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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天上掉下的不多的几个馅饼之一，不占这个便宜实在有些可惜。所以，在儿子出生之前很多年我已下定决心，就算不能唆使他成为一名音乐家，至少要设法令他成为一个跟我一样的疯狂乐迷。
美国作家Kurt Vbnnegut在他最后一本长篇小说《时震》里写道：“……我也要说，做爱，如果是真诚的，是魔鬼放进苹果的。”
第一次听他唱腔的人会以为演唱者是一位心已成灰、午夜买醉的老女人。这种阴柔并非娘娘腔，就跟男同性恋者并非非是娘娘腔不可一个道理。但儿子出生之后，小胖子只要一听他歌声就会甜甜睡去的景象还是令我有些不安，因为那种连女人都不堪的悱侧细腻，我怕或许将会令人变得很挑剔——在别人看来堪称完好的人生，在你看来却到处都是毛病，这当然是一件不能更倒霉的事。我是不是为我的小胖子想得太多了。
Kraftwerk“Trans Europe Express”
除了Chet，我老婆怀孕时听的最多的是Kraftwerk。上世纪70年代未，已习惯观赏大汗淋漓的硬摇滚现场的美国乐迷们第一次看到，西装革履、一力分头、直立不动，如捏着四枚电视遥控器般捏着电音控制器的Kraftwerk四人现场时感到的惊骇，至少有一半重现在2008年底，我领着老婆去香港看他们现场时，她的身上。
Kraftwerk被译为“发电厂”乐队，若将这个译名理解为将电子乐带至公共审美的第一人，倒也准确。这支完全凭借技术进步来完成艺术表达的乐队，却在歌词里毫不掩饰对科技的冷嘲，他们有首歌就叫“The Man—Machine”，歌词仅一句：“机器一人，假人：机器一人，超人。”1981年，在他们还没有电脑时，写下了准确的预言歌曲“Computer Werld”：“国际警察组织和德国国家银行FBl和伦敦警察卮生意、数字、钱、人民，电脑世界：国际警察组织和德国国家银行，FBl和伦敦警察厅，犯罪、旅行、通讯、娱乐，电脑世界。”
我想，老婆喜欢KraftwerK，不仅基于她在香港现场得到的蛊惑，还因为他们那种为西方流行音乐做尽减法、褪尽冗余，把最透彻诱人之物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的做法，令像她这样被龌龊的华语流行乐洗净脑袋的人，亦不堪其惑。但与此同时，在极尽雕琢的节奏编配和旷世旋律的内里，那种冰冷、机械、单调、重复的劲头却一点也藏不住，这或是儿子出生后，对KraftwerK没对Chet那么亲切的原因——他怎么懂工业社会的荒冷。
俗世规则，而这世上更多的声音是位于节奏和旋律之外的，我想试着给儿子听听这些，但既不是那种录下的海潮声、虫鸟声之类——那何不让我抱他到实地去听，也不是真的把他抱到野外或咆哮的工厂里去听，那是另一回事。接着，我发现，儿子对变化的音色反应最大，变化愈剧烈，他也就咿呀得越大声，特别是当高音从低音背景里窜出来时，于是，我给儿子选择了AcousmaticMusic大师Bernard Parmegiani的这套合辑。
Acousmatic并不是音乐的一种，它更是一种沟通模式——人与人沟通时一定要通过某种媒介，譬如语言、手势、信函、表情、音乐等，而Acousmatic就是令这种媒介保持尽可能极端的纯粹性的意思：手势只有动作、信函只有文字、音乐只有声音。这个古老的词源自古希腊毕达哥拉斯的教学方式，为了使学生专注于聆听他的话语，避免他的肢体动作造成对学生的干扰，他躲在布幕后讲课。同为Acousmatic Music大师的Pierre Schaefer曾说：“具象音乐的演出是不需视觉辅助的，这样更能使观众用心聆赏，那播放音乐的录音机就像悬挂于空中的毕达哥拉斯。”
半世纪前，在数码技术尚未出现，电子音乐尚被笼罩在学院派先锋古典乐分子激进的宣言之中时，你能听得出，尽管先驱们在音乐的结构和调性上拼命企图脱离传统，却多是用力过猛、姿态先行多年来他们被驯养出的古典乐教育总是阴魂袅袅——但同时戏剧性地突出了音色变换。Bernard Parmegiani的作品就是这样，他不是观念主义者，他是顽童，在新技术面前毛手毛脚地追逐着一切可听性，他不求特立独行，而在音色的变化及构造的任何可能性面前流连痴迷。
所以，先是生锈门轴扭动的声音，衬以大教堂的管风琴，然后是Doers的《当音乐结束时》的重复段，一阵某个法国男人的唠叨，被切碎的小提琴声，马勒一闪即逝，汽笛之类的高音连绵不绝，等等。这些动静就像变来变去的鬼脸，令我儿子咯咯咯地笑出声来。
