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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桂林，冬天下雨是很让人讨厌的，绵绵的细雨成天落着，走在路上永遠是一脚水一脚泥，头发衣服是潮乎乎的，眼镜片上时常聚着三五滴雨点，还经常听到抱怨这种“讨厌的天气”。可是在六七十年前，“这算是好天气呢！在这种天气是不会有警报的”（巴金《桂林的微雨》）。
“警报”，在今天是好陌生的词了呢，可是在六七十年前的桂林，警报就意味着轰炸，警报就意味着大火，警报就意味着死亡。
据桂林张美美老人的回忆，一次大轰炸过后，她经过独秀峰下所见：“一棵桃树上挂满了人肉，有一只摩登女郎的脚还套着高跟鞋也挂到树上，低头往前一看，月牙池水边站着一名穿黑制服的警察，手足伸得开开的，大概是挨震死的……据说这次仅在独秀峰附近炸死的就有80多人。”“我和家人躲在自家的岩洞里，近处的炸弹声犹如天崩地裂，山也像在摇动，人的肝胆似要裂了，似乎到了世界的末日。”“从老人山大岩小岩搬出来的几百具死尸，全部摆在山下一个大坪和路边，遇难者的亲人点着煤油灯一个个死尸去找，断手断脚的，开膛破肚的，到处是血水，腥气熏天，哭喊声连天。”“走到大街上一看，从凤北路到十字街，再到阳桥十几条街全是一片焦土，瓦砾断墙，人们在自家屋地上只能看到几根东倒西歪的乌黑的火烧柱子，什么也找不出来了。火烧的人家，统统露宿街头，守着些残破家什，老老少少，哭哭啼啼，下起雨来连个棚盖也没有，凄惨极了！”
中国人民没有到日本列岛去杀过人、放过火，桂林人民更是虔诚地支持过唐代高僧鉴真和尚，从山水名城桂林出发东渡日本，为日本人民送去行善的佛教文化，可是日本侵略者送给善良的桂林人民的却是恐怖与死亡的炸弹。他们把美丽的桂林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屠杀场和火葬场！
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作家巴金先生，就是在整天响彻着凄厉的警报声和巨大的爆炸声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到死亡阴影笼罩下的桂林城，从事抗战文化活动的。巴金是1938年11月到桂林的，他到桂林不久，在一次大轰炸中，才华横溢的青年音乐家张曙及其年仅4岁的女儿同时被炸死。
巴金第一次到桂林，寄住在漓东七星岩后的缪崇群家，缪家那个有着“镂花的糊纸窗户”和“生满青苔的天井”的“木板的小房间”是巴金的寄寓和写作之处。
在巴金先生的笔下，我们看见日本侵略者的轰炸机发出轰隆、轰隆的声音飞过，然后就是炸弹爆炸的巨响，土地在脚下摇动，墙壁在眼前倾塌，尘土或者黑烟就同黄烟一股股地冒上来。轰炸过后桂林城里经常是一团火海，火光笼罩着整个桂林城，一股一股的焦臭迎面扑来。大火过后，马路上堆着碎砖，躺着断木，横着电线，整条街都只剩下摇晃的墙壁和带着火摇摇欲坠的门楼，砖石和焦木带着千万点火星崩塌下来，没有人家，没有从窗户映出的灯光，没有和平的市声，桂林成了一个大的火葬场。
死亡阴影下的桂林，美丽的山水不能宁静，善良的人民不能安宁，日本侵略者从老远的地方来轰炸桂林，屠杀中国人民，巴金先生愤怒了，在《桂林的受难》里，巴金正告侵略者“中国人永远不会屈服…‘中国的城市是炸不怕的”;在《桂林的微雨》中，巴金庄严宣告“血不能白流，痛苦应该有补偿，牺牲不会是徒然”。后来这些作品都收入《旅途通讯》，巴金在“前记”中说到，这些文章都是在死亡的阴影下写成的，全靠友情的力量才将他引领到生的彼岸，作品中有悲愤、有痛苦、有焦虑，最主要的是有一种坚忍的力量。巴金先生这个时期创作的中篇小说《还魂草》、短篇小说《某夫妇》、散文《生》《长夜》《怀念》等作品和小说集《还魂草》、散文集《废园外》，以及小说散文集《怀念》，也记录了巴金自身颠沛流离、挣扎于生与死之间的可怕经历，真切地反映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巨大灾难。小说《还魂草》是他对几年来敌机的狂轰滥炸所发出的强烈的控诉，他用两个女孩的友谊来揭露侵略战争的罪行。《某夫妇》则控诉了战争对美好事物的摧残，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任何困难都压不倒中华民族，任何灾难都搞不垮中华民族”的坚强信念始终在巴金的作品中闪现。巴金说：“我看见炸死的人太多，太惨，血常常刺痛我的眼睛，不写，我无法使自己沸腾的血平静下来。”（《关于（还魂草）》）为了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控诉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大屠杀，激励人民抗战的志气，巴金除了大轰炸时，敌机临空才到七星岩和月牙山去避一避，其余时间，他都夜以继日地“坐在用木板搭成的楼房里，在用竹子编成的小书桌前埋头写作……写到灯干油尽，我那颗燃烧的心得到宁静，我才丢开笔倒在床上”，“在轰炸中度过的那无数的日子，在我作品里保留了下来，我珍惜它们，我还因为自己写过这些作品而自豪。”（《关于（还魂草）》）
