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三线建设移民地域身份认同研究

来源 :新生代·上半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ya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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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随着社会的变迁与发展,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备受关注,不仅对个体行为的参照具有意义,而且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本文的研究对象,选取了我国自1964年开展的一场重大工业经济战略转移所造就的近17年的大移民——第一代三线建设移民,从社会学的角度,应用口述历史研究方法中的深度访谈法收集资料,并通过生命历程的研究思路,探究其在地域身份构建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以及其地域身份认同的表现,发现第一代三线建设移民身份认同存在分化。
  【关键词】:三线建设 地域身份认同 归属感
  一、问题的提出
  1964~1980年的三线建设运动,历时17年,历经3个五年计划,涉及中西部地区13个省、自治区,初步建成了战略后方基地,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经济建设运动。在“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的号召下,共400多万人员迁徙到内陆地区。作为国家宏观政策影响下产生的特殊群体,第一代三线建设移民是三线建设的主要参与者,因政治、历史因素在青年时期从上海、沈阳、北京、青岛等地迁至内陆地区,80年代之后,退休后选择回到家乡或是留在三线建设地区。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巨大变化,其身份的构建和认同也随之改变。作为迁出地的“离开者”和迁入地区的他者,不同时代的移民都会面对社会认同和文化冲突,经历身份认同与构建的过程。攀枝花地区作为三线建设时期成立的特区之一,在当时是重要的战略后方基地,各地的移民来到攀枝花进行建设,对攀枝花城市的形成具有直接推动作用。当这些移民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在生活极度艰苦的情况下,他们的地域身份认同又如何?基于此背景,本研究选取攀枝花地区第一代三线建设移民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内心身份认同的构建与表现,希望能为当代移民的安置与文化的和谐交流融合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近30年内国内有关三线研究成果显著。一是著作方面,陈东林的《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三线建设的专著,对决策背景、实施过程、历史评价、与西部大开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二是三线建设所在各省区相继出版了地方志、建设简史,还有一些人物传记和回忆文集也涉及三线建设。三是学术论文方面,关于三线建设的论文成果较多,截至目前发表了300多篇相关期刊论文,还有近30篇硕士、博士论文。但是,国内外对三线建设的研究视角及研究成果上多集中于宏观视角,而微观角度较少 研究方法上多集中于文献历史等资料研究,而实地调研较少 研究内容上多研究三线建设的背景、评价等,而关于三线建设给迁出地、迁入地带来的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影响较少 研究对象上多关注三线建设相关领导等,而对三线建设普通建设者的工作生活等方面的研究较少。口述访谈法作为重要的社会学研究方式之一,鲜少作为基本研究方法在三线建设研究的领域中发挥作用。笔者查阅相关文献后,运用口述访谈的方法进行调研,以此来收集资料,更好地体现研究的真实性。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口述历史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运用口述访谈方法中的深度访谈法进行资料的收集,同时依据生命历程的研究思路,对攀枝花地区第一代三线建设移民的生命事件进行生命事件分析。
  深度访谈法适用于当研究者想要深入了解被研究者的内在世界,或者是希望了解被研究者对某一历史事件、社会经历、生活故事的看法、感觉、认知或意见时,是一种研究性交谈,是通过谈话双方的口头交流,对有意识要获得的资料的收集和梳理。 运用深度访谈法收集资料,与第一代三线建设移民的生活背景相结合,得到一个完整的身份认同分析报告。
  三、第一代三线建设移民地域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
  1.政策因素:时代的选择
  攀枝花地区作为三线建设时期的重要特区,呈现出的特点是在建设初期,因其远离中心城市,到处都是荒山野岭,根据“先生产,后生活”的建设方针,攀枝花地区一切活动围绕工业建设展开,生活设施极为简陋,没有基础设施和社会依托。早期的三线建设者在到达攀枝花之后,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大多数人都一心秉持着把攀枝花建设好的信念,有访谈者表示:“攀枝花就像是我的孩子一样,我就是攀枝花人,我家人也很热爱攀枝花……”(吴先生,1945),像这样的访谈者不在少数,他们在地域身份认同上没有执着于自己参加三线建设之前的籍贯所在,而是认为自己在建设攀枝花的过程中,也扎根于这篇土地。当然,也有人认为,由于国家政策导致其不得不背井离乡,有机会还是想回到自己的故乡,其地域身份认同更倾向于自己原本的家乡,来自武汉的潘先生(1936)则表示:“我觉得自己还是武汉人吧,我的父母、家人都还在武汉……”
