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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轼在凤翔府时期虽然短暂，但却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时期。苏轼在凤翔府时期的诗歌题材内容十分丰富，这其中不仅包括诗人“吟咏性情”的咏物诗和抒情咏怀诗，还包括关注社会现实、咏史怀古等方面题材的诗歌。本文结合陕西关中以及凤翔府地域文化特征，通过苏轼对诗歌题材的选取倾向看，此时的苏诗诗歌创作题材不仅丰富，而且多有创新，既沿袭了传统诗歌“吟咏性情”的创作倾向，又体现出宋诗“以意为主”的创作趋势。
【关键词】苏轼；凤翔府；创作倾向
苏轼是宋诗史上的一位高产作家，在凤翔任职短短的三年里，苏轼也迎来了文学创作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苏轼共创作了136首诗歌，几乎平均每年要作40多首。尽管这在宋代文人群体中已是司空见惯，但从苏诗这一时期的题材创作倾向看，宋诗取材广而命意新，苏诗最足代表，因为在此期间，诸如咏物、官场应酬、咏史、写景记游、亲情诗等众多题材内容，都已悉数出现在苏诗之中，可见苏轼在此时期的诗歌取材是非常广泛的。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生活以及“我初从政见鲁叟”的心得体会，使得苏轼的文学创作逐渐摆脱了狭窄的书斋与庙堂生活氛围的限制。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苏轼的文学视野亦渐趋开阔，这使得苏诗在吟咏性情、描摹山水之中，显现出深邃的理趣意蕴。
“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的风气，使得宋人“将个人修养与天下国家兴亡联系起来，强化了社会所需要的理性价值体系”。置身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苏轼受时代风气的感染，亦非常重视文学对社会现实的干预，他认为：“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苏轼自由、浪漫、洒脱的个性气质，使其在初次仕宦的生活中，又往往能将诗人“性命自得”的彻悟和体验，诗意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即进取、独立、随缘的生活态度。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关注现实，志在兼济
胸怀报国热情又刚踏上仕途的苏轼不但有着捍卫道统的热忱，而且有着澄清天下的雄心。自任凤翔府签判伊始，“方今天下何病哉”始终是苏轼最为关注的问题，而关中作为周秦汉唐兴衰的见证地，不但能引发诗人对国家命运、前途的深刻反思，而且更能激起诗人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加之北宋中期以来严峻的社会危机，这使得苏轼在诗中能把关心时政和关心民生结合起来。
面对历史的陈迹与废墟，苏轼在诗中流露出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精神。《骊山三绝》就集中显现出诗人这一思想情感的变化：
功成惟欲善持盈，可叹前王恃太平。辛苦骊山山下土，阿房才废又华清。
几变雕墙几变灰，举烽指鹿事悠哉。上皇不念前车戒，却怨骊山是祸胎。
海中方士觅三山，万古明知去不还。咫尺秦陵是商鉴，朝元何必苦跻攀。
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诗显然不是单纯地感叹历代王朝的兴衰成败，而是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统治集团的志骄意满、奢华无度固然令人可恨可叹，但令人惋惜的是，“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从幽王的烽火戏诸侯到二世的指鹿为马，再到明皇的夜夜纵酒狂欢，他们都没有吸取历史的前车之鉴，反躬自省，“却怨骊山是祸胎”，致使在骊山上上演了一幕幕的亡国悲剧。而诗人“功成惟欲善持盈，可叹前王恃太平”的慨叹，也并不仅仅只局限于对前代的辛辣讽刺，而是将批判矛头对准了当时的宋代统治集团。很显然，苏轼的“这些诗都不是单纯的吟古，而是针对现实，有感而发”。这表明作为苏轼“精神基石的儒家兼济理想以及其热望于入世的心理状态”，决定了其在早年的仕宦生活中对于时政的关心有着异乎常人的激情和勇气。另外，在凭吊古迹之中，苏轼对于那些盲目自大、飞扬跋扈的统治者也予以了辛辣的讽刺，因而，笔者以为，在关中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上，初次踏上仕途的苏轼不仅文学眼界大开，而且他将个人对时政的关心与沉思融入到广阔的社会历史画面中，这使得他的诗显现出一个杰出艺术家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
