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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13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标志着对自改革开放以来延续的对外资各项优惠投资政策正式画上了句号。这种调整从国家层面传递了两个信号，一个是中国已经走出发展资金缺乏的时代，一个是政府把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从外资企业层面而言，如何改变从投资初期着眼于优惠的政策、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逐步向适应中国产业调整政策方向、融入本地市场转变，必然成为外商投资企业下一步对华投资战略布局的重要考虑因素。对高污染、高能耗和产能过剩行业的外资的限制，对外资逐步向中国中西部地区引导的政策鼓励，这些因素将引发今后一段时间内外商投资格局的变化。同时，国内逐步完善的企业投资软环境，也给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针对外企优惠政策将逐步取消
随着《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文件》)的发布，标志着中国实行多年的无条件“外资优先”时代的终结。
产业方向上，根据《文件》规定，中国对高科技产业、服务业、节能和环保产业的海外投资表示欢迎，但对重污染和高能耗及产能过剩产业的投资则受到限制。
资本投向上，从税收政策上引导外资产业和投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不再实行区域无差别化的投资鼓励。早在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会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得税法》就规定，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统一为25％。
在内外税率统一前，两种企业所得税适用不同的税率，外商投资企业的名义税负是15％，实际税负是11％；内资企业名义税负是33％，实际税负为23％左右。内资企业的税负是外资企业的两倍。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为吸引外商投资实施的“两免三减半”优惠政策，即头一两年的所得税为零，而第三至第五年的所得税率为15％，也逐步淡出舞台。
综合而言，内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竞争平台趋同，甚至在某些方面政府政策更多的向国内企业倾斜，如政府采购、家电下乡等。外资企业政策的转变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生态的变化。
外企好日子到头的原因
“国进民退”的发展趋势反映了中国正逐步强化政府对经济掌控力度，大国企成为主导经济的主体，与之相对就是民企和外企作用的逐步弱化。同时，对有可能造成对政府不利影响的外企，政府的态度明显强硬，今年的谷歌撤离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国进民退”的经济大形势下，在华外国企业的地位在可预见的将来似乎走下坡路的可能性更大，各种限制外资的壁垒也正在以有形或无形的方式出现。
开放初期中国资本短缺的局面不再，无形中也削弱了政府引资的动力：尤其是随着近年来出口的快速增长，过多的外汇储备正逐步变成政府的某种负担。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面临资本和外汇的双重缺口，技术和管理经验也极为匮乏，客观上对外资存在巨大需求。
此后一些地方政府为在经济“锦标赛”中拔得头筹，掀起了一轮又一轮招商引资潮，对外商投资的政策优惠攀比加码，更助长了对外资极度宽松的经济环境。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近年来占中国出口总量的60％左右，快速积累的贸易顺差导致贸易摩擦日益严重。
产业结构转型的要求。随着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高调提出，“符合产业方向”比投资本身更成为政府选择的要素，“世界工厂”的模式长期而言难以持续。
高污染、高能耗和低劳动力成本难以持续，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势在必行。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遭受本轮世界金融危机重创，也迫使政府重新反思“出口加工”拉动经济模式的可持续性。“世界工厂”的产业地位如果继续，依赖内需拉动经济的战略难以实施。同样，改革开放初期，部分外资利用国内引资心切将大量不符合环保要求的项目转移到中国，这类投资必然面临更多政策瓶颈。
外资策略的调整
对外资而言，应该及时调整产业布局，在开拓中国市场和契合中国产业发展政策两方面找到一个平衡点。《文件》在严格限制“两高一资”和低水平、过剩产能扩张类项目的同时，更强调要“扩大开放领域，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这是符合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之际，拥有相应领域领先技术的外资企业如果顺应国内产业政策导向，相对国内的同类企业，仍然可以抢得市场先机。
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中西部地区相对于目前外资集聚的东部地区以及中国周边的其它国家而言，占据一定的优势。东部地区外资集中，大体占全国的87％。东部地区发展比较快，这样就出现了土地供应比较紧张、生产成本上升的趋势，使得它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比较优势有所减弱。
而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在土地、能源、劳动力的成本方面还是有优势的，同时，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这些地方的基础设施、管理水平、人才素质也会不断得到提高，具备了更多的承接外商投资，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外商投资的条件。即便同周边国家比较，在基础设施，包括能源供应上还是比较好的。印度的基础设施，无论是公路、铁路，还是电力供应，相对比较滞后。越南在基础设施方面和中国的中西部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中国在调整外资政策的同时，也在逐步改善国内市场的投资软环境，继续鼓励外资投资的政策不会改变，这对跨国企业在华的长期经营而言是有利的。
