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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生中的第一个老师就是自己的双亲。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孩子性格的形成和命运的走向有着直接的关系。一九七一年农历八月十五，我降生在山东省滕州市鲍沟镇闵楼村的一个贫穷家庭里。兄妹五个，我排行第四。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质朴，善良，勤劳，正直，是我一生永远的榜样。
父亲是一个不善言语的人，只知道默默地干，没黑没白地干，生产队里什么活脏，什么活累，父亲就干什么活。因干那些活拿得工分多。白天干了晚上还要加班，就是这样没命干，可到年终一决算，家里还要往生产队里倒贴钱。因我家有七张嘴啊！母亲常说，生下我的第七天她就下地干活了。当时正好生产队里刨地瓜，一天能挣两天的工分。也就是在那时候，母亲落下腰疼的毛病，一到阴天下雨，就疼，疼得钻心。
“人活着，就得要活个骨气。”
母亲给我的影响最大。母亲的命苦，十四岁没娘。当时二姨十二，三姨十岁，舅舅八岁，小姨六岁。外祖父因为妻子的死整日以酒浇愁，家里的一切重担都落在母亲十四岁的肩上。做饭、地里的活、妹妹弟弟的衣服、还有人情什么的，母亲是一肩挑。也就是那时的艰难，培养出了母亲独立、好强而不屈服的性格。母亲常对我们说：人一辈子最幸福的就是一家人能团团圆圆在一起，日子再苦，再难，其实那都是好过的坎。没了爹娘，就是家里再富有，可也是苦孩子啊！
母亲是个要强的人。小时我记得好多年没去外祖父家，后来才知道，是母亲在使志气。外祖父嫌母亲嫁给父亲，并嫌我家穷，孩子多。就因外祖父的嫌弃，母亲对外祖父声明：“庆坡（我父亲的名字）是一个正直实在的人。我自愿的。孩子多怕什么？我最多多吃十年的苦！你如嫌我们穷，怕穷气扑着你，我就不回你的门。啥时我家没穷气了，我才走这个娘家。”母亲就这样十年没走娘家！有了我们兄弟姐妹五个，我家的日子就更苦了。父亲母亲就是那样拼命地干，可还是照样挣不够我们家的工分。每次生产队里分东西，哪堆最少，哪堆最孬，哪堆就是我家的。
母亲的心毕竟是柔软的，她惦记着娘家的弟妹，每到我家分下一些玉米或地瓜，都要挑一些让父亲送去。有时新烙了煎饼也要大哥给送去。有一次，外祖父来我们家哭得一把鼻子一把泪的，我跟着母亲把外祖父送到村外，那时外祖父已是快七十的人了，老人家握着母亲的手说：“我儿啊，你还记恨你爷（外婆那儿对父亲的称呼），你有十年多没回娘家了。我当时说的是气话，可爷是为你好，是怕我儿你受苦啊！你没娘的孩子跟着我已经就受够了，爹是想给你找个阔的人家不忍心再让你受苦了！”母亲那次也哭了，母亲说：“爷，小孩都能挣工分了，我们家的日子就快好转了，好转了我就去看你。”外祖父知道母亲的性格，知道再说也没用，就哭着走了。我记得那是暮秋，有很冷的风儿吹打着外祖父苍老而趔趄的身影，在空寥而萧条的旷野，越走越远，可却永远活在了我童年的记忆里。
后来母亲问我：“孩子，知道我为什么不回你外婆家吗？”我摇摇头。母亲说：“咱家穷。我去了怕你外婆家那里的人看不起。”我说不会的。母亲没点头也没摇头，只是交代我：“孩子，人活着，就得要活个骨气。娘的话你要记住，活着一定不能让人看不起。就是在自己最亲的人面前也要把腰挺着。就是腰断了，头也要给娘昂着。那样才是娘的好乖儿！”我说：“娘，我记着了。我一定照你说的去做。”我知道娘说的是一个人做人的最根本的东西——血性，也就在那个时候，我知道了什么叫骨气和志向。
“人活着，可不能光想着自己。”
母亲虽是文盲，但她深知文化的重要性。母亲常对父亲说：咱就是再苦再穷再受罪，也要供孩子上学。有了文化，孩子才会有出路。就这样，我们兄妹五人最低都上到初中。
母亲虽性格刚强，但心最软，也最同情人。记得那年我八岁，刚上一年级。一个学期结束，年就过来了。放寒假了，我得了一张奖状。捧着奖状心里甜滋滋的，欢欢喜喜地跑回家给娘看。母亲不识字，可她知道，能得奖状的孩子一定是班里学习好的孩子。母亲当时正扫着屋，忙放下扫帚，把奖状看了又看，母亲很高兴，就吩咐父亲明天集上多称一斤肉，好让我过年时吃个够，算是对我的奖赏。
