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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初，最后一本灰皮书《托洛茨基言论》问世。
这本书的前身，是1964年由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辑、人民出版社内部出版的灰皮书《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
灰皮书在发行时分甲、乙、丙三个等级，分别对应红、黄、蓝三种级别的内部购书证。控制最严格的是甲类，就是被视为苏联“人民公敌”的托洛茨基的著作。甲類必须编号发行，只有部级以上高官才能购买。“第二国际”领袖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的著作属于乙类，奥地利的鲍威尔、法国的米勒兰等人的著作则属于丙类。乙、丙类不编号，只是严格控制发行。
而在甲类灰皮书中，作为汇编之作的《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上、下），因其“毒性太大”，又属于最特殊的一套。普通的灰皮书，书的内页会标明出版社、出版时间和编译者，这套书则无任何出版信息，属于“三无”书籍。
这套书共印刷了500套，但当时只装订了50套，分送极少数单位和个人使用。
“中宣部领导认为，这是由中国自己组织加工的，流传出去不太好。”这部书的编者之一、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郑异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直到1980年，堆在仓库里的450本《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才重新发行。
灰皮书结束了自己的使命，但托洛茨基的“脱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灰皮书计划始于1960年。这一年，中苏两党开始公开论战。为此，中央成立“反修领导小组”，由康生担任组长。
1960年底，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兼任了中央编译局局长，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处长王惠德调任副局长。1957年1月，原编译局局长师哲调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此后局长一职一直空缺。至此，这一职位终于补上，中央编译局与中宣部的工作联系也大大加强。
中央编译局之下，成立了国际共运史资料室（简称国际室）。王惠德强调，国际室要当好中央的耳目，“要做中央的书箱子”，中央需要什么，就要能提供什么。
1962年，王惠德布置国际室，编一套《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为编选和翻译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和言论做准备。
也是在这一年，人民出版社国际政治编辑组成立，与编译局合作，以另一套牌子“三联书店”的名义出版反修书籍。组长是后来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张惠卿，组员四五人，包括后来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沈昌文。
国际室按照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分类，分别开列名单，寻找著作，分头编目录。其中，分量最重的第三国际的苏联部分，包括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著作，由郑异凡负责。
1954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郑异凡经过层层选拔、考试，并在北京俄语专修学校进修一年后，成为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公派留学生，来到苏联的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学习苏联史。1959年夏天，他毕业回国，被分配到中央编译局工作，是国际室最早的成员之一。
对这些“修正主义分子”的思想，郑异凡并不陌生。
留学期间，1956年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后，郑异凡明显感觉到了学校里的变化。一夕之间，关于斯大林的话题骤然增多。“有一位老师听说了这个报告，第二天在班上大骂斯大林。之前大家都不了解，或者不敢说。”
学校最明显的变化，在于取消了马列主义基础课。因为这门课的教材是斯大林亲自参与撰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全书充满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甚至歪曲了某些重要史实。
郑异凡的毕业论文，是关于斯大林和1925年后出现的“新反对派”的。“新反对派”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他们反对斯大林的领导，与斯大林有诸多争论。
为了写论文，郑异凡凭着中国留学生证件，进入学校旁边的苏联科学院图书馆，借阅这些人的原著。这些“反面教材”都存放在“特藏库”里，苏联本国的一般学者都不允许接触。因为奉行中苏友好，所以反而对中国留学生开放。
