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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到垃圾回收场上班的那几周，海拉·卡拉维经常哭丧着脸回家。
这不只是因为那里的工作环境极其恶劣，还和卡拉维的文化背景有关：作为一名来自叙利亚传统家庭的主妇，31岁的卡拉维从小被教育“女人出门工作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现在，每天她都要在一间灯光昏暗、密不透风的地下室里，戴着橡胶手套从垃圾堆里分拣出可以被回收的物品。而在以前，她甚至不被允许出门为自己挑选衣物，甚至是选择自己想看的电视频道。
黎巴嫩的一个难民营里，两位难民妇女和她们的孩子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卡拉维一家以难民身份来到了黎巴嫩的贝鲁特——从那时起，她就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家里的四个孩子都指望着她来养活。她的丈夫三年前在内战中失踪，至今不知是死是活。尽管她仍然怀念当年在家当主妇的生活，但现实的剧变却意外地让她发掘到了另一个自我，一个以往根本不可想象的、全新的海拉·卡拉维。
“我跟孩子们说现在我是家里的男人了，”卡拉维说，“我既是母亲又是父亲，既要出门工作，也要花钱买菜。”现在卡拉维和她的孩子暂时居住在一间租来的房子里，家里除了一张床垫，没有太多值钱的东西。
在中东地区，战争有很大可能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开打，这就造成了非常高的平民伤亡率和失踪率。在很多情况下，像卡拉维这样以前从来没有承担过家庭财务压力的女性开始被迫出门工作。
在接收了大量难民的黎巴嫩，24万个居住在此的叙利亚难民家庭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现在登记户主为女性，她们的丈夫在战争中要么死亡，要么失踪，或是因为严重负伤而失去了劳动能力。
实际上，在离开叙利亚的难民女性中，情况分为两种极端：一种因为感到害怕，并担心受到骚扰而选择更少走出家门;另一种则像卡拉维这样，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成为了一家之主。
“两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欧洲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对她们的传统认知，”在约旦管理难民营的吉莉安·凯伦施密特说，“因此尽管战争很沉重，但我们希望它能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中东社会走向现代化，帮助提升当地女性的自我意识。”
海拉·卡拉维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郊区的一个逊尼派穆斯林家庭长大。在当地那样的文化保守社区里，女孩的结婚年龄通常都会较早。以卡拉维为例，早在她15岁时前来提亲的男方家庭就已经踏破门槛。最终，还是少女的她嫁给了已经28岁的达哈拉。“我第一眼看到他时，就喜欢上了他。”卡拉维回忆说。
因为早婚，卡拉维还没念完高中就辍了学，不久之后有了第一个孩子。她说自己喜欢孩子，也享受为人母亲的感觉，但她着实后悔那么早就结了婚。“我们之间的感情很快就变淡了，他虽然对我还是很好，但好像一切都不一样了。”她说。
以前，达哈拉是家里唯一的话事人。卡拉维的人生除了煮饭洗碗在家带孩子以外，并没有太多的其他元素。除了周五去拜访亲人外，她几乎不出家门半步。
这种单纯的生活状态在战争爆发后戛然而止。在数名亲戚先后被流弹炸死后，卡拉维一家决定逃出自己的祖国，兵荒马乱中，达哈拉和妻儿走散，至今没有音讯。
“刚开始的那几个月，我几乎天天以泪洗面，”卡拉维说，失去丈夫后她立马觉得自己没有了任何依靠。在那样一个社会，卡拉维形容丈夫就是自己的灯塔，没有什么比单身妈妈的生活更加可怕。
辗转之下，卡拉维带着孩子来到了贝鲁特投奔亲友。很快，她遭遇了失去丈夫后的一个重大挑战，并开始审视自己从小受到的有关性别分工的教育。在叙利亚，卡拉维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参与任何形式的工作。“但现在我需要钱，非常需要。”卡拉维说。
在垃圾回收场的工作一周六天，每月能到手100美元——虽然勉强能够应付开支，但由于难民越来越多，黎巴嫩的房租也在见涨。除此之外，联合国救援机构还能每月给卡拉维家里的每人提供大约27美元的食物券。卡拉维14岁的大儿子在一家床垫商店打工，也能补贴一些家用。
