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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事媒体行业20年后，鲁强写出了《小别离》，借助中小学教育和留学问题，将各种社会现实问题一一呈现出来。此后又一口气完成了12部长篇小说，都是与现实息息相关，每写完一部，立刻就被买走影视版权。
47岁这一年，鲁强做了一个决定：当一名职业作家。
当时，他的头衔是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数字采编中心总编辑。一天24小时在线，随身携带两部手机，走在路上也拿着手机看稿。同事们打趣：报社必须给他配一只导盲犬。
事情来得蹊跷。2013年年底，他用难得的17天长假完成了一部15万字的小说《小别离》，发表在文学杂志《江南》上。半个月后，前后有6家影视公司找到他。最后，一家上海影业公司买走了小说的影视版权。
辞去报社职务两年多，他一口气完成了12部长篇小说。每写完一部，立刻就被买走影视版权。
商业市场开出的价码，让这位从业二十余年、得过“中国新闻一等奖”的前媒体人又惊又喜——“你要相信，即使在这个时代，好的内容一定是有价值的。”
他以一名同行前辈的身份，和我慷慨地分享着自己这一年多来的转型和创作心得。那是2015年8月底，当时由海清、黄磊主演的电视剧《小别离》刚刚杀青，预备等第二年开学季来临前播出。我们都预感到，这部电视剧一定会火。
2016年8月中旬开播后，《小别离》果然火了。
在三大卫视平台播出以来，《小别离》在一大波由魔幻、青春偶像、小鲜肉流量担当的IP中突围而出，稳居黄金档收视率前三位，并噌噌噌地上了热搜榜，以严肃的现实主义题材成为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的写字楼、茶水间、饭桌上热议的“国民级话题”。
工作日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的一家餐厅里，5位不同年龄段的外企女白领难得凑到一桌，叽叽喳喳地讨论着《小别离》的人物、剧情以及留学问题。饭桌上，下班后忙着送孩子到各种补习班的70后李玲看着有点焦灼，她向部门副总监Grace请教美国公私高中的利弊和homestay（寄宿）的大致费用;60后的Grace两年前把儿子送到美国中部读高中，代价是卖掉了公婆留给她和丈夫的一套市中心老公房;新员工90姑娘Monica则谈起自己5年前被父母送到温哥华读本科的经历。
“拍得真心好。讲的就是我们家里的事。”号称从不看国产剧的Monica聊得眉飞色舞。平日里，自觉很潮的Monica从来不和这些被她私下唤作“老阿姨们”的同事聊工作以外的事。
“太真实了。戳中了家长的心事。”上海一家留学中介机构的资深顾问karen评价说。每年，她和同事都要负责把一拨又一拨孩子的学校申请材料进行包装，然后送到北美各地中学。
“看完书稿后，我当时的心情只有两个字来形容：兴奋。”《江南》杂志主编袁敏在电话里中回忆起自己两年多前那一刻的心绪，“他击中了中国千万个家庭的痛点。”袁敏是资深出版人，韩寒《三重门》的推手和海岩《永不瞑目》的责编，她随后在编辑部里一锤定音，把《小别离》作为《江南》2014年第2期的头条重点推出，并为作者联系出书事宜。
电视剧火了以后，爱讲故事的记者写道：因为送女儿出国留学，在强烈情感触动下，鲁强一口气写出了《小别离》
“天下哪有这么神奇的事。搞创作的人一听都知道这不可能。”他略带嘲弄地一笑，“又不是歌德，失恋了一刺激就写出一部《少年维特之烦恼》。”
在职业文字工作者这里，小说的人物、情节会像一株株爬藤植物那样在心里滋长、蔓延。《小别离》的题材，在鲁强心中已“养”了好多年。
自2005年起，鲁强在《钱江晚报》做分管科教新闻的部门主任，密切关注杭州教育界的最新动向，记者们也常常从各中小学带回来最新的问题。
那时，在杭城某个中学里，孩子们读着读着，然后发现同桌突然不来了，一问，留学去了;再读着读着，一个班参加中考的人数少了。最开始是一批读书读不上去的孩子，家里有钱或有权;后来变成身边朋友、单位同事的孩子，都是普通人家。总之，越来越多的孩子在往外走，年龄也越来越小。
