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崔莺莺的情感发展看《西厢记》女性观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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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西厢记》因其女主人公崔莺莺勇敢冲破礼教束缚、大胆追求婚姻自由而被视为中国古典戏剧中反映女性意识觉醒的经典之作。不可否认,《西厢记》在女性观方面确实有超越前人之处,但崔莺莺对爱情的自主性受制于特定的时空条件,因历史环境的限制,《西厢记》仍然不可避免地烙有男权思想的印痕。本文通过分析崔莺莺的情感变化及其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重新审视《西厢记》的性别观念,以期加深对其所处时代及其所蕴含的思想文化的认识。
  关键词:《西厢记》 女性观 崔莺莺 情感发展 自我意识
  元代文人王实甫创作的杂剧《西厢记》“天下夺魁”,代表了中国古典戏曲的艺术高峰,其唱响的“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a的美好理想及其塑造的勇敢挣脱封建礼教束缚、追求婚姻自由的崔莺莺被后世不断歌颂、传唱,《西厢记》也因此被视为中国古典戏曲中反映女性意识觉醒、大胆追求爱情的经典之作。于是,许多研究者纷纷将目光投至崔莺莺身上,通过研究“西厢故事”中崔莺莺形象的流变,探讨作品所反映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及发展过程。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自唐以来的历代“西厢故事”中,王实甫笔下的崔莺莺因融合了容貌、才情等众多优点,形象最为丰满立体,其对爱情的自主性和珍视程度,以及人物所表现出的反抗意识最为强烈,因此,较之前代,《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形象更加凸显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此外,因《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三部中国古典文学经典著作之间的关联性,有不少研究者从这三部作品的女主人公入手,比照分析崔莺莺、杜丽娘和林黛玉三位经典女性形象的性格特征以及作品所体现的女性意识的异同。他们大多认为,崔莺莺重爱情轻功名,勇敢迈出了女性意识觉醒的第一步;杜丽娘虽然所处的环境比崔莺莺更加封闭、残酷,但她却能正视情欲,珍视自我,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自主意识,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进一步张扬;而林黛玉则是对前二者的继承和超越。總体来看,以上两种类型的文章大都高扬女性意识的大旗,歌颂崔莺莺对爱情的执着和勇敢、对礼教束缚的大胆反叛,进而肯定其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王实甫女性观的进步性。
  不可否认,王实甫的《西厢记》在女性观方面确实有诸多超越前人之处,但这离不开其所依存的时代背景。相较于前代,元代的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传统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得以松动。少数民族统治者对汉族儒生的打压政策以及时行时辍的科举考试使得汉族儒生失去了晋身仕途、改变命运的机会,社会地位下降;其追求功名的热忱也因前途渺茫而骤减,转而更加关注婚姻、爱情等个人情感问题。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给崔莺莺提供了大胆追求爱情和婚姻自由的契机,普救寺的春景触发了她的春愁与春情,此时的崔莺莺早已不是元稹笔下被迫接受“终弃之”命运的可怜“尤物”,佛殿初见时的顾盼回眸、月下联吟时的诗情画意、孙飞虎围困时的沉着冷静和细心考量,以及勇敢冲破封建礼教和门第观念束缚的大胆结合,都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崔莺莺作为女性对爱情和婚姻的自主性,体现了作者“以情反礼”的深刻的文化思考,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然而,细读文本可以发现,崔莺莺对爱情的自主权并非贯穿二人感情发展的始终;随着与张生关系的变化,崔莺莺在爱情中的地位经历了一个由主动到被动的回落过程,其自我意识也呈现出由觉醒到突破再到退隐的特殊的发展过程。“自我意识”本是心理学范畴的一个重要概念,这里,笔者仅借用“自我意识”一词代指作为主体的自我,通过与外界的自然、他人、社会等“他者”发生关系,从而能够重新审视自我,认识到自己的特性、地位、价值以及发挥潜力的可能性。
