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桃李天下、著作等身的曾康霖教授荣获“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闻此消息，学生十分高兴，三十多年前承教师门的往事一段段闪现出来。
在遭遇了历史性的中断之后，中国当代货币银行学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重新开篇。恢复高考时的一九七七级、一九七八级并无“金融系”的设置（七八级金融系是进校后从财政金融系分出来的），而以金融系招生的第一届学生应是在一九七九年。母校西南财大（以下简称“西财”）当时由人民银行总行主管，是全国第一批金融专业招生院校。当我于一九八零年入校之时，复原初期的母校正在罗织师资，重整校园，一派百废待兴的景象。校长在旧时的“茅屋”里办公，各系办公室在一排汽车房的二楼，而楼下住着我们这些新入校的学生，“文革”的弹痕遗留在图书馆的外墙上，部分校舍的归宿仍在激辩之中。然而，物质上的简陋阻挡不了一个具有无限潜力的新学科前进的步伐，组建伊始的金融系生机盎然。程英琦、温嗣芳等年逾古稀的海归老教授重执教鞭，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货币银行学》的主编何高著教授主持系务，曾康霖教授、何泽荣教授等正当年华的中年骨干则成为教研一线的主力。国外的教材尚未引进，少量国内教材多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苏式痕迹很重的版本，自编讲义、油印教材一章一章地发到我们手上，成为我们探入“金融殿堂”的门径。一切都朴实无华而充满生机，上世纪八十年代确实令人回味不已。
母校原第九教室是一间可容纳一百五十人的大教室，陈设固然是旧的，然而新知识、新思想不断地在那里传播。正是在那里，我们于一九八一年春季开始了货币银行学的启蒙。那时的曾老师大约四十多岁吧，正当才华英发之际，《金融研究》等刊物上已多次见到他的文章，我们对他的授课充满期待。有人说，擅讲者不一定学问大，有学问者未必擅讲，曾老师当属为数不多的二者兼擅之师。曾老师的授课有着长期扎实研究奠定的底气，马恩的论述，经典的出处，学界的争鸣，现实的动向，都经过他仔细下过一番工夫，条分缕析地组织起来，用他不紧不慢的四川话传授给大家。校中有擅讲者以激情感染人，以故事吸引人，构建出活跃的课堂气氛。然而曾老师不属于这一类，他的特色在于观点、内容与逻辑力量的结合。所以，听曾老师的课需要保持比较专心的状态，否则他的“逻辑演进”是不会等待你的！我感觉曾老师的述学中有一种“正、反、合”的比较与综合方法，一个观点，一件事情，往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你可能内心里并不赞成他的某个结论，然而要否定它又难于找到下手的切入点，因为有逻辑方法在，结论是一步一步推理而来的。记得讲到关于社会主义银行体系建立的时候，他分析了列宁的“大银行”思想：“大银行的大，不是规模上的大，而是体制上的大，不是xx上的大而是xx上的大……”一个“大”字，在课堂上辨了不短的时间，三十多年了还记得老师当时的手势与特有的音调。
学者就他的思维劳动而言是高度个人化的事情，而从他的成长过程而言则可能是一种群体现象。按照这个思路，我略略追溯了我的老师，老师的老师乃至于“太师爷”级的人物的著述脉络，似乎发现了隐然可见的一条线索。这条线索怎么描述，在这篇短文里面说不清楚，但我相信它是存在的。具体说吧，我们金融系在当时尽管是一个新系，但人物构成和学术渊源却是不简单的。曾、何等教授是我这一辈的老师，何高著教授（我们当时称“大何主任”，相对于何泽荣教授“小何主任”而言）是他们的老师，上面提到的温嗣芳教授等又是“大何”的老师。这样一来，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金融系（加上我们后来留校的师兄）实际上形成一个“四世同堂”的格局。如果再往前追溯，我们不难排出一个西财金融人物的“豪华”阵容来：法国南锡大学出身的梅远谋博士、德国莱比锡大学出身的李景泌先生、英国爱丁堡大学出身的温嗣芳教授、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出身的程英琦教授、国内武大出身的何高著教授。这些老先生，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就已崭露头角，或任教于高校，承担着货币金融理论“西学东渐”的使命，或任职于政府，参与国家建设的大潮。是时代的风云际会，使他们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汇聚西财，长期偏安一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他们当中的幸存者再现于财经讲堂，薪火得以相传。多少年过去，他们的弟子、弟子的弟子，算起来到如今该是到了第五、六代了吧？环顾国内高校包括一些知名的综合大学，这样的阵容是不逊色的。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复旦求学的时候，已故著名学者陈观烈教授问我“是哪里考来的”，当我回答是西财金融系时，老先生连声说：“知道、知道！”神情中透出赞许。以上是人物，再看著述。大体说来，西财金融著述可上推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集中于币值、物价、利率、汇率、货币本位等核心论题，兼有史、论、策论，并重国际、国内。梅远谋关于货币本位与货币危机的论著，彭迪先关于通货膨胀的论著，程英琦关于凯恩斯货币理论的论述，温嗣芳关于利率、汇率与货币战的论著、何高著关于币值与物价的论著，同他们的一代又一代弟子们在选题、关注点甚至叙述风格上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对比分析曾老师等西财金融学者的著述及其学理渊源，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群体现象”。大约学派的形成亦复如是。