  2. 家庭婚姻:“家在哪儿,我在哪儿”
  结婚意味着个体要离开原生家庭,建立新的家庭关系。择偶标准会受到地域、政治、经济、家庭环境和背景、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虽然现代社会婚姻关系受地域因素的限制越来越小,但在三线建设时期,婚姻的地域选择对第一代三线建设移民的地域身份认同有重要影响。
  在到攀枝花参加三线建设之前已经结婚的三线建设移民,其地域身份认同更倾向于原生家庭所在地,来自四川省南充市刘女士的叙述:“现在好多人都回老家去咯,说是家人孩子都在那边……”一些在到攀枝花时单身的三线建设移民,在择偶时会选择同样在攀枝花地区参加三线建设的人,结婚后有单位分房的便留在攀枝花地区,在攀枝花生活多年后,认为自己就是攀枝花人。来自湖南的吴先生,由于娶了自己领导的女儿,便一直扎根在攀枝花,加之作为一个孤儿,在老家无牵无挂,告诉笔者他就是攀枝花人,他热爱这片土地。另外一些人,由于其和原户籍所在地的联系一直并为中断,社会关系网络在分布在原籍,三线建设结束便选择回到家乡。
  3. 户籍制度:“我是哪里人”
  由于三线建设国防的重要属性,攀枝花特区以及特区政府的成立,来到攀枝花的三线建设者,户籍随单位迁到攀枝花地区。随着三线建设结束,有机会返回原籍,一些在老家还有住房的人选择回迁,但也有许多人因为一些客观因素只能留在攀枝花地区,来自上海的李先生(1940)表示:“回去,当然是想回去啊,可是哪里有钱买房子……”虽然户籍制度松动,但是住宅也成為影响其选择的重要因素,这部分人的身份认同是矛盾的,由于客观因素的影响,不得不承认自己攀枝花人的身份,但内心还包含着对原户籍所在地的身份认同,直接影响着其归属感和认同感。   四、三线建设移民地域认同的表现
  1.语言的分化与融合
  语言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作为群体符号边界最清晰的标志,语言的延续与融合是地域身份认同的重要体现。在族群内部,语言主要以代际传承和横向传递的方式延续。攀枝花位于四川的西南边界,主要以四川话为主。但是由于三线建设移民来自全国各地,攀枝花地区的语言呈现出各地区相融合的特点。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出现了特有的厂域语言,在语言认同上出现了多样性的特点,来自武汉的潘先生则表示:“在攀枝花呆了这么多年,我什么话都会说,你让我说武汉话也可以,四川话也可以,普通话也可以,湖南话也行……”语言的相互交融,使他们在语言的使用上,逐渐摆脱了单一语言的束缚,但是四川话仍然是攀枝花地区主要使用的语言,笔者的访谈对象里面,大多能够清晰准确的使用四川话进行交流。
  2.饮食习惯
  作为生活习惯的一部分,饮食习惯能很大程度上反映个体的生活轨迹。中国地大物博,各个省份、地区的饮食习惯皆不同。同语言相似,由于攀枝花地区汇集了全国各地的移民,饮食上也呈现出各个地方相交融的特点。四川口味仍然占据主体地位。来自沿海地区的人口味偏清淡,而四川口味偏辛辣,有访谈者表示,一开始到攀枝花的时候,在食堂吃饭会选择一些比较清淡的饮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能够接受一些偏辛辣的食物。但是自家做饭时仍会偏清淡,可以看出来,在饮食习惯上,这部分人的地域身份表现还是比较明显的,这样的现象在其子辈会有所差异。
  3. 发展地区的选择:“落地归根”或“入乡随俗”
  “落叶归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认知。是否“归乡”也成为移民发展的一个重要选择。对移民而言,对故乡的认同主要是地域感和群体感。对于攀枝花地区第一代三线建设移民而言,他们的“落叶归根”意识还是相对较强的。由于国家政策的影响,他们早期的工作、发展是无法进行自由选择的,但是随着三线建设的结束、单位制的解体以及户籍制度松动等历史事件的影响,在他们人生的中年时期,有机会选择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时候回家乡还是留在攀枝花发展,就成了他们必须要做出的决定。选择回家乡发展的人,亲人家属都留在家乡,对家乡有强烈的认同感及归属感,而留在攀枝花发展的人,在长期的生活及工作中,对攀枝花产生了认同感及归属感,但也有这样一部分人,虽然留在攀枝花,但是在被动地选择的情况下,其认同感和归属感都更偏向于自己的故乡。
  五、总结与讨论
  本文基于国家三线建设大背景,运用口述历史研究方法,通过对政治移民地域身份认同构建的过程描述,试图从社会影响、家庭影响、个体选择等影响因素探究造成个体身份认同及其认同分化的深层次原因。
  在探究第一代三线建设移民的地域身份认同构建过程之中,基本遵循生命历程研究思路。从社会层面而言,政策下的移民导致了攀枝花三线建设移民在迁入地处于被动选择,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下,他们在工作上的地域流动性上缺乏自主性,从而决定了大部分三线建设移民生活的地理位置,进而影响他们对于其家乡及攀枝花两地的归属感。与此同时,从个体层面而言,政策因素、家庭婚姻以及户籍制度等等进一步强化他们对于家乡及攀枝花的认识,并影响他们在婚姻、就业等人生大事上选择地域的问题。总体而言,攀枝花地区第一代三线建设移民在其和地域身份认同上存在分化,这样的分化一直延续到其子代,其具体情况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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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李向平,魏扬波.口述史研究方法
  作者簡介:贤安红(1995—),女,汉族,四川省攀枝花市人,学生,法学硕士,天津师范大学社会学专业,城市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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