感受到这股涌动着的留学热潮，鲁强在2006年策划了一组大型报道《走进世界名校》。他带着一支小分队，以夏威夷的太平洋大学为起点，一路到美国本土东海岸和西海岸，沿路采访伯克利大学、耶鲁、哈佛、麻省理工、宾夕法尼亚大学。
报道见报后，读者反响热烈。他和同事们又走访了欧洲、日本、俄罗斯的著名高等学府。
走在哈佛校园里，鲁强感受到了一种情感上的震撼——“全世界的精英都聚集在这里，头脑很聪明是不用说了。关键是一个个都长得这么好看，男的，女的，都长得这么好看，甚至一些女老师被称作邦女郎。校园里，有人在跑步，天那么蓝，阳光那么好，会让人觉得：“全世界的未来就是这样。人在这种氛围里会变得好看起来。”
2010年，他调至浙报集团旗下的红旗出版社做总编辑，主抓畅销书选题，曾卖出一百多万册的《马云内部讲话》。当时，他很想推出一本关于这股留学潮的社会学调查类书，并对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进行反思，甚至定好了书名——《中国第四次留学潮》。
没想到，时隔几年，他自己以小说的方式把这个题材写出来了。“到今天，我都觉得这本书也会同样畅销的。写小说，用的是情感的语言，但聚集点都是一样的。”
为了跟进教育界的最新问题，他常派手下记者去参加杭州各小学的家长会：孩子们常常做家庭作业到晚上11点，一边做题一边打着瞌睡;知名高校毕业的家长们帮孩子做题，做不出时，就上网搜索答案;身边有同事的孩子天真地发问一些让大人们自己也不知该如何说起的问题。
在空气质量指数亮红灯的傍晚，他常常看到穿着校服、戴着口罩的孩子在操场、公园里练长跑。“因为长跑也是中考的内容之一，如果体育少了两分三分，做题做得要死。” “这样的教育体制，就是要把孩子训练成一个运动员，不能出一点点差错。就像海清在电视剧中说的——少考一分，放在杭州可能就是全市差1000名;放在上海、北京，可能意味着落后两千多名。”
鲁强也把女儿送到国外读高中。如《小别离》中黄磊、海清出演的夫妻一样。身为60后的他和妻子，也是在中国式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并不认同电视剧、外媒对这股留学潮的陈旧解读——中国的家长们还在把自己实现不了的梦想压在孩子身上，要孩子竞争再竞争，抢在起跑线上。
“其实从我们这一代起，到现在做父母的80后们，大部分人的思想观念已经不是这样了。大家都清楚这种应试教育的弊端，也都很宝贝自家的孩子，希望他/她能开开心心的，有一个快乐成长的童年。所以，他们决定：我们不再这么玩下去了。”
在分离的忧伤中，千家万户悄悄地把一只小船放了下去，看着它远行。和过往那些远行的船只不一样，这些小船看上去格外的小、格外的单薄，由此扯动了浓浓的愁绪。
为了丰富《小别离2》的小说和剧本创作，鲁强两次到美西海岸和加拿大采访。在这些小留学生们聚集的地方，一些美国老师常常和他提到他们的吃惊与不解：他们觉得这些中国孩子们好像都是没有爸爸似的，有妈妈跟过来陪读的，也有孩子一个人在这里homestay。然后，一到春节，这些平日“消失的爸爸们”忽然都出现了。
“美国人、欧洲人甚至日本人很难理解中国人这一点：居然为了孩子的教育，可以忍受夫妻分离。中国好像是世界上最不把感情当回事的民族。另一方面，你不能去批評、指责他们，这里头有太多纠结、无奈的东西。”
和家长们频繁接触让鲁强了解到令人哭笑不得、又倍感辛酸的情况——“中国人真是很会算，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那个算盘。如果不跨出这一步，你会觉得很常态，因为家长们会和你算得很清楚，让你觉得他们这样的算法都是对的。但是，一旦跨出这一步，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是要颠覆人伦情感的。”
小说《小别离》里，为了能让孩子免学费上国外的公立学校，经济窘迫的离婚女人吴佳妮费尽心思钻两边法律的空子，说服前夫放弃抚养权，把女儿琴琴“过继”给国外的姐姐;为了给在澳洲的女儿赚每年20万学费，表姐林红一边忍受着夫妻分居、让丈夫许光明到外地给已是地产公司老板的大学女同学打工，一边小心翼翼提防丈夫和老情人旧情复燃。
即使是看上去“最正常”的一对夫妻林园和海萍，也在各自的海外亲戚之间来回权衡、盘算，要为女儿朵儿谋求一条经济条件许可下最好的出路。
