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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年来，受新千年和改革开放30年激发，总结各个领域的理论成果成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动态。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是一个并不显著的领域，亦不例外。它在今天中国理论界的重要性在于为反思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国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提供了学科支撑，从而亦为我们站在全球高度来透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未来提供积极的动力。当然，总结本身是为了展望。鉴于此认识，本刊编发了这组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批判”专题的笔谈。
［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和传播的理论思潮，它的主要理论目标是资本主义批判，这个目标决定了其理论特质及其历史变迁。本文主张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与资本主义现实之间的关系来解释它的内在张力和理论特色，从而摆脱外在的立场评判，真正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资本主义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模式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Ｂ507［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672－2426（2008）11－0020－03
一
从20世纪80年代初一直到今天，在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个有趣的问题始终占据着争论的中心，即“西方马克思主义究竟算不算马克思主义”。在国外相关争论中，类似的问题也一直存在着。
这样的基础性问题的长期存在，既见证了思想史研究的某些普遍性问题，例如相关人物、学派、思潮之间的内在连续性及其逻辑标准问题，也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及其研究的独特性，例如阶级立场和哲学党性问题。这两类问题因为具体人物、学派和思潮内部之立场、观点和方法之间的张力而异常复杂。在传统研究中，消除这些张力曾经构成思想史叙事的基本目标之一，而在今天，尊重甚至维持这种张力似乎成为思想史研究的独特价值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如何，作为一种独特的思想叙事（即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不仅自身面临着与其现实基础之间的关系，而且本身就是对这种关系的协调和干预。不理解这一点就试图说明马克思主义及其在20世纪的曲折发展几乎不可能。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这同样特别重要。
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究竟算不算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在东西方研究中的长期存在，不只是见证了在思想史叙事中长期对绝对的或同质性思想标准（即已经完成的既定正统观点）的依赖，而且说明这种依赖本身对思想（理论、话语）历史性质的误解。从资本主义批判角度来观察和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发展时，我们将更加直接地面对这类问题。因为，这一角度更加强烈地突出了对象对话语的制约作用。如果说马克思早已强调意识形态本身“没有历史，没有发展”，它的变化所折射的正是“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物，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1］那么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之后形成东西方历史分野——苏联“十月革命”道路同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东方化和西方化，这种分野不正是改变着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实践的产物吗？更进一步，在全部20世纪之中，革命和革命话语从19世纪的统一性不正是逐步演化为多样化的具体性吗？这也正是资本主义批判这一角度对于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基本意义之一。但这并不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纷呈及其与东方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本人的差异都可以直接还原成它们的形成条件，而是说这一不断变化着的条件始终是那种差异的中轴：它不仅实质性地催化了第二国际内部分裂以及修正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基本精神的背叛，推动了前苏东和中国道路的历史形成，而且确实造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发展和代际差异。
二
在概括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特征时，安德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它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之间愈益分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2］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分离表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故意闭口不谈那些历史唯物主义经典传统最核心的问题：如详尽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规律，认真分析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机器以及推翻这种国家机器所必须的阶级斗争战略。”［3］安德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表现出“形式的转移”，也就是说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等人越来越不把经济或政治结构作为其理论上关注的中心问题，整个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哲学；他亦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密切关注上层建筑，注意的焦点转向了文化、美学和意识形态等领域。这种转向相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来说促成了“主题的创新”。但是，安德森把“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作为焦点的时候——这既构成其同情这一“创新”理论动态的基本原因，又是其批评它的前提，并没有实质性地理解战后（实际上是19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变迁对阶级斗争形势的基本意义。这也造成两个问题：一方面，在描述出20世纪70年代之前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主题的创新”时，并没有更深地揭示这种创新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批判旨趣之间的关系，从而亦没有阐明它们在资本主义理解方面的实质意义。