第二，出身于下层知识分子的经历，使得苏轼在诗中对于大众福祉的关心更加切实和具体。仁宗一朝虽尚有浮华盛世的余波存在，但已是危机四伏，并且这一切都建立在千万百姓的困苦基础上，“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万民者不留其有余”。以前苏轼只是在庙堂上侃侃而谈民生之多艰，然而一旦出仕为地方官，接触到严酷的社会现实时，他以同情的目光，真实地描述了在酷政之下的百姓生活情景。如在《李氏园》中，诗人沉重地写到：“当时夺民田，失业安敢哭？谁家美园圃，籍没不容赎。此亭破千家，郁郁城之麓。”从诗中可以看出，苏轼已清醒地认识到了封建社会的痼疾所在，即帝国的达官贵族正是吞噬民脂民膏、蚕食帝国根基的最大祸蠹。从苏诗的具体表述看，苏轼关心民生的政治立场往往是透过诗中的社会问题表达而展现出来的。我们可以发现苏轼早年的诗不仅承袭了自《诗经》以来积极淑世的文学传统精神，而且他对于诗歌题材的开掘也更为细致和深入。
第三，苏轼在诗中显现出壮怀激烈的报国之志。三秦作为周秦汉唐兴盛之地，许多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都在此建功立业、留芳于后世，这对于壮年的苏轼而言，这些英雄人物无疑是诗人心仪已久的楷模和榜样。而苏轼到任凤翔府之时，正值宋与西夏大战之后，虽然双方已议定了和约，但“胡骑凭陵杂风雨”，党项人凭借着其骁勇与剽悍，仍不时袭扰着宋朝的边地，三秦作为边塞重镇，可谓饱受战火的蹂躏。面对此情此景，苏轼在诗中抒发了慷慨激昂的报国之志，表示出对宋廷苟安政策的不满。在诗中，诗人豪情万丈，一扫传统文人的羸弱之气，一个跃马弯弓、虎虎生气的爱国壮士赫然出现在世人的面前。我们可以看出，苏轼早年的诗不仅很好地承袭了文学传统中的淑世精神，还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也许是苏轼此一时期对传统题材比较深入的开拓。
二、超越世俗，向往自由
李泽厚先生认为，苏轼的典型意义在于他文人士大夫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即兼济天下的志向与乐观旷达的情怀并存。这从苏轼早年的人生经历中就有所体现。在积极入世的同时，崇尚个性自由的苏轼亦有老庄超脱世俗、逍遥自得的一面。尽管在此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中，苏轼“用庄禅思想来化解人生忧患的倾向并不十分明显”，但从其诗歌里，读者能感受到诗人“那清澈坦荡的胸襟和自由洒脱的个性”。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苏轼在诗中流露出超越世俗的精神追求。在赴任的途中，苏轼就感叹人生如寄的无常：“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表现出诗人初入仕途时的迷惘，也写出人生的偶然无常和不可捉摸，但诗人并没有因此而气馁，而是充满了不惧艰难向前奋飞的自信。但更多的时候，苏轼受儒道互补以及宋代“三教合一”的时代思潮影响，他更倾向于精神不朽的追求，如在《读道藏》一诗中，就集中显现出苏轼人生境界的追求目标。在诗人眼中，只有超越世俗的羁绊，心性的空明，才能使人达到“心闲反自照，皎皎如芙蕖”的境界。另外，苏轼还十分心仪至人无己的维摩境界，如他在《维摩像，唐杨惠之塑，在天柱寺》中就说：“今观古塑维摩像，病骨磊嵬如枯兔。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变化浮云随。”从这些诗歌的表述看，苏轼早年虽曾指斥“老庄”为异端，“但是在其政治主张与处世哲学相别的‘外儒内道’的人生态度之中，两者恰恰得到了统一”，与此同时，“运用佛老思想观念能够较为通达地观察问题，又使得苏轼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以及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向往”。因此，苏诗在含蓄蕴藉之中包涵着哲理思辨的意蕴。
第二，苏轼洒脱不羁的个性使其在诗中透露出崇尚个性自由的创作倾向。君看麋鹿隐丰草，岂羡玉勒黄金鞿。（《二月二十六日与张李二君游南溪》）但对当石饮，万事付等闲。（《次韵刘京兆石林亭之作》）人生行乐耳，安用声名籍。（《次韵子由除日见寄》）