正如电视剧里的一个金句所说那样——“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为了孩子的好，可以这样不惜一切代价的。”
电视剧火了以后，常有人问他：“那么，鲁强老师你到底认为该不该送孩子出国？这样的出国盲目不盲目？”
“如果可以给出一个简单、确定的回答，我就没有必要写《小别离》了。”他说。
从新闻人转型为职业作家后，他觉得自己最重要的一个转换是——不预设立场，“你必须有代入感地去理解每个人，理解他的情感、他的算法，把他的人生活一遍。”
47岁之前，鲁强是一个典型的媒体人。
从记者、部门副主任、主任、副总编辑，他凭业绩一路提拔上来。1993年，他从中山大学硕士毕业进《钱江晚报》工作时，正撞上中国报业发展的黄金岁月，都市类报纸开始发力。
从文化记者当起，跑流行音乐、电影到各种文艺演出，旁观了大陆流行音乐的兴衰。看完演出、采访完后，他就直接趴在舞台上写稿子。第二天见报后，就等着与其他都市类报纸同条线的记者PK。那时，他写过歌星韦唯在横店走穴，演出前数钞票，整整数完4万块钱才肯上台唱《爱的奉献》。
他回味着当年奔跑在各地的场景。“当记者也是有成就感的。报道发表后，马上就有读者给你反馈，最先是写信，后来是打热线电话，再然后就是email。有时还会有读者送花到编辑部来。”
当跑线记者没几年，他升任部门主任、副总编。每天下午4点左右，编辑部开谈版会，条线记者们一个一个报选题，他一边听一边下判断：这个新闻线索值不值得跟，从什么角度切入有新意，有时就直接枪毙选题，报纸最鼎盛时期，他在《钱江晚报》做值班总编辑，一个晚上要审完64个版，“根本来不及一篇一篇看过，一眼扫过去，从64个版挑出头版头条，然后做各版的标题。”
那是中国都市类报纸竞争最白热化的时期。身为值班总编辑，肩头上直接压着发行量、广告额的担子：当晚头版头条选得好，第二天报纸就大卖，成为杭州城里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选得不好，第二天就卖不动，到晚上，发行部门从各书报亭陆续回收剩余的报纸，这都是真金白银的成本。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采编工作，训练了他对社会热点的敏感度和把握能力。在一堆现实题材中，他能迅速判断某个题材能不能成为热点，以及是否有可能成为现象级的话题。对留学潮和教育话题的留意，就是从那时开始。
电视剧《小别离》剧照
袁敏把鲁强小说的特点总结为两条：一是抓社会热点、痛点的能力;二是提升到概念的能力。“这还是和他的媒体经历有关，常年在社会生活第一线，对现实生活有着观察和理解。”
身为纯文学杂志的主编，她接触过国内不少优秀作家：“他们的小说很优秀，技法也很成熟，但是，总感觉他们离现实社会有很大的距离，包括一些很有名气的作家。”
2013年，鲁强受命组建浙报集团的移动新闻客户端——“浙江新闻”。在传统媒体转型大潮的压力下，他也面临着与市场更为直接的对接——“好的报道，马上就有读者在微博微信上转发、评论。必须有产品思维，必须能让传播者进行二次创作，分享出去，才能传播得快。” 忙于日常的报道，让他很少有精力顾及到自己那一点被挤到犄角旮旯里的文学梦。负责副刊时，他也写写散文、评论。工作之余，他发表过几个中篇小说，一个长篇小说拖了七八年才写完。
2014年卖出《小别离》后，他终于痛下决心，把一纸调动的请求递到了集团领导的办公桌上。“我说我起步很晚了，想象力、创作力已经到人生最后一站，我想珍惜余下的这点时间，多写一点东西。”
在随后两年里，他一口气完成12个小长篇——《同学会》、《广场舞》、《放学路上》、《笨男孩》、《不在别处》……多年在报纸倚马可待的训练，让他保持了惊人的写作速度，平均一天能写五千字左右，顺利时能达到一万字。
鲁强把自己定义为“短跑选手”，“一般都会在一个月之内把一部小说写完，要是一个月写不完，我就不写了。”如果拖拉超过一个月，他就放弃，“因为会越写越累。”
他的高产，也让同为作家的袁敏感到羡慕。
“他是典型的新闻语言，节奏、场景转换都很快，直切主题，画面感很强。这符合影视剧的需要，”她说，“在创作小说时，他已经在考虑改编成影视剧的可能性了。”
每写一部小说，鲁强都把故事放置在三十多年变革的大时代背景下。这也得益于媒体的历练，“思考任何社会问题，都会加入时政的思维、经济因素的思维。”