1963年7月，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向王惠德传达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苏大论战主要负责人邓小平的指示：“赫鲁晓夫说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非写文章答复不可，作为十评中的一评。现在要为写这篇文章准备材料，编译局可以编一本《托洛茨基言论选编》，尽可能快一点搞出来，供给钓鱼台写文章的人（即‘九评’写作班子）参考。”
托洛茨基主义，是双方互相攻击的常用武器。
1959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演讲，不指名地攻击中共是“冒险主义”“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主义”。
而中共又反过来给赫鲁晓夫扣上托派这顶帽子。1959年12月，毛泽东在七律《读报》中写道：“托洛茨基到远东，不和不战逞英雄。”1960年6月，他又在《七律·读报有感》中继续写道：“托洛茨基返故居，不战不和欲何如？”
而究竟托洛茨基的主张是什么，国内其实所知有限。
1923年至1927年期间，苏联陆续出版了十几卷《托洛茨基文集》（之前苏联只为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出版这样的文集）。1927年，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中失败，被开除出党。1929年，他被驱逐出国。在上世纪30年代的莫斯科大审判中，他又被缺席判处死刑。由此，托洛茨基的书在苏联成为禁书，文集中断出版，已经出版的也被查禁。郑异凡在苏联科学院图书馆所看到的，便是硕果仅存的极少数托洛茨基著作。
中共追随苏联，也将托洛茨基打入另册，“托派”被视为反革命分子，托洛茨基的著作也从此成为禁书。
事实上，为了找到托洛茨基的原著，编译局和人民出版社从编书目时开始，就费劲周折、各显神通。
编译局联系了国内各个图书馆，如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找到了零星残存的托洛茨基著作。
编译局图书馆有一笔专门的外汇，可以从世界各地的图书馆、书店购书，如瑞士的平古斯旧书店，那里可以买到国际共运史上各种人物的旧作。通过这些渠道，他们找到了《托洛茨基文集》的一些卷次和部分单行本。 同时，他们采用了一个笨方法，找出《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一页一页地查找有关托洛茨基的文章，寻找其言论。
有人还想到了一个办法。1952年12月，中国公安部门统一“肃托”，将全国各地的“托派分子”一网打尽，他们所藏的托洛茨基著作也全部收缴。其中，上海一地抓捕的托派分子最多，这些书有可能还保存着。
1963年初，张惠卿带着中宣部的介绍信，专程去上海市公安局，几经周折后，终于在一間旧仓库里，找到了这批沾满灰尘的书，包括几本《托洛茨基文集》原著，以及一些托洛茨基著作的中译本、英译本和法译本。他将这批书带回北京，如数交给了中央编译局。
而这时，另一个“惊喜”伴随而来。
中共一大代表、中国托派最早的组织者之一刘仁静，彼时在人民出版社任特约翻译。他和一些右派分子一起，参与了灰皮书的翻译工作。人民出版社每个月付给他90元工资，他则要交15000字的翻译稿。
刘仁静与张惠卿关系不错，听说在寻找托洛茨基的著作，以为中共要为托洛茨基和托派平反，十分高兴，就偷偷找到张惠卿，说自己手头有托洛茨基的书。
1929年春天，刘仁静结束了在苏联列宁学院的学业，绕道欧洲回国。他对托洛茨基很佩服，就托朋友打探到当时已被驱逐出国的托洛茨基在土耳其的住处，特意去拜见了他。
“他恐怕是中国少数甚至唯一见过托洛茨基的人。”89岁的张惠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托洛茨基送了刘仁静一套自己的著作，以后每出一本新的，都会给他寄一本。这些书，有些在颠沛中丢失了。当时，他尚存有7本《托洛茨基文集》的俄文原著。这些书，被中央编译局当做了宝贝。
1963年11月，《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灰皮书的形式内部发行。
该书收录了近40名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名录。凡在国内能找到的，都附有收藏单位，以及此书在该单位的书号。
此外，还翻译出版了目录上的一些著作，包括托洛茨基所著的《被背叛的革命》《俄国局势真相》《不断革命论》《列宁以后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评传》。
每本书出版时都加了前言。前言必须使用贬词，对书的内容进行彻底批判。
《斯大林评传》的前言如此写道：“托洛茨基还同时糟蹋列宁，篡改列宁主义，歪曲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并利用一切机会主义吹嘘自己，宣扬他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谬论。”
“我编译的书，成书后我都拿不到，因为等级不够。托洛茨基的书太敏感，只有高官才能看。我去向人民出版社要，最后只给了我很少几本。”郑异凡至今觉得遗憾。
在他家中，14个五层书柜依墙而立。他很快找到了其中的几本，包括《斯大林评传》和《被背叛的革命》。
同时，郑异凡还和林基洲一起，将托洛茨基的观点分门别类进行整理，编出了15个专题，如关于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战争与和平等。
每个专题需加上标题、“插题”（即小标题）和“提尖”（即把文中最尖锐的语句提出来，放在每一章节的前面）。
