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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韩国在抗击新冠疫情的同时举行了国会选举，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及其卫星政党共获得300个席位中的180个，成为自韩国实现民主化以来规模最庞大的执政党。韩国执政党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民众普遍认可政府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的表现，对在野党将防疫政治化的做法不满。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第一次成为选举舆论战的关键词之一。保守派强烈攻击政府的对华友好态度，保守政党与进步政党第一次在对华关系中表现出泾渭分明的立场差异。
从2020年1月20日韩国发现第一例输入型病例，到2月19日出现病毒“超级传播者”这段时间，韩国仅有31名确诊患者，大部分是有中国旅行经历的韩国人。得益于2015年应对中东呼吸综合症时建立的体系和经验，韩国的疫情应对系统迅速启动，做到了大量检测、迅速追踪和隔离治疗。这段时间韩国社会主要關注中国的疫情发展以及中韩之间的人员往来。围绕这两个问题，政府、执政的进步派政党、进步媒体与在野的保守派政党、保守媒体之间表现出明显的立场差异。
韩国政府以及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再三呼吁“警惕将疫情政治化”，同时呼吁维护中韩关系。韩国政府暂时禁止有武汉旅行经历的外国人赴韩，对所有从中国入境者设立专用通道进行症状排查，但否定了“全面禁止中国人入境”的建议。韩国政府多次表达对中韩关系的重视，并向中国提供防疫物资。文在寅总统通过电话向习近平主席表达慰问和支持，提出中韩加强卫生健康领域合作。韩国的很多地方政府、大企业和民间组织也积极向中国捐赠防疫物资，韩国新任驻武汉总领事搭乘装载有防疫捐赠物资的货机“逆行”抵达武汉履新，赢得了中国民众的好感。
在野的保守政党和保守媒体则煽动意识形态偏见，并要求全面禁止中国人赴韩。《朝鲜日报》多次引用西方媒体对中国疫情规模的估算，指责中国政府瞒报数据，称“隐瞒疫情是中国的社会制度决定的”。这家报纸的一则社论歪曲事实，称“新冠疫情扩散的原因是中国逮捕了初期上报疫情的医生”。保守党自由韩国党议员也多次在公开会议上使用“武汉肺炎”的说法，并对文在寅所说的“中国的困难也是我们的困难”表达不满，称中韩两国制度不同，不能成为“命运共同体”。保守派攻击政府“媚华”，将韩中关系的重要性置于国民健康之上。
2020年5月6日，韩国结束45天的保持“社交距离”措施。首尔汉江公园内依然悬挂疫情防控注意事项标语，户外野营人数有所增加。
保守派的宣传恶化了韩国人的对华认知。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各种假消息，并出现了辱骂中国人、埋怨中国人在韩国抢购防疫物资的舆论，中国人聚集的生活区域被韩国人所避讳，在韩中国劳工的工作机会大量减少。1月23日，青瓦台网站上出现了要求禁止中国人入境的请愿文，一个月时间里签名人数超过了76万。
从2月19日出现病毒“超级传播者”到3中旬，韩国进入病毒社区传播阶段，先在大邱和庆尚北道地区集中爆发，后来扩散到首尔等其他地区，日确诊人数最多时达到909人，3月12日以后稳定在了150人以下。2月中旬，各政党开始着手准备国会选举。最大在野党自由韩国党与另外两个保守政党合并组成未来统合党，提出要对政府进行“中期审判”。也就是说，疫情进入爆发期后，国会选举战也以共同民主党与未来统合党对决的格局拉开序幕。
2月下旬到3月中上旬，疫情中心大邱和庆尚北道等地区的医疗资源日益紧张，全韩国出现口罩荒，经济也受到严重打击。保守派抓住这一机会，用“政府责任论”和“媚华论”煽动韩国社会对政府以及执政党的不满。未来统合党和保守媒体将疫情扩散归咎于政府拒绝禁止中国人入境，称“原因是为上半年习近平访韩制造友好氛围”。他们称文在寅政府在对华外交中“低姿态”，使韩国在韩中关系中处于不对等地位，责问总统“说‘中国的困难就是韩国的困难’的总统到底是哪个国家的总统”。2月底，中国开始强化管理疫情的境外流入，要求包括韩国人在内的入境者隔离14天。对此，保守媒体极力渲染“韩国政府把韩中关系看得比防疫重要，但中国政府却把防疫看得比中韩关系更重要”。这种舆论在韩国的社交媒体上被大量转发。保守媒体无视甚至贬低中韩在防疫过程中的合作互助，防疫物资尚不充裕的中国通过各种渠道向韩国赠送防疫物资，但韩国媒体正面报道很少，甚至称“疫情初期仁川市曾赠送威海高质量口罩，而威海市回赠的却是劣质产品”。