从国际经验来看，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其他东亚国家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对于外资都经历了类似的转变，从最开始的“来者不拒”到后来的“有所选择”，政策落脚点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地保证市场的效率与公平。
从外资企业层面而言，如何改变从投资初期着眼于优惠的政策、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逐步向适应中国产业调整政策方向、融入本地市场转变，必然成为外商投资企业下一步对华投资战略布局的重要考虑因素。对高污染、高能耗和产能过剩行业的外资的限制，对外资逐步向中国中西部地区引导的政策鼓励，这些因素将引发今后一段时间内外商投资格局的变化。同时，国内逐步完善的企业投资软环境，也给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针对外企优惠政策将逐步取消
随着《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文件》)的发布，标志着中国实行多年的无条件“外资优先”时代的终结。
产业方向上，根据《文件》规定，中国对高科技产业、服务业、节能和环保产业的海外投资表示欢迎，但对重污染和高能耗及产能过剩产业的投资则受到限制。
资本投向上，从税收政策上引导外资产业和投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不再实行区域无差别化的投资鼓励。早在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会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得税法》就规定，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统一为25％。
在内外税率统一前，两种企业所得税适用不同的税率，外商投资企业的名义税负是15％，实际税负是11％；内资企业名义税负是33％，实际税负为23％左右。内资企业的税负是外资企业的两倍。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为吸引外商投资实施的“两免三减半”优惠政策，即头一两年的所得税为零，而第三至第五年的所得税率为15％，也逐步淡出舞台。
综合而言，内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竞争平台趋同，甚至在某些方面政府政策更多的向国内企业倾斜，如政府采购、家电下乡等。外资企业政策的转变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生态的变化。
外企好日子到头的原因
“国进民退”的发展趋势反映了中国正逐步强化政府对经济掌控力度，大国企成为主导经济的主体，与之相对就是民企和外企作用的逐步弱化。同时，对有可能造成对政府不利影响的外企，政府的态度明显强硬，今年的谷歌撤离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国进民退”的经济大形势下，在华外国企业的地位在可预见的将来似乎走下坡路的可能性更大，各种限制外资的壁垒也正在以有形或无形的方式出现。
开放初期中国资本短缺的局面不再，无形中也削弱了政府引资的动力：尤其是随着近年来出口的快速增长，过多的外汇储备正逐步变成政府的某种负担。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面临资本和外汇的双重缺口，技术和管理经验也极为匮乏，客观上对外资存在巨大需求。
此后一些地方政府为在经济“锦标赛”中拔得头筹，掀起了一轮又一轮招商引资潮，对外商投资的政策优惠攀比加码，更助长了对外资极度宽松的经济环境。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近年来占中国出口总量的60％左右，快速积累的贸易顺差导致贸易摩擦日益严重。
产业结构转型的要求。随着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高调提出，“符合产业方向”比投资本身更成为政府选择的要素，“世界工厂”的模式长期而言难以持续。
高污染、高能耗和低劳动力成本难以持续，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势在必行。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遭受本轮世界金融危机重创，也迫使政府重新反思“出口加工”拉动经济模式的可持续性。“世界工厂”的产业地位如果继续，依赖内需拉动经济的战略难以实施。同样，改革开放初期，部分外资利用国内引资心切将大量不符合环保要求的项目转移到中国，这类投资必然面临更多政策瓶颈。
外资策略的调整
对外资而言，应该及时调整产业布局，在开拓中国市场和契合中国产业发展政策两方面找到一个平衡点。《文件》在严格限制“两高一资”和低水平、过剩产能扩张类项目的同时，更强调要“扩大开放领域，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这是符合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之际，拥有相应领域领先技术的外资企业如果顺应国内产业政策导向，相对国内的同类企业，仍然可以抢得市场先机。
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中西部地区相对于目前外资集聚的东部地区以及中国周边的其它国家而言，占据一定的优势。东部地区外资集中，大体占全国的87％。东部地区发展比较快，这样就出现了土地供应比较紧张、生产成本上升的趋势，使得它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比较优势有所减弱。
而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在土地、能源、劳动力的成本方面还是有优势的，同时，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这些地方的基础设施、管理水平、人才素质也会不断得到提高，具备了更多的承接外商投资，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外商投资的条件。即便同周边国家比较，在基础设施，包括能源供应上还是比较好的。印度的基础设施，无论是公路、铁路，还是电力供应，相对比较滞后。越南在基础设施方面和中国的中西部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中国在调整外资政策的同时，也在逐步改善国内市场的投资软环境，继续鼓励外资投资的政策不会改变，这对跨国企业在华的长期经营而言是有利的。
从国际经验来看，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其他东亚国家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对于外资都经历了类似的转变，从最开始的“来者不拒”到后来的“有所选择”，政策落脚点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地保证市场的效率与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