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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底、1966年初，经恩人彭厚安、蒋竹茹夫妇介绍，我与张耀新开始恋爱。1967年2月19日到徐汇区结婚登记处领取了结婚证。这是法定结婚日，实际上并没有结婚。因为只有持有结婚证才有资格申请房子。很幸运，1967年秋末冬初，华东局机关分配我们租用康平路100弄5号楼510室的一间房子做婚房。康平路100弄是当时上海最好的住宅大院，只有正厅、副部级的人才能住进去，家家有电话，相当多的人家还有红机子，门前有小花园，前院直通后院宛平路11号的大花园。大花园内有大花坛，有大面积的桃园，困难时期局部地方改种过蔬菜。我这小人物怎么能分到这么高级的房子呢？说来也简单，因为我婚前已经住进了100弄的1号楼。怎么会让我住进1号楼？因为原住1号楼的管经济的马部长不堪造反派的毒打和侮辱，吊死在1号楼家中。家属继续住在里面总有点那个，便向华东局机关行政处提出能不能找一个温和的小伙子住进他们家，为他们壮壮胆？于是我就住了马部长住过的最大的那间屋子。早出晚归，马夫人每天晚上都要在我房间门口放一个竹壳热水瓶，供我饮水、洗脚用。既然我已经住进了100弄，行政处便把我的婚房分在了100弄。
5号楼510室这间房子是华东局宣传教育处长张远达同志（原浙江省教育厅长）腾出的一间。又因张耀新曾在张远达带领下到江苏省太仓县双凤公社蹲点，巡回医疗，得到张远达的指导、帮助，因此，两家相处甚笃。张远达的夫人老祁是嘉兴人，她会包一手好粽子。在我家离开100弄搬到了吴兴路以后，张远达夫妇每年端午节前都送给我们她特制的嘉兴粽子，连续十余年。粽子美味可口，比买的还好吃。
1968年春节前结婚时，不仅房子是租用的，连大床和书桌也是按规定在机关内租用的。因级别不够，没有资格租用书架，可对我来讲没书架是不行的。经行政处同意临时借给我一个藤编小书架，反而不用付租金。又因级别不够，没有资格租用沙发。张远达同志便把他的一只单人沙发借给了我。当时棉花是计划供应的。按登记先后，我们单位1967年的棉花票轮到耿慧英（“文革”后在交大工作）同志领取。可她知道我要结婚，需要新被子，便主动把棉花票让给了我。她再推迟到下一批领取棉花票。这让我十分感动。婚礼十分简单，可是气氛很热闹。婚礼本来说是由杨以汉（“文革”后在市委宣传部工作）主持，哪知他在几天前被师院的“红三司”、交大的“反到底”和“中串会”等造反组织抓走了，“罪名”是他参加上海市委宣传部“共向东”的一个会议就算是“保皇”了，要斗要打。这样，我的婚礼改由冯德印同志（上世纪90年代为上海市纪委委员）主持。因为机关里分两派时，我和冯德印都在山东采访英雄李文忠的家乡，便没有入派。经过没入派的冯德印做工作后，出乎意料的是我们小单位里的两派同事都参加了我这个小弟弟的婚禮，并且合伙送了大红花等礼品。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想不到我的婚礼，能为后来的两派“大联合”起到了推动作用。婚礼嘛！总要高高兴兴。两派不仅对我说了很多好话，两派之间也都客客气气，和颜悦色。我至今想起来，仍很敬佩我单位里的每一位同志，他们都比我年长，水平都比我高，把我当亲兄弟看待，是我学习的榜样。
婚礼上新房里挂着两张十分精致而又庄重的毛主席像，值得一提。
一张是“四清”时带我下乡的老领导葛非（原华东局机要局副局长）送的。他在“一月革命”后就被打倒了。他知道我结婚后，悄悄地送给我一张丝织的毛主席打乒乓球像。为什么“悄悄”的？今天的年轻人可能觉得怪怪的。要知道，在当时政治气候下，我收他的礼就是“保皇派”，就得跟杨以汉一样挨斗。他怕牵连我，才不声不响地送给我，尽管彼此的住处相距百十米，但他不参加婚礼。至今这幅珍贵的毛主席像我仍然精心保存着。
再就是我妻子的领导王佩言主任医生。她请了张胶木板的毛主席像（请读者诸君注意，当时买毛主席像不许用“买”字，一律用“请”），有二尺见方。胶木不同于上面讲的丝织毛主席像可以卷起来包扎。她这胶木板是不能包扎的。因此，她从上车到下车，到走进康平路100弄大院，再上五楼我家中都是恭恭敬敬地抱在胸前的。路人见了有的好奇，很多人也不以为奇，当时流行这种做法。王主任不仅不能例外，而且还要加个“更”字。因为王主任的父亲是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王绍鳌，当时已被打倒。王主任处境艰难，稍有不当就会招来大祸。所以她小心翼翼，一本正经。她这张胶木毛主席像来之不易，我至今还高高地悬挂在书房中。