保守派对政府的批评引发了社会分裂。2月4日，青瓦台网站上出现了要求“弹劾总统”的请愿文，批评韩国政府看中国眼色而不顾国民健康，赠送中国口罩而不顾国内口罩紧缺。一个月内有超过140万韩国人投票赞同这一弹劾请求。同样的弹劾请愿文也出现在国会网站，签名人数很快超过10万，文在寅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但是，要求弹劾总统的请愿运动也起到了动员进步人群的作用。2月26日，青瓦台网页上出现了“为总统加油”的请愿文，在一个月内得到了150万韩国人的支持。
3月下旬，韩国进入疫情平稳回落期，但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3月28日，国会选举战正式展开。此时，由于疫情得到控制，“政府责任论”和“政府媚华论”的号召力大大减弱，未来统合党将批评政府的重点转向疫情下的经济危机。共同民主党则号召国民在危难时刻支持政府，把选票投给“为抗击疫情工作的人”。
选举游说开始后，未来统合党仍然维持“审判政府”的口号，而共同民主党的选举游说则以“与新冠病毒一战”为口号，强调各党不应对抗而应合作。在国家陷入疫情危机的情况下，相比“合作论”，“审判政府论”自然处于道德劣势。未来统合党党首黄教安选择首尔南大门市场作为选举游说的出发点，以空荡荡的商业街为背景，声讨政府应对经济危机不利。而共同民主党在游说中大力宣传“保持社交距离，减缓疫情传播”。其党首李洛渊在游说中多次称“不要憎恶黄教安代表”，“不希望与在野党领导人相互憎恶，希望各党派领导人汇集智慧尽快克服国难”。一系列调查结果显示“未来统合党”处于劣势，而总统的支持率上升，创下了近1年零5个月来的最高纪录。 未来统合党的“经济萧条论”之所以没能打击政府和执政党，是因为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态度非常积极。在国内经济社会政策领域里，进步派向来强调民生、分配和福利建设。保守派则强调市场调节和效率，因而中下阶层并不认为他们可以解决问题。疫情爆发后，韩国政府高度关注中小企业、自营业者、服务零售业的困境，推出一系列税收、财政、金融政策，先是保障贫困人群生活、刺激消费、保障中小企业资金链，后来也以稳定雇佣为条件向大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政府反复向国民强调危机时期的经济刺激政策要迅速及时，为此与在野党展开高频度的磋商。在选举迫近的情况下，未来统合党也只能与政府和执政党合作，批准了这些惠民政策。
2020年5月10日，中國驻韩国大使邢海明在仁川机场为首批启程通过“快捷通道”前往中国天津复工的200多名韩国企业员工送行。
在疫情进入平稳回落期后，韩国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既维持正常的生产生活、又将疫情有效控制在较小范围内的国家，被很多国家看作榜样。韩国的口罩和检测试剂大量出口到发达国家，韩国人的“自律”和“成熟市民意识”也到了世界媒体的称赞。这些都极大提升了韩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同时促使其国内一些人的对华民族主义情绪回落。中韩随即在双边和多边平台上展开了一系列合作。3月13日，中韩外交部和防疫部门召开“中韩新冠病毒防疫合作对话”，提出共享防疫经验和医疗数据，在防疫物质领域开展合作，为两国企业家的活动提供便利等。此后在二十国集团会议上，文在寅提出要“全球共享防疫经验，保障企业人员的行动自由”。在“中日韩新冠病毒应对会议”上，韩国外交部长也强调三国要在防疫的同时努力减小疫情对经济、社会交流的打击。中韩关系因此迎来了向好发展的契机。
共同民主党及其卫星党在本次国会选举中赢得了60%的议席，这意味着文在寅政府的后半期将摆脱在野党的种种掣肘。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国际局势正面临巨大震动，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变得更加重要。相比在野党，韩国目前的执政党对于中韩关系的态度更加积极，这无疑是发展中韩关系的极好机会。