第二天，是我们闵楼村的集。父亲狠狠心，割了二斤肉。以前我家过年都是割一斤肉，而那年称了二斤，大哥、二哥和我都幸福得不得了。
娘割了一半肉剁了两大筐萝卜，然后就把剩下的一半挂到梁头上，说等到年初二上午熬肉吃。
我就急切地盼著年。那几天的日子真是漫长，也就在那个时候，我知道等待的滋味是那样的令人心焦。所以在后来的恋爱中，月光下静候恋人的时候，我就回味七岁那年等肉吃的情景。在等待时，我把恋人想象成肉，那美好的滋味感染了我一嘴的涎水。我伸伸脖子甜甜地咽下了，美关地想，快了快了，马上就可以吃肉了，真是美妙的滋味啊！
除夕的晚上，母亲就给我们安排过年的伙食。母亲说，初一吃饺子，初二咱熬肉。我和哥哥幸福得心里开了花。看着我们哥几个高兴，母亲眼里就有了些晶莹的东西，我那时还不知道，娘眼里的那东西叫泪。
这时父亲从外面回来了，低声对母亲说：“二柱家里的正在哭呢！”二柱是我的一个近门，头段时间有病死了。父亲说：“一家人正愁地哭呢，家里什么也没有，愁这年怎过呢！”娘望了望我们哥仨，又望了望梁上的肉，最后狠了狠心，把肉从梁上取下来，连面和馅子一并交与父亲说：“快去，给二柱家送去。”我们哥几个心里都酸酸的，二哥轻轻地叫了一声娘。母亲回头望了一眼我们哥仨，哎了一声，就用刀在那块肉上割了一小块，不过三两的样子。母亲说：“留这点吧，初二好炼油。”娘知道我们哥仨心里有意见，就说：“孩子，咱们虽穷，可还有爹娘，你们是不可怜的。可你二柱叔家的几个弟弟没有爹了呢！他们是没爹的孩子啊！”母亲最后交代我们哥仨：“孩子，人活着可不能光想着自己。”后来我就牢记住母亲的这句话，在今后的人生旅途中，时时用这句话来对照自己，规正自己，以便活成母亲话中的形象。
初二那天，母亲用那点肉炼了锅。那点肉哪撑炼，一炼就没有了，就糊成肉屑了。初二的那天，我们哥几个吃着满口的白菜帮，吃出了母亲的善良，那善良却是满口的清香！ “有多大的心胸。就能办多大的事。”
十五岁那年，刚初中毕业，那一年，我仅以一分之差没有考上我们滕县师范，半分之差没有考上高中。娘说，孩子，再补习一年吧！当时我们家正是最艰难的时候，大哥正赶着找对象，家里赶着盖瓦房子，二哥只比大哥小两岁，也有人给提亲。妹妹还在上着学。虽然父亲母亲咬着牙想供我上学，可是非常难了。我对娘说：“世上的路千万条，不一定我就专走考学这一条。只要有心，条条大道都可以通罗马！再说了，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后来我就跟着一个表叔去枣庄干建筑工。临行时，母亲交代我，到了外面，心一定要宽，要大。母亲怕我不明白，解释说：“你如果能把一百块钱看得像一分钱，那你能挣十万块一百万块；你要是把一分钱看得像磨盘，你早晚得被磨盘压死啊。”母亲虽没文化，说的虽浅显粗陋，但内在的道理却很耐嚼。母亲之所以给我说这么多，目的是为了要让我这个刚刚步向社会的孩子牢记住她最后说的一句话：“孩子啊，有多大的心胸，就能办多大的事。”这是母亲二十多年前交代我的话，她和电视上近段时间常播的一个公益广告“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异曲同工。我把母亲对我说的这句话铭记于心，不论在做事、做人、作文上时刻与这句话对照，时时提醒着我：今天，你又小心眼了吗？
“自己的筢子上柴禾！”
1989年的夏天，我们鲍沟镇在全镇招收通讯报道员，我因会写几首破诗，侥幸选中了。我那时是从写诗向写新闻过渡，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光语言层面，就让我挠头，因诗歌是跳跃性的意境语言，而新闻是实打实的生活语言，两者根本是不相融的。我就在那时明白了语言是怎么回事，正所谓上哪山砍哪样材，当什么人穿什么衣一样，一个文本有一个语言模式。我当时是和杨恒标、孔琳两位兄长一样的老师在一起，有个什么不会的我就麻烦他们。对了，我写新闻就是跟孔琳老师学会的，小说是跟恒标兄长学的。他们是我作文的老师。当时写稿子我们都在一起写。就是采访完了也要他们给我搭个骨架，自己再填肉。后来母亲知道这件事，就专门给我说：“你干什么事最好不要麻烦别人，也不能指望别人，别人能帮你一时，可帮不了你一世。人活着自己要给自己争气，干什么事都不要依赖别人，要靠自己！”最后母亲语重心长说了一句我们当地的俗语：“自己的筢子上柴禾啊！”