转瞬之间50年过去了。当时的一幕又一幕还深深地刻在脑海里。50年的路走过来不容易，有风险，有大浪，酸甜苦辣，咸痒涩麻，八味俱全。经历也是历练，经历可以转化成历史书的一个标点，应该是值得反复研究的史学课题，容我花点时间慢慢道出来，此处从略。
回首往事，特赋诗一首，题曰：《老夫赠老妻》：“搀我护我五十年，再苦再累都觉甜。主内主外一人担，让我写出廿四卷。敬老爱幼皆周全，八方友人勤串连。不信长寿能挂万，只念来生仍手牵。”
5号楼510室这间房子是华东局宣传教育处长张远达同志（原浙江省教育厅长）腾出的一间。又因张耀新曾在张远达带领下到江苏省太仓县双凤公社蹲点，巡回医疗，得到张远达的指导、帮助，因此，两家相处甚笃。张远达的夫人老祁是嘉兴人，她会包一手好粽子。在我家离开100弄搬到了吴兴路以后，张远达夫妇每年端午节前都送给我们她特制的嘉兴粽子，连续十余年。粽子美味可口，比买的还好吃。
1968年春节前结婚时，不仅房子是租用的，连大床和书桌也是按规定在机关内租用的。因级别不够，没有资格租用书架，可对我来讲没书架是不行的。经行政处同意临时借给我一个藤编小书架，反而不用付租金。又因级别不够，没有资格租用沙发。张远达同志便把他的一只单人沙发借给了我。当时棉花是计划供应的。按登记先后，我们单位1967年的棉花票轮到耿慧英（“文革”后在交大工作）同志领取。可她知道我要结婚，需要新被子，便主动把棉花票让给了我。她再推迟到下一批领取棉花票。这让我十分感动。婚礼十分简单，可是气氛很热闹。婚礼本来说是由杨以汉（“文革”后在市委宣传部工作）主持，哪知他在几天前被师院的“红三司”、交大的“反到底”和“中串会”等造反组织抓走了，“罪名”是他参加上海市委宣传部“共向东”的一个会议就算是“保皇”了，要斗要打。这样，我的婚礼改由冯德印同志（上世纪90年代为上海市纪委委员）主持。因为机关里分两派时，我和冯德印都在山东采访英雄李文忠的家乡，便没有入派。经过没入派的冯德印做工作后，出乎意料的是我们小单位里的两派同事都参加了我这个小弟弟的婚禮，并且合伙送了大红花等礼品。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想不到我的婚礼，能为后来的两派“大联合”起到了推动作用。婚礼嘛！总要高高兴兴。两派不仅对我说了很多好话，两派之间也都客客气气，和颜悦色。我至今想起来，仍很敬佩我单位里的每一位同志，他们都比我年长，水平都比我高，把我当亲兄弟看待，是我学习的榜样。
婚礼上新房里挂着两张十分精致而又庄重的毛主席像，值得一提。
一张是“四清”时带我下乡的老领导葛非（原华东局机要局副局长）送的。他在“一月革命”后就被打倒了。他知道我结婚后，悄悄地送给我一张丝织的毛主席打乒乓球像。为什么“悄悄”的？今天的年轻人可能觉得怪怪的。要知道，在当时政治气候下，我收他的礼就是“保皇派”，就得跟杨以汉一样挨斗。他怕牵连我，才不声不响地送给我，尽管彼此的住处相距百十米，但他不参加婚礼。至今这幅珍贵的毛主席像我仍然精心保存着。
再就是我妻子的领导王佩言主任医生。她请了张胶木板的毛主席像（请读者诸君注意，当时买毛主席像不许用“买”字，一律用“请”），有二尺见方。胶木不同于上面讲的丝织毛主席像可以卷起来包扎。她这胶木板是不能包扎的。因此，她从上车到下车，到走进康平路100弄大院，再上五楼我家中都是恭恭敬敬地抱在胸前的。路人见了有的好奇，很多人也不以为奇，当时流行这种做法。王主任不仅不能例外，而且还要加个“更”字。因为王主任的父亲是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王绍鳌，当时已被打倒。王主任处境艰难，稍有不当就会招来大祸。所以她小心翼翼，一本正经。她这张胶木毛主席像来之不易，我至今还高高地悬挂在书房中。
转瞬之间50年过去了。当时的一幕又一幕还深深地刻在脑海里。50年的路走过来不容易，有风险，有大浪，酸甜苦辣，咸痒涩麻，八味俱全。经历也是历练，经历可以转化成历史书的一个标点，应该是值得反复研究的史学课题，容我花点时间慢慢道出来，此处从略。
回首往事，特赋诗一首，题曰：《老夫赠老妻》：“搀我护我五十年，再苦再累都觉甜。主内主外一人担，让我写出廿四卷。敬老爱幼皆周全，八方友人勤串连。不信长寿能挂万，只念来生仍手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