在垃圾回收场，卡拉维通常和四位表姐妹外加一位阿姨一起工作，因此尽管每天要在垃圾堆里来回走动，但亲人在一起的熟悉环境和日常关怀让她逐渐适应了这一切。“如果要让我和陌生男性一起工作，是绝对不行的。”卡拉维坦言。
垃圾回收场的老板卡扎表示，像卡拉维这样的难民女性通常很保守，她们很抗拒和男性沟通交流。“比如这里经常有来自欧洲的志愿者，她们刚开始时一般很少会和这类外国人讲话，有时甚至看见后就会远远躲开。”卡扎说，但过一段时间后就会好上许多。以卡拉维为例，她明显感到自己变得“不那么害羞了”。
黎巴嫩一个难民营附近的工地上，正在工作的叙利亚难民妇女
实际上，这个回收场本身就是一个由国际红十字会/红新月会资助的难民就业项目。卡扎介绍说，他已经为不少难民安排了英语课，他和志愿者们都认为，学习一门国际语言有助于帮助这些难民更好地在国外谋生。
对卡拉维来说，这门英语课也是她16年以来第一次接受到的再教育机会——正由于此，她比别的学生都更加努力，也学得更快。当志愿者老师在课堂上表扬她进步明显时，她说“自己获得了以前很少能体验到的成就感”。卡拉维现在的老师是一位来自美国的男性大学生，她说能够和一位外国男性随便交谈，对她来说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叙利亚，和任何陌生男性交谈，我都会觉得非常不自在。”卡拉维表示，“学习英语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还为了帮助辅导孩子的功课。”
和上百万流离在外的叙利亚人一样，卡拉维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回到故土。她怀念曾经宽敞舒适的家，怀念不用每天出门打工的日子，同时，她还担心自己的孩子在黎巴嫩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
尽管如此，她仍无比看重自己意外获得的独立与自由。“我并不打算重新找个人结婚，至少不是现在。我15岁就结婚了，我那时什么都不懂，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卡拉维说自己现在终于是个“有个性的人”了。“我现在什么都靠我自己，我曾经对一切都感到陌生和害怕，但现在我能自由发表意见了，”她开玩笑地说，“达哈拉如果再看到现在的我，一定会吓得不轻。”
这不只是因为那里的工作环境极其恶劣，还和卡拉维的文化背景有关：作为一名来自叙利亚传统家庭的主妇，31岁的卡拉维从小被教育“女人出门工作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现在，每天她都要在一间灯光昏暗、密不透风的地下室里，戴着橡胶手套从垃圾堆里分拣出可以被回收的物品。而在以前，她甚至不被允许出门为自己挑选衣物，甚至是选择自己想看的电视频道。
“我既是母亲又是父亲”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卡拉维一家以难民身份来到了黎巴嫩的贝鲁特——从那时起，她就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家里的四个孩子都指望着她来养活。她的丈夫三年前在内战中失踪，至今不知是死是活。尽管她仍然怀念当年在家当主妇的生活，但现实的剧变却意外地让她发掘到了另一个自我，一个以往根本不可想象的、全新的海拉·卡拉维。
“我跟孩子们说现在我是家里的男人了，”卡拉维说，“我既是母亲又是父亲，既要出门工作，也要花钱买菜。”现在卡拉维和她的孩子暂时居住在一间租来的房子里，家里除了一张床垫，没有太多值钱的东西。
在中东地区，战争有很大可能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开打，这就造成了非常高的平民伤亡率和失踪率。在很多情况下，像卡拉维这样以前从来没有承担过家庭财务压力的女性开始被迫出门工作。
在接收了大量难民的黎巴嫩，24万个居住在此的叙利亚难民家庭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现在登记户主为女性，她们的丈夫在战争中要么死亡，要么失踪，或是因为严重负伤而失去了劳动能力。
实际上，在离开叙利亚的难民女性中，情况分为两种极端：一种因为感到害怕，并担心受到骚扰而选择更少走出家门;另一种则像卡拉维这样，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成为了一家之主。