筢子是一种竹器，是用来搂东西的。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万事要靠自己。1998年我因是临时工又第二次被撵回家喝糊糊，在枣庄文联开作家代表会时，“怀才不遇”的我抱着想让任何人帮着改变艰难处境的期望，请求文友们和文联领导的抬爱帮助，我说得很殷切。当时张继（《乡村爱情》的编剧）兄也在一起开会（他那时还没调到济南去，他和我是一样的处境，也是靠写作走出来的），在会后对我说：“《国际歌》里有这么一句话不知你是否记得？”我问是什么，张继说：“世上从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要靠我们自己！”我说我记得。张继兄说：“《国际歌》上都这么说，看来这句话是有国际性的啊。记住兄弟，求人不如求己，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啊！”张继兄的话如醍醐灌项，使我猛然明白了“自己的筢子上柴禾”的真正含义！
“好好念经，最后少不了你的经钱！”
我曾经在很多的场合上说过：“当我回首我过去，我发现身后的脚印里每一个都盛着汗和泪，当然这些液体是红色的，因为里面包含着血。”在我三十六年的人生历程中，我可谓是浮浮沉沉，四起三落，一次次回家喝糊糊，而所有的这些恰恰不是因为我的工作干得不好，正因为我出色，我干得最好，所以我才痛苦。1989年春，我被我们鲍沟镇党委宣传科招进写新闻，当时镇里留三个人，一个月给六十块钱。我是我们三个人中最早在我们地级市报纸上见稿的人，也是发新闻最多的人。赶到那年底精简机构，我们三个人只留一个，因为我会手艺，我就回家了。回家后我比在镇里的时候写得更多，在1990、1991这两年间，我的新闻作品在省里获了一个二等奖，在《枣庄日报》等地市级获了两个一等奖。这在我们滕州是很少的。镇领导看我是个人才，就在1992年10月又把我招进镇党委宣传科。可巧，我们那儿那时候又赶上乡镇精简，我已回过家一次，这次领导不好意思再让我走了，就把我安排到当时我们镇《枣庄日报》的自办发行站去送报纸。送报纸之际，我接触了乡镇更多的人和事，我就白天送报，晚上及时把它们写出来。于是我的新闻报道就及时地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法制日报》《农民日报》《内部参考》等全国重要媒体刊发出来，很多的都是各版的头题。
1993—1994年间，我们滕州市在国家级报刊见报的近三十篇新闻作品，光我自己占十七篇。当时我们县新来的宣传部长刘宗启，他是一个非常有眼光和魅力的好领导（张继就是他最先发现并提到乡镇干通讯报道员的，那是他在金寺乡干党委书记的时候做的事），來到滕州他又把我提到我们滕州市委宣传部的报刊发行站做《枣庄日报》驻滕州记者站的工作。我在记者站干到1997年年底，因我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成绩，刘部长又把我安排到属于文化局分管的市文艺创作室。可巧在要给我们办手续的时候分管人事的副市长调到另一个区去了，我的手续就搁住了。1998年春上，文化局的领导说，你的手续没办过来，就别来上班了。我只好又滚回家里喝糊糊了。1999年6月，我又被我们文化局新来的领导启用了，他说我在创作方面的影响这么大（他到外面开会很多人都打听我），放在家里就显得文化局真不是干文化的了。我来到文化局先在政工科干了半年，接着就干了文化局的秘书。一直干到2002年3月，我们滕州市全市范围内清退合同工、临时工，我因手续一直没办进来，又首当其冲被清退回家。2004年，我因给中央电视台其中的一个剧组写栏目剧，他们想让我到北京，当时我们市宣传部又来了一位干实事、人品端正的刘杰部长，她没放我走。她说咱们滕州的人才不能再外流了。她冲破了重重困难，把我从一个初中毕业的农民破格调到了我们文化馆，并给我解决了编制等工作问题。我成了我们滕州市在文学创作上十八年以来唯一破格解决的一个。