《同学会》呈现的是在剧烈社会转型中人与人的命运差异——有成功学导师、互联网英雄“小马云”，和混得不如意、近乎loser的出版社編辑宋扬。
《广场舞》关注的是社会阶层分化和固化问题。在同一幢写字楼里，一群自认为最时髦、在公司有地位有资历的60后高冷知识女性，和一群同一个年龄段的清洁工，她们都在跳广场舞，各自面对着人生的种种难题和窘迫。
《不在别处》聚焦的是中年危机和“二胎焦虑”。在二胎政策放开后，人到中年的苏家三姐妹在情感、升职、财富等等问题上面临的“人生痛点”。
在《小别离》里，借助中小学教育制度和留学问题，小说撕开一个小小的口子，把房价、食品安全、社会诚信、社会阶层固化等问题一一呈现出来。
“我写的都是平凡生活里的平凡小人物，其实不是像海清演的那么个性极端、拼死拼活非要怎么怎样的。但是，电视剧可能更需要这样的戏剧性。”性格温和的鲁强有所保留地表达了自己对电视剧的看法。
脾气直爽的袁敏则直接表达了对小说被改编成家庭轻喜剧的遗憾——“电视剧把小说里承载的那些沉重的东西给消解了，尤其是后半段，变成黄磊和海清之间的情感危机，很可惜。”
身为常年在一线的媒体人，鲁强既是时代的旁观者，也是亲历者。置身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许多人的命运在风雨中飘荡起伏，财富、情感、尊严一一遭受挑战，甚至被碾压而过。“但是，人的精神状态不是橡皮筋，它不能一直绷着，一定要有一个出口。”
对于这个变动的大时代，鲁强的一些视角有趣而独特，譬如，女人跑的速度要比男生快，“你看每一次的潮流，基本上都是从女人开始的，下海、出国、炒汇，因为女人对时代的感觉更为敏锐。不是有个说法么，每一个上海男人，背后都有一个精明的丈母娘和一个精明的老婆。”
这也是他另一部小说《笨男孩》的主题——一个1980年代末大学毕业的“笨男孩”追求一个总跑在时代风潮前头的“聪明姐”，一追追了20年的故事。
做部门领导时，他会留心观察手下每一个记者的情绪起伏、喜怒哀乐。他也笑着聊起一些有趣的片段：譬如太太在参加同学会几周前就在发愁亮相的“行头”;报社里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如何彼此为敌;那些跳着《小苹果》的老太太中也有复杂的江湖……
在鲁强的小说里，那一团团的纠结、冲突、矛盾、爱恨不管如何千缠百绕，人和人之间最终是和解的，结尾是温暖的。虽然，那些现实问题依然冰冷地矗立着。
为小说安排这样的happy ending，是想给读者呈上一颗效力微弱的安慰剂，还是出于对影视剧商业化要求的考虑呢？
鲁强说自己清楚什么是更高级、更深刻的文学。在媒体工作时，他经常会接触到许多阴暗的东西，有时觉得很无力，觉得文字没有力量，改变不了这个世界。
“其实，生活的荒诞感和残酷，人的分裂，远远超过了一个作家的想象力。那些社会新闻，是作家们编不出来的。所以，我还是想给读者一点希望。
“我甚至是刻意地在写温暖。当我写小说时，我编造一个故事，创造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我还能掌控的，我就由衷地觉得：这么写我吃不消，狠不下心把人心往狠处写。
“我真觉得，转型期的中国人需要这样的温暖。虽然我写的题材反映的是社会的痛点，还得有温暖——否则，这些小人物太苦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很纠结，纠结总得有一个出路，给他们一个深呼吸。
“如果一个在上海生活的小白领，在一天的职场打拼后，看看我写的书、改编的电视剧，第二天又能高高兴兴去上班，我就满足了。”
开始文学创作后，鲁强爱上了跑步和游泳。“不仅仅是体力，还在于你有没有托起一个虚构世界的生命能量。写着写着，一定会触动心里一些黑暗的东西。因为你写的时候，也把笔下人物的生活过了一遍，如果没有这样的情绪和心理的投入，写不到让自己心痛，一定打动不了人的;但是，如果写到让自己心痛，一定很折磨。”
他写作的地方，在杭州老城区的一套老式公寓里。这里被省团校和两所地方高校包围，中间是一条充满市井草根气息的老巷子。
碰到累了、写不下去的时候，他会到附近学校的操场走上几圈。太阳晒到身上，他感觉自己又温暖起来。他穿过长长的巷子，走回工作室，耳边是一派喧闹的人声、叫卖声。