为此，我们应该深刻了解新冠疫情出现后中韩关系在韩国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首先，在这次新冠疫情中，韩国因为海外的生产消费陷入停滞，商业往来被阻断，经济遭到了致命打击。疫情后，韩国会分散其产业合作的区域布局，以减小对特定国家的依赖，增强抗危机能力。目前韩国经济界已经发出了这种呼吁，这种变化很可能会通过企业层面的战略调整逐步实现。但部分保守派学者也在积极建议韩国政府有意识地推动全球产业合作布局调整，加快“弱化中韩经济合作”的步伐。
其次，在这次疫情中，中美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韩国如果能够掌握平衡，在中美之间两边下注，会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均衡外交是韩国进步派一贯的战略。但应该认识到，这次韩国国会选举舆论战对韩国社会的对华认知产生了负面影响，这种社会氛围会影响文在寅政府的对华外交。
再次，通过这次保守政党对中国的攻击，我们应该认识到，随着近年来韩美同盟不断强化、中美竞争持续增强，韩国保守政党的冷战思维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在这次国会选举之前，进步与保守政党在外交路线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美、对朝态度上。而这次选举中，两派在对华问题上也同样表现出泾渭分明的差异。
最后，这次国会选举中，共同民主党与未来统合党得到的议席数量看似差异悬殊，但如果细究其得票数，就会发现进步与保守两派支持人群数量差距不那么大。在共同民主党候选人取胜的24个选区里，出现了共同民主党与未来统合党得票率仅相差不到3%的现象。共同民主党在所有选区里的得票率为49.9%，未来统合党在所有选区里的得票率为41.5%。因此，保守人群在韩国社会中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从韩国的视角看，目前防疫合作、经济危机应对合作以及多边平台上的合作是发展中韩关系的合适路径。双边层面上，中韩两国已经在防疫领域里展开了多方面的合作。韩国在这次抗击新冠疫情中表现优秀，很好地平衡了防疫与维持正常生产生活之间的平衡。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克服经济危机成为韩国政府的重大课题。目前韩国政府不断呼吁世界各国在防疫、恢复经济秩序、制定经济刺激政策等问题上展开合作，先后在中韩、中日韩、东盟 3等范围内呼吁各国协调出台管理措施，以保障商业经济往来畅通，减少跨国企业的损失。这种“合作”以及“苦难共担”的呼声符合我国以及周边地区的利益，我们应该积极给予配合，推动疫情后中国周边地区稳定和经济恢复的步伐。
防疫初期：在中韩关系上凸显立场差异
从2020年1月20日韩国发现第一例输入型病例，到2月19日出现病毒“超级传播者”这段时间，韩国仅有31名确诊患者，大部分是有中国旅行经历的韩国人。得益于2015年应对中东呼吸综合症时建立的体系和经验，韩国的疫情应对系统迅速启动，做到了大量检测、迅速追踪和隔离治疗。这段时间韩国社会主要關注中国的疫情发展以及中韩之间的人员往来。围绕这两个问题，政府、执政的进步派政党、进步媒体与在野的保守派政党、保守媒体之间表现出明显的立场差异。
韩国政府以及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再三呼吁“警惕将疫情政治化”，同时呼吁维护中韩关系。韩国政府暂时禁止有武汉旅行经历的外国人赴韩，对所有从中国入境者设立专用通道进行症状排查，但否定了“全面禁止中国人入境”的建议。韩国政府多次表达对中韩关系的重视，并向中国提供防疫物资。文在寅总统通过电话向习近平主席表达慰问和支持，提出中韩加强卫生健康领域合作。韩国的很多地方政府、大企业和民间组织也积极向中国捐赠防疫物资，韩国新任驻武汉总领事搭乘装载有防疫捐赠物资的货机“逆行”抵达武汉履新，赢得了中国民众的好感。
在野的保守政党和保守媒体则煽动意识形态偏见，并要求全面禁止中国人赴韩。《朝鲜日报》多次引用西方媒体对中国疫情规模的估算，指责中国政府瞒报数据，称“隐瞒疫情是中国的社会制度决定的”。这家报纸的一则社论歪曲事实，称“新冠疫情扩散的原因是中国逮捕了初期上报疫情的医生”。保守党自由韩国党议员也多次在公开会议上使用“武汉肺炎”的说法，并对文在寅所说的“中国的困难也是我们的困难”表达不满，称中韩两国制度不同，不能成为“命运共同体”。保守派攻击政府“媚华”，将韩中关系的重要性置于国民健康之上。