然而，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精神和核心方法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不仅是它定位新时代理论运动方向（即批判理论）的基础，而且正是对资本主义研究的深入决定着批判理论的每一步深入，不仅在其早期以德国为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批判与以工具理性批判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批判理论建构之间、在其以美国消费社会为中心的观察与新人本主义的启蒙辩证法之间、在其对战后资本主义的整体理解与反人本主义的否定辩证法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对应关系，而且其早期政治经济学研究格罗斯曼与波洛克之间关于国家资本主义观点的分歧（当然在战后，这些分歧已经由于现实的检验而具有了不同理论价值）实质性地影响了早期霍克海默、阿多诺这些第一代成员与哈贝马斯这些第二代成员之间的立场差异。可以说，波洛克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生命力的看法构成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国家资本主义批判和哈贝马斯关于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规范分析之间差异的核心。可以说，正是这一维度的缺失不仅形成了基于纯粹哲学逻辑（概念史）视角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意蕴和理论价值的一些误判和难解的争论，例如，早期卢卡奇之物化理论与马克思异化理论之间的关系，启蒙辩证法与海格德尔之间的某种“亲缘性”等，而且实际上贬低了诸如此类论点的理论价值与实际社会影响，这些影响不只是局限于在理论和思想上拓展了人们的历史视野，而且更深地影响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变迁以及更进一步间接影响了资本主义国家决定视野。在这一点上，不仅正如卢卡奇早就指出的，在20世纪初社会主义的计划视野甚至成为资产阶级精英意识形态的内容，而且通过霍克海默、阿多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杜威等人批评性的一致性，可清晰地看到它们在某种意义上亦成纠正资本主义“单向度”发展的必要思想前提。正是在这样的视野中，我们就不难理解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左派之间有关对方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共谋指责的普遍性。虽然说并不是批判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改良，但是如果不注意到它们之间的潜在关系，我们就不能在今天正确地提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不可能真正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发展及其价值。由于问题本身的重要性，我们在此提出两个重要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霍克海默提供的。1968年4月，即在后来史称“红五月”的前夕，批判理论接生婆霍克海默留下了这段话：“好心的人，想从批判理论中得出一些结论，以便采取革命政治行动。然而，并没有什么确定的方法去促成这一点。唯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是：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责任有深刻的洞察。在变化繁复的历史环境下，不假思索地和教条地把批判理论运用于实践，只能有助于批判理论旨在谴责的那个过程。这是那些严肃对待批判理论的人，包括同我一道发展它的阿多诺在内，都同意的。”［4］这段话实际解释了阿多诺等人既然作为造反青年的思想导师又为什么直接作出反对大学生运动这种反常举动。另一个例子是鲍德里亚。他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激烈批判。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体系已经接近它的完美性，这种完美性使得历史地出现过的最激进批判——马克思和精神分析等——无一例外地成为体系自我繁衍的资源。（这种完美性并非指体系自身走到了尽头，相反，它表现为体系成为反体系目标的实现）［5］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通过用象征交换来替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而使资本主义批判再激进化的思路。
另一方面，涉及对20世纪70年代之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问题。安德森在这个主题上亦留下了重要的指南性论著，即《今日西方马克思主义》［6］。但是，我们也看到，安德森以及绝大部分研究者都流于对现象的罗列，而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内在逻辑的把握。实际上，无须强调马克思主义，我们亦能够坚持，理论逻辑的变迁与理论所指向的现实对象变迁是内在相关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提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问题，即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经历1968年运动的检验便失败了。也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新型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生长和扩散，其多元化和碎片化特征，都与这种失败联系在一起。为适应当代研究的需要，在（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我们界划出后马克思思潮、后马克思主义和晚期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的新型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7］这些思潮在与马克思的关系上存在着难以沟通的距离，但是它们都能够而且必须构成今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参照。这是因为，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之资本主义批判的旨趣，并且基于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为我们在今天评估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提供了重要参照。
三
极少存在着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一方面努力经营一种现实可行的（或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却无视这种理论与资本主义现实批判之间的关系。相反，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表述和发展无不受到其对资本主义现实理解的影响，并且多数都形成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批判的理论著述。正是这一原因，尽管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间存在着沟通的困难，但他们之间却存在着逻辑的同构性。也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焦点问题就不在于描述理论家个体的独特性，而是理论类型之间的差异。通过类型的差异，我们能够观察到不同理论家对同一资本主义进行研究的视角差异，从而更准确和全面地把握资本主义的变化。所以，把话语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本身作为一个需要理解的问题植入到资本主义批判过程之中，围绕资本主义变迁以及对其批判的逻辑变换来把握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独特言说，从而亦为其评价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参照，这在当前是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完成这一课题的过程中，我们主张模式化的研究方式，即以资本主义批判模式来区分和定位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例如，我们将看到，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批判理论是围绕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建立的，格鲁斯曼和波洛克等经济学家沿袭第二国际传统所做的分析起着关键的作用，而其理论建构的方向则是在这种资本主义模式中拓展对国家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法兰克福学派主要理论倾向中，以美国为原型的消费社会则构成了其资本主义的基本模式，与之并行，法国的列斐伏尔及受其影响的鲍德里亚亦是如此，他们都在以消费为中心的日常生活批判上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20世纪70年代，曼德尔和哈贝马斯从不同的方向发展了两种不同的晚期资本主义批判，后来前者直接影响到美国的杰姆逊等人，当然这种晚期资本主义与其他资本主义模式相比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所以难以形成一种具有严格边界的理论话语；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话语的扩散和后福特制研究的兴起，全球资本主义分析开始较为广泛地成为左派的显著动向，在其基础上产生一些具有灵活性和包容性的理论。