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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粱的命运一样，中国传统的农作物，除了水稻，很多都遭遇了被外来物种取代的命运。它们曾经养育中华民族数千年，现在却难以承载这个民族庞大的人口压力。
1938年4月16日（农历3月16日），今年78岁的老孙，时年9岁的“小孙”在村子里目击了一场战斗。这场战役中，高粱秸作为战斗的武器进入了历史。
那天，胶莱河两岸十分平静，曹克明率领400多人的国民党游击队在山东高密孙家口伏击一支从平度开往胶州的日军车队。
在战斗的紧要关头，分队长马福生急中生智，率领十余名队员点燃高粱秸，引火烧毁日军军车。浓烟迫使日军从车底窜出，在混战中被全部击毙。
此役共毙敌39名，据说其中有一位日军中将中岗弥高。但一名日军侥幸逃脱，引来日军疯狂报复，制造了“公婆庙惨案”，屠杀中国百姓136人。
48年后，作家莫言以孙家口伏击战与公婆庙惨案这两起事件为背景，创作了小说《红高粱》。作者把主人公的爱恨情仇和悲壮惨烈的抗日战斗都安排在火红的高粱地里。
那时他写道：长七十里宽六十里的低洼平原上，除了点缀着儿十个村庄，纵横着两条河流，曲折着几十条乡间土路外，绿浪般招展着的全是高粱。
然而，1956年出生于高密的莫言已经看不到成片的高粱了。他回忆说“我所描写的高粱地是我爷爷他们年轻时存在过的，我根本没见过。那如火如荼的红高粱是我的神话、我的梦境。”
1987年，张艺谋与莫言合作将《红高粱》改编成电影，高粱在其中演变成为中国本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象征。
但张艺谋来到孙家口寻找高粱地外景的时候，发现这里的高粱已经彻底地消失了。
据莫言的回忆，1987年六七月间，他接到张艺谋的求救电话赶回高密，在孙家口只看到一点残存的高粱倒死不活，让他差点哭出来。后来还是当地县委伸出援手，批了5吨化肥，作为“政治任务”布置下去，才让当地村民赶种了几十亩高粱，帮助剧组完成了影片的拍摄。
时任高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尚希魁当年曾经亲历其事，据他的回忆，为了补偿村民因种高粱造成的经济损失，每亩高粱剧组还补偿了村民300元钱。但此后，为了拍电影种下的高粱地，随着电影拍摄的完成也结束了使命，在这片土地上再度消失了痕迹。
老孙指了指村口：“我家那片地，当时也种了高粱。”现在，那里竖起了一块“孙家口伏击战纪念碑”。
高粱人生
在莫言出生前三年，即1952年，高粱就迎来了它的命运转折。
这年春天，胶莱河两岸人声鼎沸，25公里的河道上数以万计的农民在忙碌着。姑娘们在河道中挖泥装车，小伙们将淤泥推到岸上，男人们喊着号子夯土固堤，而老人和小孩也在岸边端茶送水或者平整堆满淤泥的土地。
老孙讲述着当年的劳动场面，当时少壮的他也是这样欢快地穿梭在这支浩荡的队伍里，或者推车，或者夯土，有说有笑。但当时年轻的他或许想象不到这项工程的全部意义。他惊喜地发现这块“十年九涝”的洼地此后几乎再没发生过涝灾，但没有发现他的生活从此起了巨变——一种养育了老孙家数百年的农作物将从他的生活中彻底消失。
老孙家迁到这里已经好几百年了，孙家口的村名也因此叫了几百年。几百年来这里都是一片低洼地，土壤盐碱化很严重。除了为数不多的台地可以种谷子，就只能种一种粮食——高粱。
高粱是一种适应力非常强的作物，既耐旱又抗涝，还特别适应盐碱地，被称为“庄稼中的骆驼”。不过，高粱绝不是什么好吃的东西，它含有一种叫单宁的物质，它不仅使高粱苦涩难咽，还容易凝结，极易导致消化不良，特别是便秘。
高粱的身世至今仍有争议。有人认为它来自遥远的非洲大陆，也有人主张它就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作物。不管怎样，考古发现证实，高粱已经在中国繁衍了数千年。考古发现的炭化高粱种子和公元3世纪编著的《博物志》对高粱的记载证实，中国大面积种植高粱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至西周早期。
