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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的一个村子，村里的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了。全村一万亩地被孙吴承包下来，他购置了全套的农业机械，每年小麦收割后再种一茬玉米。农忙时，他会雇一些短工到地里帮忙，年收入达几百万元。“一个人干太累了，真想歇下来。”孙吴有些无奈。但是村里人都鼓励他：“实在不行我们把土地的转包费降一二百，你继续种多好！”
这是多年来关注“三农”问题的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执行会长郑新立在固始县调研时遇到的一件让他放不下的事。令郑新立颇为感慨的是：“如果将城乡一体化的因素加进来，农民增收就有出路了。”
当前我国面临第四次结构转换，郑立新告诉《经济》记者，此次转换的内容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农民收入较快提高，并尽快赶上城镇人口的收入水平。
回顾历史，第一次结构转换是通过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崛起，解决了农产品和轻工业产品供给紧缺的问题，并造就了一大批农民企业家，使农民收入迅速增长。第二次是上个世纪90年代四大支柱产业的振兴。第三次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的第一个10年，通过发行国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使我国的高速公路网、高铁网、通讯网居于世界前列。
前三次的结构转换，解决了经济发展中重大的结构性问题。郑新立指出，目前来看，城乡协调这一重大问题尚未解决。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5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73。“农民收入低是因为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低，不到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三分之一。”同时，农业经营规模过于狭小。全国2.2亿的农民耕种18亿亩，平均每个农民耕种8亩地。“如果还继续耕种粮食作物，农民收入水平无法提高。”
郑新立认为，要通过多种途径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关键的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城乡发展“新五化”，即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这正是第四次结构大转化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
第一招：开源增收
去年，郑新立到湖南调研时发现，当地种两季水稻，扣除种子、化肥、农药、劳动力等成本，每年纯收入不过500-600元/亩。如果将土地转让出去，每年的转包费约700元/亩。转包费不仅高于农民种地的收入，也将农民从土地中解脱出来，到城里打工可获得一份更高的收入。如此一来，农民便有了两份收入。
要想农民富，首先要减少农民数量。因而，解决农民增收问题，要通过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减少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从而提高农业的经营规模。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17年2月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比去年同期增长2.7%。根据失业率调查，空置岗位和求职人数之比为1.13。这说明市场就业环境较好，二三产业仍然具有吸纳农业劳动力的空间。因而，要继续鼓励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分享二三产业发展成果。农村妇女若经过培训，到城里当月嫂，有些月收入可达8000元。如果她们会做几道特色菜肴，到城里当保姆的收入更高。当前城市大量缺乏此类劳动力，也为农业人口转换城镇人口提供了有利条件。
然而，城镇化进程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国家领导人指出解决城镇化问题我们要有耐心。中国农科院农经所国际农业经济与贸易研究室副主任刘合光研究员告诉《经济》记者，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不匹配，城市化进程还有差距，农业占GDP的份额下降到8.5%，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才41.2%。也没有提供与之匹配的稳定就业机会，面向世界市场的沿海工业无法为农民工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在世界经济下行阶段，沿海企业订单减少，农民工往往被迫退回到农村了。目前，我国内需市场的潜力尚未很好地发掘出来，未来一段时期，面向内需的二三产业发展将为农民市民化及其稳定就业提供广阔空间。