仿佛有能量又注入了身体中，让他又可以一头扎进自己编织的那个爱与痛的世界里。
47岁这一年，鲁强做了一个决定：当一名职业作家。
当时，他的头衔是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数字采编中心总编辑。一天24小时在线，随身携带两部手机，走在路上也拿着手机看稿。同事们打趣：报社必须给他配一只导盲犬。
事情来得蹊跷。2013年年底，他用难得的17天长假完成了一部15万字的小说《小别离》，发表在文学杂志《江南》上。半个月后，前后有6家影视公司找到他。最后，一家上海影业公司买走了小说的影视版权。
辞去报社职务两年多，他一口气完成了12部长篇小说。每写完一部，立刻就被买走影视版权。
商业市场开出的价码，让这位从业二十余年、得过“中国新闻一等奖”的前媒体人又惊又喜——“你要相信，即使在这个时代，好的内容一定是有价值的。”
他以一名同行前辈的身份，和我慷慨地分享着自己这一年多来的转型和创作心得。那是2015年8月底，当时由海清、黄磊主演的电视剧《小别离》刚刚杀青，预备等第二年开学季来临前播出。我们都预感到，这部电视剧一定会火。
2016年8月中旬开播后，《小别离》果然火了。
在三大卫视平台播出以来，《小别离》在一大波由魔幻、青春偶像、小鲜肉流量担当的IP中突围而出，稳居黄金档收视率前三位，并噌噌噌地上了热搜榜，以严肃的现实主义题材成为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的写字楼、茶水间、饭桌上热议的“国民级话题”。
工作日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的一家餐厅里，5位不同年龄段的外企女白领难得凑到一桌，叽叽喳喳地讨论着《小别离》的人物、剧情以及留学问题。饭桌上，下班后忙着送孩子到各种补习班的70后李玲看着有点焦灼，她向部门副总监Grace请教美国公私高中的利弊和homestay（寄宿）的大致费用;60后的Grace两年前把儿子送到美国中部读高中，代价是卖掉了公婆留给她和丈夫的一套市中心老公房;新员工90姑娘Monica则谈起自己5年前被父母送到温哥华读本科的经历。
“拍得真心好。讲的就是我们家里的事。”号称从不看国产剧的Monica聊得眉飞色舞。平日里，自觉很潮的Monica从来不和这些被她私下唤作“老阿姨们”的同事聊工作以外的事。
“太真实了。戳中了家长的心事。”上海一家留学中介机构的资深顾问karen评价说。每年，她和同事都要负责把一拨又一拨孩子的学校申请材料进行包装，然后送到北美各地中学。
“看完书稿后，我当时的心情只有两个字来形容：兴奋。”《江南》杂志主编袁敏在电话里中回忆起自己两年多前那一刻的心绪，“他击中了中国千万个家庭的痛点。”袁敏是资深出版人，韩寒《三重门》的推手和海岩《永不瞑目》的责编，她随后在编辑部里一锤定音，把《小别离》作为《江南》2014年第2期的头条重点推出，并为作者联系出书事宜。
“养”了多年的題材
电视剧火了以后，爱讲故事的记者写道：因为送女儿出国留学，在强烈情感触动下，鲁强一口气写出了《小别离》
“天下哪有这么神奇的事。搞创作的人一听都知道这不可能。”他略带嘲弄地一笑，“又不是歌德，失恋了一刺激就写出一部《少年维特之烦恼》。”
在职业文字工作者这里，小说的人物、情节会像一株株爬藤植物那样在心里滋长、蔓延。《小别离》的题材，在鲁强心中已“养”了好多年。
自2005年起，鲁强在《钱江晚报》做分管科教新闻的部门主任，密切关注杭州教育界的最新动向，记者们也常常从各中小学带回来最新的问题。
那时，在杭城某个中学里，孩子们读着读着，然后发现同桌突然不来了，一问，留学去了;再读着读着，一个班参加中考的人数少了。最开始是一批读书读不上去的孩子，家里有钱或有权;后来变成身边朋友、单位同事的孩子，都是普通人家。总之，越来越多的孩子在往外走，年龄也越来越小。
感受到这股涌动着的留学热潮，鲁强在2006年策划了一组大型报道《走进世界名校》。他带着一支小分队，以夏威夷的太平洋大学为起点，一路到美国本土东海岸和西海岸，沿路采访伯克利大学、耶鲁、哈佛、麻省理工、宾夕法尼亚大学。
报道见报后，读者反响热烈。他和同事们又走访了欧洲、日本、俄罗斯的著名高等学府。