上古时期的中国，高粱一直是悄无声息的无名小卒，被排除在五谷之外，很少被人们所提及，以至于今天的历史学者们仍在为它当时的名号争论不休。而先秦至两汉的考古资料可以确证，高粱已经在我国北方地区广泛种植，这其中也包括山东高密。
明清两代人口急剧膨胀，人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人烟稀少的低洼地。许许多多像老孙家一样的农民来到洼地求生，高粱就是他们的生命线。
而随着移民，高粱也播撒到北中国每块适宜它的土地。清末民初的大移民，山东人把耕种了数千年的高粱带到了东北，旋即红遍了东三省。民国时期，高粱“帝国”空前鼎盛，一度成为仅次于水稻和小麦的第三大粮食作物。而这几百年也是中国五千年高粱种植史上最“阳光灿烂的日子”。
“我们家在这里住了好多代了，”老孙指了指自己的房子，后面那三间老屋已经坍塌，“这几间屋算起来有一百多年历史了”。
这里的老屋都是用高粱箔盖的房子，当地人都说，这种房子冬暖夏凉，十分舒适。曾几何时，老屋的炕上铺着高梁编织的席子，一家老小坐在炕上吃着高梁饼子，男人们偶尔喝两口香醇的高粱酒，醉了就胡闹一番而后沉沉地睡去。女人安顿好男人和孩子，还要拿起屋角的高粱笤帚，默默地打扫男人的战场。
“那时候啥事不用到高粱呢！”记忆中，老孙家就是这样祖祖辈辈享用着高粱。而这种依赖着高粱的生活，也催生了高密人好几种生计。最有名的就是高粱酒和高密花席。
以生产高粱酒为主的高密酒厂曾经创造过辉煌的业绩。而历史上高密编席的村子不下百个，注沟镇的曹戈庄、呼家庄镇的赵家老庄和拒城河镇的迟家村都曾以花席的精美而名噪一时，产品畅销胶东各地。
与此同时，来自美洲的玉米已经在山区和丘陵扎下了根，并且一点点拓展着自己的地盘，一场新旧物种之间的战争正在静静地酝酿。
土地竞争中的失败者
当年的小孙在胶莱河畔挥汗如雨的时候，高密的其他村庄也在忙碌着。在建国初的二十来年里，高密整治了全部的河道，开挖了新的河流，还建成了数十座水库、塘坝，修筑了十几座拦河闸坝，另外还打井数千个……昔日的不毛之地成为物产丰饶的脂膏之地。
1949年，高密开始以排水为重点治涝改碱，修筑蓄排兼施的沟洫条田。此事曾在1955年，被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旋即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广。
更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正在黄淮海流域乃至全国展开。经过二十几年的大会战，全国水库库容由解放初的200亿立方米，增加到1976年的4200亿立方米，增长了整整20倍。而同期全国可灌溉面积由2.4亿亩，增加到6.7亿亩，其中黄淮海流域1.8亿亩。原本遍布三大流域的2.8亿亩低洼涝地得到不同程度地改造。
经过改造的盐碱地已经不再是高粱独霸的天下。解放前还不见踪影的玉米闯入了孙家口，也闯入了黄淮海旧时的盐碱地，与这块土地上最传统的农作物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卷入这场战争的却不仅仅是玉米和高粱，中国的传统作物谷子（稷）、黍、麻甚至大豆也未能幸免。
农田改造前的1949年，在高密的农作物版图上，高粱和谷子分别占据着11.9%和11.84%的土地，而玉米只拥有可怜巴巴的4.55%。短短八年以后，玉米已经抢占了13.7%的版图，而高粱和谷子已经剧减为4.81%和5.68%。
或许有人会说：农田改造是这场新旧作物抗争的决定因素。事实不仅于此。
孙老汉能清楚地记得1949年各种作物的单产：“小麦也就100来斤，高梁140斤，玉米110斤，谷子大概能打120斤。”玉米既赶不上谷子，更赶不上高粱。
“玉米对肥料的要求比较高，”孙老汉一语道出奥妙，“好在解放后不久就开始有了氨水和磷肥，没有这些东西谁也不敢种玉米。”《高密县志》记载了1957年各种作物的单产：小麦129.7斤，高粱144.2斤，玉米168.6斤，谷子185.4斤。化肥的使用改变了玉米和高粱的对比，但还不足以成为决定这场战争的根本力量。