保守派的宣传恶化了韩国人的对华认知。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各种假消息，并出现了辱骂中国人、埋怨中国人在韩国抢购防疫物资的舆论，中国人聚集的生活区域被韩国人所避讳，在韩中国劳工的工作机会大量减少。1月23日，青瓦台网站上出现了要求禁止中国人入境的请愿文，一个月时间里签名人数超过了76万。
疫情爆发期：“媚华论”与“合作论”的博弈
从2月19日出现病毒“超级传播者”到3中旬，韩国进入病毒社区传播阶段，先在大邱和庆尚北道地区集中爆发，后来扩散到首尔等其他地区，日确诊人数最多时达到909人，3月12日以后稳定在了150人以下。2月中旬，各政党开始着手准备国会选举。最大在野党自由韩国党与另外两个保守政党合并组成未来统合党，提出要对政府进行“中期审判”。也就是说，疫情进入爆发期后，国会选举战也以共同民主党与未来统合党对决的格局拉开序幕。
2月下旬到3月中上旬，疫情中心大邱和庆尚北道等地区的医疗资源日益紧张，全韩国出现口罩荒，经济也受到严重打击。保守派抓住这一机会，用“政府责任论”和“媚华论”煽动韩国社会对政府以及执政党的不满。未来统合党和保守媒体将疫情扩散归咎于政府拒绝禁止中国人入境，称“原因是为上半年习近平访韩制造友好氛围”。他们称文在寅政府在对华外交中“低姿态”，使韩国在韩中关系中处于不对等地位，责问总统“说‘中国的困难就是韩国的困难’的总统到底是哪个国家的总统”。2月底，中国开始强化管理疫情的境外流入，要求包括韩国人在内的入境者隔离14天。对此，保守媒体极力渲染“韩国政府把韩中关系看得比防疫重要，但中国政府却把防疫看得比中韩关系更重要”。这种舆论在韩国的社交媒体上被大量转发。保守媒体无视甚至贬低中韩在防疫过程中的合作互助，防疫物资尚不充裕的中国通过各种渠道向韩国赠送防疫物资，但韩国媒体正面报道很少，甚至称“疫情初期仁川市曾赠送威海高质量口罩，而威海市回赠的却是劣质产品”。
保守派对政府的批评引发了社会分裂。2月4日，青瓦台网站上出现了要求“弹劾总统”的请愿文，批评韩国政府看中国眼色而不顾国民健康，赠送中国口罩而不顾国内口罩紧缺。一个月内有超过140万韩国人投票赞同这一弹劾请求。同样的弹劾请愿文也出现在国会网站，签名人数很快超过10万，文在寅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但是，要求弹劾总统的请愿运动也起到了动员进步人群的作用。2月26日，青瓦台网页上出现了“为总统加油”的请愿文，在一个月内得到了150万韩国人的支持。
疫情平稳回落期：在野党的失败与“合作论”的胜利
3月下旬，韩国进入疫情平稳回落期，但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3月28日，国会选举战正式展开。此时，由于疫情得到控制，“政府责任论”和“政府媚华论”的号召力大大减弱，未来统合党将批评政府的重点转向疫情下的经济危机。共同民主党则号召国民在危难时刻支持政府，把选票投给“为抗击疫情工作的人”。
选举游说开始后，未来统合党仍然维持“审判政府”的口号，而共同民主党的选举游说则以“与新冠病毒一战”为口号，强调各党不应对抗而应合作。在国家陷入疫情危机的情况下，相比“合作论”，“审判政府论”自然处于道德劣势。未来统合党党首黄教安选择首尔南大门市场作为选举游说的出发点，以空荡荡的商业街为背景，声讨政府应对经济危机不利。而共同民主党在游说中大力宣传“保持社交距离，减缓疫情传播”。其党首李洛渊在游说中多次称“不要憎恶黄教安代表”，“不希望与在野党领导人相互憎恶，希望各党派领导人汇集智慧尽快克服国难”。一系列调查结果显示“未来统合党”处于劣势，而总统的支持率上升，创下了近1年零5个月来的最高纪录。 未来统合党的“经济萧条论”之所以没能打击政府和执政党，是因为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态度非常积极。在国内经济社会政策领域里，进步派向来强调民生、分配和福利建设。保守派则强调市场调节和效率，因而中下阶层并不认为他们可以解决问题。疫情爆发后，韩国政府高度关注中小企业、自营业者、服务零售业的困境，推出一系列税收、财政、金融政策，先是保障贫困人群生活、刺激消费、保障中小企业资金链，后来也以稳定雇佣为条件向大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政府反复向国民强调危机时期的经济刺激政策要迅速及时，为此与在野党展开高频度的磋商。在选举迫近的情况下，未来统合党也只能与政府和执政党合作，批准了这些惠民政策。