第二招：特色增收
五六年前，一位李姓商人将非洲卢旺达的野鸡带回国内进行杂交，产下的野鸡蛋营养丰富，钙质丰富，但个头较小。遇到销售困难后，他向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翟留栓取经。翟留栓建议他与军队合作，将产品定位从野鸡蛋转变为压缩食品，后来出现供不应求的效果。
当前农民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农民与市场不见面的问题。由于不直接面对市场，不清楚市场需求，导致农产品不改进、不进步。二是缺乏定位，即土特产特在何处。产业融合可以解决农民与市场不见面的难题。翟留栓告诉《经济》记者，产业融合首先要分清主体和品种，不能一概而论。大部分农民可采用“1+3”模式，“1”是指生产，“3”是指销售，比如通过电商销售，也可以搞观光采摘。“农户只需要把产品做好，最大限度地接近市场。”比如农户与电商平台合作时，要经常询问电商消费者的反响，以便品种改良。
從品种上，容易工业化的农产品不适合农民发展产业融合，如肉鸡、生猪养殖或玉米、小麦、大豆等大宗农产品。大米、水果、蔬菜等不容易现代化的产品更适合农户。翟留栓建议，土地较多的农民可以把土地流转出去，留一小块地搞樱桃、苹果、葡萄等特色采摘或者是野鸡、鳄鱼等特色养殖。“农户打品牌很难，但如何让土特产更土本身就是一种品牌。”
刘合光在湖北调研时明显感受到，阳新仙岛湖景区由普通库区变为景区后，当地农户有了更多的非农业经营性收入。比如，该地区的农民在景区可以运营游艇，开农家乐、家庭旅馆、销售银鱼、柑橘等农副产品，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增加了获得工资性收入和资产性收入的机会。
第三招：出口增收
当前“洋货入市，国货入库”的现象折射了我国农产品竞争力不足的事实。但田忌赛马的故事和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则给予我们新的启示。
据商务部对外贸易司统计，2015年1至12月，中国农产品出口金额为701.8亿美元，中国农产品进口金额为1159.2亿美元，贸易逆差457.4亿美元。据荷兰中央统计局2016年6月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荷兰农业产品出口额达813亿欧元，仅次于美国，为全球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中国2.2亿农民搞了400多亿的贸易逆差，荷兰22万农民创造了813亿欧元的出口额，很说明问题。”郑新立表示，增加农民收入另一途径是扩大农产品出口。通过出口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换回资源密集型的农产品。比如，出口花卉、蔬菜、水果、种子等，换回一些大量消耗土地、水资源的农产品，从而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 刘合光告诉《经济》记者，荷兰通过发展设施农业，解决原来土地紧缺的瓶颈，同时延长植物生长季节，实现蔬菜和花卉常年生长和供应，目前已成为花卉出口第一大国。现代化的交易体系和物流体系支撑其产业的发展。荷兰已形成发达的花卉拍卖市场，上午拍卖结束，下午便可从伯尔机场将花卉运往世界各地。此外，荷兰通过家庭农场和合作社两个组织模式实现规模经营。多年来，经过优胜劣汰，保留下来的家庭农场非常有竞争力。合作社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在花卉、奶牛、蔬菜水果上占90%以上的经营额。荷兰的经验对于我国很有借鉴意义，发展出口园区，发挥比较优势，我国农产品出口能够为农民带来巨大的增收机会。譬如，陕西苹果种植有优势，出口品种聚集在出口基地和种植园区，而且政府提供信用背书、协助开拓国际市场、开通国际货运班列，促进陕西苹果出口闯世界。
目前我国有比较优势、具有贸易顺差的主要有3种农产品。蔬菜、水产品、水果，贸易顺差分别为141.9亿美元、113.6亿美元、13.3亿美元。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番茄、辣椒出口国。刘合光指出，蔬菜产品的优势主要集中在劳动力资源和种植经验的优势。“在出口的过程中，随着种植技术日益提升和经验积累，逐渐形成出口品牌优势。”这对我国其他农产品的出口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四招：绿色增收
“你们施的化肥农药是不是太多了？”
“是太多了！”
某研究员在调研时问农民：“施那么多的农药和化肥，不是增加成本吗？”农民回答：“如果不施化肥，庄稼怎么长呢？没有庄稼和产量怎么赚钱？”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产业与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吴敬学研究员告诉《经济》记者，我国施用的化肥农药普遍超标，我国农作物亩均化肥用量21.9公斤，是美国的2.6倍、欧盟的2.5倍。为此农业部专门制定了《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和《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若实现这一目标，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减少农药、杀虫剂的使用量。以色列的农田采用电子灭虫或生物灭虫，比如，喷药令雄性害虫丧失生殖能力，而不是在杀死虫害的同时，也污染了农产品。