走在哈佛校园里，鲁强感受到了一种情感上的震撼——“全世界的精英都聚集在这里，头脑很聪明是不用说了。关键是一个个都长得这么好看，男的，女的，都长得这么好看，甚至一些女老师被称作邦女郎。校园里，有人在跑步，天那么蓝，阳光那么好，会让人觉得：“全世界的未来就是这样。人在这种氛围里会变得好看起来。”
2010年，他调至浙报集团旗下的红旗出版社做总编辑，主抓畅销书选题，曾卖出一百多万册的《马云内部讲话》。当时，他很想推出一本关于这股留学潮的社会学调查类书，并对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进行反思，甚至定好了书名——《中国第四次留学潮》。
没想到，时隔几年，他自己以小说的方式把这个题材写出来了。“到今天，我都觉得这本书也会同样畅销的。写小说，用的是情感的语言，但聚集点都是一样的。”
为了跟进教育界的最新问题，他常派手下记者去参加杭州各小学的家长会：孩子们常常做家庭作业到晚上11点，一边做题一边打着瞌睡;知名高校毕业的家长们帮孩子做题，做不出时，就上网搜索答案;身边有同事的孩子天真地发问一些让大人们自己也不知该如何说起的问题。
在空气质量指数亮红灯的傍晚，他常常看到穿着校服、戴着口罩的孩子在操场、公园里练长跑。“因为长跑也是中考的内容之一，如果体育少了两分三分，做题做得要死。” “这样的教育体制，就是要把孩子训练成一个运动员，不能出一点点差错。就像海清在电视剧中说的——少考一分，放在杭州可能就是全市差1000名;放在上海、北京，可能意味着落后两千多名。”
鲁强也把女儿送到国外读高中。如《小别离》中黄磊、海清出演的夫妻一样。身为60后的他和妻子，也是在中国式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并不认同电视剧、外媒对这股留学潮的陈旧解读——中国的家长们还在把自己实现不了的梦想压在孩子身上，要孩子竞争再竞争，抢在起跑线上。
“其实从我们这一代起，到现在做父母的80后们，大部分人的思想观念已经不是这样了。大家都清楚这种应试教育的弊端，也都很宝贝自家的孩子，希望他/她能开开心心的，有一个快乐成长的童年。所以，他们决定：我们不再这么玩下去了。”
在分离的忧伤中，千家万户悄悄地把一只小船放了下去，看着它远行。和过往那些远行的船只不一样，这些小船看上去格外的小、格外的单薄，由此扯动了浓浓的愁绪。
为了丰富《小别离2》的小说和剧本创作，鲁强两次到美西海岸和加拿大采访。在这些小留学生们聚集的地方，一些美国老师常常和他提到他们的吃惊与不解：他们觉得这些中国孩子们好像都是没有爸爸似的，有妈妈跟过来陪读的，也有孩子一个人在这里homestay。然后，一到春节，这些平日“消失的爸爸们”忽然都出现了。
“美国人、欧洲人甚至日本人很难理解中国人这一点：居然为了孩子的教育，可以忍受夫妻分离。中国好像是世界上最不把感情当回事的民族。另一方面，你不能去批評、指责他们，这里头有太多纠结、无奈的东西。”
和家长们频繁接触让鲁强了解到令人哭笑不得、又倍感辛酸的情况——“中国人真是很会算，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那个算盘。如果不跨出这一步，你会觉得很常态，因为家长们会和你算得很清楚，让你觉得他们这样的算法都是对的。但是，一旦跨出这一步，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是要颠覆人伦情感的。”
小说《小别离》里，为了能让孩子免学费上国外的公立学校，经济窘迫的离婚女人吴佳妮费尽心思钻两边法律的空子，说服前夫放弃抚养权，把女儿琴琴“过继”给国外的姐姐;为了给在澳洲的女儿赚每年20万学费，表姐林红一边忍受着夫妻分居、让丈夫许光明到外地给已是地产公司老板的大学女同学打工，一边小心翼翼提防丈夫和老情人旧情复燃。
即使是看上去“最正常”的一对夫妻林园和海萍，也在各自的海外亲戚之间来回权衡、盘算，要为女儿朵儿谋求一条经济条件许可下最好的出路。
正如电视剧里的一个金句所说那样——“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为了孩子的好，可以这样不惜一切代价的。”