从以上的诗句中可以看出，早年苏轼的豪迈与洒脱丝毫不亚于“诗仙”李白的飘然不群。无论身在公门，还是纵情行乐，诗人的自由天性随处可见，可以说他对自己完全自然，完全忠实。他天生不善于政治的狡辩和算计；他即兴的诗文或者批评某一件不合意事得作品都是心灵自然的流露，全凭本能，鲁莽冲动，正像他所谓的“春鸟秋虫声”，也可以比为“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正因为如此，在凤翔府的诗歌创作中，天性的自由使苏轼的诗中“像地下水一般到处潜流着的，是他那伟大而温厚的人格。而且，这种人格产生的最大功绩，是使他的诗摆脱了在历来的诗歌中久已成为习惯的对悲哀的执着”，与此同时，这种创作个性又为苏轼日后从心所欲地发挥自己才大气雄的艺术才华奠定了基础。
总之，苏轼在凤翔府时期的诗歌创作中，所传达出超越物外、向往自由的精神追求，不仅是宋代外拓内敛型的审美观念的集中反映，也是其追求独立不迁的人格精神显现。
从苏轼诗中所表现出看似矛盾的行为反差令人难以理解，但这就是苏轼此一时期的真实写照。笔者以为，苏轼比陶渊明诸人高明之处，正在于他并没有以牺牲社会价值追求为代价来换取个体精神价值的实现，而是使二者并行不悖并相得益彰。这使得他能够经常保持平和愉悦的心境并且在最大程度上表现出对世界无比丰富的美感体验，这可以说是一种真诚无伪的自然境界。
苏轼在政治社会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充实着自己的政治思想，与此同时，他的人生境界也在创作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如他此时已不再简单排斥佛学思想，而是以题画诗、咏物诗、咏史诗等众多诗歌题材，记录和描述了自己思想世界的真实变化轨迹。这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进一步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石。
参考文献：
[1]李云逸.欧阳修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陈宏天，高秀芳.苏辙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徐培均.淮海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4]（日）吉川幸次郎.宋元明诗概说[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5]孔凡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
[7]曾枣庄.苏轼评传[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8]吴中杰.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9]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关键词】苏轼；凤翔府；创作倾向
苏轼是宋诗史上的一位高产作家，在凤翔任职短短的三年里，苏轼也迎来了文学创作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苏轼共创作了136首诗歌，几乎平均每年要作40多首。尽管这在宋代文人群体中已是司空见惯，但从苏诗这一时期的题材创作倾向看，宋诗取材广而命意新，苏诗最足代表，因为在此期间，诸如咏物、官场应酬、咏史、写景记游、亲情诗等众多题材内容，都已悉数出现在苏诗之中，可见苏轼在此时期的诗歌取材是非常广泛的。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生活以及“我初从政见鲁叟”的心得体会，使得苏轼的文学创作逐渐摆脱了狭窄的书斋与庙堂生活氛围的限制。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苏轼的文学视野亦渐趋开阔，这使得苏诗在吟咏性情、描摹山水之中，显现出深邃的理趣意蕴。
“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的风气，使得宋人“将个人修养与天下国家兴亡联系起来，强化了社会所需要的理性价值体系”。置身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苏轼受时代风气的感染，亦非常重视文学对社会现实的干预，他认为：“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苏轼自由、浪漫、洒脱的个性气质，使其在初次仕宦的生活中，又往往能将诗人“性命自得”的彻悟和体验，诗意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即进取、独立、随缘的生活态度。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关注现实，志在兼济