当然，也可以不施用农药化肥。在安徽黄山“中医农业”基地的茶园里，采用乔灌草立体种植，利用动植物、微生物等生物群落驱虫、杀虫、引虫、吃虫。在云南稻米产区，在田埂上种植特定的花草可以在不用农药的情况下保持水稻不发生病虫害，达到优质高产。
中国农科院资源环境经济与政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朱立志告诉《经济》记者，所谓“中医农业”，就是将中医原理和方法应用于农业领域，达到促进动植物健康生长、实施病虫害绿色防控。朱立志指出，推廣中医农业的难点在于技术推广的人力不够，队伍不够大，并且大多数地区对它并不了解。他建议，通过合作社形式辐射带动，每个合作社可集中一二个品种。
第五招：品牌增收
一位浙江商人到喀什承包了一大片草地，办了一家奶牛场，生产的奶粉又销售到上海，在长三角地区赢得了市场。事实上，只要是优质、绿色、可信赖的农产品完全可以卖出好价格。
关键问题是如何赢得消费者的信任？
在法国，市场上销售80%的农产品源自合作社，并且法国的农业部门对所有的农产品都建立了原产地可追溯和质量标识制度。超市售卖的农产品标签上有红绿蓝三种颜色，分别代表有机、绿色、无公害三类。农产品的鉴定和监督也由农业部门承担。
三年前，作为十八届三中全会起草组成员之一的郑新立将“建立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这句话写入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如今看来，还没有具体的方案出台。“我们必须建立农产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让有机、绿色食品的鉴定、标识具有权威性”，若农产品无法取得城市消费者的信任，消费者便无从选择，农民也无法以此增收。郑新立希望未来在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的监督下，将农业部和质检总局等部门协调联动，首先解决农产品质量问题，将农民增收摆在第一位。
“成本是一个大问题，需要一套专业技术知识体系支撑。”刘合光认为，农产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可针对高端消费群体。对于大宗农产品而言，建立快速的物流体系更重要。此外，农产品从原产地到餐桌涉及加工、存储等多个环节，“不能只追溯前端，也要兼顾其他环节”。
“建立农产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是解决当前农产品好坏难分的一个方面。朱立志认为，关键是如何让好的产品有好的市场，并卖出好价格；同时，让有问题的农产品不能进入市场，而且让无良企业得到应有的惩罚。
这是多年来关注“三农”问题的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执行会长郑新立在固始县调研时遇到的一件让他放不下的事。令郑新立颇为感慨的是：“如果将城乡一体化的因素加进来，农民增收就有出路了。”
当前我国面临第四次结构转换，郑立新告诉《经济》记者，此次转换的内容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农民收入较快提高，并尽快赶上城镇人口的收入水平。
回顾历史，第一次结构转换是通过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崛起，解决了农产品和轻工业产品供给紧缺的问题，并造就了一大批农民企业家，使农民收入迅速增长。第二次是上个世纪90年代四大支柱产业的振兴。第三次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的第一个10年，通过发行国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使我国的高速公路网、高铁网、通讯网居于世界前列。
前三次的结构转换，解决了经济发展中重大的结构性问题。郑新立指出，目前来看，城乡协调这一重大问题尚未解决。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5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73。“农民收入低是因为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低，不到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三分之一。”同时，农业经营规模过于狭小。全国2.2亿的农民耕种18亿亩，平均每个农民耕种8亩地。“如果还继续耕种粮食作物，农民收入水平无法提高。”
郑新立认为，要通过多种途径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关键的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城乡发展“新五化”，即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这正是第四次结构大转化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