在这些直接指出或含蓄包含资本主义历史分期的理论模式之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重要而特别的研究，其中核心之一便是从卢卡奇开始便一直强劲地存在着的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这种批判因为意识形态现实的复杂化和分析的理论前提变迁而明显地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从葛兰西对文化霸权问题的揭示到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问题的分析，再到拉克劳和墨菲基于霸权问题对社会主义战略的重新规划，以及以意识形态批判作为实际旨趣的文化政治学的建构，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因为理论本身的复杂化，也产生了一些与众不同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例如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的多种模式，其中重要的有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话语模式的研究，例如吉布森—格雷汉姆的女性主义视角。这些林林总总的资本主义模式为不同的资本主义批判话语之间的沟通提供了重要基础。在不考虑这些模式在经验上的检验问题，我们可以确切围绕这些模式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格式化。
当然，作为具有边界的资本主义批判模式，任何理论本身都不只是包括资本主义的理解。一种理论模式，特别是左派理论模式，它关于资本主义模式的定位只是提供一种对自身进行的时空语境，在理论上，它的核心是理论框架——即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的历时性和共时性框架——以及政治期待——即基于历史可能性理解而得出的实际政治结论或革命策略。除此之外，在那些模式中，也包含着与马克思的关系等内容。因此，每种模式实际上都是围绕一个核心主题展开的，因此它们对资本主义所做的定位，也都是突出了20世纪资本主义的某一核心特征，如国家调控、消费主义文化、全球化等。围绕这些主题，他们阐述了一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整体性理解，也因此在具体的资本主义特殊形态定位上直接挑战马克思的结论，并且进一步提出替代马克思分析的元理论之逻辑诉求。
从整体看，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理论，由于源自马克思的政治期待（虽然不同学者实际存在着复杂的立场）以及与马克思基本逻辑关系，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并且，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视为一种本质分析的话，那么，我们将看到，全部的分析实际上是马克思基本分析范式在两个方向上的变迁：一方面是马克思之后新出现的内容所造成主题创新，即理论内容的深化；另一方面便是由于主题创新而直接带来的元理论扩展，即分析模式的扩大。在这一点上，曼德尔与哈贝马斯虽然都谈论晚期资本主义，但恰恰代表着上述两种不同的理论诉求。前者在具体的世界经济规模上（这与马克思的分析不同，马克思是在抽象的同质资本主义之理论层次上来推断同质化的世界市场）——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的多种生产方式的接合——从利润角度来阐明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特征及其前景。但较严格地受制于马克思主义政治诉求，因此在从生产出发关注内在危机的分析思路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因此可以说它扩大了分析的内容但并没有直接带来分析模式的扩大；后者则从改写危机概念开始，从社会整合的角度把对资本主义的结构分析引入到文化之上，而在其自己的社会进化立场上直接提出了以交往为焦点的分析模式，这是逻辑框架上的突破。当然，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解放政治诉求亦因此变成一种（虚假的）人道主义的伦理诉求。从这一例子看，在具体的分析中，我们同时坚持从任何一个可能成立的模式的时空经验、学理逻辑和政治诉求之统一性出发，来考量不同模式之间的内在关系。进一步通过对比，来阐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今天所直接面临的问题，从而亦因此形成评价各种不同的基本标准之一。
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探索的历程再次从理论上证明，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凝固的结构，而是一个流动的空间构型，只要资本主义没有终结，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和替代探索就不会停止。我认为，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因此，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多数对资本主义的理解都直接超越了马克思本人的框架，有一些还直接对马克思提出了尖锐和激烈的批评，但我们并不因此简单地拒斥和否定这些理论。在我们看来，将这些理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在主要发展资本主义环境中的曲折更为可取，甚至可以说，正是从这种曲折性，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意识到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远未完成，基于这种科学对资本主义进行实际替代的实践任务更是艰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
［2］［3］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Ｍ］．高銛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17．60－61．
［4］霍克海默．批判理论［Ｍ］．李小兵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序言．
［5］Ｊｅａｎ 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ｏｆ Ｅｖｉｌ: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Ｖｅｒｓｏ, 1993．ｐｐ．3－4．
［6］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Ｍ］．余文烈．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
［7］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０02．409－425．
责任编辑姚黎君
［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和传播的理论思潮，它的主要理论目标是资本主义批判，这个目标决定了其理论特质及其历史变迁。本文主张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与资本主义现实之间的关系来解释它的内在张力和理论特色，从而摆脱外在的立场评判，真正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资本主义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模式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Ｂ507［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672－2426（2008）11－0020－03