胸怀报国热情又刚踏上仕途的苏轼不但有着捍卫道统的热忱，而且有着澄清天下的雄心。自任凤翔府签判伊始，“方今天下何病哉”始终是苏轼最为关注的问题，而关中作为周秦汉唐兴衰的见证地，不但能引发诗人对国家命运、前途的深刻反思，而且更能激起诗人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加之北宋中期以来严峻的社会危机，这使得苏轼在诗中能把关心时政和关心民生结合起来。
面对历史的陈迹与废墟，苏轼在诗中流露出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精神。《骊山三绝》就集中显现出诗人这一思想情感的变化：
功成惟欲善持盈，可叹前王恃太平。辛苦骊山山下土，阿房才废又华清。
几变雕墙几变灰，举烽指鹿事悠哉。上皇不念前车戒，却怨骊山是祸胎。
海中方士觅三山，万古明知去不还。咫尺秦陵是商鉴，朝元何必苦跻攀。
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诗显然不是单纯地感叹历代王朝的兴衰成败，而是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统治集团的志骄意满、奢华无度固然令人可恨可叹，但令人惋惜的是，“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从幽王的烽火戏诸侯到二世的指鹿为马，再到明皇的夜夜纵酒狂欢，他们都没有吸取历史的前车之鉴，反躬自省，“却怨骊山是祸胎”，致使在骊山上上演了一幕幕的亡国悲剧。而诗人“功成惟欲善持盈，可叹前王恃太平”的慨叹，也并不仅仅只局限于对前代的辛辣讽刺，而是将批判矛头对准了当时的宋代统治集团。很显然，苏轼的“这些诗都不是单纯的吟古，而是针对现实，有感而发”。这表明作为苏轼“精神基石的儒家兼济理想以及其热望于入世的心理状态”，决定了其在早年的仕宦生活中对于时政的关心有着异乎常人的激情和勇气。另外，在凭吊古迹之中，苏轼对于那些盲目自大、飞扬跋扈的统治者也予以了辛辣的讽刺，因而，笔者以为，在关中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上，初次踏上仕途的苏轼不仅文学眼界大开，而且他将个人对时政的关心与沉思融入到广阔的社会历史画面中，这使得他的诗显现出一个杰出艺术家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
第二，出身于下层知识分子的经历，使得苏轼在诗中对于大众福祉的关心更加切实和具体。仁宗一朝虽尚有浮华盛世的余波存在，但已是危机四伏，并且这一切都建立在千万百姓的困苦基础上，“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万民者不留其有余”。以前苏轼只是在庙堂上侃侃而谈民生之多艰，然而一旦出仕为地方官，接触到严酷的社会现实时，他以同情的目光，真实地描述了在酷政之下的百姓生活情景。如在《李氏园》中，诗人沉重地写到：“当时夺民田，失业安敢哭？谁家美园圃，籍没不容赎。此亭破千家，郁郁城之麓。”从诗中可以看出，苏轼已清醒地认识到了封建社会的痼疾所在，即帝国的达官贵族正是吞噬民脂民膏、蚕食帝国根基的最大祸蠹。从苏诗的具体表述看，苏轼关心民生的政治立场往往是透过诗中的社会问题表达而展现出来的。我们可以发现苏轼早年的诗不仅承袭了自《诗经》以来积极淑世的文学传统精神，而且他对于诗歌题材的开掘也更为细致和深入。
第三，苏轼在诗中显现出壮怀激烈的报国之志。三秦作为周秦汉唐兴盛之地，许多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都在此建功立业、留芳于后世，这对于壮年的苏轼而言，这些英雄人物无疑是诗人心仪已久的楷模和榜样。而苏轼到任凤翔府之时，正值宋与西夏大战之后，虽然双方已议定了和约，但“胡骑凭陵杂风雨”，党项人凭借着其骁勇与剽悍，仍不时袭扰着宋朝的边地，三秦作为边塞重镇，可谓饱受战火的蹂躏。面对此情此景，苏轼在诗中抒发了慷慨激昂的报国之志，表示出对宋廷苟安政策的不满。在诗中，诗人豪情万丈，一扫传统文人的羸弱之气，一个跃马弯弓、虎虎生气的爱国壮士赫然出现在世人的面前。我们可以看出，苏轼早年的诗不仅很好地承袭了文学传统中的淑世精神，还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也许是苏轼此一时期对传统题材比较深入的开拓。
二、超越世俗，向往自由