在一次次回家一次次失望之际，母亲也为我掉了不少的泪。有时是妻子看到，有时是儿子看到，有时是哥哥看到。他们给我说了，我心如刀绞。可母亲在我面前，始终没流过一滴泪。每一次，母亲总是对我说：“让你回家，这说明你的东西写得还不好，还不过硬。”我说：“怎不过硬？《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都选了啊！”但母亲知道我们家外面一没人、二没钱的，母亲只是说：“孩子，你写到现在，不容易啊，千万不能丢下啊！那样就太可惜了！小时候常听你外姥爷说：以前小和尚下山到人家做超度，只要去念经，丧主家都给钱的。孩子，你就要学那小和尚，好好地念经，最后少不了你的经钱。现在不给，以后会一起还你的！” 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我把母亲的话作为救我的唯一稻草，奋不顾身地写，因为我坚信母亲的话是正确的：“好好念经，最后少不了你的经钱！”
“人要不知道报恩那连猪狗不如。”
从我懂事以来，母亲常告诉我：对门的大爷给了咱家二斤面，长大了要孝顺你大爷！前院的二婶送给我家一碗菜，母亲就交代我：长大了一定要报答你二婶！母亲说：“孩子，咱庄上的人对咱们家都有恩，以后要出息了一定要报答他们！”母亲常说：“小羊羔吃奶都知道跪着，它那是在报答它娘啊！牲畜都有这样的心，人可不能没有！人要不知道报恩那连猪狗不如啊！”我时常抱着一颗感恩的心。特别在我人生道路上帮助过我和掺扶过我的好人们，还有我在创作上的老师和同行们，他们和我无亲无故，却为我付出了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对我来说，这就是恩情，一生当中永永远远的债。我常常想，我只是一个码字的人，不能让他们升官发财，又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他们帮我关心我是图我什么？其实什么也没图。就因为他们有一颗正直善良的心。正因他们帮了我，我不会让他们失望。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不停地写，就是在报他们的恩。现在报恩是我写作的主要动力。目的就是不想让这些好人们对我的期望落空。因为母亲的话时时刻刻在我耳边回荡：“人要不知道报恩那连猪狗不如！”
母亲对我从来没说过多少深奥的话，她说的和她做的都和我们这个村上的任何一个母亲一样平常而又平凡，我知道，这是世上最好的家教，是我一生中永远要学习的课本。她让我自立、自信、自强、自尊，把自己的这个“人”字的一撇一捺用自己的一举一动写得端正而牢靠，用自己的文字作品把自己的人生写得结实而关好。
闵凡利，山东滕州人。国家二级作家，现为枣庄市文联专业作家。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新禅悟小说”的开拓者、山东省作协第三批签约作家、枣庄市作协副主席。先后在《当代》《天涯》《大家》《散文》等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150余篇，散文100余篇，计380余万字。中短篇《死帖》《解冻》《三个和尚》《神匠》《债主》等80余篇分别被《中华文学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小小说选刊》《作家文摘》等报刊选载；小说《死帖》《真佛》被拍摄成电影。作品曾获“首届、第二届吴承恩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等省以上文学奖二十余次。出版長篇小说《紫青春》《人民公仆》，中短篇小说集《心中的天堂》《一路莲花》《皆大欢喜》《找啊找啊找啊找》《莲花的答案》《桃花笑》等十三部；《像桃花一样胜利》等十余篇散文、小说被选入全国各省市初中、高中试卷试题。系山东外事翻译学院客座教授，山东省首届齐鲁文化之星。
