金充足，性价比高；日本企业行事谨慎，在风险评估、项目管理、后期维护、环境保护等层面优势明显。双方可发挥各自优势在第三方市场联合竞标，既避免恶性竞争，又保障项目效率和收益，还可为中日合作树立口碑，可谓一举三得。
就地域而言，以东盟为代表的周边地区应成为中日合作的“起点”。东盟层面，地区产业转移的现实和次区域一体化的规划，为中日在东盟开展产能合作提供了机会。随着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内地经济的渐次起飞，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正在重新布局，泰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盟经济体依靠成本优势，正努力吸引外资、成为东亚地区的产业承接、加工组装和制造基地。2015年，东盟宣布建成经济共同体并发布了2025愿景，能源、食品、农业、电子商务、交通运输等领域是其经济蓝图的重点。东盟经济体需求强烈且领域明确，是中日第三方合作的理想区域。
中日两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紧密、合作模式成熟，为中日在此合作奠定了基础。中国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东盟秘书处近日發布的《2018东盟投资报告》，除东盟内部跨境投资外，中国是东盟的第二大外资来源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双方通过各层面的战略对接，形成了次区域合作、产业园区等较为成型的合作模式，基础设施、金融服务等领域是合作重点。日本则是东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投资国，其在东盟的投资集中在汽车、电子、机械制造和批发零售等领域，通过设立工厂或分公司将东盟纳入其生产网络，经济合作关系紧密。中日与东盟经贸关系基础牢固、方式各异，是两国开辟东盟市场的坚实基础。
挑战存
一方面，双边关系痼疾难解，可能对包括第三方市场合作在内的经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从安倍此次访华可以看出，以第三方市场、金融等为代表的经济层面务实合作是双边关系改善的最大亮点。其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日本改善对华关系的基本动力源自特朗普上台后亚太战略和对外经济政策的调整，这一短期需求决定了改善对华关系无法触及症结，只能选择下手容易、收效快速的经济领域。这使双边关系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一旦政治关系有所改变，包括第三方市场合作在内的经济合作可能均会受损。
另一方面，日本对华疑虑未除，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深度有待观察。当前国际经济秩序正处动荡调整期，地区和全球层面出现一定的权力空白，“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等一系列中国倡议使日本担忧中国将占据秩序和规则的主导权，因此日本仍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在同中国签署大规模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的同时，日本也采取措施对冲“一带一路”计划。不仅有限度地参与“一带一路”，访华结束后，安倍即与印度总理莫迪会晤，在安保磋商、人工智能、金融等领域达成合作共识。可见，尽管中日已签署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但双边关系的对抗性并未消解，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进展和深度尚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