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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户外第一人”杨春风成好友
今年42岁的张京川，出生在云南昆明是一个军人家庭，从部队复员后成了一名公务员。1999年，张京川在朋友开的户外用品店里看到了一张漂亮的风景照，摄于云南哈巴雪山。他第一次感受到，作为登山者能看到与众不同的风景。于是便迷上了登山。张京川第一次登的就是海拔5396米的哈巴雪山，但登顶失败了。
后来，在几位资深人士的指导下经过一番训练，再次挑战哈巴雪山，没想到这次竟意外成功了。冲顶成功满足了他的征服欲，而攀登过程中不断挑战自我的乐趣也让他念念不忘。这之后，张京川一发不可收拾，挑战山峰的海拔高度也从5000多米一路攀升至8000米。
2005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张京川结识了业余登山高手杨春风，两人一见如故。“我们俩对登山都有着近乎疯狂的热爱，他每年都要在我昆明家里住三周以上，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和梦想。”为了共同征服珠峰，那段时间，张京川从未间断过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每天除了基本的体能训练，还专门利用春节假期到省外去学习攀冰、退冰技巧，多年攀岩本来上肢力量就很强的他，还有针对性地加强上肢训练力度。后来他跟杨春风在登山节奏、默契、冲顶的技巧、遇到困难时的想法各个方面都很契合。2007年两人终于成功登上珠峰。
登完珠峰，张京川开始有一个梦想，要登完全世界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张京川说，他每次登8000米以上的山，都和杨春风在一起。他们两人有个共同特点，都是不喜欢过多地适应海拔。很多登山者会给身体一个适应海拔的时间段，边适应边登山。这两个人都习惯于先适应一次，然后直接冲顶。
在张京川眼里，杨春风是个传奇式的人物。最初曾在新疆开中医诊所，为了登山他关了诊所，甚至放弃了婚姻和家庭。杨春风在国内登山界名气很响，被称为“中国户外第一人”。他曾4次登顶博格达峰、10次登顶慕士塔格峰，还曾带队攀登世界第六峰卓奥友峰。2007年、2009年分别登顶珠穆朗玛峰，成为国内唯一一位两次登顶珠峰的民间登山者。他在成都开了一家高山协作运作公司，和国际登山队有合作，是国内为数极少的能为海拔登山者提供专业经验和技术支持的公司。
2013年6月，老杨约了好友张京川、饶剑峰同行，要征服令人谈虎色变的位于巴基斯坦境内的南迦帕尔巴特峰。在全球14座8000米以上的雪山中，它是第九峰，同时也被称为“杀人峰”。因山势极为陡峭凶险，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座至今无业余登山者成功登顶的山峰。
饶剑峰曾是深圳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张京川说，老饶这次心情特别好：“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们，他女儿考上了中戏。我们说，那以后岂不是会被潜规则，老饶说怎么可能，她考上的是导演系，只有她潜规则别人的份儿。”张京川记得，一路上老饶还不停地“秀恩爱”，说自己和妻子感情有多好，老杨便挤兑他：“怎么跟初恋小青年一样。”
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几个人互相叮嘱着，过马路要小心，不要到街上瞎逛。到过当地几次的杨春风，知道情况的复杂性。他们要去的坦吉尔吉特地区，位于巴基斯坦最北部，北与阿富汗接壤，东及东北是中国，西南部则是被该国政府宣布为“情势困难地区”的克什米尔。名为“真主旅”的恐怖组织和巴基斯坦塔利班分支，常在吉尔吉特地区停留、训练，所幸南珈帕尔巴特峰所在的高山地区被认为“相对安全”。
深夜遇塔利班袭击
前往南珈峰的途中，他们搭车、徒步，波澜不惊。仅用了两天时间，三个人就到了设在海拔4400米处的前进营地。当地人对中国登山者极为热情，张京川说：管他们叫“FRIEND（朋友） ”人家都不高兴，一定要用“BROTHER（兄弟）”这个词。