父亲是一个不善言语的人，只知道默默地干，没黑没白地干，生产队里什么活脏，什么活累，父亲就干什么活。因干那些活拿得工分多。白天干了晚上还要加班，就是这样没命干，可到年终一决算，家里还要往生产队里倒贴钱。因我家有七张嘴啊！母亲常说，生下我的第七天她就下地干活了。当时正好生产队里刨地瓜，一天能挣两天的工分。也就是在那时候，母亲落下腰疼的毛病，一到阴天下雨，就疼，疼得钻心。
“人活着，就得要活个骨气。”
母亲给我的影响最大。母亲的命苦，十四岁没娘。当时二姨十二，三姨十岁，舅舅八岁，小姨六岁。外祖父因为妻子的死整日以酒浇愁，家里的一切重担都落在母亲十四岁的肩上。做饭、地里的活、妹妹弟弟的衣服、还有人情什么的，母亲是一肩挑。也就是那时的艰难，培养出了母亲独立、好强而不屈服的性格。母亲常对我们说：人一辈子最幸福的就是一家人能团团圆圆在一起，日子再苦，再难，其实那都是好过的坎。没了爹娘，就是家里再富有，可也是苦孩子啊！
母亲是个要强的人。小时我记得好多年没去外祖父家，后来才知道，是母亲在使志气。外祖父嫌母亲嫁给父亲，并嫌我家穷，孩子多。就因外祖父的嫌弃，母亲对外祖父声明：“庆坡（我父亲的名字）是一个正直实在的人。我自愿的。孩子多怕什么？我最多多吃十年的苦！你如嫌我们穷，怕穷气扑着你，我就不回你的门。啥时我家没穷气了，我才走这个娘家。”母亲就这样十年没走娘家！有了我们兄弟姐妹五个，我家的日子就更苦了。父亲母亲就是那样拼命地干，可还是照样挣不够我们家的工分。每次生产队里分东西，哪堆最少，哪堆最孬，哪堆就是我家的。
母亲的心毕竟是柔软的，她惦记着娘家的弟妹，每到我家分下一些玉米或地瓜，都要挑一些让父亲送去。有时新烙了煎饼也要大哥给送去。有一次，外祖父来我们家哭得一把鼻子一把泪的，我跟着母亲把外祖父送到村外，那时外祖父已是快七十的人了，老人家握着母亲的手说：“我儿啊，你还记恨你爷（外婆那儿对父亲的称呼），你有十年多没回娘家了。我当时说的是气话，可爷是为你好，是怕我儿你受苦啊！你没娘的孩子跟着我已经就受够了，爹是想给你找个阔的人家不忍心再让你受苦了！”母亲那次也哭了，母亲说：“爷，小孩都能挣工分了，我们家的日子就快好转了，好转了我就去看你。”外祖父知道母亲的性格，知道再说也没用，就哭着走了。我记得那是暮秋，有很冷的风儿吹打着外祖父苍老而趔趄的身影，在空寥而萧条的旷野，越走越远，可却永远活在了我童年的记忆里。
后来母亲问我：“孩子，知道我为什么不回你外婆家吗？”我摇摇头。母亲说：“咱家穷。我去了怕你外婆家那里的人看不起。”我说不会的。母亲没点头也没摇头，只是交代我：“孩子，人活着，就得要活个骨气。娘的话你要记住，活着一定不能让人看不起。就是在自己最亲的人面前也要把腰挺着。就是腰断了，头也要给娘昂着。那样才是娘的好乖儿！”我说：“娘，我记着了。我一定照你说的去做。”我知道娘说的是一个人做人的最根本的东西——血性，也就在那个时候，我知道了什么叫骨气和志向。
“人活着，可不能光想着自己。”
母亲虽是文盲，但她深知文化的重要性。母亲常对父亲说：咱就是再苦再穷再受罪，也要供孩子上学。有了文化，孩子才会有出路。就这样，我们兄妹五人最低都上到初中。
母亲虽性格刚强，但心最软，也最同情人。记得那年我八岁，刚上一年级。一个学期结束，年就过来了。放寒假了，我得了一张奖状。捧着奖状心里甜滋滋的，欢欢喜喜地跑回家给娘看。母亲不识字，可她知道，能得奖状的孩子一定是班里学习好的孩子。母亲当时正扫着屋，忙放下扫帚，把奖状看了又看，母亲很高兴，就吩咐父亲明天集上多称一斤肉，好让我过年时吃个够，算是对我的奖赏。
第二天，是我们闵楼村的集。父亲狠狠心，割了二斤肉。以前我家过年都是割一斤肉，而那年称了二斤，大哥、二哥和我都幸福得不得了。
娘割了一半肉剁了两大筐萝卜，然后就把剩下的一半挂到梁头上，说等到年初二上午熬肉吃。
