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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民意识的崛起，特别是对私权引导的公共参与，我们并没有充分认知，特别是政府对此的接纳度还相当保留。归根结底，与私益、民间在人们观念中的负面甚至是反面印象有关。
全国“两会”期间，上海市长韩正向媒体透露，沪杭磁悬浮项目仍在论证过程中，不在该市确定的2008年全市重大工程之列。始终饱受争议中的磁悬浮项目，终于在今年1月上海机场联络线工程公示期间，引发了上海居民引鉴厦门的“散步”方式，“表达自己对磁悬浮通过家门口的看法”，因此，上海决策层对该项目不得不持有更加谨慎的态度。
刚刚过去的2007年，“私人物权不可侵犯”的原则被写入《物权法》，是年也被网络称为“公共事件元年”。两件看似不相关的事物，却标志性地勾勒出近年来公民权利和公共精神共同演进的图景。
说出对“自家门口”事务的看法
近两年的公民参与显示出一个与以往不同的特征，即与自身权益直接相关的参与增强。2007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玉芬发起的一份获得10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署的提案，指出PX化工项目选址厦门海沧的影响和危害。很快，消息以手机短信和网络等形式在厦门市民中传开，引发了百万短信、千人上街“散步”的市民自发行动，随着媒体、博客、网站的纷纷跟进，“关于厦门迁址建议的议案”成为是年政协的头号重点议案。3个月后厦门市政府作出缓建PX项目并进行区域规划环评的决定，当年年底PX项目迁离厦门，重新选址。
同年年初，列入北京市“十一五”规划重点建设项目的海淀区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受到周边小区业主强烈质疑，经过网络业主论坛、联系全国政协委员提案、专家论证、上百业主联合提起行政复议等联合应对，获得国家环保总局行政复议结果，项目缓建，全面公告并扩大征求意见。在此之前，2006年成都交通部门试图将主要路段捆绑实行“大年票”收费制，由于广大车主抵制而不了了之。
上述各种公民参与性事件，有几个共同的特性。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参与者在事件中直接利益相关，而不是抽象地“为公”行为，更确切说，他们是私权引导的参与。与个人利益直接相关的公民参与，确实是近年出现的新趋势。在中国人的观念里，“私”一直是一个羞于启齿的字眼。从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私欲”，到倡导的“大公无私”、“舍己为人”，无一不是强调了“公”与“私”之间的对立性。其中，“公”是代表道德性的，“私”是被否定的、应该被消除的、以期达到取向公的被遏制对象。所以，为了突出自己行为的正义性，我们往往要证明所为与自己无关，即使涉及自己的利益，也要强调“我本人无所谓，只是为了这个道理”。似乎只有与自己无关的参与才是真的，是为了公共利益的。
如今，人们开始小心翼翼但也是理直气壮地对“自家门口”的事务表达看法，看起来顺理成章，其实这个声音发出并不容易，它体现了私权保护观念得以接纳。而私权引导的参与，也显出与组织动员式参与或者纯粹无关者参与的不同特点。
第二个特性就是上述参与在行为上的理性、有序性。无论厦门各领域市民的自发行为，还是小区业主、私车司机的联合行动，都显示出一种温和的坚定。类似的参与至少显现了四个方面的理性：其一是专业理性，厦门PX事件有上百名院士、全国政协委员的参与，北京六里屯垃圾场、磁悬浮问题的讨论也积极寻求了专家意见和引证专业知识；其二是制度理性，与体制内政治参与路径以及法律途径密切结合也是一个显要特征，包括政协、人大、两会的开放渠道，环保局、行政复议或法律诉讼途径，越来越成为典型的公民诉求表达途径；其三是个体行为理性，如厦门市民发明的同时上街“散步”的方法，虽然颇具中国特色，却是一种和平、理性表达意愿的方式；其四是表达理性，媒体和网络正在公共事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个平台如何不至陷于无序埋怨、谩骂，而是理性表达声音，在公民参与事件之中它们也逐步走向成熟。
第三个方面，在组织方式上，私权引导的参与明显表现出自主性、多中心性，也是与利益无关性参与很大的差别。以往的单位动员性参与，或者公益组织的行动，中心大多比较明显，其他人有较强的随从性。上述的公民集体行动却很難明确谁是主动的“发起者”，谁是“组织者”，谁是参与者，他们都是有个人表达意愿的主体，同时共同的诉求促成了其共同的表达。其中虽然信息技术和网络起到很大的贡献，但是明确的利益相关是形成参与主体性的更重要原因。
