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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时节，又见夏画。年过七旬的老夏坐在藤椅上，神清气爽，肤色白里透红，一头银发在淡薄的冬阳下闪着光华，一对又长又翘的寿眉如赵子龙头盔上的翎子一样随着说话的节奏微抖着，威风凛凛。窗外，数枝白玉兰默默绽放。
去年，所有媒体都在大张旗鼓地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但是没有一篇文章提及《青年一代》的创刊。听说有关方面正在筹建一个出版博物馆，选址上海，筹建人员找到夏画，希望他能为《青年一代》留下一點档案。
这本杂志很重要吗？这要看你从哪个角度看问题了。当下出版业大繁荣，青年读物多如牛毛，但年龄从三十岁到五十岁的中国人，谁没有看过这本杂志？
1979年，改革开放摸着石头开始，上海出版局闻鸡起舞，由夏画创办《青年一代》。这个时候，渡尽劫波的青年人对生活的意义、生活的目的都有些迷茫，国门洞开后，他们在来自西方国家的信息前难免惊愕，很需要有一本杂志表达他们的内心诉求，特别是给予明确的引导。当然，他们对虚假的说教已经厌恶透了，希望真诚地交流与沟通。如果向他们分析一些活生生的案例，特别是青年人自己身上发生的故事，就容易接受。我想，当年《青年一代》策划选题时，可能也出于这样的考虑，或许还要想得更深更远。
《青年一代》创刊很成功，一炮打响，产生全国性影响，这里的故事太多，不及细说。每期出版购者如云，编辑部当天就会电话打爆：“这个故事是真的吗？”“故事里的人物现在生活得如何？”
国外一些媒体也经常转载《青年一代》的文章。还有外国的电视台专程到上海采访夏画。外国记者与读者从这本杂志上看到中国发生的变化，特别是青年人的思想状态和生活状态。
《青年一代》最风光时，发行量达到500万份。这在中国出版界无疑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神话。
但是，当时《青年一代》被外国媒体关注，夏画就会有压力。有些人还是持极左思维：西方国家为什么对你感兴趣？是不是你暴露了什么，或者贩卖了什么？果然，有人发话出来：《青年一代》发到500万份了，这本杂志要注意。
有一次，出版系统某领导找夏画谈心——当时没有“喝咖啡”一说，领导拿了一份材料很严肃地指出：这七篇文章有问题。夏画当即顶了回去：这七篇都是好文章。登出来的都是好文章，不够刊登标准的文章是不会登出来的。
还有一次，《青年一代》刊登的一篇“读者来信”惹了大祸。这篇几百字的“来信”说的是北京某高官因为有外遇，在家里就虐待妻女。最后好些老干部看不过去了，向《青年一代》写了信，编辑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认为所述属实，就刊登出来了。谁料这个官员是通天的，一番运作后，有关部门领导责成夏画写检查。当时团中央一位主要负责人看了文章说，有根有据，没有问题，你要夏画写检查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后，有关部门领导只得请夏画写一份简单的情况说明，而领导自己倒写了一份检查应付上峰。
有些事情若是放在今天，情况就不一样了。今天的中国，毕竟网络资讯发达，法制意识强化，群众觉悟提高，纪委监管也加强了，君不见林嘉祥，狂言既出，千夫所指，最终成了一只落汤鸡吗？所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是思想解放、开启民智、健全法制的三十年。在这个过程中，《青年一代》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
夏画在《青年一代》主政十年有余，建立了青年读物全新的办刊理念，营造了一本杂志的企业文化，带出了一批编辑高手，团结和培养了一批青年作者，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这本杂志深刻影响了至少两代读者。
行文至此，我眼前出现了一个潜行者的形象，一个勇于向前的潜行者。
“勇敢”两字好理解，“潜行”两字，我认为夏画办刊物，就是处于这种忍辱负重的状态，潜行的压力和阻力肯定比浮在水面上大，但他义无反顾地前行，凝神屏息，默默用力，不起浪花，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他的泳姿。最后，他一跃而出水了，抖去一身水珠，夕阳照在他的头上，银光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