第一招：开源增收
去年，郑新立到湖南调研时发现，当地种两季水稻，扣除种子、化肥、农药、劳动力等成本，每年纯收入不过500-600元/亩。如果将土地转让出去，每年的转包费约700元/亩。转包费不仅高于农民种地的收入，也将农民从土地中解脱出来，到城里打工可获得一份更高的收入。如此一来，农民便有了两份收入。
要想农民富，首先要减少农民数量。因而，解决农民增收问题，要通过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减少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从而提高农业的经营规模。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17年2月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比去年同期增长2.7%。根据失业率调查，空置岗位和求职人数之比为1.13。这说明市场就业环境较好，二三产业仍然具有吸纳农业劳动力的空间。因而，要继续鼓励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分享二三产业发展成果。农村妇女若经过培训，到城里当月嫂，有些月收入可达8000元。如果她们会做几道特色菜肴，到城里当保姆的收入更高。当前城市大量缺乏此类劳动力，也为农业人口转换城镇人口提供了有利条件。
然而，城镇化进程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国家领导人指出解决城镇化问题我们要有耐心。中国农科院农经所国际农业经济与贸易研究室副主任刘合光研究员告诉《经济》记者，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不匹配，城市化进程还有差距，农业占GDP的份额下降到8.5%，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才41.2%。也没有提供与之匹配的稳定就业机会，面向世界市场的沿海工业无法为农民工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在世界经济下行阶段，沿海企业订单减少，农民工往往被迫退回到农村了。目前，我国内需市场的潜力尚未很好地发掘出来，未来一段时期，面向内需的二三产业发展将为农民市民化及其稳定就业提供广阔空间。
第二招：特色增收
五六年前，一位李姓商人将非洲卢旺达的野鸡带回国内进行杂交，产下的野鸡蛋营养丰富，钙质丰富，但个头较小。遇到销售困难后，他向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翟留栓取经。翟留栓建议他与军队合作，将产品定位从野鸡蛋转变为压缩食品，后来出现供不应求的效果。
当前农民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农民与市场不见面的问题。由于不直接面对市场，不清楚市场需求，导致农产品不改进、不进步。二是缺乏定位，即土特产特在何处。产业融合可以解决农民与市场不见面的难题。翟留栓告诉《经济》记者，产业融合首先要分清主体和品种，不能一概而论。大部分农民可采用“1+3”模式，“1”是指生产，“3”是指销售，比如通过电商销售，也可以搞观光采摘。“农户只需要把产品做好，最大限度地接近市场。”比如农户与电商平台合作时，要经常询问电商消费者的反响，以便品种改良。
從品种上，容易工业化的农产品不适合农民发展产业融合，如肉鸡、生猪养殖或玉米、小麦、大豆等大宗农产品。大米、水果、蔬菜等不容易现代化的产品更适合农户。翟留栓建议，土地较多的农民可以把土地流转出去，留一小块地搞樱桃、苹果、葡萄等特色采摘或者是野鸡、鳄鱼等特色养殖。“农户打品牌很难，但如何让土特产更土本身就是一种品牌。”
刘合光在湖北调研时明显感受到，阳新仙岛湖景区由普通库区变为景区后，当地农户有了更多的非农业经营性收入。比如，该地区的农民在景区可以运营游艇，开农家乐、家庭旅馆、销售银鱼、柑橘等农副产品，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增加了获得工资性收入和资产性收入的机会。
第三招：出口增收
当前“洋货入市，国货入库”的现象折射了我国农产品竞争力不足的事实。但田忌赛马的故事和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则给予我们新的启示。
据商务部对外贸易司统计，2015年1至12月，中国农产品出口金额为701.8亿美元，中国农产品进口金额为1159.2亿美元，贸易逆差457.4亿美元。据荷兰中央统计局2016年6月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荷兰农业产品出口额达813亿欧元，仅次于美国，为全球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中国2.2亿农民搞了400多亿的贸易逆差，荷兰22万农民创造了813亿欧元的出口额，很说明问题。”郑新立表示，增加农民收入另一途径是扩大农产品出口。通过出口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换回资源密集型的农产品。比如，出口花卉、蔬菜、水果、种子等，换回一些大量消耗土地、水资源的农产品，从而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 刘合光告诉《经济》记者，荷兰通过发展设施农业，解决原来土地紧缺的瓶颈，同时延长植物生长季节，实现蔬菜和花卉常年生长和供应，目前已成为花卉出口第一大国。