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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并拜访了几家华尔街金融机构和几位金融专业人士。在交流中我切身体会到，中美经济、金融体系已经在事实上形成相互影响，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在把握自身经济、金融体系的运行时，如果试图脱离对方，都将难以获得清晰完整的图景，导致判断偏差。换言之，中美双方基于各种因素可能会出现各种分歧，但是从总体上看，只有从中美经济、金融互动交流角度来讨论两国的经济政策走势，才合乎这种趋势。
在美国经济、金融体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大批活跃的专业人士，在政府部门的政策决策者、金融机构的经营者、金融专业领域的研究者等不同身份之间频繁转换。这种身份转换，既有利于增强自己的专业能力，又可以避免他们做出脱离市场实际的政策决策。
史蒂芬·罗奇可以说是美国金融界这样一批专业人士中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在结束摩根士丹利30年的职业生涯后，于2012年就任于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这本《失衡》就是其到耶鲁大学之后的新作。基于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的跟踪了解，以及在专业生涯中积累的国际金融视野，罗奇选择从中美经济关系失衡这一角度来展开对中美经济互动的分析，算是抓住了当前中美经济互动的关键因素。
在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逐渐喘定之后，国际经济、金融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如何在新的经济环境下找到全球，以及各国自身经济运行的新常态，是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决策者和研究者都在思考的重要课题之一。
在经济、金融的研究领域，以前以金融工程、衍生品为主导的微观金融技术研究，更多地被当前更宏观或者更具顶层设计色彩的国际经济治理、国际金融结构调整、国际金融监管准则改进等后危机时代课题所取代。《失衡》正是基于这个大背景，从全球经济、金融的互动联系出发，探讨中美两国的经济、金融结构失衡问题，以及解决之道。
在本书中，罗奇回顾了中美在近现代所历经的经济、金融发展过程，阐述了中美两国不同的发展背景、发展模式，以及各自所面临的发展瓶颈，揭示了两个有活力的经济体背后相互依赖的发展动因。有意思的是，两国经济增长基础和模式的不同，恰恰创造了彼此发展的互补和不同层次的依赖。中美两国各自的经济发展连同两国关系，均在这种动态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实现“失衡，平衡，大失衡，再平衡”的发展和演变。
罗奇认为，中国目前正面临着许多挑战，包括房地产泡沫与过度投资、资源与环境恶化、腐败等问题。同时，美国也正面临诸如财政和贸易赤字、低储蓄等结构性失衡的挑战。但这并不表明一方的发展和增长是以另一方实力的落后和下降为支撑。从美国的角度看，如果不提高储蓄率水平，推动人民币升值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贸易赤字和中美贸易失衡的问题。换言之，中美双方未来的发展都应重点解决自身发展的结构性问题，而不是将这种问题的原因指向对方。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经济增长温和放缓的同时，经济结构也在发生重要变化，经济增长已经不能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累积，必须转而依靠投入效率的上升。在经济增速回落的过程中，因为产业结构的变化，中国社会各界对于经济转型的共识也在增强，例如，已经很少有人会建议在经济回落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和信贷刺激。可以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已逐步显露。中国要如何化解转型中的金融风险、如何提升投资的效率，并以服务业为重点促进改革开放，以及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都是下一步需要重点关注的课题。这些问题的不断化解，也必然会对美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美国经济、金融体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大批活跃的专业人士，在政府部门的政策决策者、金融机构的经营者、金融专业领域的研究者等不同身份之间频繁转换。这种身份转换，既有利于增强自己的专业能力，又可以避免他们做出脱离市场实际的政策决策。
史蒂芬·罗奇可以说是美国金融界这样一批专业人士中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在结束摩根士丹利30年的职业生涯后，于2012年就任于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这本《失衡》就是其到耶鲁大学之后的新作。基于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的跟踪了解，以及在专业生涯中积累的国际金融视野，罗奇选择从中美经济关系失衡这一角度来展开对中美经济互动的分析，算是抓住了当前中美经济互动的关键因素。
在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逐渐喘定之后，国际经济、金融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如何在新的经济环境下找到全球，以及各国自身经济运行的新常态，是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决策者和研究者都在思考的重要课题之一。
在经济、金融的研究领域，以前以金融工程、衍生品为主导的微观金融技术研究，更多地被当前更宏观或者更具顶层设计色彩的国际经济治理、国际金融结构调整、国际金融监管准则改进等后危机时代课题所取代。《失衡》正是基于这个大背景，从全球经济、金融的互动联系出发，探讨中美两国的经济、金融结构失衡问题，以及解决之道。
在本书中，罗奇回顾了中美在近现代所历经的经济、金融发展过程，阐述了中美两国不同的发展背景、发展模式，以及各自所面临的发展瓶颈，揭示了两个有活力的经济体背后相互依赖的发展动因。有意思的是，两国经济增长基础和模式的不同，恰恰创造了彼此发展的互补和不同层次的依赖。中美两国各自的经济发展连同两国关系，均在这种动态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实现“失衡，平衡，大失衡，再平衡”的发展和演变。
罗奇认为，中国目前正面临着许多挑战，包括房地产泡沫与过度投资、资源与环境恶化、腐败等问题。同时，美国也正面临诸如财政和贸易赤字、低储蓄等结构性失衡的挑战。但这并不表明一方的发展和增长是以另一方实力的落后和下降为支撑。从美国的角度看，如果不提高储蓄率水平，推动人民币升值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贸易赤字和中美贸易失衡的问题。换言之，中美双方未来的发展都应重点解决自身发展的结构性问题，而不是将这种问题的原因指向对方。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经济增长温和放缓的同时，经济结构也在发生重要变化，经济增长已经不能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累积，必须转而依靠投入效率的上升。在经济增速回落的过程中，因为产业结构的变化，中国社会各界对于经济转型的共识也在增强，例如，已经很少有人会建议在经济回落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和信贷刺激。可以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已逐步显露。中国要如何化解转型中的金融风险、如何提升投资的效率，并以服务业为重点促进改革开放，以及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都是下一步需要重点关注的课题。这些问题的不断化解，也必然会对美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