张京川和老绕喜欢打太极拳，每天连两下推手，引得不少外国人围观，两人还挺得意，觉得可算有机会显摆一下中国功夫。
老杨是个烟鬼，这次张京川特意从云南给他带了13条烟。闲下来的时候，几个人也时不时地较劲。老杨对张京川说：“我命硬，在我身边遇难的山友有8个了。”张京川不服，他说：“我命更硬。”
当地时间6月22日晚7点多，张京川钻进帐篷看电子书。两个多小时后，他睡着了。没想到23日零点过后，恐怖分子袭击了南伽帕尔巴特峰海拔4400米的前进营地。“当时前进营地大约有二三十人。”张京川说，营地内，大家主要分布在两个区域扎帐篷。事发当天，一支登山队离开了营地，进行高山适应性训练，因而幸运地避开了这次袭击。
张京川当时睡得很死，忽然被一阵嘈杂的声音吵醒。听见外面有人用当地语言吵了起来，但想着别人会处理，就没有理会，直到有人把他的帐篷踢翻。他拉开帐篷想看下究竟怎么回事时，突然一支冰冷的冲锋枪口对准了他，他被拉了出去，不得穿鞋子。
张京川当时看见的只有8个人。穿迷彩服，说当地话。胸前挂着56式冲锋枪。他被两个人拖着，走了不到七八步，就看到了杨春风他们也被捆绑着，排成一排，跪在地上。张京川也被歹徒用绳子绑住了，前后不到三分钟。
当时，还有四五个外国登山者在营地较远的帐篷里。三个持枪蒙面人看着他们，其他人去别的帐篷继续抓人。他被丢在杨春风旁边，其他的蒙面人陆陆续续地抓来20多名登山客。
“我的第一反应是遇到了劫匪，当时想着要钱就给，先保命。”张京川也想过逃跑，但老杨安慰他说，这些人只是劫财，只要有一个人跑，对方肯定开枪；如果不跑，可能这些家伙抢完钱就走了。
第一次没有找到机会逃跑，张京川现在想起来觉得无比后悔。他说：“袭击者一共有8个人，分散开来，有的在帐篷里找人，有的负责看守拖出帐篷的人，这时候整个营地的人如果一起跑，或许会有更多的人活下来。”张京川说，高山营地没灯，凌晨时分如果没有月光，跑出3米多基本上就看不到人了，就算拿着手电筒，照明距离顶多10米。但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面对登山经验比自己丰富的杨春风做出的劫财第一判断，张京川将信将疑。
袭击者将前进营地的20多人分成两排，并用枪顶着他们的头，向大家索要护照和钱财。对方的一个举动，让张京川觉得这些人不是普通的劫匪：“他们问我要钱，我说没钱，对方就来摘我的表。我当时脑子里就想，如果真的是打劫，听到我说没钱，可能会打我一顿，但他们竟然无动于衷。” 张京川在当公务员之前，曾在武警部队服役，在部队学习军事指挥专业。还曾是一名攀岩教练，业余时间喜欢跟朋友玩真人CS游戏，所以他熟悉很多常人不了解的军事武器。他说，当他注意到袭击者携带的精良装备时，“跑”的念头就占据了他全部心思。“我当时双手被捆绑，唯一的想法就是想办法挣脱捆绑，然后逃走。”趁对方取手表的时候，张京川用了不到两分钟，解开了手上的绳索，其表面看上去像是绑着的，但实际上手可以随时抽出来。
这时，张京川迅速观察了周围环境，开始设计逃跑路线，他看到前面不到三米就是装水的大桶和炊事帐，打算跑的时候先跑到桶和帐篷前面，有利于躲避。
不料搜刮完所有人的财物后，这伙匪徒突然开枪了。枪声响起，营地里到处回荡着刺耳的惨叫声……枪声从最右边响起，老杨头一个中枪。“我感觉子弹就从我耳边飞过……”凭借曾当过兵的敏锐和机智以及作为登山爱好者良好的身体素质，张京川说，几乎是听到枪声的一瞬间，他下意识地把头一低，身体紧缩在一起，子弹从他的脸部擦过，而正是这个下意识的动作救了他的命。
张京川逃过一劫。避开第一梭子弹后，趁乱，他突然跳起来“撂倒”了旁边的一名袭击者，挣脱绳索，在夜色中拼命狂奔。光着脚，单衣单裤，黑夜成为他最好的保护色。
身后急促的枪声，让他丝毫没有考虑的空间，张京川知道，这是自己最后的机会。距营地30米处有一个山崖，张京川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我当时并不清楚山崖有多高，只是觉得自己摔死也比被人打死要强。”好在山崖并不高，只是一个四五十米长的斜坡，连接山崖下的冰河。几乎是连滚带爬，斜坡上的碎石划破了他的衣服。在滚下一个近50米长的斜坡后，他连滚带爬地躲进冰河之间的缝隙中。
远处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我躲在冰裂缝中，隐约地看到几个袭击者追到了山崖边，由于天太黑，他们没有继续向前追踪我，看到他们返身折回的那一刻，我才有了感觉，我脱险了。”
巴方派直升飞机营救