巴金抗战时期在桂林的时间不算很长，前后三次一起也不过两年半左右，但他在死亡阴影下的桂林创作的作品甚多，他在桂林的所见所感，全都转化为笔下的作品。他此时的作品全都是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的顽强抗战，愤怒斥责日寇的侵略罪行，字里行间都沸腾着一位真正的中国人的热血。在桂林，巴金是以一个战士的姿态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战争之中的，他在《这样的战士》中写道：“在这个时代，战士是最需要的，但是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要持枪上战场。他的武器也不一定是枪弹。他的武器还可以是知识、信仰和坚强的意志。他并不一定要流仇敌的血，却能更有把握地致敌人的死命。”这是巴金对年轻朋友的勉励，也是他的自我写照。
战士是不怕死亡的，因为他随时准备着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献出自己的生命，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可能在死亡的威胁面前，从容镇静地战斗。抗战期间，巴金之所以一次、再次、三次地进入敌机频繁轰炸的桂林，从容不迫地在死亡的阴影下从事写作，从事抗战救亡文化工作，是因为巴金是一位不屈的为国家和民族而战的战士，巴金的精神，永远活在他的作品里，活在美丽的桂林山水中。
海英
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理学学士、工学硕士。著有《岭南大儒陈宏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官箴·陈宏谋从政故事》（党建读物出版社2015年版）及多篇人物传记文章。本文选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文化城之魂》。
“警报”，在今天是好陌生的词了呢，可是在六七十年前的桂林，警报就意味着轰炸，警报就意味着大火，警报就意味着死亡。
据桂林张美美老人的回忆，一次大轰炸过后，她经过独秀峰下所见：“一棵桃树上挂满了人肉，有一只摩登女郎的脚还套着高跟鞋也挂到树上，低头往前一看，月牙池水边站着一名穿黑制服的警察，手足伸得开开的，大概是挨震死的……据说这次仅在独秀峰附近炸死的就有80多人。”“我和家人躲在自家的岩洞里，近处的炸弹声犹如天崩地裂，山也像在摇动，人的肝胆似要裂了，似乎到了世界的末日。”“从老人山大岩小岩搬出来的几百具死尸，全部摆在山下一个大坪和路边，遇难者的亲人点着煤油灯一个个死尸去找，断手断脚的，开膛破肚的，到处是血水，腥气熏天，哭喊声连天。”“走到大街上一看，从凤北路到十字街，再到阳桥十几条街全是一片焦土，瓦砾断墙，人们在自家屋地上只能看到几根东倒西歪的乌黑的火烧柱子，什么也找不出来了。火烧的人家，统统露宿街头，守着些残破家什，老老少少，哭哭啼啼，下起雨来连个棚盖也没有，凄惨极了！”
中国人民没有到日本列岛去杀过人、放过火，桂林人民更是虔诚地支持过唐代高僧鉴真和尚，从山水名城桂林出发东渡日本，为日本人民送去行善的佛教文化，可是日本侵略者送给善良的桂林人民的却是恐怖与死亡的炸弹。他们把美丽的桂林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屠杀场和火葬场！
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作家巴金先生，就是在整天响彻着凄厉的警报声和巨大的爆炸声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到死亡阴影笼罩下的桂林城，从事抗战文化活动的。巴金是1938年11月到桂林的，他到桂林不久，在一次大轰炸中，才华横溢的青年音乐家张曙及其年仅4岁的女儿同时被炸死。
巴金第一次到桂林，寄住在漓东七星岩后的缪崇群家，缪家那个有着“镂花的糊纸窗户”和“生满青苔的天井”的“木板的小房间”是巴金的寄寓和写作之处。
