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教育必须是战斗的。教育不是玩具，不是装饰品，不是升官发财的媒介。教育是一种武器，是民族、人类的武器。——陶行知
1891年10月18日，陶行知生于安徽歙县的一个清苦农家。由于自幼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他对民间的疾苦有着深切的感受，幼时就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
由“陶知行”到“陶行知”
陶行知先生原名陶文濬，在金陵大学学习时接受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并把“知轻行重”的思想奉为圭臬，于是另取名“陶知行”。大学毕业后，他赴美师从杜威，发现杜威提出的“从做中学”的观点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如出一辄，只是更强调“做”是“学”的起点，即先“行”后“知”，与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不同。1917年归国后，陶行知正式改名为“知行”。
回国后的陶行知致力于宣传杜威的教育理论，主张改革中国的传统教育，试图探求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理论，但屡次碰壁。陶行知认识到“行动才是思想的母亲”，并根据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再实践”的实践观提出了“行动——知识——再行动”的教育观。1934年7月16日，陶行知先生发表《行知行》一文，将“行知”观发展为“行知行”观，并正式改名为“行知”。
陶行知的易名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他教育哲学思想的飞跃的过程。从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再到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他追求表里一致、言行一致、名副其实的“真人”品格的体现。
由“平民教育”到“生活教育”
最初，陶行知主要从事平民教育。后来，他逐渐意识到中国85%的人口都住在乡村，要想普及教育，就要下乡去。1926年，在南京远郊，晓庄师范在北伐战争的炮火声中诞生了，由陶行知亲自担任校长。在晓庄师范里，陶行知脱去西装，穿上草鞋，和师生同劳动、同生活，共同探索中国教育的新路。也就是在晓庄师范，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理论加以改造，形成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其要点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做中学”。根据生活教育的理论，晓庄师范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开荒，自己建茅屋，做什么事，就读什么书，还走出校门参加村里的农协会和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这样就把学校教育、社会生活及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其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实际才干和创新能力，把学生培养成有农夫的身手，有科学的头脑，有改造社会精神的乡村教师。由于生活教育理论基本符合中国国情，在当前我国进行的教育改革中仍然可以借鉴。
由“育人英模”到“民主勇士”
“一二九运动”爆发以后，陶行知以饱满的爱国热情投入到了抗日救国运动中，与宋庆龄、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担任“国民外交使节”，争取各地华侨和国际友人来支持中国的抗日救国斗争；与沈钧儒、章乃器等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呼吁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给了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在抗战中，陶行知创办了育才学校，专门收留有特殊才能但又因贫困而失学的儿童。学校聘请专家学者对学生因材施教，把文化教育同劳动教育、专业基础知识教育和革命思想教育结合起来，把生活教育的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这使育才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株奇葩。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作为民盟中央民主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奋不顾身地投入到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1946年7月，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传来，陶行知异常激愤，他四处奔走演讲，发出了“和平最急，民主第一”的呼号。后来听说国民党特务已经把他列为第三个暗杀对象，周恩来派秘书陈家康去报警，要他提防特务的无声手枪。他毫无畏惧，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准备，仍然一次次发出正义的呐喊，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7月25日，陶行知因为劳累过度和受刺激过深，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
陶行知是当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教育思想家、卓越的民主主义战士、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郭沫若曾赞道：“二千年前孔仲尼，二千年后陶行知”。
本刊编辑中心整理
1891年10月18日，陶行知生于安徽歙县的一个清苦农家。由于自幼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他对民间的疾苦有着深切的感受，幼时就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
由“陶知行”到“陶行知”
陶行知先生原名陶文濬，在金陵大学学习时接受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并把“知轻行重”的思想奉为圭臬，于是另取名“陶知行”。大学毕业后，他赴美师从杜威，发现杜威提出的“从做中学”的观点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如出一辄，只是更强调“做”是“学”的起点，即先“行”后“知”，与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不同。1917年归国后，陶行知正式改名为“知行”。
回国后的陶行知致力于宣传杜威的教育理论，主张改革中国的传统教育，试图探求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理论，但屡次碰壁。陶行知认识到“行动才是思想的母亲”，并根据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再实践”的实践观提出了“行动——知识——再行动”的教育观。1934年7月16日，陶行知先生发表《行知行》一文，将“行知”观发展为“行知行”观，并正式改名为“行知”。
陶行知的易名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他教育哲学思想的飞跃的过程。从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再到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他追求表里一致、言行一致、名副其实的“真人”品格的体现。
由“平民教育”到“生活教育”
最初，陶行知主要从事平民教育。后来，他逐渐意识到中国85%的人口都住在乡村，要想普及教育，就要下乡去。1926年，在南京远郊，晓庄师范在北伐战争的炮火声中诞生了，由陶行知亲自担任校长。在晓庄师范里，陶行知脱去西装，穿上草鞋，和师生同劳动、同生活，共同探索中国教育的新路。也就是在晓庄师范，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理论加以改造，形成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其要点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做中学”。根据生活教育的理论，晓庄师范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开荒，自己建茅屋，做什么事，就读什么书，还走出校门参加村里的农协会和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这样就把学校教育、社会生活及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其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实际才干和创新能力，把学生培养成有农夫的身手，有科学的头脑，有改造社会精神的乡村教师。由于生活教育理论基本符合中国国情，在当前我国进行的教育改革中仍然可以借鉴。
由“育人英模”到“民主勇士”
“一二九运动”爆发以后，陶行知以饱满的爱国热情投入到了抗日救国运动中，与宋庆龄、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担任“国民外交使节”，争取各地华侨和国际友人来支持中国的抗日救国斗争；与沈钧儒、章乃器等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呼吁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给了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在抗战中，陶行知创办了育才学校，专门收留有特殊才能但又因贫困而失学的儿童。学校聘请专家学者对学生因材施教，把文化教育同劳动教育、专业基础知识教育和革命思想教育结合起来，把生活教育的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这使育才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株奇葩。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作为民盟中央民主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奋不顾身地投入到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1946年7月，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传来，陶行知异常激愤，他四处奔走演讲，发出了“和平最急，民主第一”的呼号。后来听说国民党特务已经把他列为第三个暗杀对象，周恩来派秘书陈家康去报警，要他提防特务的无声手枪。他毫无畏惧，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准备，仍然一次次发出正义的呐喊，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7月25日，陶行知因为劳累过度和受刺激过深，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
陶行知是当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教育思想家、卓越的民主主义战士、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郭沫若曾赞道：“二千年前孔仲尼，二千年后陶行知”。
本刊编辑中心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