我就急切地盼著年。那几天的日子真是漫长，也就在那个时候，我知道等待的滋味是那样的令人心焦。所以在后来的恋爱中，月光下静候恋人的时候，我就回味七岁那年等肉吃的情景。在等待时，我把恋人想象成肉，那美好的滋味感染了我一嘴的涎水。我伸伸脖子甜甜地咽下了，美关地想，快了快了，马上就可以吃肉了，真是美妙的滋味啊！
除夕的晚上，母亲就给我们安排过年的伙食。母亲说，初一吃饺子，初二咱熬肉。我和哥哥幸福得心里开了花。看着我们哥几个高兴，母亲眼里就有了些晶莹的东西，我那时还不知道，娘眼里的那东西叫泪。
这时父亲从外面回来了，低声对母亲说：“二柱家里的正在哭呢！”二柱是我的一个近门，头段时间有病死了。父亲说：“一家人正愁地哭呢，家里什么也没有，愁这年怎过呢！”娘望了望我们哥仨，又望了望梁上的肉，最后狠了狠心，把肉从梁上取下来，连面和馅子一并交与父亲说：“快去，给二柱家送去。”我们哥几个心里都酸酸的，二哥轻轻地叫了一声娘。母亲回头望了一眼我们哥仨，哎了一声，就用刀在那块肉上割了一小块，不过三两的样子。母亲说：“留这点吧，初二好炼油。”娘知道我们哥仨心里有意见，就说：“孩子，咱们虽穷，可还有爹娘，你们是不可怜的。可你二柱叔家的几个弟弟没有爹了呢！他们是没爹的孩子啊！”母亲最后交代我们哥仨：“孩子，人活着可不能光想着自己。”后来我就牢记住母亲的这句话，在今后的人生旅途中，时时用这句话来对照自己，规正自己，以便活成母亲话中的形象。
初二那天，母亲用那点肉炼了锅。那点肉哪撑炼，一炼就没有了，就糊成肉屑了。初二的那天，我们哥几个吃着满口的白菜帮，吃出了母亲的善良，那善良却是满口的清香！ “有多大的心胸。就能办多大的事。”
十五岁那年，刚初中毕业，那一年，我仅以一分之差没有考上我们滕县师范，半分之差没有考上高中。娘说，孩子，再补习一年吧！当时我们家正是最艰难的时候，大哥正赶着找对象，家里赶着盖瓦房子，二哥只比大哥小两岁，也有人给提亲。妹妹还在上着学。虽然父亲母亲咬着牙想供我上学，可是非常难了。我对娘说：“世上的路千万条，不一定我就专走考学这一条。只要有心，条条大道都可以通罗马！再说了，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后来我就跟着一个表叔去枣庄干建筑工。临行时，母亲交代我，到了外面，心一定要宽，要大。母亲怕我不明白，解释说：“你如果能把一百块钱看得像一分钱，那你能挣十万块一百万块；你要是把一分钱看得像磨盘，你早晚得被磨盘压死啊。”母亲虽没文化，说的虽浅显粗陋，但内在的道理却很耐嚼。母亲之所以给我说这么多，目的是为了要让我这个刚刚步向社会的孩子牢记住她最后说的一句话：“孩子啊，有多大的心胸，就能办多大的事。”这是母亲二十多年前交代我的话，她和电视上近段时间常播的一个公益广告“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异曲同工。我把母亲对我说的这句话铭记于心，不论在做事、做人、作文上时刻与这句话对照，时时提醒着我：今天，你又小心眼了吗？
“自己的筢子上柴禾！”
1989年的夏天，我们鲍沟镇在全镇招收通讯报道员，我因会写几首破诗，侥幸选中了。我那时是从写诗向写新闻过渡，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光语言层面，就让我挠头，因诗歌是跳跃性的意境语言，而新闻是实打实的生活语言，两者根本是不相融的。我就在那时明白了语言是怎么回事，正所谓上哪山砍哪样材，当什么人穿什么衣一样，一个文本有一个语言模式。我当时是和杨恒标、孔琳两位兄长一样的老师在一起，有个什么不会的我就麻烦他们。对了，我写新闻就是跟孔琳老师学会的，小说是跟恒标兄长学的。他们是我作文的老师。当时写稿子我们都在一起写。就是采访完了也要他们给我搭个骨架，自己再填肉。后来母亲知道这件事，就专门给我说：“你干什么事最好不要麻烦别人，也不能指望别人，别人能帮你一时，可帮不了你一世。人活着自己要给自己争气，干什么事都不要依赖别人，要靠自己！”最后母亲语重心长说了一句我们当地的俗语：“自己的筢子上柴禾啊！”