张京川也不清楚等待了多长时间，但他明白，这样一直等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悄悄潜回营地，看看情况。营地在一阵喧嚣后再度恢复了平静，他悄悄爬上山崖，透过营地里微弱的灯光，看到袭击者并没有离开，而是一起在营地的另一端。随后，张京川迂回到自己帐篷附近。“我几乎是匍匐前进，不敢发出半点声响。”他爬到了杨春风身边，发现杨春风已经死了。
张京川爬到自己的帐篷里，穿上御寒的棉服，套上高山靴，更重要的是拿走了放在杨春风帐篷里的卫星电话。“回到营地，我只想拿走的就是电话。当时什么都没想，只想把这里发生的一切快点传递出去，而电话是唯一能与外界取得联系的工具。”
张京川拿起卫星电话向南伽峰跑去……之所以选择雪山，一方面雪山上还有一支十几人的队伍，要把消息尽快通知他们。另一方面，袭击者或许不适应海拔高的雪山，而他具有高山生存经验。带着卫星电话，张京川跑进了雪山，北京时间凌晨4点左右，他打出了第一个求救电话后，便躲在雪山里，直到天亮。
6月23日5时，云南省政府外事办一位负责人被手机铃声惊醒，打来电话的是“110”指挥中心。就在20分钟前，一位名叫赵松民的市民拨打了“110”，说自己的同事张京川在参加中国著名登山家杨春风组织的攀登世界第九高峰南迦峰活动中遇袭。
赵松民和张京川同在云南省昆明市工商行政系统工作，也是多年好友。赵松民说，张京川在电话里仓促地说了被袭情况。“杨春风和饶剑峰当场死亡，其他4个国家的攀登人员，情况也不容乐观。张京川请我协助报警，并请外交部救援。”
于是，领事保护应急措施启动了，投入到营救张京川的行动中。因为不清楚张京川所在的具体位置，外事办将情况上报了外交部，并通报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和驻卡拉奇总领事馆。外事办领事处副处长顾琼说：“通过电话通告领事保护处，用文字形式通告了外交部和驻外使馆。驻巴基斯坦使馆的联系方式，还是通过网络找到的。”
外交部迅速回复“收到信息，正在处理”，随后云南省外事办将张京川联系方式发给外交部。因为迟迟无法打通张京川的卫星电话，所以外事办再次打电话给赵松民，让其再接到张京川电话时告知他保持镇定，注意安全，寻找地方躲避，在安全的情况下进一步核实信息。顾琼说：“当时张京川说是两个人死了，但是他们的队伍是多国登山队，其他国家人员情况还不清楚。我们让他尽快和使馆取得联系，如果还有生还者，也提醒他们联系各自使馆。”
顾琼说：“使馆做了很多工作。大使直接与巴方的外交部、内政部部长联系，也与巴军方取得了联系，军方派出部队前往该处搜索、营救。”
杨春风的助手麦子是6月23日早上8点20分左右接到张京川的求救电话。“他简单地讲了一下情况，说老杨恐怕不行了，让我尽快和巴基斯坦中国大使馆联系。”麦子说，那一刻，她已经意识到杨春风可能已经遇难。在给大使馆打完电话后，她等着张京川再次打来电话。“后来就没消息了，我的心一直悬着，担心张京川又遭到了袭击。直到下午看到媒体的报道，才知道他或许是唯一的幸存者。”
当地时间6月23日11时左右，张京川终于等来了巴方派出的武装直升飞机。这时，他才感觉到头皮疼痛，到了医院检查，发现自己的头皮被子弹擦破了长达5厘米的伤口，如果子弹再偏离一点，后果都将不堪设想。
死里逃生后，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第一时间与张京川通了电话。然后，在巴军方的保护下，张京川以及遇难者遗体乘坐军用飞机，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
6 月27 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巴基斯坦军人抬着杨春风的灵柩走下飞机。张京川回到昆明后，与儿子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数日来的奔波，让张京川倍感疲惫，这次遇险的经历，也让他对家人充满愧疚。“近两年来，我与死亡多次亲密接触，特别是这次，不顾家人一再反对，但我还是去了。”
