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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德性伦理学家，亚里士多德十分强调德性对于人和城邦幸福的至关重要性。但在个人善与城邦善二者之间，他更强调城邦善的优先性，认为城邦的善更为重要，更为完满，并进而认为，城邦的善即正义，正义即合法与平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据，是城邦立国的原则和社会安定的基石，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对制度伦理的我疑具有久远的理论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