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故宫的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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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物大流失,也让世界收藏家对中华文化一见倾心
  清朝末年,文物遭到三次流失的灾难。首先是1856年亚罗号事件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后,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圆明园,据说掠夺了两万件文物。原来作为皇帝办公室兼避暑地的圆明园,因此变成废墟;第二次是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英法德俄日等八国联军进驻北京。颐和园等皇族的设施,都遭到各国军队的掠夺;第三次是辛亥革命后,溥仪、王公贵族、朝廷官员等从紫禁城夹带文物出去。
  对于中国,这是一场大悲剧,但却让世界了解了中华文化。英国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法国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世界顶级的博物馆,都以收藏第一流的中国艺术品而自豪。当时的世界最早接触到的东洋艺术是日本文化。北斋风潮兴起,在波士顿美术馆担任亚洲美术策展人的冈仓天心积极地将日本的艺术介绍到美国。
  然而日本占优势的情况,在20世纪初开始有了变化。辛亥革命前后,从中国大批涌出的文物渐渐成为欧美收藏家的注目焦点,明清的中国瓷器比朴质的日本陶器更具魅力,因而到处举办展售会,也开始出现钻研、搜集中国艺术品的专家。尤其是在英国的贵族社会,鉴赏中国陶瓷的沙龙萌芽,中国陶瓷器质量兼具,很快在市场上就把日本陶瓷器比下去了。
  宋美龄钟情台北故宫文物,设立故宫美龄办公室
  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也就是著名的“宋氏三姐妹”的老幺,她钟情故宫的事迹广为人知。依据民进党执政时期台北故宫院长杜正胜的说法,2000年政党轮替,他接任院长时才知道,院长办公室的隔壁有个宋美龄的办公室。当时宋美龄已移居美国,在故宫并没有担任任何职务,所以杜正胜立即废止了这个宋美龄办公室。
  宋美龄经常移驾到故宫鉴赏文物,也从仓库搬出文物、宝物拿到办公室欣赏。宋美龄特别喜欢翡翠之类的工艺品,也有人谣传她从故宫将文物带出,在丈夫蒋介石死后移居纽约时一并携出。但是我去故宫采访时,几位故宫干部表示绝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不可能的,故宫所有的文物都有编号,把文物从仓库拿出来都有记录,即便是故宫院长或是‘总统’,也不可能不经规定程序,就把文物带出故宫。”
  香港展出溥仪的玉簪,一个世纪之后终得重逢它的另一半
  2008年秋季的香港拍卖会上,一支翡翠发簪榜上有名。在竞标会之前,即2008年夏天时我曾到过沈阳故宫。曾与我接洽的副研究员李理,有一天他接到佳士得的电话。对方询问:“有一件竞标的艺术品,想请您看看。”当李研究员打开佳士得寄来的电子邮件照片时,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于是他回答说:“我们仓库里有一件类似的东西。”
  佳士得事先并不知道沈阳故宫有类似的东西,所以他们拿相同的问题问遍了中国各地的博物馆,正巧在沈阳故宫找到了。李研究员花不到一小时,就从收藏品的清单中找到了这支簪。
  虽然这种首饰一看就知道是贵重的东西,但在现在的拍卖市场上,非常重视“来历”,也就是竞标品的历史。在哪里做的?经过谁的手?命运愈是惊涛骇浪,价值就愈高。经过鉴定,后来李研究员提供的相片中的簪与拍卖品的确是一对,佳士得非常高兴,于是拿到拍卖市场上竞标。
  这是当年溥仪主动交代时交给收容所所长的首饰,经过一段曲折离奇后,移交到沈阳故宫保管。李研究员经过鉴定认为:“当时的首饰通常是做成一对,我从材质、加工、设计可以断定,这两支簪原来是一对的。”一支簪在某一个时期流落到外面去,另一支则由溥仪放在行李箱里带出。这对经过“生离死别”的簪,因为拍卖的机缘,通过计算机画面,在一百年之后跨越时空再次相遇。
  我从台湾飞到零下20摄氏度寒冬中的沈阳,李研究员送我从故宫出来时,轻声地说的一段话,令我难以忘怀。他说:“历史是无常的,原来是一对完美组合的簪,因为战争和人们的想法而离散,然后再度偶然相遇。你不觉得这也给现代人一个启示吗?要好好珍惜这些老东西。一旦失去了,要找回来可不容易。这对簪极其幸运再度相遇,但是有成千上万的东西可能就永远失散了。” 这是从事学术和历史的人,才会有的思虑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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