在巴金先生的笔下，我们看见日本侵略者的轰炸机发出轰隆、轰隆的声音飞过，然后就是炸弹爆炸的巨响，土地在脚下摇动，墙壁在眼前倾塌，尘土或者黑烟就同黄烟一股股地冒上来。轰炸过后桂林城里经常是一团火海，火光笼罩着整个桂林城，一股一股的焦臭迎面扑来。大火过后，马路上堆着碎砖，躺着断木，横着电线，整条街都只剩下摇晃的墙壁和带着火摇摇欲坠的门楼，砖石和焦木带着千万点火星崩塌下来，没有人家，没有从窗户映出的灯光，没有和平的市声，桂林成了一个大的火葬场。
死亡阴影下的桂林，美丽的山水不能宁静，善良的人民不能安宁，日本侵略者从老远的地方来轰炸桂林，屠杀中国人民，巴金先生愤怒了，在《桂林的受难》里，巴金正告侵略者“中国人永远不会屈服…‘中国的城市是炸不怕的”;在《桂林的微雨》中，巴金庄严宣告“血不能白流，痛苦应该有补偿，牺牲不会是徒然”。后来这些作品都收入《旅途通讯》，巴金在“前记”中说到，这些文章都是在死亡的阴影下写成的，全靠友情的力量才将他引领到生的彼岸，作品中有悲愤、有痛苦、有焦虑，最主要的是有一种坚忍的力量。巴金先生这个时期创作的中篇小说《还魂草》、短篇小说《某夫妇》、散文《生》《长夜》《怀念》等作品和小说集《还魂草》、散文集《废园外》，以及小说散文集《怀念》，也记录了巴金自身颠沛流离、挣扎于生与死之间的可怕经历，真切地反映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巨大灾难。小说《还魂草》是他对几年来敌机的狂轰滥炸所发出的强烈的控诉，他用两个女孩的友谊来揭露侵略战争的罪行。《某夫妇》则控诉了战争对美好事物的摧残，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任何困难都压不倒中华民族，任何灾难都搞不垮中华民族”的坚强信念始终在巴金的作品中闪现。巴金说：“我看见炸死的人太多，太惨，血常常刺痛我的眼睛，不写，我无法使自己沸腾的血平静下来。”（《关于（还魂草）》）为了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控诉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大屠杀，激励人民抗战的志气，巴金除了大轰炸时，敌机临空才到七星岩和月牙山去避一避，其余时间，他都夜以继日地“坐在用木板搭成的楼房里，在用竹子编成的小书桌前埋头写作……写到灯干油尽，我那颗燃烧的心得到宁静，我才丢开笔倒在床上”，“在轰炸中度过的那无数的日子，在我作品里保留了下来，我珍惜它们，我还因为自己写过这些作品而自豪。”（《关于（还魂草）》）
巴金抗战时期在桂林的时间不算很长，前后三次一起也不过两年半左右，但他在死亡阴影下的桂林创作的作品甚多，他在桂林的所见所感，全都转化为笔下的作品。他此时的作品全都是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的顽强抗战，愤怒斥责日寇的侵略罪行，字里行间都沸腾着一位真正的中国人的热血。在桂林，巴金是以一个战士的姿态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战争之中的，他在《这样的战士》中写道：“在这个时代，战士是最需要的，但是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要持枪上战场。他的武器也不一定是枪弹。他的武器还可以是知识、信仰和坚强的意志。他并不一定要流仇敌的血，却能更有把握地致敌人的死命。”这是巴金对年轻朋友的勉励，也是他的自我写照。
战士是不怕死亡的，因为他随时准备着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献出自己的生命，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可能在死亡的威胁面前，从容镇静地战斗。抗战期间，巴金之所以一次、再次、三次地进入敌机频繁轰炸的桂林，从容不迫地在死亡的阴影下从事写作，从事抗战救亡文化工作，是因为巴金是一位不屈的为国家和民族而战的战士，巴金的精神，永远活在他的作品里，活在美丽的桂林山水中。
海英
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理学学士、工学硕士。著有《岭南大儒陈宏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官箴·陈宏谋从政故事》（党建读物出版社2015年版）及多篇人物传记文章。本文选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文化城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