私权才是公共精神的本体
在城市市民阶层逐渐出现的私权引导的公民参与，对政府的公共事务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冲击着我们对于“公共精神”的理解。
按照中国传统的理解，公与私之间是大与小的关系，如同站在一个同心圆中，其内为私，其外为公。所以个人与家庭比，个人为私，家庭利益为公；家庭与集体比，家事为私，集体为公；集体与国家比，小家为私，大家为公。如果这样说，为国家经济建设项目，为城市发展开拓工程，为方便管理设立集中收费等等，牺牲局部利益，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现代管理理念中，公共性的构建却不是与私益对立，而是建立于对私权的平等保护。公民对切身利益相关事件的参与和负责，正是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的崛起。
公共利益是平等私权益的交集，这是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公与私关系的起点。所谓公共精神，无外乎两层含义：第一是个体权利尊重，第二是个人责任承担。针对前者而言，对自我权利的维护，以及对他人同等权利的尊重，就构成了公共利益的原则；不同利益主体充分参与和表达，是使得各种利益平衡、政府决策更接近公共价值的手段。针对后者而言，公共利益之实现，取决于更多人肯为公共价值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比如在厦门PX事件，私车司机反对大票制等过程中，只要政策争取成功，无论当时是否参与，每个相关者都会同等受益，那么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人愿意为此权利付诸自己的一份责任，它也不会成为一个公共事件。
应该说，对公民意识的崛起，特别是对私权引导的公共参与，我们并没有充分认知，特别是政府对此的接纳度还相当保留。归根结底，与私益、民间在人们观念中的负面甚至是反面印象有关。去年厦门政府、环保局对市民们的提议做出了积极回应，开启政府与公民在私权相关问题上对话的良好路径。随着《物权法》的实施，私权观念深化，特别是市民阶层权利意识的增强，私权相关性参与必然越来越活跃。进一步促进公民有序参与和政府与公民的对话过程，政府至少需要在两个方面做出准备：第一，对私权认知、尊重和保护的观念，它不仅体现在产权保护上，更核心的公民权利还有个体意志的自由表达权。因而，在公共决策中吸纳公民参与，开放公民参与的途径，也是对公民权利的尊重。第二，政府要做到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开放参与，除了不断学习与公民对话的技术之外，还必须改进政策过程本身的公共性。决策具有公共价值、民主原则的前提，才可能敢于向公民开放和接纳公民的表达、参与。
回顾一下近年公民社会的发展，会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一个逻辑，即个体权利、公民意识、公共精神之间，由一脉相承的纽带所维系。改革开放以来，私权益逐渐获得认可，社会的公共空间也随之扩展。本世纪以来个体权利的生长颇为突出，同时看到社会参与式公益的活跃，如全国各地业主委员会的维权，自发的公益救助网站在各地出现，背包旅行的“驴友”们自发响应“多背一公斤”进贫困山区的社会行动，企业家自交会费从事慈善公益的“狮子会”登陆中国，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以来300多家非公募基金会迅速成立，包括上亿资金设立的企业基金会等，显示普通公众、企业家、社会强势群体开始关注自身的社会责任。2007年私权保护通过法律形式落实，同年也是公民参与凸显的时期，带来全社会对公共事件的关注。
其实个体权利与公共精神之间的关联道理也很简单，一个人为自家门前的公共环境承担责任，才有可能为城市的公共环境承担责任，才可能为人类共同生存的公共环境承担责任。离开了个体权利的“舍私为公”，没有人作为受益的主体，也就没有人具有独立的主体性，我们的公共生活反而被抽象掉了。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对自身权利的要求，就最好体现了公民的公共精神。