1964年，由15个专题构成的《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编辑完毕，在中宣部印刷厂印了70份，送中央审阅。6月，康生的意见传达下来，认为编得很好。邓小平看后，也说“编得还不错”。随后决定，作为灰皮书出版。
为此，郑异凡和林基洲专门在原有的前言、“提尖”上加入了贬词，分为上下册，由人民出版社印刷了500套，但由于前文所提到的原因，最终只装订了50套。
1964年，郑异凡和编译局的同事大多去了农村搞四清，灰皮书的编辑工作暂时停了下来。
文革爆发后，灰皮书被称为“大毒草”，编辑工作完全停了，编译局的所有人员都去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2年，灰皮书的编辑工作在反修的名义下得以继续。1973年底，郑异凡从中办五七干校返回编译局，继续从事这项工作。
这一阶段，灰皮书的出版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赫鲁晓夫回忆录》、西方学者揭露苏联内幕的书等，二是继续汇集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分子的言论集，包括《伯恩斯坦言论》《考茨基言论》《布哈林言论》等。
《托洛茨基言论》也开始编译。
之前的《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是卡片式的短句摘抄，而这套《托洛茨基言论》是全文引用或整段摘抄，以反映其观点的全貌。全书不再分专题，而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截止到托洛茨基离开苏联的1928年。
这时候，贬词仍然是需要的。这本书的前言的结尾写道：“看一看托洛茨基的言论，看一看托洛茨基主义到底是什么货色，对于识别形形色色的反革命两面派，对于揭露那些打着‘革命’旗号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政治骗子是会有所裨益的。”
该书1980年初出版，成为最后一本灰皮书。
文革后期，郑异凡逐步感觉到，此前对托洛茨基的认识是有问题的。“太极端，托洛茨基没有那么坏。比如，一直说托洛茨基是列宁主义的死敌，这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后，官方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在悄悄地改变。
1980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开始进行《周恩来选集》上卷的编辑工作，选集中有一篇文章《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需要对托洛茨基加以注释。
当时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注释小组担任负责人的曾宪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80年时，关于斯大林的错误，国内基本上已经有了共识，特别是对其搞肃反扩大化和大清洗，基本上予以了否定。因此，这次做注时，不再照搬第一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关于托洛茨基是“间谍、匪帮”的注释。
曾宪新和周组负责注释工作的副组长郑新如商量，确定了两条原则：第一，要承认托洛茨基和列宁有分歧，曾反对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进行派别活动。不过，这属于党内问题。至于他和斯大林的分歧，则不提。第二条，托洛茨基的功绩要适当承认，用曾担任过的职务，尤其是联共政治局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两个职务来体现。
“这条注释经胡乔木代表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核准，实际上是为托派平反开了个头。”曾宪新说。
1988年8月，苏共中央做出了为托洛茨基等人平反的决定。1989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注释组在为《邓小平选集》第一卷做注时提出，把托派和汉奸相提并论，是“错误论断”。
这条注释报到胡乔木处，他加上了两句话：“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这一笔，代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首次承认托派是抗日的。“这可以说，是为托派做了平反，把人家的汉奸帽子摘掉了。”曾宪新说。
1999年，中央文献研究室推出《毛泽东文集》的六、七、八卷，在为第六卷中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做注时，客观介绍了托洛茨基的生平，再无评价性的断语，更无一句否定性的断语。同时，注释中第一次提到了托洛茨基的死因，用的是“暗杀”一词。
官方对托洛茨基的评价的变化，郑异凡并不清楚，不过，学术环境上的变化，他也能感觉得到。
90年代末，沈昌文帮辽宁教育出版社策划一批书，其中包括托洛茨基读本、伯恩斯坦读本等，找到郑异凡。他编辑了《托洛茨基读本》，并写了前言。后来因资金问题，这本书在2008年才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在前言的末尾，他写道：“纵观托洛茨基的一生，他无疑是个革命家。斯大林当年给托洛茨基加上的几个最大的罪名，如‘托洛茨基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法西斯的间谍’‘帝国主义的走狗’，也没有一个是能够成立的。”