  落实到文本中,即,崔莺莺作为主体,通过与外界的自然、他人等产生联系,从而能够清醒地认识、理解并接纳自己的情感需求;对自己所处的周围环境进行深刻的反思;进而能够自觉地审视自身的生命价值并为理想的实现付诸努力。作为女性人物的崔莺莺,其自我意识的发展是考量《西厢记》 女性观的重要尺度。所谓“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b,落红满地触发了崔莺莺的春愁,激发了她对爱情的渴望,由此衍生出佛殿与张生一见钟情、墙角联吟、私订终身等一系列故事。春情萌动可以说是崔莺莺自我意识的觉醒,私订终身既是她对封建礼教的大胆挑战,也是其自我意识的重要突破;但随之而来的不是女性自我的进一步解放,却是其自我意识的“退隐”。所谓“退隐”,即崔莺莺面对封建主流文化与男权中心时的妥协与示弱,亦即男权文化主导下女性自主性的退避与回落。而与之相反,张生在爱情中的地位则呈现出由被动到主动的回升过程。莺莺的“退隐”与张生的“回升”所构成的反向对比既说明了其自我意识发展的不彻底性,也显露了《西厢记》在女性观上的矛盾与局限。然而,为什么大胆追求爱情的崔莺莺会出现向男权文化妥协、示弱的情况?她的“退隐”应该如何理解?从故事的表层结构来看,崔张二人的感情发展属于典型的才子佳人模式,二人感情的发生、发展也受制于特定的条件和契机,一旦脱离特定的时空限制,莺莺便由主动变被动,其自我意识也随之退隐到男权文化的权力话语之下,这便是王实甫《西厢记》女性观的矛盾之处。因此,本文以崔莺莺的情感发展为切入,尝试分析其感情发生、发展的条件和契机以及崔莺莺的自我意识由觉醒到突破再到退隐的变化过程,进而重新审视王实甫《西厢记》的女性观及其背后的思想文化意蕴。
  崔、张二人的爱情萌生于暮春时节寂静寺院的后花园中。“后花园”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典型场景和经典意象,其思想文化内涵早已超出地理空间的意义范畴。早在《诗经》中就出现了男女私会的秘密场所,发展至宋代,“才子佳人相见欢,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便成为中国古典戏曲的经典叙事模式,“后花园”也随之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的经典意象和特殊的空间指向,寄寓着男性作家对如花美眷和美好爱情的丰富想象,而崔张二人的爱情就发生在普救寺中的西厢花园里,也正是在这样的特定空间中崔莺莺经历了自我意识由觉醒到突破再到退隐的重要过程。因此,解读西厢花园在崔张爱情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对于重新审视《西厢记》的女性观具有重要意义。   从崔莺莺在爱情中的地位变化和自我意识的发展趋向可知,尽管元代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封建礼教的束缚相对松弛,但仍无法动摇封建社会男权统治的根基,因此,尽管崔莺莺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崔莺莺的反抗和自我意识的发展仍显得不够彻底,仅仅是特定时空范围内的星光一闪,并未构成燎原之势,这也使《西厢记》的女性观呈现出一定的矛盾之处。此外,由于元代打压汉儒政策,以王实甫为例的许多文人被迫生活在社会底层,功名无望,只能靠创作戏曲消极避世,宣泄苦闷,《西厢记》“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的美好理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寄托了王实甫等人的文人理想,即落得个“状元及第、奉旨完婚”的大团圆结局,从这个层面上看,崔莺莺可以说是落魄文人构想出来的大胆、主动、从一而终的理想伴侣的代表,其身上也就难以避免地刻有男性作家的思想印痕。因此,笔者认为,对于王实甫在《西厢记》中所表现出的女性观,应将其放置于所属的时代环境中客观看待,既要看到其进步性,也应正视和理解其矛盾和局限。
  abcdefghijklmnop〔元〕王实甫著,王季思校注:《西厢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06页,第34页,第23页,第21页,第4页,第49页,第48页,第32页,第7页,第11页,第112页,第161页,第145页,第206页,第154页,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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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刘紫璇,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學学院2018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外文学比较。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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