电视剧火了以后，常有人问他：“那么，鲁强老师你到底认为该不该送孩子出国？这样的出国盲目不盲目？”
“如果可以给出一个简单、确定的回答，我就没有必要写《小别离》了。”他说。
从新闻人转型为职业作家后，他觉得自己最重要的一个转换是——不预设立场，“你必须有代入感地去理解每个人，理解他的情感、他的算法，把他的人生活一遍。”
短跑选手
47岁之前，鲁强是一个典型的媒体人。
从记者、部门副主任、主任、副总编辑，他凭业绩一路提拔上来。1993年，他从中山大学硕士毕业进《钱江晚报》工作时，正撞上中国报业发展的黄金岁月，都市类报纸开始发力。
从文化记者当起，跑流行音乐、电影到各种文艺演出，旁观了大陆流行音乐的兴衰。看完演出、采访完后，他就直接趴在舞台上写稿子。第二天见报后，就等着与其他都市类报纸同条线的记者PK。那时，他写过歌星韦唯在横店走穴，演出前数钞票，整整数完4万块钱才肯上台唱《爱的奉献》。
他回味着当年奔跑在各地的场景。“当记者也是有成就感的。报道发表后，马上就有读者给你反馈，最先是写信，后来是打热线电话，再然后就是email。有时还会有读者送花到编辑部来。”
当跑线记者没几年，他升任部门主任、副总编。每天下午4点左右，编辑部开谈版会，条线记者们一个一个报选题，他一边听一边下判断：这个新闻线索值不值得跟，从什么角度切入有新意，有时就直接枪毙选题，报纸最鼎盛时期，他在《钱江晚报》做值班总编辑，一个晚上要审完64个版，“根本来不及一篇一篇看过，一眼扫过去，从64个版挑出头版头条，然后做各版的标题。”
那是中国都市类报纸竞争最白热化的时期。身为值班总编辑，肩头上直接压着发行量、广告额的担子：当晚头版头条选得好，第二天报纸就大卖，成为杭州城里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选得不好，第二天就卖不动，到晚上，发行部门从各书报亭陆续回收剩余的报纸，这都是真金白银的成本。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采编工作，训练了他对社会热点的敏感度和把握能力。在一堆现实题材中，他能迅速判断某个题材能不能成为热点，以及是否有可能成为现象级的话题。对留学潮和教育话题的留意，就是从那时开始。
袁敏把鲁强小说的特点总结为两条：一是抓社会热点、痛点的能力;二是提升到概念的能力。“这还是和他的媒体经历有关，常年在社会生活第一线，对现实生活有着观察和理解。”
身为纯文学杂志的主编，她接触过国内不少优秀作家：“他们的小说很优秀，技法也很成熟，但是，总感觉他们离现实社会有很大的距离，包括一些很有名气的作家。”
2013年，鲁强受命组建浙报集团的移动新闻客户端——“浙江新闻”。在传统媒体转型大潮的压力下，他也面临着与市场更为直接的对接——“好的报道，马上就有读者在微博微信上转发、评论。必须有产品思维，必须能让传播者进行二次创作，分享出去，才能传播得快。” 忙于日常的报道，让他很少有精力顾及到自己那一点被挤到犄角旮旯里的文学梦。负责副刊时，他也写写散文、评论。工作之余，他发表过几个中篇小说，一个长篇小说拖了七八年才写完。
2014年卖出《小别离》后，他终于痛下决心，把一纸调动的请求递到了集团领导的办公桌上。“我说我起步很晚了，想象力、创作力已经到人生最后一站，我想珍惜余下的这点时间，多写一点东西。”
在随后两年里，他一口气完成12个小长篇——《同学会》、《广场舞》、《放学路上》、《笨男孩》、《不在别处》……多年在报纸倚马可待的训练，让他保持了惊人的写作速度，平均一天能写五千字左右，顺利时能达到一万字。
鲁强把自己定义为“短跑选手”，“一般都会在一个月之内把一部小说写完，要是一个月写不完，我就不写了。”如果拖拉超过一个月，他就放弃，“因为会越写越累。”
他的高产，也让同为作家的袁敏感到羡慕。
“他是典型的新闻语言，节奏、场景转换都很快，直切主题，画面感很强。这符合影视剧的需要，”她说，“在创作小说时，他已经在考虑改编成影视剧的可能性了。”
刻意的温暖
每写一部小说，鲁强都把故事放置在三十多年变革的大时代背景下。这也得益于媒体的历练，“思考任何社会问题，都会加入时政的思维、经济因素的思维。”
《同学会》呈现的是在剧烈社会转型中人与人的命运差异——有成功学导师、互联网英雄“小马云”，和混得不如意、近乎loser的出版社編辑宋扬。