这本书的前身，是1964年由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辑、人民出版社内部出版的灰皮书《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
灰皮书在发行时分甲、乙、丙三个等级，分别对应红、黄、蓝三种级别的内部购书证。控制最严格的是甲类，就是被视为苏联“人民公敌”的托洛茨基的著作。甲類必须编号发行，只有部级以上高官才能购买。“第二国际”领袖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的著作属于乙类，奥地利的鲍威尔、法国的米勒兰等人的著作则属于丙类。乙、丙类不编号，只是严格控制发行。
而在甲类灰皮书中，作为汇编之作的《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上、下），因其“毒性太大”，又属于最特殊的一套。普通的灰皮书，书的内页会标明出版社、出版时间和编译者，这套书则无任何出版信息，属于“三无”书籍。
这套书共印刷了500套，但当时只装订了50套，分送极少数单位和个人使用。
“中宣部领导认为，这是由中国自己组织加工的，流传出去不太好。”这部书的编者之一、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郑异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直到1980年，堆在仓库里的450本《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才重新发行。
灰皮书结束了自己的使命，但托洛茨基的“脱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做中央的书箱子”
灰皮书计划始于1960年。这一年，中苏两党开始公开论战。为此，中央成立“反修领导小组”，由康生担任组长。
1960年底，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兼任了中央编译局局长，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处长王惠德调任副局长。1957年1月，原编译局局长师哲调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此后局长一职一直空缺。至此，这一职位终于补上，中央编译局与中宣部的工作联系也大大加强。
中央编译局之下，成立了国际共运史资料室（简称国际室）。王惠德强调，国际室要当好中央的耳目，“要做中央的书箱子”，中央需要什么，就要能提供什么。
1962年，王惠德布置国际室，编一套《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为编选和翻译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和言论做准备。
也是在这一年，人民出版社国际政治编辑组成立，与编译局合作，以另一套牌子“三联书店”的名义出版反修书籍。组长是后来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张惠卿，组员四五人，包括后来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沈昌文。
国际室按照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分类，分别开列名单，寻找著作，分头编目录。其中，分量最重的第三国际的苏联部分，包括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著作，由郑异凡负责。
1954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郑异凡经过层层选拔、考试，并在北京俄语专修学校进修一年后，成为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公派留学生，来到苏联的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学习苏联史。1959年夏天，他毕业回国，被分配到中央编译局工作，是国际室最早的成员之一。
对这些“修正主义分子”的思想，郑异凡并不陌生。
留学期间，1956年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后，郑异凡明显感觉到了学校里的变化。一夕之间，关于斯大林的话题骤然增多。“有一位老师听说了这个报告，第二天在班上大骂斯大林。之前大家都不了解，或者不敢说。”
学校最明显的变化，在于取消了马列主义基础课。因为这门课的教材是斯大林亲自参与撰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全书充满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甚至歪曲了某些重要史实。
郑异凡的毕业论文，是关于斯大林和1925年后出现的“新反对派”的。“新反对派”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他们反对斯大林的领导，与斯大林有诸多争论。
为了写论文，郑异凡凭着中国留学生证件，进入学校旁边的苏联科学院图书馆，借阅这些人的原著。这些“反面教材”都存放在“特藏库”里，苏联本国的一般学者都不允许接触。因为奉行中苏友好，所以反而对中国留学生开放。
寻找托洛茨基原著