孙老汉有三个儿女，如今已各自成家，繁衍成了一个大家庭。解放初，年富力强的他和其他同龄人一样，没想到要节制生育，越来越多的小生命成了他们那一代人最大的压力。建国初，片面宣传“人多力量大”，盲目扩大生育，高密的人口从1951年不足50万人猛增到1957年的61万多人。这种局面在全国也是如此，全国人口由1949年的5.5亿增加到1959年的6.6亿。
巨大的人口压力，迫使人们追求更高的粮食产量，1960年国家主席刘少奇签发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要“多种高产作物”，“根据需要和民食习惯，适当地发展玉米和薯类等高产作物”。在这场农业改革中，高粱、谷子（稷）和黍被视为低产作物逐步淘汰。
“50年代政府开始推广玉米良种，产量提高很快。”孙老汉的记忆没有错，《高密县志》记载了50年代推广金皇后和黄县二马牙等优良品种，以及60年代推广杂交玉米的情况。此后，玉米不管在孙家口还是高密，甚至整个山东乃至全国都一路高奏凯歌，而高粱则是节节败退。
1918年，我国高粱的播种面积创记录地达到22103万亩，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6%。2006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至886万亩，减少了95%以上。而玉米则由20世纪初期的4000多万亩猛增到2006年的4亿亩，成为仅次于水稻的中国第二大粮食作物。
和高粱的命运一样，中国传统的农作物，除了水稻，很多都遭遇了被外来物种取代的命运。它们曾经养育中华民族数千年，现在却难以承载这个民族庞大的人口压力。
随着高粱的消失，高密酒厂不得不改用玉米和地瓜作生产原料，曾经著名的高粱酒成为这个酒厂无法重现的记忆。而那些生产高粱花席的村镇也失去了曾经辉煌的副业，就连盖房子的高粱箔也换成了从外地运来的芦苇箔。高粱已经淡出高密人的记忆。
“高粱米味道不好，吃了容易胀肚子。”孙老汉并不知道什么是单宁，更不了解它的作用，但他知道高粱的味道。“现在，小麦都吃不完，谁还想吃高粱呢！”这位吃着高粱米长大、靠着高粱面挺过三年大饥荒的老人，并不留恋当年的“救命粮”。
今天的孙家口村，仅有一株高梁顽强地生长在荒草丛生的土沟里。“还不知道是哪年散落的种子呢！野生的，没人管，任由它自生自灭吧！”另一位老人说道。
1938年4月16日（农历3月16日），今年78岁的老孙，时年9岁的“小孙”在村子里目击了一场战斗。这场战役中，高粱秸作为战斗的武器进入了历史。
那天，胶莱河两岸十分平静，曹克明率领400多人的国民党游击队在山东高密孙家口伏击一支从平度开往胶州的日军车队。
在战斗的紧要关头，分队长马福生急中生智，率领十余名队员点燃高粱秸，引火烧毁日军军车。浓烟迫使日军从车底窜出，在混战中被全部击毙。
此役共毙敌39名，据说其中有一位日军中将中岗弥高。但一名日军侥幸逃脱，引来日军疯狂报复，制造了“公婆庙惨案”，屠杀中国百姓136人。
48年后，作家莫言以孙家口伏击战与公婆庙惨案这两起事件为背景，创作了小说《红高粱》。作者把主人公的爱恨情仇和悲壮惨烈的抗日战斗都安排在火红的高粱地里。
那时他写道：长七十里宽六十里的低洼平原上，除了点缀着儿十个村庄，纵横着两条河流，曲折着几十条乡间土路外，绿浪般招展着的全是高粱。
然而，1956年出生于高密的莫言已经看不到成片的高粱了。他回忆说“我所描写的高粱地是我爷爷他们年轻时存在过的，我根本没见过。那如火如荼的红高粱是我的神话、我的梦境。”
1987年，张艺谋与莫言合作将《红高粱》改编成电影，高粱在其中演变成为中国本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象征。
但张艺谋来到孙家口寻找高粱地外景的时候，发现这里的高粱已经彻底地消失了。
据莫言的回忆，1987年六七月间，他接到张艺谋的求救电话赶回高密，在孙家口只看到一点残存的高粱倒死不活，让他差点哭出来。后来还是当地县委伸出援手，批了5吨化肥，作为“政治任务”布置下去，才让当地村民赶种了几十亩高粱，帮助剧组完成了影片的拍摄。
时任高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尚希魁当年曾经亲历其事，据他的回忆，为了补偿村民因种高粱造成的经济损失，每亩高粱剧组还补偿了村民300元钱。但此后，为了拍电影种下的高粱地，随着电影拍摄的完成也结束了使命，在这片土地上再度消失了痕迹。