检索曾老师的主要著述目录，从《资产阶级古典学派货币银行学》、《马克思主义货币金融学说原论》、《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到著名的“六论”（货币、银行、信用、资金、利息、货币流通），到《金融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研究中的几次革命》以及数百篇经济金融论文，历时五十多年，横跨古今中外，不得不惊叹于曾老师这位看似文弱的学者，却犹如一名不倦的健将，驰骋于金融理论的原野。粗略分一下类，可以看出来，曾老师的著作结构，一如他的述学一样是富于逻辑很有体系的。这个体系，大致包括了史、论、策论、方法论等构成元素。在史方面，从西方古典到中国当代，跨度很大。史学上有所谓“喜古厌今”之说，即越近的历史越难研究，纵使西方学人也视为畏途的“当下的历史”（History of Present），一般人是不愿问津的。但曾老师认为“史乃学之基”，他出于对中国金融学术积累的责任感，不避可能出现的争议，领衔推出了《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在这部著作中，他从孙中山金融思想，一直梳理到当前仍活跃于金融领域的学者著述，横跨一百年，涉猎五十家，囊括了大陆、港台学者，将大有益于中国金融学术之积累。在论方面，除了属于基础理论的“六论”，还有属于方法论（包括经济学的一般方法和金融学的研究方法）的著述，还有若干文章是关于中国金融体制、金融政策、金融教育等方面的对策论。在这个著述结构中，我看到了传承，看到了母校先贤们的学术身影；在这个著述结构中，我更看到了创新，一种与时代共呼吸，与国家同进步的创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句《诗经》中的名言，被历代知识分子作为表达民族自信和社稷责任的座右铭。哲学家冯友兰高扬“阐旧邦以辅新命”的旗帜，阐释中国哲学，忧患国家命运，展望民族复兴，沾溉着无数知识分子。金融与哲学，情景不同而理源无异，阐明了金融之史，立稳了金融之论，定准了金融之策，那么金融科学便不负时代使命。
有继往开来之志，上下求索于“旧邦”与“新命”之间，这就是我在庆贺曾老师获奖之时的一点感想，也是对母校金融学科光明未来的祝愿。
在遭遇了历史性的中断之后，中国当代货币银行学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重新开篇。恢复高考时的一九七七级、一九七八级并无“金融系”的设置（七八级金融系是进校后从财政金融系分出来的），而以金融系招生的第一届学生应是在一九七九年。母校西南财大（以下简称“西财”）当时由人民银行总行主管，是全国第一批金融专业招生院校。当我于一九八零年入校之时，复原初期的母校正在罗织师资，重整校园，一派百废待兴的景象。校长在旧时的“茅屋”里办公，各系办公室在一排汽车房的二楼，而楼下住着我们这些新入校的学生，“文革”的弹痕遗留在图书馆的外墙上，部分校舍的归宿仍在激辩之中。然而，物质上的简陋阻挡不了一个具有无限潜力的新学科前进的步伐，组建伊始的金融系生机盎然。程英琦、温嗣芳等年逾古稀的海归老教授重执教鞭，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货币银行学》的主编何高著教授主持系务，曾康霖教授、何泽荣教授等正当年华的中年骨干则成为教研一线的主力。国外的教材尚未引进，少量国内教材多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苏式痕迹很重的版本，自编讲义、油印教材一章一章地发到我们手上，成为我们探入“金融殿堂”的门径。一切都朴实无华而充满生机，上世纪八十年代确实令人回味不已。
母校原第九教室是一间可容纳一百五十人的大教室，陈设固然是旧的，然而新知识、新思想不断地在那里传播。正是在那里，我们于一九八一年春季开始了货币银行学的启蒙。那时的曾老师大约四十多岁吧，正当才华英发之际，《金融研究》等刊物上已多次见到他的文章，我们对他的授课充满期待。有人说，擅讲者不一定学问大，有学问者未必擅讲，曾老师当属为数不多的二者兼擅之师。曾老师的授课有着长期扎实研究奠定的底气，马恩的论述，经典的出处，学界的争鸣，现实的动向，都经过他仔细下过一番工夫，条分缕析地组织起来，用他不紧不慢的四川话传授给大家。校中有擅讲者以激情感染人，以故事吸引人，构建出活跃的课堂气氛。然而曾老师不属于这一类，他的特色在于观点、内容与逻辑力量的结合。所以，听曾老师的课需要保持比较专心的状态，否则他的“逻辑演进”是不会等待你的！我感觉曾老师的述学中有一种“正、反、合”的比较与综合方法，一个观点，一件事情，往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你可能内心里并不赞成他的某个结论，然而要否定它又难于找到下手的切入点，因为有逻辑方法在，结论是一步一步推理而来的。记得讲到关于社会主义银行体系建立的时候，他分析了列宁的“大银行”思想：“大银行的大，不是规模上的大，而是体制上的大，不是xx上的大而是xx上的大……”一个“大”字，在课堂上辨了不短的时间，三十多年了还记得老师当时的手势与特有的音调。