1963年7月，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向王惠德传达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苏大论战主要负责人邓小平的指示：“赫鲁晓夫说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非写文章答复不可，作为十评中的一评。现在要为写这篇文章准备材料，编译局可以编一本《托洛茨基言论选编》，尽可能快一点搞出来，供给钓鱼台写文章的人（即‘九评’写作班子）参考。”
托洛茨基主义，是双方互相攻击的常用武器。
1959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演讲，不指名地攻击中共是“冒险主义”“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主义”。
而中共又反过来给赫鲁晓夫扣上托派这顶帽子。1959年12月，毛泽东在七律《读报》中写道：“托洛茨基到远东，不和不战逞英雄。”1960年6月，他又在《七律·读报有感》中继续写道：“托洛茨基返故居，不战不和欲何如？”
而究竟托洛茨基的主张是什么，国内其实所知有限。
1923年至1927年期间，苏联陆续出版了十几卷《托洛茨基文集》（之前苏联只为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出版这样的文集）。1927年，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中失败，被开除出党。1929年，他被驱逐出国。在上世纪30年代的莫斯科大审判中，他又被缺席判处死刑。由此，托洛茨基的书在苏联成为禁书，文集中断出版，已经出版的也被查禁。郑异凡在苏联科学院图书馆所看到的，便是硕果仅存的极少数托洛茨基著作。
中共追随苏联，也将托洛茨基打入另册，“托派”被视为反革命分子，托洛茨基的著作也从此成为禁书。
事实上，为了找到托洛茨基的原著，编译局和人民出版社从编书目时开始，就费劲周折、各显神通。
编译局联系了国内各个图书馆，如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找到了零星残存的托洛茨基著作。
编译局图书馆有一笔专门的外汇，可以从世界各地的图书馆、书店购书，如瑞士的平古斯旧书店，那里可以买到国际共运史上各种人物的旧作。通过这些渠道，他们找到了《托洛茨基文集》的一些卷次和部分单行本。 同时，他们采用了一个笨方法，找出《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一页一页地查找有关托洛茨基的文章，寻找其言论。
有人还想到了一个办法。1952年12月，中国公安部门统一“肃托”，将全国各地的“托派分子”一网打尽，他们所藏的托洛茨基著作也全部收缴。其中，上海一地抓捕的托派分子最多，这些书有可能还保存着。
1963年初，张惠卿带着中宣部的介绍信，专程去上海市公安局，几经周折后，终于在一間旧仓库里，找到了这批沾满灰尘的书，包括几本《托洛茨基文集》原著，以及一些托洛茨基著作的中译本、英译本和法译本。他将这批书带回北京，如数交给了中央编译局。
而这时，另一个“惊喜”伴随而来。
中共一大代表、中国托派最早的组织者之一刘仁静，彼时在人民出版社任特约翻译。他和一些右派分子一起，参与了灰皮书的翻译工作。人民出版社每个月付给他90元工资，他则要交15000字的翻译稿。
刘仁静与张惠卿关系不错，听说在寻找托洛茨基的著作，以为中共要为托洛茨基和托派平反，十分高兴，就偷偷找到张惠卿，说自己手头有托洛茨基的书。
1929年春天，刘仁静结束了在苏联列宁学院的学业，绕道欧洲回国。他对托洛茨基很佩服，就托朋友打探到当时已被驱逐出国的托洛茨基在土耳其的住处，特意去拜见了他。
“他恐怕是中国少数甚至唯一见过托洛茨基的人。”89岁的张惠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托洛茨基送了刘仁静一套自己的著作，以后每出一本新的，都会给他寄一本。这些书，有些在颠沛中丢失了。当时，他尚存有7本《托洛茨基文集》的俄文原著。这些书，被中央编译局当做了宝贝。
“我编译的书，成书后我都拿不到”
1963年11月，《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灰皮书的形式内部发行。
该书收录了近40名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名录。凡在国内能找到的，都附有收藏单位，以及此书在该单位的书号。
此外，还翻译出版了目录上的一些著作，包括托洛茨基所著的《被背叛的革命》《俄国局势真相》《不断革命论》《列宁以后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评传》。
每本书出版时都加了前言。前言必须使用贬词，对书的内容进行彻底批判。
《斯大林评传》的前言如此写道：“托洛茨基还同时糟蹋列宁，篡改列宁主义，歪曲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并利用一切机会主义吹嘘自己，宣扬他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谬论。”
“我编译的书，成书后我都拿不到，因为等级不够。托洛茨基的书太敏感，只有高官才能看。我去向人民出版社要，最后只给了我很少几本。”郑异凡至今觉得遗憾。
在他家中，14个五层书柜依墙而立。他很快找到了其中的几本，包括《斯大林评传》和《被背叛的革命》。
同时，郑异凡还和林基洲一起，将托洛茨基的观点分门别类进行整理，编出了15个专题，如关于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战争与和平等。
每个专题需加上标题、“插题”（即小标题）和“提尖”（即把文中最尖锐的语句提出来，放在每一章节的前面）。
1964年，由15个专题构成的《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编辑完毕，在中宣部印刷厂印了70份，送中央审阅。6月，康生的意见传达下来，认为编得很好。邓小平看后，也说“编得还不错”。随后决定，作为灰皮书出版。