老孙指了指村口：“我家那片地，当时也种了高粱。”现在，那里竖起了一块“孙家口伏击战纪念碑”。
高粱人生
在莫言出生前三年，即1952年，高粱就迎来了它的命运转折。
这年春天，胶莱河两岸人声鼎沸，25公里的河道上数以万计的农民在忙碌着。姑娘们在河道中挖泥装车，小伙们将淤泥推到岸上，男人们喊着号子夯土固堤，而老人和小孩也在岸边端茶送水或者平整堆满淤泥的土地。
老孙讲述着当年的劳动场面，当时少壮的他也是这样欢快地穿梭在这支浩荡的队伍里，或者推车，或者夯土，有说有笑。但当时年轻的他或许想象不到这项工程的全部意义。他惊喜地发现这块“十年九涝”的洼地此后几乎再没发生过涝灾，但没有发现他的生活从此起了巨变——一种养育了老孙家数百年的农作物将从他的生活中彻底消失。
老孙家迁到这里已经好几百年了，孙家口的村名也因此叫了几百年。几百年来这里都是一片低洼地，土壤盐碱化很严重。除了为数不多的台地可以种谷子，就只能种一种粮食——高粱。
高粱是一种适应力非常强的作物，既耐旱又抗涝，还特别适应盐碱地，被称为“庄稼中的骆驼”。不过，高粱绝不是什么好吃的东西，它含有一种叫单宁的物质，它不仅使高粱苦涩难咽，还容易凝结，极易导致消化不良，特别是便秘。
高粱的身世至今仍有争议。有人认为它来自遥远的非洲大陆，也有人主张它就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作物。不管怎样，考古发现证实，高粱已经在中国繁衍了数千年。考古发现的炭化高粱种子和公元3世纪编著的《博物志》对高粱的记载证实，中国大面积种植高粱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至西周早期。
上古时期的中国，高粱一直是悄无声息的无名小卒，被排除在五谷之外，很少被人们所提及，以至于今天的历史学者们仍在为它当时的名号争论不休。而先秦至两汉的考古资料可以确证，高粱已经在我国北方地区广泛种植，这其中也包括山东高密。
明清两代人口急剧膨胀，人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人烟稀少的低洼地。许许多多像老孙家一样的农民来到洼地求生，高粱就是他们的生命线。
而随着移民，高粱也播撒到北中国每块适宜它的土地。清末民初的大移民，山东人把耕种了数千年的高粱带到了东北，旋即红遍了东三省。民国时期，高粱“帝国”空前鼎盛，一度成为仅次于水稻和小麦的第三大粮食作物。而这几百年也是中国五千年高粱种植史上最“阳光灿烂的日子”。
“我们家在这里住了好多代了，”老孙指了指自己的房子，后面那三间老屋已经坍塌，“这几间屋算起来有一百多年历史了”。
这里的老屋都是用高粱箔盖的房子，当地人都说，这种房子冬暖夏凉，十分舒适。曾几何时，老屋的炕上铺着高梁编织的席子，一家老小坐在炕上吃着高梁饼子，男人们偶尔喝两口香醇的高粱酒，醉了就胡闹一番而后沉沉地睡去。女人安顿好男人和孩子，还要拿起屋角的高粱笤帚，默默地打扫男人的战场。
“那时候啥事不用到高粱呢！”记忆中，老孙家就是这样祖祖辈辈享用着高粱。而这种依赖着高粱的生活，也催生了高密人好几种生计。最有名的就是高粱酒和高密花席。
以生产高粱酒为主的高密酒厂曾经创造过辉煌的业绩。而历史上高密编席的村子不下百个，注沟镇的曹戈庄、呼家庄镇的赵家老庄和拒城河镇的迟家村都曾以花席的精美而名噪一时，产品畅销胶东各地。
与此同时，来自美洲的玉米已经在山区和丘陵扎下了根，并且一点点拓展着自己的地盘，一场新旧物种之间的战争正在静静地酝酿。
土地竞争中的失败者
当年的小孙在胶莱河畔挥汗如雨的时候，高密的其他村庄也在忙碌着。在建国初的二十来年里，高密整治了全部的河道，开挖了新的河流，还建成了数十座水库、塘坝，修筑了十几座拦河闸坝，另外还打井数千个……昔日的不毛之地成为物产丰饶的脂膏之地。
1949年，高密开始以排水为重点治涝改碱，修筑蓄排兼施的沟洫条田。此事曾在1955年，被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旋即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广。
