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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期的中法经贸往来中，何跃的身影逐渐引人瞩目，欧洲影响最大的华文报纸《欧洲时报》报道，旅法中国同学会全体会员一致推选何跃为新一届会长，这个由硕士以上学历人员组成的华人工商社团在南京华商大会、中国西部大开发中频频动作，原本打算35岁退休的何跃也下了决心，为中欧贸易再干15年。
记者：从您投资的性质上看，您和其他回国创业的留学生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何跃：相同的地方就是我们都是海外留学归来的，都想创业和发展。祖国改革开放后有很多的机会和条件，吸引了大家前来发展，在这个大的前提下，我们在为国内发展而努力的同时，也更大更多的体现自己的价值，这是大家的共同点，不同点是绝大多数的留学生带回来的多是技术，而IT业占的比重较大，还有一部分是生物技术化工方面的，这些技术中国外有而在中国没有的居多。还有一方面是国内企业资金较为贫乏。与国内的企业家相比，我在欧洲的创业是比较早的，原始积累的发展也是比较快的，量的积累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从这次在绵阳投资的旅欧专家学者农业高科技开发园区，从建房到引进专家学者的技术都完全按照工业化的模式进行。
记者：您的投资从欧洲转向了国内，是国内的什么因素吸引了您？
何跃：在中国投资相对比欧洲要难些，但我相信在这投资也会有大的回报。在欧洲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市场比较饱和，要想再有大的突破就有一定的难度；而在国内则相反，这方面就比较宽松，不像西方各种经济来源都要上税，在国内投资有许多的优惠政策，如到当地投资土地的政策还有政策贷款扶持的政策，这些对于投资都很有吸引力。
记者：有些创业者也是冲着政策回国的，但他们发现从优惠到实惠还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您在投资的过程中，办手续容易吗？
何跃：很容易的，我是生意人，对于法律和政策都有专门人员操作，我负责项目的拍板和与政府的沟通。
记者：能和我们谈谈您投资的这个过程，还有老华侨与新华侨不同的地方。您觉的现在的留学生还能走您欧洲创业那条路吗？他们如果和您走同样的路，您对他们有哪些建议？
何跃：我是1988年到荷兰学企业管理专业，学成之后有一个机会，当时香港与荷兰合资的一家贸易公司要招聘一个懂中文和荷兰语的，我就去应聘了。我的荷兰语是我去了之后才真正过关的，因为对荷兰的风土人情也感兴趣，也就是能做些简单的交流。相对于早先的华裔我对中国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加上在国外学习了一些技术和经过一定的实践就能在进出口贸易这个行业中融会贯通，做从中国进口的业务对我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从联系到运货走货再到批发销售这两个市场我都能做，因此在公司提升也较快，做到了市场部经理。这个公司主要是做纺织品方面的，当时中国还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在国内像这样的公司也很少，一个省也只有一个进出口权。
第二，在西方国家机会相比之下也比较多，我在这个公司干了8个月后，就出来自己干了，当时我才26岁而工资待遇比大学教授还高，我的许多同事都觉得挺可惜,可是我认为那么做生意赚不了多少，因为当时不像现在这么正规，不用开信用证，只用打过押金后国内就能发货，等货到验收后再付余款，因此我和外国公司谈由我负责。而按国际惯例外国公司是要出具信用证的，不只要押金还要交3%的手续费，所以虽然1991年1992年的效益都很不错，92年以后就相对的有些难度了，因为去国内做的太多了，就有些泛滥的感觉了，所以这时我就想转行。我在继续做贸易的同时，开了餐馆也做了房地产，不是炒房地产而是买了许多房后出租，一般租给留学生住，一间一间的租，因为我当学生时就觉的学生住宿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这样完成了我资金的原始积累。我就这样做到了1995年底。我做贸易时是在全欧洲范围内的，所以觉得做好第三产业，法国巴黎最具有这个条件，她是世界旅游大国之一，有很大的客流量，这样我就又迁到了法国，并抓住了一个历史机遇，因为第二年是中法建交三十周年，大量的国际活动给我的原始积累奠定的基础。在国外发展第一就是资金，第二就是你是否有这个能耐，有了资金能把他操作起来，第三是有一定的人才，只有具备这三个条件才能把这个事业做起来，这也是做生意的普遍规律。