前一年作为普通网民的“你”史无前例地登上《时代》成为封面人物，预示信息时代普通个体愈渐构成可以改变世界的“名人”。我们应该越来越学会举起个体权利的名义，因为它才是公共精神的本体。
全国“两会”期间，上海市长韩正向媒体透露，沪杭磁悬浮项目仍在论证过程中，不在该市确定的2008年全市重大工程之列。始终饱受争议中的磁悬浮项目，终于在今年1月上海机场联络线工程公示期间，引发了上海居民引鉴厦门的“散步”方式，“表达自己对磁悬浮通过家门口的看法”，因此，上海决策层对该项目不得不持有更加谨慎的态度。
刚刚过去的2007年，“私人物权不可侵犯”的原则被写入《物权法》，是年也被网络称为“公共事件元年”。两件看似不相关的事物，却标志性地勾勒出近年来公民权利和公共精神共同演进的图景。
说出对“自家门口”事务的看法
近两年的公民参与显示出一个与以往不同的特征，即与自身权益直接相关的参与增强。2007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玉芬发起的一份获得10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署的提案，指出PX化工项目选址厦门海沧的影响和危害。很快，消息以手机短信和网络等形式在厦门市民中传开，引发了百万短信、千人上街“散步”的市民自发行动，随着媒体、博客、网站的纷纷跟进，“关于厦门迁址建议的议案”成为是年政协的头号重点议案。3个月后厦门市政府作出缓建PX项目并进行区域规划环评的决定，当年年底PX项目迁离厦门，重新选址。
同年年初，列入北京市“十一五”规划重点建设项目的海淀区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受到周边小区业主强烈质疑，经过网络业主论坛、联系全国政协委员提案、专家论证、上百业主联合提起行政复议等联合应对，获得国家环保总局行政复议结果，项目缓建，全面公告并扩大征求意见。在此之前，2006年成都交通部门试图将主要路段捆绑实行“大年票”收费制，由于广大车主抵制而不了了之。
上述各种公民参与性事件，有几个共同的特性。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参与者在事件中直接利益相关，而不是抽象地“为公”行为，更确切说，他们是私权引导的参与。与个人利益直接相关的公民参与，确实是近年出现的新趋势。在中国人的观念里，“私”一直是一个羞于启齿的字眼。从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私欲”，到倡导的“大公无私”、“舍己为人”，无一不是强调了“公”与“私”之间的对立性。其中，“公”是代表道德性的，“私”是被否定的、应该被消除的、以期达到取向公的被遏制对象。所以，为了突出自己行为的正义性，我们往往要证明所为与自己无关，即使涉及自己的利益，也要强调“我本人无所谓，只是为了这个道理”。似乎只有与自己无关的参与才是真的，是为了公共利益的。
如今，人们开始小心翼翼但也是理直气壮地对“自家门口”的事务表达看法，看起来顺理成章，其实这个声音发出并不容易，它体现了私权保护观念得以接纳。而私权引导的参与，也显出与组织动员式参与或者纯粹无关者参与的不同特点。
第二个特性就是上述参与在行为上的理性、有序性。无论厦门各领域市民的自发行为，还是小区业主、私车司机的联合行动，都显示出一种温和的坚定。类似的参与至少显现了四个方面的理性：其一是专业理性，厦门PX事件有上百名院士、全国政协委员的参与，北京六里屯垃圾场、磁悬浮问题的讨论也积极寻求了专家意见和引证专业知识；其二是制度理性，与体制内政治参与路径以及法律途径密切结合也是一个显要特征，包括政协、人大、两会的开放渠道，环保局、行政复议或法律诉讼途径，越来越成为典型的公民诉求表达途径；其三是个体行为理性，如厦门市民发明的同时上街“散步”的方法，虽然颇具中国特色，却是一种和平、理性表达意愿的方式；其四是表达理性，媒体和网络正在公共事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个平台如何不至陷于无序埋怨、谩骂，而是理性表达声音，在公民参与事件之中它们也逐步走向成熟。
第三个方面，在组织方式上，私权引导的参与明显表现出自主性、多中心性，也是与利益无关性参与很大的差别。以往的单位动员性参与，或者公益组织的行动，中心大多比较明显，其他人有较强的随从性。上述的公民集体行动却很難明确谁是主动的“发起者”，谁是“组织者”，谁是参与者，他们都是有个人表达意愿的主体，同时共同的诉求促成了其共同的表达。其中虽然信息技术和网络起到很大的贡献，但是明确的利益相关是形成参与主体性的更重要原因。
私权才是公共精神的本体