“两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欧洲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对她们的传统认知，”在约旦管理难民营的吉莉安·凯伦施密特说，“因此尽管战争很沉重，但我们希望它能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中东社会走向现代化，帮助提升当地女性的自我意识。”
海拉·卡拉维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郊区的一个逊尼派穆斯林家庭长大。在当地那样的文化保守社区里，女孩的结婚年龄通常都会较早。以卡拉维为例，早在她15岁时前来提亲的男方家庭就已经踏破门槛。最终，还是少女的她嫁给了已经28岁的达哈拉。“我第一眼看到他时，就喜欢上了他。”卡拉维回忆说。
因为早婚，卡拉维还没念完高中就辍了学，不久之后有了第一个孩子。她说自己喜欢孩子，也享受为人母亲的感觉，但她着实后悔那么早就结了婚。“我们之间的感情很快就变淡了，他虽然对我还是很好，但好像一切都不一样了。”她说。
“现在我需要钱，非常需要”
以前，达哈拉是家里唯一的话事人。卡拉维的人生除了煮饭洗碗在家带孩子以外，并没有太多的其他元素。除了周五去拜访亲人外，她几乎不出家门半步。
这种单纯的生活状态在战争爆发后戛然而止。在数名亲戚先后被流弹炸死后，卡拉维一家决定逃出自己的祖国，兵荒马乱中，达哈拉和妻儿走散，至今没有音讯。
“刚开始的那几个月，我几乎天天以泪洗面，”卡拉维说，失去丈夫后她立马觉得自己没有了任何依靠。在那样一个社会，卡拉维形容丈夫就是自己的灯塔，没有什么比单身妈妈的生活更加可怕。
辗转之下，卡拉维带着孩子来到了贝鲁特投奔亲友。很快，她遭遇了失去丈夫后的一个重大挑战，并开始审视自己从小受到的有关性别分工的教育。在叙利亚，卡拉维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参与任何形式的工作。“但现在我需要钱，非常需要。”卡拉维说。
在垃圾回收场的工作一周六天，每月能到手100美元——虽然勉强能够应付开支，但由于难民越来越多，黎巴嫩的房租也在见涨。除此之外，联合国救援机构还能每月给卡拉维家里的每人提供大约27美元的食物券。卡拉维14岁的大儿子在一家床垫商店打工，也能补贴一些家用。
在垃圾回收场，卡拉维通常和四位表姐妹外加一位阿姨一起工作，因此尽管每天要在垃圾堆里来回走动，但亲人在一起的熟悉环境和日常关怀让她逐渐适应了这一切。“如果要让我和陌生男性一起工作，是绝对不行的。”卡拉维坦言。
垃圾回收场的老板卡扎表示，像卡拉维这样的难民女性通常很保守，她们很抗拒和男性沟通交流。“比如这里经常有来自欧洲的志愿者，她们刚开始时一般很少会和这类外国人讲话，有时甚至看见后就会远远躲开。”卡扎说，但过一段时间后就会好上许多。以卡拉维为例，她明显感到自己变得“不那么害羞了”。
“我现在什么都靠我自己”
实际上，这个回收场本身就是一个由国际红十字会/红新月会资助的难民就业项目。卡扎介绍说，他已经为不少难民安排了英语课，他和志愿者们都认为，学习一门国际语言有助于帮助这些难民更好地在国外谋生。
对卡拉维来说，这门英语课也是她16年以来第一次接受到的再教育机会——正由于此，她比别的学生都更加努力，也学得更快。当志愿者老师在课堂上表扬她进步明显时，她说“自己获得了以前很少能体验到的成就感”。卡拉维现在的老师是一位来自美国的男性大学生，她说能够和一位外国男性随便交谈，对她来说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叙利亚，和任何陌生男性交谈，我都会觉得非常不自在。”卡拉维表示，“学习英语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还为了帮助辅导孩子的功课。”
和上百万流离在外的叙利亚人一样，卡拉维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回到故土。她怀念曾经宽敞舒适的家，怀念不用每天出门打工的日子，同时，她还担心自己的孩子在黎巴嫩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
尽管如此，她仍无比看重自己意外获得的独立与自由。“我并不打算重新找个人结婚，至少不是现在。我15岁就结婚了，我那时什么都不懂，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卡拉维说自己现在终于是个“有个性的人”了。“我现在什么都靠我自己，我曾经对一切都感到陌生和害怕，但现在我能自由发表意见了，”她开玩笑地说，“达哈拉如果再看到现在的我，一定会吓得不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