李泽厚先生认为，苏轼的典型意义在于他文人士大夫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即兼济天下的志向与乐观旷达的情怀并存。这从苏轼早年的人生经历中就有所体现。在积极入世的同时，崇尚个性自由的苏轼亦有老庄超脱世俗、逍遥自得的一面。尽管在此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中，苏轼“用庄禅思想来化解人生忧患的倾向并不十分明显”，但从其诗歌里，读者能感受到诗人“那清澈坦荡的胸襟和自由洒脱的个性”。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苏轼在诗中流露出超越世俗的精神追求。在赴任的途中，苏轼就感叹人生如寄的无常：“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表现出诗人初入仕途时的迷惘，也写出人生的偶然无常和不可捉摸，但诗人并没有因此而气馁，而是充满了不惧艰难向前奋飞的自信。但更多的时候，苏轼受儒道互补以及宋代“三教合一”的时代思潮影响，他更倾向于精神不朽的追求，如在《读道藏》一诗中，就集中显现出苏轼人生境界的追求目标。在诗人眼中，只有超越世俗的羁绊，心性的空明，才能使人达到“心闲反自照，皎皎如芙蕖”的境界。另外，苏轼还十分心仪至人无己的维摩境界，如他在《维摩像，唐杨惠之塑，在天柱寺》中就说：“今观古塑维摩像，病骨磊嵬如枯兔。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变化浮云随。”从这些诗歌的表述看，苏轼早年虽曾指斥“老庄”为异端，“但是在其政治主张与处世哲学相别的‘外儒内道’的人生态度之中，两者恰恰得到了统一”，与此同时，“运用佛老思想观念能够较为通达地观察问题，又使得苏轼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以及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向往”。因此，苏诗在含蓄蕴藉之中包涵着哲理思辨的意蕴。
第二，苏轼洒脱不羁的个性使其在诗中透露出崇尚个性自由的创作倾向。君看麋鹿隐丰草，岂羡玉勒黄金鞿。（《二月二十六日与张李二君游南溪》）但对当石饮，万事付等闲。（《次韵刘京兆石林亭之作》）人生行乐耳，安用声名籍。（《次韵子由除日见寄》）
从以上的诗句中可以看出，早年苏轼的豪迈与洒脱丝毫不亚于“诗仙”李白的飘然不群。无论身在公门，还是纵情行乐，诗人的自由天性随处可见，可以说他对自己完全自然，完全忠实。他天生不善于政治的狡辩和算计；他即兴的诗文或者批评某一件不合意事得作品都是心灵自然的流露，全凭本能，鲁莽冲动，正像他所谓的“春鸟秋虫声”，也可以比为“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正因为如此，在凤翔府的诗歌创作中，天性的自由使苏轼的诗中“像地下水一般到处潜流着的，是他那伟大而温厚的人格。而且，这种人格产生的最大功绩，是使他的诗摆脱了在历来的诗歌中久已成为习惯的对悲哀的执着”，与此同时，这种创作个性又为苏轼日后从心所欲地发挥自己才大气雄的艺术才华奠定了基础。
总之，苏轼在凤翔府时期的诗歌创作中，所传达出超越物外、向往自由的精神追求，不仅是宋代外拓内敛型的审美观念的集中反映，也是其追求独立不迁的人格精神显现。
从苏轼诗中所表现出看似矛盾的行为反差令人难以理解，但这就是苏轼此一时期的真实写照。笔者以为，苏轼比陶渊明诸人高明之处，正在于他并没有以牺牲社会价值追求为代价来换取个体精神价值的实现，而是使二者并行不悖并相得益彰。这使得他能够经常保持平和愉悦的心境并且在最大程度上表现出对世界无比丰富的美感体验，这可以说是一种真诚无伪的自然境界。
苏轼在政治社会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充实着自己的政治思想，与此同时，他的人生境界也在创作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如他此时已不再简单排斥佛学思想，而是以题画诗、咏物诗、咏史诗等众多诗歌题材，记录和描述了自己思想世界的真实变化轨迹。这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进一步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石。
参考文献：
[1]李云逸.欧阳修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陈宏天，高秀芳.苏辙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徐培均.淮海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4]（日）吉川幸次郎.宋元明诗概说[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5]孔凡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
[7]曾枣庄.苏轼评传[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8]吴中杰.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9]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