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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现代的人类学家们断言，学会使用火是人类摆脱猿的第一步，而当人类摆脱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后，灶更成了人类文明和进步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有了灶，人们不仅可以享用到精美可口的食物，同时，灶又是聚合一个家族、家庭的象征物。中国有句俗话——“分家不分灶，分灶即拆家”。以前，中国人崇尚“四代同堂”、“五世其昌”的大家庭居住方式，所谓“四代同堂”就是祖、父、子、孙组成一个家庭，居住在一个院内。当子女成年成家后，他们可以分产，但仍围着一个灶吃饭，如真的与家庭成员分灶吃饭，这就不是分户，而是分家了。可见，灶对一个家族、家庭的重要性。
《汉书·郊祀志》中讲：“大夫祭门、户、井、灶、中、庶人祖考而已。”古代的等级制度十分严格，一直到了汉代，有地位的人才有资格祭灶，而平民百姓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而已。
唐代段成式《酉洋杂俎》中讲：
灶神名隗，状如美女，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洽。尝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状。一曰灶神名壤子。
这是文献于灶神最早的记录，灶神的模样长得极标致，像一美女，他的夫人则生了“皆名察洽”的女儿。如果我们把6个女儿理解为昆虫的6条腿，这灶神一定是出没于灶间的灶鸡或蟑螂，尤其是蟑螂，它的形状颇似一小头大屁股的美女。
“灶神……尝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状”，大意是讲，灶神有一专职，就是到月底时回到天上，向他的“领导”汇报百姓的所做所为，由此可见，灶王爷的职能在唐代已经有了。记录北宋汴京（今开封市）风俗的《东京梦华录·十二月》中记：
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请僧道看经，备酒果送神，烧合家替代钱纸，帖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涂抹灶门，谓之“醉司命”。
汉字中“司”是掌管的意思，古代职官有“三公”，分别是掌管土地、户口、赋税的“司土”，掌管军事的“司马”，掌管工程、建设的“司工（空）”。在现代汉语词汇中，军队中掌管发号司令的为“司令”，管炉子的大炉工叫“司灶”，掌握机器、车辆的驾驶员叫“司机”，掌握法律的机构叫“司法部门”等。引文中的“司命”可以理解为掌握、操纵人性命或命运的人，“灶神”被尊称为“司命”，对人的影响和震慑力实在太大了。于是，腊月二十四是旧年与新年之交，都城里的人都要请和尚或道士到家里做法事做道场，还要备酒菜、果子送灶神，送灶神时还要焚烧纸钱，把灶马帖到灶龛上，再把酒糟涂到灶龛的门上，就叫做“醉司命”。由于灶神在二十四夜升天向玉皇大帝汇报人间一年中所做的好事和坏事，帖灶马是提供灶神升天的交通工具，而“醉司命”的目的就是使灶神处于醉酒的半昏迷状态，使他无法“白人罪状”。
北方多旱地，交通工具以车马为主，所以祭灶时大多配一马或车，宋代范成大《送灶》诗中讲：
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上天欲言事。
云车风马尚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
这“云车风马”就是纸扎的车马，或将马印在纸上的“纸马”。明朝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中讲：
亦二十四日以糖剂、饼、黍糕、枣栗、胡桃、炒豆祀灶君，以槽草秣灶君马。谓灶君翌日朝天去，白家间一岁事。