在疫情进入平稳回落期后，韩国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既维持正常的生产生活、又将疫情有效控制在较小范围内的国家，被很多国家看作榜样。韩国的口罩和检测试剂大量出口到发达国家，韩国人的“自律”和“成熟市民意识”也到了世界媒体的称赞。这些都极大提升了韩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同时促使其国内一些人的对华民族主义情绪回落。中韩随即在双边和多边平台上展开了一系列合作。3月13日，中韩外交部和防疫部门召开“中韩新冠病毒防疫合作对话”，提出共享防疫经验和医疗数据，在防疫物质领域开展合作，为两国企业家的活动提供便利等。此后在二十国集团会议上，文在寅提出要“全球共享防疫经验，保障企业人员的行动自由”。在“中日韩新冠病毒应对会议”上，韩国外交部长也强调三国要在防疫的同时努力减小疫情对经济、社会交流的打击。中韩关系因此迎来了向好发展的契机。
从韩国视角看“后疫情时代”中韩关系
共同民主党及其卫星党在本次国会选举中赢得了60%的议席，这意味着文在寅政府的后半期将摆脱在野党的种种掣肘。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国际局势正面临巨大震动，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变得更加重要。相比在野党，韩国目前的执政党对于中韩关系的态度更加积极，这无疑是发展中韩关系的极好机会。
为此，我们应该深刻了解新冠疫情出现后中韩关系在韩国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首先，在这次新冠疫情中，韩国因为海外的生产消费陷入停滞，商业往来被阻断，经济遭到了致命打击。疫情后，韩国会分散其产业合作的区域布局，以减小对特定国家的依赖，增强抗危机能力。目前韩国经济界已经发出了这种呼吁，这种变化很可能会通过企业层面的战略调整逐步实现。但部分保守派学者也在积极建议韩国政府有意识地推动全球产业合作布局调整，加快“弱化中韩经济合作”的步伐。
其次，在这次疫情中，中美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韩国如果能够掌握平衡，在中美之间两边下注，会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均衡外交是韩国进步派一贯的战略。但应该认识到，这次韩国国会选举舆论战对韩国社会的对华认知产生了负面影响，这种社会氛围会影响文在寅政府的对华外交。
再次，通过这次保守政党对中国的攻击，我们应该认识到，随着近年来韩美同盟不断强化、中美竞争持续增强，韩国保守政党的冷战思维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在这次国会选举之前，进步与保守政党在外交路线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美、对朝态度上。而这次选举中，两派在对华问题上也同样表现出泾渭分明的差异。
最后，这次国会选举中，共同民主党与未来统合党得到的议席数量看似差异悬殊，但如果细究其得票数，就会发现进步与保守两派支持人群数量差距不那么大。在共同民主党候选人取胜的24个选区里，出现了共同民主党与未来统合党得票率仅相差不到3%的现象。共同民主党在所有选区里的得票率为49.9%，未来统合党在所有选区里的得票率为41.5%。因此，保守人群在韩国社会中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从韩国的视角看，目前防疫合作、经济危机应对合作以及多边平台上的合作是发展中韩关系的合适路径。双边层面上，中韩两国已经在防疫领域里展开了多方面的合作。韩国在这次抗击新冠疫情中表现优秀，很好地平衡了防疫与维持正常生产生活之间的平衡。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克服经济危机成为韩国政府的重大课题。目前韩国政府不断呼吁世界各国在防疫、恢复经济秩序、制定经济刺激政策等问题上展开合作，先后在中韩、中日韩、东盟 3等范围内呼吁各国协调出台管理措施，以保障商业经济往来畅通，减少跨国企业的损失。这种“合作”以及“苦难共担”的呼声符合我国以及周边地区的利益，我们应该积极给予配合，推动疫情后中国周边地区稳定和经济恢复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