《广场舞》关注的是社会阶层分化和固化问题。在同一幢写字楼里，一群自认为最时髦、在公司有地位有资历的60后高冷知识女性，和一群同一个年龄段的清洁工，她们都在跳广场舞，各自面对着人生的种种难题和窘迫。
《不在别处》聚焦的是中年危机和“二胎焦虑”。在二胎政策放开后，人到中年的苏家三姐妹在情感、升职、财富等等问题上面临的“人生痛点”。
在《小别离》里，借助中小学教育制度和留学问题，小说撕开一个小小的口子，把房价、食品安全、社会诚信、社会阶层固化等问题一一呈现出来。
“我写的都是平凡生活里的平凡小人物，其实不是像海清演的那么个性极端、拼死拼活非要怎么怎样的。但是，电视剧可能更需要这样的戏剧性。”性格温和的鲁强有所保留地表达了自己对电视剧的看法。
脾气直爽的袁敏则直接表达了对小说被改编成家庭轻喜剧的遗憾——“电视剧把小说里承载的那些沉重的东西给消解了，尤其是后半段，变成黄磊和海清之间的情感危机，很可惜。”
身为常年在一线的媒体人，鲁强既是时代的旁观者，也是亲历者。置身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许多人的命运在风雨中飘荡起伏，财富、情感、尊严一一遭受挑战，甚至被碾压而过。“但是，人的精神状态不是橡皮筋，它不能一直绷着，一定要有一个出口。”
对于这个变动的大时代，鲁强的一些视角有趣而独特，譬如，女人跑的速度要比男生快，“你看每一次的潮流，基本上都是从女人开始的，下海、出国、炒汇，因为女人对时代的感觉更为敏锐。不是有个说法么，每一个上海男人，背后都有一个精明的丈母娘和一个精明的老婆。”
这也是他另一部小说《笨男孩》的主题——一个1980年代末大学毕业的“笨男孩”追求一个总跑在时代风潮前头的“聪明姐”，一追追了20年的故事。
做部门领导时，他会留心观察手下每一个记者的情绪起伏、喜怒哀乐。他也笑着聊起一些有趣的片段：譬如太太在参加同学会几周前就在发愁亮相的“行头”;报社里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如何彼此为敌;那些跳着《小苹果》的老太太中也有复杂的江湖……
在鲁强的小说里，那一团团的纠结、冲突、矛盾、爱恨不管如何千缠百绕，人和人之间最终是和解的，结尾是温暖的。虽然，那些现实问题依然冰冷地矗立着。
为小说安排这样的happy ending，是想给读者呈上一颗效力微弱的安慰剂，还是出于对影视剧商业化要求的考虑呢？
鲁强说自己清楚什么是更高级、更深刻的文学。在媒体工作时，他经常会接触到许多阴暗的东西，有时觉得很无力，觉得文字没有力量，改变不了这个世界。
“其实，生活的荒诞感和残酷，人的分裂，远远超过了一个作家的想象力。那些社会新闻，是作家们编不出来的。所以，我还是想给读者一点希望。
“我甚至是刻意地在写温暖。当我写小说时，我编造一个故事，创造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我还能掌控的，我就由衷地觉得：这么写我吃不消，狠不下心把人心往狠处写。
“我真觉得，转型期的中国人需要这样的温暖。虽然我写的题材反映的是社会的痛点，还得有温暖——否则，这些小人物太苦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很纠结，纠结总得有一个出路，给他们一个深呼吸。
“如果一个在上海生活的小白领，在一天的职场打拼后，看看我写的书、改编的电视剧，第二天又能高高兴兴去上班，我就满足了。”
开始文学创作后，鲁强爱上了跑步和游泳。“不仅仅是体力，还在于你有没有托起一个虚构世界的生命能量。写着写着，一定会触动心里一些黑暗的东西。因为你写的时候，也把笔下人物的生活过了一遍，如果没有这样的情绪和心理的投入，写不到让自己心痛，一定打动不了人的;但是，如果写到让自己心痛，一定很折磨。”
他写作的地方，在杭州老城区的一套老式公寓里。这里被省团校和两所地方高校包围，中间是一条充满市井草根气息的老巷子。
碰到累了、写不下去的时候，他会到附近学校的操场走上几圈。太阳晒到身上，他感觉自己又温暖起来。他穿过长长的巷子，走回工作室，耳边是一派喧闹的人声、叫卖声。
仿佛有能量又注入了身体中，让他又可以一头扎进自己编织的那个爱与痛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