二十四灶君升天之前，人们要取马槽里的草料喂灶君乘坐的马骑，这马并不是真的活马，而是纸扎或纸画的“死马”。
江南是水乡，轿子是主要的代步工具，上海人祭灶很少用“灶马”，主要是“灶轿”。灶轿的形制也是多种多样的。
送灶日之夜，人们把灶龛里供的旧灶君像揭下来，将其卷成如今日人们吃的冰淇淋蛋筒样的尖锥状，塞到灶轿的轿厢里，点上一把火，灶王就随袅袅上升的火烟飞升上天了。
以前，城市和农村家家户户有一口大灶，灶膛与灶台之间有一堵灶墙作隔离，在灶墙的顶部是一个平台，灶龛就设在这个平台上。灶龛的门楣上一般写有“定福宫”三字，这是灶王的宫名，两侧的柱上有一幅对联——“居家保平安，上天言好事”，寄托着人们供灶王的心理；大多数灶龛的门上挂有灶帘，通常是一种用纸扎的小元宝相串而成的帘子，也有木版印刷画，上海人称之“灶元宝”。
在送灶之前还必须举行祭灶的仪式，全国祭灶仪式大同小异，由于灶君升天是去向玉皇大帝汇报民间善恶的，百姓做了好事，玉皇大帝自然会褒奖他们，保佑好人一生平安，而你做了坏事，自然会遭到惩罚。所以，祭灶仪礼大多是拍灶王的马屁，用各种手段和方式讨好灶君，古人把祭灶也讲作“媚灶”，就是向灶王献殷勤。祭灶用的供品离不开“甜”和“粘”两个字，“甜”是希望灶君吃了甜的供品后多讲一些“甜言蜜语”，“粘”则直接封住灶君的嘴，用现代的语言——祭灶的食品犹如发射给灶君的一颗颗“糖衣炮弹”。
祭灶的甜食品中最出名的叫作“胶牙糖”，顾名思义就是胶粘牙齿的糖。这种糖是腊月二十四祭灶专用的，所以也叫作“二十四糖”，是用粮食做的饴糖（上海人称之为“麦芽糖”或“琼糖”），形状大致分两种，一种是方棱形，像古代的元宝，被叫作“元宝糖”，另一种类似古人讲的金条，长一寸左右的圆筒状，汉字“寸”与“称”谐音，这种糖就被叫作“寸（称）心糖”或“称心如意糖”。
祭灶的风俗在上海消失已几十年了，许多上海人压根不知上海曾有祭灶风俗，不过，如今市场上仍有供应那还颇受上海人喜欢的“粽子糖”，就是原来祭灶专用的“元宝糖”，一种外面粘有芝麻的饴糖也是旧时“称心糖”之变。
与其他地区不一样的是上海地区还有一些令人发噱的祭灶专用供品，我还是引旧时上海的竹枝词作说明：
柏子冬青插遍檐，灶神酒果送朝天。
胶牙买得糖元宝，更荐茨菇免奏愆。
——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
上海人祭灶必须要有茨菇作供品，道理似乎也很简单，因为“茨菇”与“是个”在上海方言中的发声很接近，人们希望灶王吃了供的茨菇后，升天向玉皇大帝汇报时——废话少讲，只要回答“是个，是个”就可以了，南汇人倪绳中的《南汇县竹枝词》表述得更清楚一点：
廿家家送灶神，慈姑“是个”岂无因。
笑他买得糖元宝，胶住牙关舌不伸。
上海人很势利，不少上海人看不起在上海的江北人，而茨菇烧肉是江北菜中的常馔，于是一些上海人把茨菇叫作“江北菜”。这可谓数典忘祖，上海人的祖先是很喜欢吃茨菇的，而且还把茨菇列为祭灶供品。
北方的祭灶日一般在腊月二十三，这一天也被北方人叫作“小年夜”，而上海则为腊月二十四日，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实际上从宋代以后，祭灶统一定为腊月二十四日，不少人争取赶在他人之前媚灶，后来民间流传“官三民四”之谚，即做官人家可以提前一天在腊月二十三祭灶，而平头百姓只能遵守旧制，在腊月二十四祭灶。也许中国的帝都长期设在北方，北方做官的人多，于是祭灶日也以“官三民四”而提前了一天吧。
灶君是玉皇大帝派驻在民间的“监察御史”，当灶君升天完成汇报的任务后还得回到民间，回到百姓家的灶龛中，老百姓也得奉行欢迎灶君回家的仪式，这种风俗叫“接灶君”或“接灶”。各地接灶的日期是不统一的，有的地方是除夕，有的地方是正月初一，如吴谷人《接灶》诗序：“杭（州）俗，元旦接灶，其神号‘东厨司命’。”上海则定于正月十五的元宵，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岁时》：
肉馅馄饨菜馅圆，灶神元夕接从天。
城厢灯市尤繁盛，点塔烧香费几千。
“元夕”就是正月十五，这一天要准备肉馅做的馄饨和菜心的圆子。接灶风俗也早已消失了，但是在上海周边地区，元宵节一定要做肉馄饨和菜圆子，这也是接灶风俗留下的影子。