记者：贸易环境的转变对你们的生意有哪些影响？
何跃：当时欧洲的经济增长乏力，我就是在西方组织些仓底货，拉到发展中国家去出售，虽然利润不大但是量大，一个星期能走几十个集装箱。
记者：西方对于中国人在欧洲做生意有充分的信任吗？
何跃：对于我们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是交货交钱的，欧洲企业对中国人一般都是信任的，中国人在欧洲大陆是号称温和民族，中国人没有一个要饭的没有一个烧杀抢打的，都是比较勤劳的。从主流来说除了犹太人中国人是比较大度的。
记者：您觉得您在欧洲市场是凭自己的聪明吗，后来人是否苦干也是可以作到？
何跃:我觉得的聪明的比例是比较小的，我们所做的行业不像开发电脑高科技，而是和衣食住行创造产业有关，这个产业相对也比较稳定，因为像IT业这样的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同时还有一点就是要看的比别人要超前，而我们的缺陷往往在于想的多做的少。在89年时我曾遇到一个老华侨，他当时是一个工会的主席，在与他交流时我问他，在海外留学生自认为知识是没问题的，外语也不成问题，在西方却做不出事业，有很多的老华侨，只会讲外语或方言，而不会说国语，你又是如何做的这么好的。他说我们最大的缺点就是缺少直接经验，而你们就是用间接经验来考虑问题的，是理论性强而实践性差。这些话对我感触很大，也影响了后来我的处世观念，比如我们在开餐馆时可能会看哪家生意好就在他的对面开了，后来的留学生再作生意肯定要做一个调查，诸如法律是如何规定的社会是如何规定的，现时还要做些市场调研，像这种小型的不是跨国集团公司，做这些都是多余的，而直接经验就告诉你了这个别人已考查过来，那个地区人口集中交通比较方便，有最佳位置的条件，对这方面我们浪费的比较多，同时务虚的比较多这和在学校呆的久也有关系，西方和中国的体制不太一样，虽然中国现在已经改革了，无论你是教授还是专家，你的无形资产没有转换成有形资产就等于零。就像的一个发明创造申请了专利但没有一个有形产品，没有成为商品是没用的，反而还要倒花钱，这就是我们与老华侨的区别，他们不一定比我们聪明但干的比我们好。
第二说到底就是要实干，加上勤奋，中国人不能离开这一点，因为在国外我们是和外国人在不同等的条件下竞争的，比如外国大学生出来后，语言方面有优势专业也好，加上贷款政府的扶持，他们的起点比我们的要好，而我们只能从零开始。第三就是要勤俭节约，我们的许多留学生出国后很看重身分，在硅谷在华尔街都觉得自己有与众不同的品味。其实那种品味只是一个阶层的标签，有时候整个阶层都可能落没，你个人的品味又怎样保鲜呢？
第四是要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到国外后怎样把握自己，给自己怎样的定位，在西方的花花世界中如何不迷失自己，要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这几条也是我边干边总结出来的，也是不断的观察了解得出的。
记者：您现在的生意作的很杂，除了欧洲的餐馆、旅游公司，同时经营自己的篮球队、支持中国人在巴黎办画展。国内又在四川皮县投资了农业高科技园，资助了达县的希望小学。这在很多人眼里是分业经营，浪费时间，您是怎样考虑的呢？
何跃：其实欧洲有很多华人都是作贸易起家的，本来就没有主业，又何谈“分业”呢？作贸易有个原则：扩张的前提是熟悉懂行。我了解国内的留学趋势，了解中国人对吃的热情和旅游中的兴奋点，更了解老华侨开餐馆的经验和艰辛。常常是在我作生意的时候，从各地来的乡亲们主动告诉我自己来欧洲的感受、自己的需要。听得多了很自然的就成了一担生意。每次都是自己乐此不疲，别人都觉得我精力过剩，我自己觉得是环环相扣，分不开，也停不下来。
篮球是我的业余爱好，投资教育是义务所在，身在海外这些都很自然，很珍贵。而欧洲人手里有很多余财，眼看着中国快速的发展都想来投资，但把钱往哪儿投他们也没准，朋友在一起大家老谈论这个话题，我说那就专门成立一个组织来投资。这样就有了有关西部大开发的那个商会。现在想起来，每个摊子其实都有一批各有所长的人在后面做支持。想不想干，想干成什么样关键是选人，这可能是我这摊事里惟一有战略投资色彩的事。既然有了人，中欧两边的市场互补性又那么强，我们这些早出国几年的人有什么理由不为祖国的投资忙和呢？我原来打算35岁退休算了，现在看来至少还要干15年！
编/马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