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放弃登山这个冒险的爱好，在他看来，只有把艰难险阻当着克服人生困难的动力，才能不断征服高山峻岭，提升精神境界。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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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2岁的张京川，出生在云南昆明是一个军人家庭，从部队复员后成了一名公务员。1999年，张京川在朋友开的户外用品店里看到了一张漂亮的风景照，摄于云南哈巴雪山。他第一次感受到，作为登山者能看到与众不同的风景。于是便迷上了登山。张京川第一次登的就是海拔5396米的哈巴雪山，但登顶失败了。
后来，在几位资深人士的指导下经过一番训练，再次挑战哈巴雪山，没想到这次竟意外成功了。冲顶成功满足了他的征服欲，而攀登过程中不断挑战自我的乐趣也让他念念不忘。这之后，张京川一发不可收拾，挑战山峰的海拔高度也从5000多米一路攀升至8000米。
2005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张京川结识了业余登山高手杨春风，两人一见如故。“我们俩对登山都有着近乎疯狂的热爱，他每年都要在我昆明家里住三周以上，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和梦想。”为了共同征服珠峰，那段时间，张京川从未间断过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每天除了基本的体能训练，还专门利用春节假期到省外去学习攀冰、退冰技巧，多年攀岩本来上肢力量就很强的他，还有针对性地加强上肢训练力度。后来他跟杨春风在登山节奏、默契、冲顶的技巧、遇到困难时的想法各个方面都很契合。2007年两人终于成功登上珠峰。
登完珠峰，张京川开始有一个梦想，要登完全世界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张京川说，他每次登8000米以上的山，都和杨春风在一起。他们两人有个共同特点，都是不喜欢过多地适应海拔。很多登山者会给身体一个适应海拔的时间段，边适应边登山。这两个人都习惯于先适应一次，然后直接冲顶。
在张京川眼里，杨春风是个传奇式的人物。最初曾在新疆开中医诊所，为了登山他关了诊所，甚至放弃了婚姻和家庭。杨春风在国内登山界名气很响，被称为“中国户外第一人”。他曾4次登顶博格达峰、10次登顶慕士塔格峰，还曾带队攀登世界第六峰卓奥友峰。2007年、2009年分别登顶珠穆朗玛峰，成为国内唯一一位两次登顶珠峰的民间登山者。他在成都开了一家高山协作运作公司，和国际登山队有合作，是国内为数极少的能为海拔登山者提供专业经验和技术支持的公司。
2013年6月，老杨约了好友张京川、饶剑峰同行，要征服令人谈虎色变的位于巴基斯坦境内的南迦帕尔巴特峰。在全球14座8000米以上的雪山中，它是第九峰，同时也被称为“杀人峰”。因山势极为陡峭凶险，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座至今无业余登山者成功登顶的山峰。
饶剑峰曾是深圳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张京川说，老饶这次心情特别好：“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们，他女儿考上了中戏。我们说，那以后岂不是会被潜规则，老饶说怎么可能，她考上的是导演系，只有她潜规则别人的份儿。”张京川记得，一路上老饶还不停地“秀恩爱”，说自己和妻子感情有多好，老杨便挤兑他：“怎么跟初恋小青年一样。”
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几个人互相叮嘱着，过马路要小心，不要到街上瞎逛。到过当地几次的杨春风，知道情况的复杂性。他们要去的坦吉尔吉特地区，位于巴基斯坦最北部，北与阿富汗接壤，东及东北是中国，西南部则是被该国政府宣布为“情势困难地区”的克什米尔。名为“真主旅”的恐怖组织和巴基斯坦塔利班分支，常在吉尔吉特地区停留、训练，所幸南珈帕尔巴特峰所在的高山地区被认为“相对安全”。
深夜遇塔利班袭击
前往南珈峰的途中，他们搭车、徒步，波澜不惊。仅用了两天时间，三个人就到了设在海拔4400米处的前进营地。当地人对中国登山者极为热情，张京川说：管他们叫“FRIEND（朋友） ”人家都不高兴，一定要用“BROTHER（兄弟）”这个词。
张京川和老绕喜欢打太极拳，每天连两下推手，引得不少外国人围观，两人还挺得意，觉得可算有机会显摆一下中国功夫。