灶君是一位监督官，灶君在时，人们不敢轻易地“违法乱纪”，当腊月二十四日灶君升天后，暂时没有人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了，人们稍有出格越规的行为也显得无所谓了，上海人与其他地方的风俗一样，“结婚三日无大小”，意即在婚礼的三天内，人们可以放纵一下自己的行为，所以在旧时，腊月二十六是举行婚礼的好日子。
《汉书·郊祀志》中讲：“大夫祭门、户、井、灶、中、庶人祖考而已。”古代的等级制度十分严格，一直到了汉代，有地位的人才有资格祭灶，而平民百姓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而已。
唐代段成式《酉洋杂俎》中讲：
灶神名隗，状如美女，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洽。尝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状。一曰灶神名壤子。
这是文献于灶神最早的记录，灶神的模样长得极标致，像一美女，他的夫人则生了“皆名察洽”的女儿。如果我们把6个女儿理解为昆虫的6条腿，这灶神一定是出没于灶间的灶鸡或蟑螂，尤其是蟑螂，它的形状颇似一小头大屁股的美女。
“灶神……尝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状”，大意是讲，灶神有一专职，就是到月底时回到天上，向他的“领导”汇报百姓的所做所为，由此可见，灶王爷的职能在唐代已经有了。记录北宋汴京（今开封市）风俗的《东京梦华录·十二月》中记：
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请僧道看经，备酒果送神，烧合家替代钱纸，帖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涂抹灶门，谓之“醉司命”。
汉字中“司”是掌管的意思，古代职官有“三公”，分别是掌管土地、户口、赋税的“司土”，掌管军事的“司马”，掌管工程、建设的“司工（空）”。在现代汉语词汇中，军队中掌管发号司令的为“司令”，管炉子的大炉工叫“司灶”，掌握机器、车辆的驾驶员叫“司机”，掌握法律的机构叫“司法部门”等。引文中的“司命”可以理解为掌握、操纵人性命或命运的人，“灶神”被尊称为“司命”，对人的影响和震慑力实在太大了。于是，腊月二十四是旧年与新年之交，都城里的人都要请和尚或道士到家里做法事做道场，还要备酒菜、果子送灶神，送灶神时还要焚烧纸钱，把灶马帖到灶龛上，再把酒糟涂到灶龛的门上，就叫做“醉司命”。由于灶神在二十四夜升天向玉皇大帝汇报人间一年中所做的好事和坏事，帖灶马是提供灶神升天的交通工具，而“醉司命”的目的就是使灶神处于醉酒的半昏迷状态，使他无法“白人罪状”。
北方多旱地，交通工具以车马为主，所以祭灶时大多配一马或车，宋代范成大《送灶》诗中讲：
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上天欲言事。
云车风马尚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
这“云车风马”就是纸扎的车马，或将马印在纸上的“纸马”。明朝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中讲：
亦二十四日以糖剂、饼、黍糕、枣栗、胡桃、炒豆祀灶君，以槽草秣灶君马。谓灶君翌日朝天去，白家间一岁事。
二十四灶君升天之前，人们要取马槽里的草料喂灶君乘坐的马骑，这马并不是真的活马，而是纸扎或纸画的“死马”。
江南是水乡，轿子是主要的代步工具，上海人祭灶很少用“灶马”，主要是“灶轿”。灶轿的形制也是多种多样的。
送灶日之夜，人们把灶龛里供的旧灶君像揭下来，将其卷成如今日人们吃的冰淇淋蛋筒样的尖锥状，塞到灶轿的轿厢里，点上一把火，灶王就随袅袅上升的火烟飞升上天了。