在城市市民阶层逐渐出现的私权引导的公民参与，对政府的公共事务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冲击着我们对于“公共精神”的理解。
按照中国传统的理解，公与私之间是大与小的关系，如同站在一个同心圆中，其内为私，其外为公。所以个人与家庭比，个人为私，家庭利益为公；家庭与集体比，家事为私，集体为公；集体与国家比，小家为私，大家为公。如果这样说，为国家经济建设项目，为城市发展开拓工程，为方便管理设立集中收费等等，牺牲局部利益，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现代管理理念中，公共性的构建却不是与私益对立，而是建立于对私权的平等保护。公民对切身利益相关事件的参与和负责，正是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的崛起。
公共利益是平等私权益的交集，这是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公与私关系的起点。所谓公共精神，无外乎两层含义：第一是个体权利尊重，第二是个人责任承担。针对前者而言，对自我权利的维护，以及对他人同等权利的尊重，就构成了公共利益的原则；不同利益主体充分参与和表达，是使得各种利益平衡、政府决策更接近公共价值的手段。针对后者而言，公共利益之实现，取决于更多人肯为公共价值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比如在厦门PX事件，私车司机反对大票制等过程中，只要政策争取成功，无论当时是否参与，每个相关者都会同等受益，那么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人愿意为此权利付诸自己的一份责任，它也不会成为一个公共事件。
应该说，对公民意识的崛起，特别是对私权引导的公共参与，我们并没有充分认知，特别是政府对此的接纳度还相当保留。归根结底，与私益、民间在人们观念中的负面甚至是反面印象有关。去年厦门政府、环保局对市民们的提议做出了积极回应，开启政府与公民在私权相关问题上对话的良好路径。随着《物权法》的实施，私权观念深化，特别是市民阶层权利意识的增强，私权相关性参与必然越来越活跃。进一步促进公民有序参与和政府与公民的对话过程，政府至少需要在两个方面做出准备：第一，对私权认知、尊重和保护的观念，它不仅体现在产权保护上，更核心的公民权利还有个体意志的自由表达权。因而，在公共决策中吸纳公民参与，开放公民参与的途径，也是对公民权利的尊重。第二，政府要做到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开放参与，除了不断学习与公民对话的技术之外，还必须改进政策过程本身的公共性。决策具有公共价值、民主原则的前提，才可能敢于向公民开放和接纳公民的表达、参与。
回顾一下近年公民社会的发展，会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一个逻辑，即个体权利、公民意识、公共精神之间，由一脉相承的纽带所维系。改革开放以来，私权益逐渐获得认可，社会的公共空间也随之扩展。本世纪以来个体权利的生长颇为突出，同时看到社会参与式公益的活跃，如全国各地业主委员会的维权，自发的公益救助网站在各地出现，背包旅行的“驴友”们自发响应“多背一公斤”进贫困山区的社会行动，企业家自交会费从事慈善公益的“狮子会”登陆中国，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以来300多家非公募基金会迅速成立，包括上亿资金设立的企业基金会等，显示普通公众、企业家、社会强势群体开始关注自身的社会责任。2007年私权保护通过法律形式落实，同年也是公民参与凸显的时期，带来全社会对公共事件的关注。
其实个体权利与公共精神之间的关联道理也很简单，一个人为自家门前的公共环境承担责任，才有可能为城市的公共环境承担责任，才可能为人类共同生存的公共环境承担责任。离开了个体权利的“舍私为公”，没有人作为受益的主体，也就没有人具有独立的主体性，我们的公共生活反而被抽象掉了。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对自身权利的要求，就最好体现了公民的公共精神。
前一年作为普通网民的“你”史无前例地登上《时代》成为封面人物，预示信息时代普通个体愈渐构成可以改变世界的“名人”。我们应该越来越学会举起个体权利的名义，因为它才是公共精神的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