学者就他的思维劳动而言是高度个人化的事情，而从他的成长过程而言则可能是一种群体现象。按照这个思路，我略略追溯了我的老师，老师的老师乃至于“太师爷”级的人物的著述脉络，似乎发现了隐然可见的一条线索。这条线索怎么描述，在这篇短文里面说不清楚，但我相信它是存在的。具体说吧，我们金融系在当时尽管是一个新系，但人物构成和学术渊源却是不简单的。曾、何等教授是我这一辈的老师，何高著教授（我们当时称“大何主任”，相对于何泽荣教授“小何主任”而言）是他们的老师，上面提到的温嗣芳教授等又是“大何”的老师。这样一来，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金融系（加上我们后来留校的师兄）实际上形成一个“四世同堂”的格局。如果再往前追溯，我们不难排出一个西财金融人物的“豪华”阵容来：法国南锡大学出身的梅远谋博士、德国莱比锡大学出身的李景泌先生、英国爱丁堡大学出身的温嗣芳教授、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出身的程英琦教授、国内武大出身的何高著教授。这些老先生，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就已崭露头角，或任教于高校，承担着货币金融理论“西学东渐”的使命，或任职于政府，参与国家建设的大潮。是时代的风云际会，使他们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汇聚西财，长期偏安一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他们当中的幸存者再现于财经讲堂，薪火得以相传。多少年过去，他们的弟子、弟子的弟子，算起来到如今该是到了第五、六代了吧？环顾国内高校包括一些知名的综合大学，这样的阵容是不逊色的。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复旦求学的时候，已故著名学者陈观烈教授问我“是哪里考来的”，当我回答是西财金融系时，老先生连声说：“知道、知道！”神情中透出赞许。以上是人物，再看著述。大体说来，西财金融著述可上推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集中于币值、物价、利率、汇率、货币本位等核心论题，兼有史、论、策论，并重国际、国内。梅远谋关于货币本位与货币危机的论著，彭迪先关于通货膨胀的论著，程英琦关于凯恩斯货币理论的论述，温嗣芳关于利率、汇率与货币战的论著、何高著关于币值与物价的论著，同他们的一代又一代弟子们在选题、关注点甚至叙述风格上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对比分析曾老师等西财金融学者的著述及其学理渊源，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群体现象”。大约学派的形成亦复如是。
检索曾老师的主要著述目录，从《资产阶级古典学派货币银行学》、《马克思主义货币金融学说原论》、《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到著名的“六论”（货币、银行、信用、资金、利息、货币流通），到《金融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研究中的几次革命》以及数百篇经济金融论文，历时五十多年，横跨古今中外，不得不惊叹于曾老师这位看似文弱的学者，却犹如一名不倦的健将，驰骋于金融理论的原野。粗略分一下类，可以看出来，曾老师的著作结构，一如他的述学一样是富于逻辑很有体系的。这个体系，大致包括了史、论、策论、方法论等构成元素。在史方面，从西方古典到中国当代，跨度很大。史学上有所谓“喜古厌今”之说，即越近的历史越难研究，纵使西方学人也视为畏途的“当下的历史”（History of Present），一般人是不愿问津的。但曾老师认为“史乃学之基”，他出于对中国金融学术积累的责任感，不避可能出现的争议，领衔推出了《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在这部著作中，他从孙中山金融思想，一直梳理到当前仍活跃于金融领域的学者著述，横跨一百年，涉猎五十家，囊括了大陆、港台学者，将大有益于中国金融学术之积累。在论方面，除了属于基础理论的“六论”，还有属于方法论（包括经济学的一般方法和金融学的研究方法）的著述，还有若干文章是关于中国金融体制、金融政策、金融教育等方面的对策论。在这个著述结构中，我看到了传承，看到了母校先贤们的学术身影；在这个著述结构中，我更看到了创新，一种与时代共呼吸，与国家同进步的创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句《诗经》中的名言，被历代知识分子作为表达民族自信和社稷责任的座右铭。哲学家冯友兰高扬“阐旧邦以辅新命”的旗帜，阐释中国哲学，忧患国家命运，展望民族复兴，沾溉着无数知识分子。金融与哲学，情景不同而理源无异，阐明了金融之史，立稳了金融之论，定准了金融之策，那么金融科学便不负时代使命。
有继往开来之志，上下求索于“旧邦”与“新命”之间，这就是我在庆贺曾老师获奖之时的一点感想，也是对母校金融学科光明未来的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