以前，城市和农村家家户户有一口大灶，灶膛与灶台之间有一堵灶墙作隔离，在灶墙的顶部是一个平台，灶龛就设在这个平台上。灶龛的门楣上一般写有“定福宫”三字，这是灶王的宫名，两侧的柱上有一幅对联——“居家保平安，上天言好事”，寄托着人们供灶王的心理；大多数灶龛的门上挂有灶帘，通常是一种用纸扎的小元宝相串而成的帘子，也有木版印刷画，上海人称之“灶元宝”。
在送灶之前还必须举行祭灶的仪式，全国祭灶仪式大同小异，由于灶君升天是去向玉皇大帝汇报民间善恶的，百姓做了好事，玉皇大帝自然会褒奖他们，保佑好人一生平安，而你做了坏事，自然会遭到惩罚。所以，祭灶仪礼大多是拍灶王的马屁，用各种手段和方式讨好灶君，古人把祭灶也讲作“媚灶”，就是向灶王献殷勤。祭灶用的供品离不开“甜”和“粘”两个字，“甜”是希望灶君吃了甜的供品后多讲一些“甜言蜜语”，“粘”则直接封住灶君的嘴，用现代的语言——祭灶的食品犹如发射给灶君的一颗颗“糖衣炮弹”。
祭灶的甜食品中最出名的叫作“胶牙糖”，顾名思义就是胶粘牙齿的糖。这种糖是腊月二十四祭灶专用的，所以也叫作“二十四糖”，是用粮食做的饴糖（上海人称之为“麦芽糖”或“琼糖”），形状大致分两种，一种是方棱形，像古代的元宝，被叫作“元宝糖”，另一种类似古人讲的金条，长一寸左右的圆筒状，汉字“寸”与“称”谐音，这种糖就被叫作“寸（称）心糖”或“称心如意糖”。
祭灶的风俗在上海消失已几十年了，许多上海人压根不知上海曾有祭灶风俗，不过，如今市场上仍有供应那还颇受上海人喜欢的“粽子糖”，就是原来祭灶专用的“元宝糖”，一种外面粘有芝麻的饴糖也是旧时“称心糖”之变。
与其他地区不一样的是上海地区还有一些令人发噱的祭灶专用供品，我还是引旧时上海的竹枝词作说明：
柏子冬青插遍檐，灶神酒果送朝天。
胶牙买得糖元宝，更荐茨菇免奏愆。
——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
上海人祭灶必须要有茨菇作供品，道理似乎也很简单，因为“茨菇”与“是个”在上海方言中的发声很接近，人们希望灶王吃了供的茨菇后，升天向玉皇大帝汇报时——废话少讲，只要回答“是个，是个”就可以了，南汇人倪绳中的《南汇县竹枝词》表述得更清楚一点：
廿家家送灶神，慈姑“是个”岂无因。
笑他买得糖元宝，胶住牙关舌不伸。
上海人很势利，不少上海人看不起在上海的江北人，而茨菇烧肉是江北菜中的常馔，于是一些上海人把茨菇叫作“江北菜”。这可谓数典忘祖，上海人的祖先是很喜欢吃茨菇的，而且还把茨菇列为祭灶供品。
北方的祭灶日一般在腊月二十三，这一天也被北方人叫作“小年夜”，而上海则为腊月二十四日，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实际上从宋代以后，祭灶统一定为腊月二十四日，不少人争取赶在他人之前媚灶，后来民间流传“官三民四”之谚，即做官人家可以提前一天在腊月二十三祭灶，而平头百姓只能遵守旧制，在腊月二十四祭灶。也许中国的帝都长期设在北方，北方做官的人多，于是祭灶日也以“官三民四”而提前了一天吧。
灶君是玉皇大帝派驻在民间的“监察御史”，当灶君升天完成汇报的任务后还得回到民间，回到百姓家的灶龛中，老百姓也得奉行欢迎灶君回家的仪式，这种风俗叫“接灶君”或“接灶”。各地接灶的日期是不统一的，有的地方是除夕，有的地方是正月初一，如吴谷人《接灶》诗序：“杭（州）俗，元旦接灶，其神号‘东厨司命’。”上海则定于正月十五的元宵，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岁时》：
肉馅馄饨菜馅圆，灶神元夕接从天。
城厢灯市尤繁盛，点塔烧香费几千。
“元夕”就是正月十五，这一天要准备肉馅做的馄饨和菜心的圆子。接灶风俗也早已消失了，但是在上海周边地区，元宵节一定要做肉馄饨和菜圆子，这也是接灶风俗留下的影子。
灶君是一位监督官，灶君在时，人们不敢轻易地“违法乱纪”，当腊月二十四日灶君升天后，暂时没有人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了，人们稍有出格越规的行为也显得无所谓了，上海人与其他地方的风俗一样，“结婚三日无大小”，意即在婚礼的三天内，人们可以放纵一下自己的行为，所以在旧时，腊月二十六是举行婚礼的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