筢子是一种竹器，是用来搂东西的。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万事要靠自己。1998年我因是临时工又第二次被撵回家喝糊糊，在枣庄文联开作家代表会时，“怀才不遇”的我抱着想让任何人帮着改变艰难处境的期望，请求文友们和文联领导的抬爱帮助，我说得很殷切。当时张继（《乡村爱情》的编剧）兄也在一起开会（他那时还没调到济南去，他和我是一样的处境，也是靠写作走出来的），在会后对我说：“《国际歌》里有这么一句话不知你是否记得？”我问是什么，张继说：“世上从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要靠我们自己！”我说我记得。张继兄说：“《国际歌》上都这么说，看来这句话是有国际性的啊。记住兄弟，求人不如求己，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啊！”张继兄的话如醍醐灌项，使我猛然明白了“自己的筢子上柴禾”的真正含义！
“好好念经，最后少不了你的经钱！”
我曾经在很多的场合上说过：“当我回首我过去，我发现身后的脚印里每一个都盛着汗和泪，当然这些液体是红色的，因为里面包含着血。”在我三十六年的人生历程中，我可谓是浮浮沉沉，四起三落，一次次回家喝糊糊，而所有的这些恰恰不是因为我的工作干得不好，正因为我出色，我干得最好，所以我才痛苦。1989年春，我被我们鲍沟镇党委宣传科招进写新闻，当时镇里留三个人，一个月给六十块钱。我是我们三个人中最早在我们地级市报纸上见稿的人，也是发新闻最多的人。赶到那年底精简机构，我们三个人只留一个，因为我会手艺，我就回家了。回家后我比在镇里的时候写得更多，在1990、1991这两年间，我的新闻作品在省里获了一个二等奖，在《枣庄日报》等地市级获了两个一等奖。这在我们滕州是很少的。镇领导看我是个人才，就在1992年10月又把我招进镇党委宣传科。可巧，我们那儿那时候又赶上乡镇精简，我已回过家一次，这次领导不好意思再让我走了，就把我安排到当时我们镇《枣庄日报》的自办发行站去送报纸。送报纸之际，我接触了乡镇更多的人和事，我就白天送报，晚上及时把它们写出来。于是我的新闻报道就及时地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法制日报》《农民日报》《内部参考》等全国重要媒体刊发出来，很多的都是各版的头题。
1993—1994年间，我们滕州市在国家级报刊见报的近三十篇新闻作品，光我自己占十七篇。当时我们县新来的宣传部长刘宗启，他是一个非常有眼光和魅力的好领导（张继就是他最先发现并提到乡镇干通讯报道员的，那是他在金寺乡干党委书记的时候做的事），來到滕州他又把我提到我们滕州市委宣传部的报刊发行站做《枣庄日报》驻滕州记者站的工作。我在记者站干到1997年年底，因我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成绩，刘部长又把我安排到属于文化局分管的市文艺创作室。可巧在要给我们办手续的时候分管人事的副市长调到另一个区去了，我的手续就搁住了。1998年春上，文化局的领导说，你的手续没办过来，就别来上班了。我只好又滚回家里喝糊糊了。1999年6月，我又被我们文化局新来的领导启用了，他说我在创作方面的影响这么大（他到外面开会很多人都打听我），放在家里就显得文化局真不是干文化的了。我来到文化局先在政工科干了半年，接着就干了文化局的秘书。一直干到2002年3月，我们滕州市全市范围内清退合同工、临时工，我因手续一直没办进来，又首当其冲被清退回家。2004年，我因给中央电视台其中的一个剧组写栏目剧，他们想让我到北京，当时我们市宣传部又来了一位干实事、人品端正的刘杰部长，她没放我走。她说咱们滕州的人才不能再外流了。她冲破了重重困难，把我从一个初中毕业的农民破格调到了我们文化馆，并给我解决了编制等工作问题。我成了我们滕州市在文学创作上十八年以来唯一破格解决的一个。