更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正在黄淮海流域乃至全国展开。经过二十几年的大会战，全国水库库容由解放初的200亿立方米，增加到1976年的4200亿立方米，增长了整整20倍。而同期全国可灌溉面积由2.4亿亩，增加到6.7亿亩，其中黄淮海流域1.8亿亩。原本遍布三大流域的2.8亿亩低洼涝地得到不同程度地改造。
经过改造的盐碱地已经不再是高粱独霸的天下。解放前还不见踪影的玉米闯入了孙家口，也闯入了黄淮海旧时的盐碱地，与这块土地上最传统的农作物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卷入这场战争的却不仅仅是玉米和高粱，中国的传统作物谷子（稷）、黍、麻甚至大豆也未能幸免。
农田改造前的1949年，在高密的农作物版图上，高粱和谷子分别占据着11.9%和11.84%的土地，而玉米只拥有可怜巴巴的4.55%。短短八年以后，玉米已经抢占了13.7%的版图，而高粱和谷子已经剧减为4.81%和5.68%。
或许有人会说：农田改造是这场新旧作物抗争的决定因素。事实不仅于此。
孙老汉能清楚地记得1949年各种作物的单产：“小麦也就100来斤，高梁140斤，玉米110斤，谷子大概能打120斤。”玉米既赶不上谷子，更赶不上高粱。
“玉米对肥料的要求比较高，”孙老汉一语道出奥妙，“好在解放后不久就开始有了氨水和磷肥，没有这些东西谁也不敢种玉米。”《高密县志》记载了1957年各种作物的单产：小麦129.7斤，高粱144.2斤，玉米168.6斤，谷子185.4斤。化肥的使用改变了玉米和高粱的对比，但还不足以成为决定这场战争的根本力量。
孙老汉有三个儿女，如今已各自成家，繁衍成了一个大家庭。解放初，年富力强的他和其他同龄人一样，没想到要节制生育，越来越多的小生命成了他们那一代人最大的压力。建国初，片面宣传“人多力量大”，盲目扩大生育，高密的人口从1951年不足50万人猛增到1957年的61万多人。这种局面在全国也是如此，全国人口由1949年的5.5亿增加到1959年的6.6亿。
巨大的人口压力，迫使人们追求更高的粮食产量，1960年国家主席刘少奇签发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要“多种高产作物”，“根据需要和民食习惯，适当地发展玉米和薯类等高产作物”。在这场农业改革中，高粱、谷子（稷）和黍被视为低产作物逐步淘汰。
“50年代政府开始推广玉米良种，产量提高很快。”孙老汉的记忆没有错，《高密县志》记载了50年代推广金皇后和黄县二马牙等优良品种，以及60年代推广杂交玉米的情况。此后，玉米不管在孙家口还是高密，甚至整个山东乃至全国都一路高奏凯歌，而高粱则是节节败退。
1918年，我国高粱的播种面积创记录地达到22103万亩，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6%。2006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至886万亩，减少了95%以上。而玉米则由20世纪初期的4000多万亩猛增到2006年的4亿亩，成为仅次于水稻的中国第二大粮食作物。
和高粱的命运一样，中国传统的农作物，除了水稻，很多都遭遇了被外来物种取代的命运。它们曾经养育中华民族数千年，现在却难以承载这个民族庞大的人口压力。
随着高粱的消失，高密酒厂不得不改用玉米和地瓜作生产原料，曾经著名的高粱酒成为这个酒厂无法重现的记忆。而那些生产高粱花席的村镇也失去了曾经辉煌的副业，就连盖房子的高粱箔也换成了从外地运来的芦苇箔。高粱已经淡出高密人的记忆。
“高粱米味道不好，吃了容易胀肚子。”孙老汉并不知道什么是单宁，更不了解它的作用，但他知道高粱的味道。“现在，小麦都吃不完，谁还想吃高粱呢！”这位吃着高粱米长大、靠着高粱面挺过三年大饥荒的老人，并不留恋当年的“救命粮”。
今天的孙家口村，仅有一株高梁顽强地生长在荒草丛生的土沟里。“还不知道是哪年散落的种子呢！野生的，没人管，任由它自生自灭吧！”另一位老人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