老杨是个烟鬼，这次张京川特意从云南给他带了13条烟。闲下来的时候，几个人也时不时地较劲。老杨对张京川说：“我命硬，在我身边遇难的山友有8个了。”张京川不服，他说：“我命更硬。”
当地时间6月22日晚7点多，张京川钻进帐篷看电子书。两个多小时后，他睡着了。没想到23日零点过后，恐怖分子袭击了南伽帕尔巴特峰海拔4400米的前进营地。“当时前进营地大约有二三十人。”张京川说，营地内，大家主要分布在两个区域扎帐篷。事发当天，一支登山队离开了营地，进行高山适应性训练，因而幸运地避开了这次袭击。
张京川当时睡得很死，忽然被一阵嘈杂的声音吵醒。听见外面有人用当地语言吵了起来，但想着别人会处理，就没有理会，直到有人把他的帐篷踢翻。他拉开帐篷想看下究竟怎么回事时，突然一支冰冷的冲锋枪口对准了他，他被拉了出去，不得穿鞋子。
张京川当时看见的只有8个人。穿迷彩服，说当地话。胸前挂着56式冲锋枪。他被两个人拖着，走了不到七八步，就看到了杨春风他们也被捆绑着，排成一排，跪在地上。张京川也被歹徒用绳子绑住了，前后不到三分钟。
当时，还有四五个外国登山者在营地较远的帐篷里。三个持枪蒙面人看着他们，其他人去别的帐篷继续抓人。他被丢在杨春风旁边，其他的蒙面人陆陆续续地抓来20多名登山客。
“我的第一反应是遇到了劫匪，当时想着要钱就给，先保命。”张京川也想过逃跑，但老杨安慰他说，这些人只是劫财，只要有一个人跑，对方肯定开枪；如果不跑，可能这些家伙抢完钱就走了。
第一次没有找到机会逃跑，张京川现在想起来觉得无比后悔。他说：“袭击者一共有8个人，分散开来，有的在帐篷里找人，有的负责看守拖出帐篷的人，这时候整个营地的人如果一起跑，或许会有更多的人活下来。”张京川说，高山营地没灯，凌晨时分如果没有月光，跑出3米多基本上就看不到人了，就算拿着手电筒，照明距离顶多10米。但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面对登山经验比自己丰富的杨春风做出的劫财第一判断，张京川将信将疑。
袭击者将前进营地的20多人分成两排，并用枪顶着他们的头，向大家索要护照和钱财。对方的一个举动，让张京川觉得这些人不是普通的劫匪：“他们问我要钱，我说没钱，对方就来摘我的表。我当时脑子里就想，如果真的是打劫，听到我说没钱，可能会打我一顿，但他们竟然无动于衷。” 张京川在当公务员之前，曾在武警部队服役，在部队学习军事指挥专业。还曾是一名攀岩教练，业余时间喜欢跟朋友玩真人CS游戏，所以他熟悉很多常人不了解的军事武器。他说，当他注意到袭击者携带的精良装备时，“跑”的念头就占据了他全部心思。“我当时双手被捆绑，唯一的想法就是想办法挣脱捆绑，然后逃走。”趁对方取手表的时候，张京川用了不到两分钟，解开了手上的绳索，其表面看上去像是绑着的，但实际上手可以随时抽出来。
这时，张京川迅速观察了周围环境，开始设计逃跑路线，他看到前面不到三米就是装水的大桶和炊事帐，打算跑的时候先跑到桶和帐篷前面，有利于躲避。
不料搜刮完所有人的财物后，这伙匪徒突然开枪了。枪声响起，营地里到处回荡着刺耳的惨叫声……枪声从最右边响起，老杨头一个中枪。“我感觉子弹就从我耳边飞过……”凭借曾当过兵的敏锐和机智以及作为登山爱好者良好的身体素质，张京川说，几乎是听到枪声的一瞬间，他下意识地把头一低，身体紧缩在一起，子弹从他的脸部擦过，而正是这个下意识的动作救了他的命。
张京川逃过一劫。避开第一梭子弹后，趁乱，他突然跳起来“撂倒”了旁边的一名袭击者，挣脱绳索，在夜色中拼命狂奔。光着脚，单衣单裤，黑夜成为他最好的保护色。
身后急促的枪声，让他丝毫没有考虑的空间，张京川知道，这是自己最后的机会。距营地30米处有一个山崖，张京川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我当时并不清楚山崖有多高，只是觉得自己摔死也比被人打死要强。”好在山崖并不高，只是一个四五十米长的斜坡，连接山崖下的冰河。几乎是连滚带爬，斜坡上的碎石划破了他的衣服。在滚下一个近50米长的斜坡后，他连滚带爬地躲进冰河之间的缝隙中。
远处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我躲在冰裂缝中，隐约地看到几个袭击者追到了山崖边，由于天太黑，他们没有继续向前追踪我，看到他们返身折回的那一刻，我才有了感觉，我脱险了。”
巴方派直升飞机营救