在一次次回家一次次失望之际，母亲也为我掉了不少的泪。有时是妻子看到，有时是儿子看到，有时是哥哥看到。他们给我说了，我心如刀绞。可母亲在我面前，始终没流过一滴泪。每一次，母亲总是对我说：“让你回家，这说明你的东西写得还不好，还不过硬。”我说：“怎不过硬？《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都选了啊！”但母亲知道我们家外面一没人、二没钱的，母亲只是说：“孩子，你写到现在，不容易啊，千万不能丢下啊！那样就太可惜了！小时候常听你外姥爷说：以前小和尚下山到人家做超度，只要去念经，丧主家都给钱的。孩子，你就要学那小和尚，好好地念经，最后少不了你的经钱。现在不给，以后会一起还你的！” 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我把母亲的话作为救我的唯一稻草，奋不顾身地写，因为我坚信母亲的话是正确的：“好好念经，最后少不了你的经钱！”
“人要不知道报恩那连猪狗不如。”
从我懂事以来，母亲常告诉我：对门的大爷给了咱家二斤面，长大了要孝顺你大爷！前院的二婶送给我家一碗菜，母亲就交代我：长大了一定要报答你二婶！母亲说：“孩子，咱庄上的人对咱们家都有恩，以后要出息了一定要报答他们！”母亲常说：“小羊羔吃奶都知道跪着，它那是在报答它娘啊！牲畜都有这样的心，人可不能没有！人要不知道报恩那连猪狗不如啊！”我时常抱着一颗感恩的心。特别在我人生道路上帮助过我和掺扶过我的好人们，还有我在创作上的老师和同行们，他们和我无亲无故，却为我付出了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对我来说，这就是恩情，一生当中永永远远的债。我常常想，我只是一个码字的人，不能让他们升官发财，又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他们帮我关心我是图我什么？其实什么也没图。就因为他们有一颗正直善良的心。正因他们帮了我，我不会让他们失望。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不停地写，就是在报他们的恩。现在报恩是我写作的主要动力。目的就是不想让这些好人们对我的期望落空。因为母亲的话时时刻刻在我耳边回荡：“人要不知道报恩那连猪狗不如！”
母亲对我从来没说过多少深奥的话，她说的和她做的都和我们这个村上的任何一个母亲一样平常而又平凡，我知道，这是世上最好的家教，是我一生中永远要学习的课本。她让我自立、自信、自强、自尊，把自己的这个“人”字的一撇一捺用自己的一举一动写得端正而牢靠，用自己的文字作品把自己的人生写得结实而关好。
闵凡利，山东滕州人。国家二级作家，现为枣庄市文联专业作家。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新禅悟小说”的开拓者、山东省作协第三批签约作家、枣庄市作协副主席。先后在《当代》《天涯》《大家》《散文》等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150余篇，散文100余篇，计380余万字。中短篇《死帖》《解冻》《三个和尚》《神匠》《债主》等80余篇分别被《中华文学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小小说选刊》《作家文摘》等报刊选载；小说《死帖》《真佛》被拍摄成电影。作品曾获“首届、第二届吴承恩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等省以上文学奖二十余次。出版長篇小说《紫青春》《人民公仆》，中短篇小说集《心中的天堂》《一路莲花》《皆大欢喜》《找啊找啊找啊找》《莲花的答案》《桃花笑》等十三部；《像桃花一样胜利》等十余篇散文、小说被选入全国各省市初中、高中试卷试题。系山东外事翻译学院客座教授，山东省首届齐鲁文化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