然而，忙来忙去，儿子最喜欢的，还是一直照顾他的外公动辄给他唱起的劲曲热歌和红色金曲。外公曾是红卫兵，现在则由于一天几趟地在超市中购物散步也就熟悉了超市里播放的那些当红的流行歌。显然，外公的音乐天赋是难以言喻的。
美国作家Kurt Vbnnegut在他最后一本长篇小说《时震》里写道：“……我也要说，做爱，如果是真诚的，是魔鬼放进苹果的。”
第一次听他唱腔的人会以为演唱者是一位心已成灰、午夜买醉的老女人。这种阴柔并非娘娘腔，就跟男同性恋者并非非是娘娘腔不可一个道理。但儿子出生之后，小胖子只要一听他歌声就会甜甜睡去的景象还是令我有些不安，因为那种连女人都不堪的悱侧细腻，我怕或许将会令人变得很挑剔——在别人看来堪称完好的人生，在你看来却到处都是毛病，这当然是一件不能更倒霉的事。我是不是为我的小胖子想得太多了。
Kraftwerk“Trans Europe Express”
除了Chet，我老婆怀孕时听的最多的是Kraftwerk。上世纪70年代未，已习惯观赏大汗淋漓的硬摇滚现场的美国乐迷们第一次看到，西装革履、一力分头、直立不动，如捏着四枚电视遥控器般捏着电音控制器的Kraftwerk四人现场时感到的惊骇，至少有一半重现在2008年底，我领着老婆去香港看他们现场时，她的身上。
Kraftwerk被译为“发电厂”乐队，若将这个译名理解为将电子乐带至公共审美的第一人，倒也准确。这支完全凭借技术进步来完成艺术表达的乐队，却在歌词里毫不掩饰对科技的冷嘲，他们有首歌就叫“The Man—Machine”，歌词仅一句：“机器一人，假人：机器一人，超人。”1981年，在他们还没有电脑时，写下了准确的预言歌曲“Computer Werld”：“国际警察组织和德国国家银行FBl和伦敦警察卮生意、数字、钱、人民，电脑世界：国际警察组织和德国国家银行，FBl和伦敦警察厅，犯罪、旅行、通讯、娱乐，电脑世界。”
我想，老婆喜欢KraftwerK，不仅基于她在香港现场得到的蛊惑，还因为他们那种为西方流行音乐做尽减法、褪尽冗余，把最透彻诱人之物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的做法，令像她这样被龌龊的华语流行乐洗净脑袋的人，亦不堪其惑。但与此同时，在极尽雕琢的节奏编配和旷世旋律的内里，那种冰冷、机械、单调、重复的劲头却一点也藏不住，这或是儿子出生后，对KraftwerK没对Chet那么亲切的原因——他怎么懂工业社会的荒冷。
俗世规则，而这世上更多的声音是位于节奏和旋律之外的，我想试着给儿子听听这些，但既不是那种录下的海潮声、虫鸟声之类——那何不让我抱他到实地去听，也不是真的把他抱到野外或咆哮的工厂里去听，那是另一回事。接着，我发现，儿子对变化的音色反应最大，变化愈剧烈，他也就咿呀得越大声，特别是当高音从低音背景里窜出来时，于是，我给儿子选择了AcousmaticMusic大师Bernard Parmegiani的这套合辑。
Acousmatic并不是音乐的一种，它更是一种沟通模式——人与人沟通时一定要通过某种媒介，譬如语言、手势、信函、表情、音乐等，而Acousmatic就是令这种媒介保持尽可能极端的纯粹性的意思：手势只有动作、信函只有文字、音乐只有声音。这个古老的词源自古希腊毕达哥拉斯的教学方式，为了使学生专注于聆听他的话语，避免他的肢体动作造成对学生的干扰，他躲在布幕后讲课。同为Acousmatic Music大师的Pierre Schaefer曾说：“具象音乐的演出是不需视觉辅助的，这样更能使观众用心聆赏，那播放音乐的录音机就像悬挂于空中的毕达哥拉斯。”
半世纪前，在数码技术尚未出现，电子音乐尚被笼罩在学院派先锋古典乐分子激进的宣言之中时，你能听得出，尽管先驱们在音乐的结构和调性上拼命企图脱离传统，却多是用力过猛、姿态先行多年来他们被驯养出的古典乐教育总是阴魂袅袅——但同时戏剧性地突出了音色变换。Bernard Parmegiani的作品就是这样，他不是观念主义者，他是顽童，在新技术面前毛手毛脚地追逐着一切可听性，他不求特立独行，而在音色的变化及构造的任何可能性面前流连痴迷。
所以，先是生锈门轴扭动的声音，衬以大教堂的管风琴，然后是Doers的《当音乐结束时》的重复段，一阵某个法国男人的唠叨，被切碎的小提琴声，马勒一闪即逝，汽笛之类的高音连绵不绝，等等。这些动静就像变来变去的鬼脸，令我儿子咯咯咯地笑出声来。
然而，忙来忙去，儿子最喜欢的，还是一直照顾他的外公动辄给他唱起的劲曲热歌和红色金曲。外公曾是红卫兵，现在则由于一天几趟地在超市中购物散步也就熟悉了超市里播放的那些当红的流行歌。显然，外公的音乐天赋是难以言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