现代化的交易体系和物流体系支撑其产业的发展。荷兰已形成发达的花卉拍卖市场，上午拍卖结束，下午便可从伯尔机场将花卉运往世界各地。此外，荷兰通过家庭农场和合作社两个组织模式实现规模经营。多年来，经过优胜劣汰，保留下来的家庭农场非常有竞争力。合作社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在花卉、奶牛、蔬菜水果上占90%以上的经营额。荷兰的经验对于我国很有借鉴意义，发展出口园区，发挥比较优势，我国农产品出口能够为农民带来巨大的增收机会。譬如，陕西苹果种植有优势，出口品种聚集在出口基地和种植园区，而且政府提供信用背书、协助开拓国际市场、开通国际货运班列，促进陕西苹果出口闯世界。
目前我国有比较优势、具有贸易顺差的主要有3种农产品。蔬菜、水产品、水果，贸易顺差分别为141.9亿美元、113.6亿美元、13.3亿美元。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番茄、辣椒出口国。刘合光指出，蔬菜产品的优势主要集中在劳动力资源和种植经验的优势。“在出口的过程中，随着种植技术日益提升和经验积累，逐渐形成出口品牌优势。”这对我国其他农产品的出口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四招：绿色增收
“你们施的化肥农药是不是太多了？”
“是太多了！”
某研究员在调研时问农民：“施那么多的农药和化肥，不是增加成本吗？”农民回答：“如果不施化肥，庄稼怎么长呢？没有庄稼和产量怎么赚钱？”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产业与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吴敬学研究员告诉《经济》记者，我国施用的化肥农药普遍超标，我国农作物亩均化肥用量21.9公斤，是美国的2.6倍、欧盟的2.5倍。为此农业部专门制定了《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和《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若实现这一目标，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减少农药、杀虫剂的使用量。以色列的农田采用电子灭虫或生物灭虫，比如，喷药令雄性害虫丧失生殖能力，而不是在杀死虫害的同时，也污染了农产品。
当然，也可以不施用农药化肥。在安徽黄山“中医农业”基地的茶园里，采用乔灌草立体种植，利用动植物、微生物等生物群落驱虫、杀虫、引虫、吃虫。在云南稻米产区，在田埂上种植特定的花草可以在不用农药的情况下保持水稻不发生病虫害，达到优质高产。
中国农科院资源环境经济与政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朱立志告诉《经济》记者，所谓“中医农业”，就是将中医原理和方法应用于农业领域，达到促进动植物健康生长、实施病虫害绿色防控。朱立志指出，推廣中医农业的难点在于技术推广的人力不够，队伍不够大，并且大多数地区对它并不了解。他建议，通过合作社形式辐射带动，每个合作社可集中一二个品种。
第五招：品牌增收
一位浙江商人到喀什承包了一大片草地，办了一家奶牛场，生产的奶粉又销售到上海，在长三角地区赢得了市场。事实上，只要是优质、绿色、可信赖的农产品完全可以卖出好价格。
关键问题是如何赢得消费者的信任？
在法国，市场上销售80%的农产品源自合作社，并且法国的农业部门对所有的农产品都建立了原产地可追溯和质量标识制度。超市售卖的农产品标签上有红绿蓝三种颜色，分别代表有机、绿色、无公害三类。农产品的鉴定和监督也由农业部门承担。
三年前，作为十八届三中全会起草组成员之一的郑新立将“建立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这句话写入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如今看来，还没有具体的方案出台。“我们必须建立农产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让有机、绿色食品的鉴定、标识具有权威性”，若农产品无法取得城市消费者的信任，消费者便无从选择，农民也无法以此增收。郑新立希望未来在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的监督下，将农业部和质检总局等部门协调联动，首先解决农产品质量问题，将农民增收摆在第一位。
“成本是一个大问题，需要一套专业技术知识体系支撑。”刘合光认为，农产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可针对高端消费群体。对于大宗农产品而言，建立快速的物流体系更重要。此外，农产品从原产地到餐桌涉及加工、存储等多个环节，“不能只追溯前端，也要兼顾其他环节”。
“建立农产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是解决当前农产品好坏难分的一个方面。朱立志认为，关键是如何让好的产品有好的市场，并卖出好价格；同时，让有问题的农产品不能进入市场，而且让无良企业得到应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