张京川也不清楚等待了多长时间，但他明白，这样一直等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悄悄潜回营地，看看情况。营地在一阵喧嚣后再度恢复了平静，他悄悄爬上山崖，透过营地里微弱的灯光，看到袭击者并没有离开，而是一起在营地的另一端。随后，张京川迂回到自己帐篷附近。“我几乎是匍匐前进，不敢发出半点声响。”他爬到了杨春风身边，发现杨春风已经死了。
张京川爬到自己的帐篷里，穿上御寒的棉服，套上高山靴，更重要的是拿走了放在杨春风帐篷里的卫星电话。“回到营地，我只想拿走的就是电话。当时什么都没想，只想把这里发生的一切快点传递出去，而电话是唯一能与外界取得联系的工具。”
张京川拿起卫星电话向南伽峰跑去……之所以选择雪山，一方面雪山上还有一支十几人的队伍，要把消息尽快通知他们。另一方面，袭击者或许不适应海拔高的雪山，而他具有高山生存经验。带着卫星电话，张京川跑进了雪山，北京时间凌晨4点左右，他打出了第一个求救电话后，便躲在雪山里，直到天亮。
6月23日5时，云南省政府外事办一位负责人被手机铃声惊醒，打来电话的是“110”指挥中心。就在20分钟前，一位名叫赵松民的市民拨打了“110”，说自己的同事张京川在参加中国著名登山家杨春风组织的攀登世界第九高峰南迦峰活动中遇袭。
赵松民和张京川同在云南省昆明市工商行政系统工作，也是多年好友。赵松民说，张京川在电话里仓促地说了被袭情况。“杨春风和饶剑峰当场死亡，其他4个国家的攀登人员，情况也不容乐观。张京川请我协助报警，并请外交部救援。”
于是，领事保护应急措施启动了，投入到营救张京川的行动中。因为不清楚张京川所在的具体位置，外事办将情况上报了外交部，并通报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和驻卡拉奇总领事馆。外事办领事处副处长顾琼说：“通过电话通告领事保护处，用文字形式通告了外交部和驻外使馆。驻巴基斯坦使馆的联系方式，还是通过网络找到的。”
外交部迅速回复“收到信息，正在处理”，随后云南省外事办将张京川联系方式发给外交部。因为迟迟无法打通张京川的卫星电话，所以外事办再次打电话给赵松民，让其再接到张京川电话时告知他保持镇定，注意安全，寻找地方躲避，在安全的情况下进一步核实信息。顾琼说：“当时张京川说是两个人死了，但是他们的队伍是多国登山队，其他国家人员情况还不清楚。我们让他尽快和使馆取得联系，如果还有生还者，也提醒他们联系各自使馆。”
顾琼说：“使馆做了很多工作。大使直接与巴方的外交部、内政部部长联系，也与巴军方取得了联系，军方派出部队前往该处搜索、营救。”
杨春风的助手麦子是6月23日早上8点20分左右接到张京川的求救电话。“他简单地讲了一下情况，说老杨恐怕不行了，让我尽快和巴基斯坦中国大使馆联系。”麦子说，那一刻，她已经意识到杨春风可能已经遇难。在给大使馆打完电话后，她等着张京川再次打来电话。“后来就没消息了，我的心一直悬着，担心张京川又遭到了袭击。直到下午看到媒体的报道，才知道他或许是唯一的幸存者。”
当地时间6月23日11时左右，张京川终于等来了巴方派出的武装直升飞机。这时，他才感觉到头皮疼痛，到了医院检查，发现自己的头皮被子弹擦破了长达5厘米的伤口，如果子弹再偏离一点，后果都将不堪设想。
死里逃生后，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第一时间与张京川通了电话。然后，在巴军方的保护下，张京川以及遇难者遗体乘坐军用飞机，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
6 月27 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巴基斯坦军人抬着杨春风的灵柩走下飞机。张京川回到昆明后，与儿子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数日来的奔波，让张京川倍感疲惫，这次遇险的经历，也让他对家人充满愧疚。“近两年来，我与死亡多次亲密接触，特别是这次，不顾家人一再反对，但我还是去了。”
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放弃登山这个冒险的爱好，在他看来，只有把艰难险阻当着克服人生困难的动力，才能不断征服高山峻岭，提升精神境界。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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