为此，郑异凡和林基洲专门在原有的前言、“提尖”上加入了贬词，分为上下册，由人民出版社印刷了500套，但由于前文所提到的原因，最终只装订了50套。
最后一本灰皮书
1964年，郑异凡和编译局的同事大多去了农村搞四清，灰皮书的编辑工作暂时停了下来。
文革爆发后，灰皮书被称为“大毒草”，编辑工作完全停了，编译局的所有人员都去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2年，灰皮书的编辑工作在反修的名义下得以继续。1973年底，郑异凡从中办五七干校返回编译局，继续从事这项工作。
这一阶段，灰皮书的出版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赫鲁晓夫回忆录》、西方学者揭露苏联内幕的书等，二是继续汇集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分子的言论集，包括《伯恩斯坦言论》《考茨基言论》《布哈林言论》等。
《托洛茨基言论》也开始编译。
之前的《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是卡片式的短句摘抄，而这套《托洛茨基言论》是全文引用或整段摘抄，以反映其观点的全貌。全书不再分专题，而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截止到托洛茨基离开苏联的1928年。
这时候，贬词仍然是需要的。这本书的前言的结尾写道：“看一看托洛茨基的言论，看一看托洛茨基主义到底是什么货色，对于识别形形色色的反革命两面派，对于揭露那些打着‘革命’旗号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政治骗子是会有所裨益的。”
该书1980年初出版，成为最后一本灰皮书。
为托洛茨基平反
文革后期，郑异凡逐步感觉到，此前对托洛茨基的认识是有问题的。“太极端，托洛茨基没有那么坏。比如，一直说托洛茨基是列宁主义的死敌，这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后，官方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在悄悄地改变。
1980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开始进行《周恩来选集》上卷的编辑工作，选集中有一篇文章《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需要对托洛茨基加以注释。
当时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注释小组担任负责人的曾宪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80年时，关于斯大林的错误，国内基本上已经有了共识，特别是对其搞肃反扩大化和大清洗，基本上予以了否定。因此，这次做注时，不再照搬第一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关于托洛茨基是“间谍、匪帮”的注释。
曾宪新和周组负责注释工作的副组长郑新如商量，确定了两条原则：第一，要承认托洛茨基和列宁有分歧，曾反对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进行派别活动。不过，这属于党内问题。至于他和斯大林的分歧，则不提。第二条，托洛茨基的功绩要适当承认，用曾担任过的职务，尤其是联共政治局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两个职务来体现。
“这条注释经胡乔木代表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核准，实际上是为托派平反开了个头。”曾宪新说。
1988年8月，苏共中央做出了为托洛茨基等人平反的决定。1989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注释组在为《邓小平选集》第一卷做注时提出，把托派和汉奸相提并论，是“错误论断”。
这条注释报到胡乔木处，他加上了两句话：“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这一笔，代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首次承认托派是抗日的。“这可以说，是为托派做了平反，把人家的汉奸帽子摘掉了。”曾宪新说。
1999年，中央文献研究室推出《毛泽东文集》的六、七、八卷，在为第六卷中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做注时，客观介绍了托洛茨基的生平，再无评价性的断语，更无一句否定性的断语。同时，注释中第一次提到了托洛茨基的死因，用的是“暗杀”一词。
官方对托洛茨基的评价的变化，郑异凡并不清楚，不过，学术环境上的变化，他也能感觉得到。
90年代末，沈昌文帮辽宁教育出版社策划一批书，其中包括托洛茨基读本、伯恩斯坦读本等，找到郑异凡。他编辑了《托洛茨基读本》，并写了前言。后来因资金问题，这本书在2008年才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在前言的末尾，他写道：“纵观托洛茨基的一生，他无疑是个革命家。斯大林当年给托洛茨基加上的几个最大的罪名，如‘托洛茨基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法西斯的间谍’‘帝国主义的走狗’，也没有一个是能够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