一
从20世纪80年代初一直到今天，在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个有趣的问题始终占据着争论的中心，即“西方马克思主义究竟算不算马克思主义”。在国外相关争论中，类似的问题也一直存在着。
这样的基础性问题的长期存在，既见证了思想史研究的某些普遍性问题，例如相关人物、学派、思潮之间的内在连续性及其逻辑标准问题，也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及其研究的独特性，例如阶级立场和哲学党性问题。这两类问题因为具体人物、学派和思潮内部之立场、观点和方法之间的张力而异常复杂。在传统研究中，消除这些张力曾经构成思想史叙事的基本目标之一，而在今天，尊重甚至维持这种张力似乎成为思想史研究的独特价值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如何，作为一种独特的思想叙事（即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不仅自身面临着与其现实基础之间的关系，而且本身就是对这种关系的协调和干预。不理解这一点就试图说明马克思主义及其在20世纪的曲折发展几乎不可能。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这同样特别重要。
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究竟算不算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在东西方研究中的长期存在，不只是见证了在思想史叙事中长期对绝对的或同质性思想标准（即已经完成的既定正统观点）的依赖，而且说明这种依赖本身对思想（理论、话语）历史性质的误解。从资本主义批判角度来观察和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发展时，我们将更加直接地面对这类问题。因为，这一角度更加强烈地突出了对象对话语的制约作用。如果说马克思早已强调意识形态本身“没有历史，没有发展”，它的变化所折射的正是“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物，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1］那么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之后形成东西方历史分野——苏联“十月革命”道路同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东方化和西方化，这种分野不正是改变着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实践的产物吗？更进一步，在全部20世纪之中，革命和革命话语从19世纪的统一性不正是逐步演化为多样化的具体性吗？这也正是资本主义批判这一角度对于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基本意义之一。但这并不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纷呈及其与东方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本人的差异都可以直接还原成它们的形成条件，而是说这一不断变化着的条件始终是那种差异的中轴：它不仅实质性地催化了第二国际内部分裂以及修正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基本精神的背叛，推动了前苏东和中国道路的历史形成，而且确实造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发展和代际差异。
二
在概括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特征时，安德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它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之间愈益分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2］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分离表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故意闭口不谈那些历史唯物主义经典传统最核心的问题：如详尽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规律，认真分析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机器以及推翻这种国家机器所必须的阶级斗争战略。”［3］安德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表现出“形式的转移”，也就是说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等人越来越不把经济或政治结构作为其理论上关注的中心问题，整个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哲学；他亦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密切关注上层建筑，注意的焦点转向了文化、美学和意识形态等领域。这种转向相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来说促成了“主题的创新”。但是，安德森把“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作为焦点的时候——这既构成其同情这一“创新”理论动态的基本原因，又是其批评它的前提，并没有实质性地理解战后（实际上是19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变迁对阶级斗争形势的基本意义。这也造成两个问题：一方面，在描述出20世纪70年代之前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主题的创新”时，并没有更深地揭示这种创新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批判旨趣之间的关系，从而亦没有阐明它们在资本主义理解方面的实质意义。然而，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精神和核心方法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不仅是它定位新时代理论运动方向（即批判理论）的基础，而且正是对资本主义研究的深入决定着批判理论的每一步深入，不仅在其早期以德国为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批判与以工具理性批判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批判理论建构之间、在其以美国消费社会为中心的观察与新人本主义的启蒙辩证法之间、在其对战后资本主义的整体理解与反人本主义的否定辩证法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对应关系，而且其早期政治经济学研究格罗斯曼与波洛克之间关于国家资本主义观点的分歧（当然在战后，这些分歧已经由于现实的检验而具有了不同理论价值）实质性地影响了早期霍克海默、阿多诺这些第一代成员与哈贝马斯这些第二代成员之间的立场差异。可以说，波洛克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生命力的看法构成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国家资本主义批判和哈贝马斯关于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规范分析之间差异的核心。可以说，正是这一维度的缺失不仅形成了基于纯粹哲学逻辑（概念史）视角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意蕴和理论价值的一些误判和难解的争论，例如，早期卢卡奇之物化理论与马克思异化理论之间的关系，启蒙辩证法与海格德尔之间的某种“亲缘性”等，而且实际上贬低了诸如此类论点的理论价值与实际社会影响，这些影响不只是局限于在理论和思想上拓展了人们的历史视野，而且更深地影响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变迁以及更进一步间接影响了资本主义国家决定视野。在这一点上，不仅正如卢卡奇早就指出的，在20世纪初社会主义的计划视野甚至成为资产阶级精英意识形态的内容，而且通过霍克海默、阿多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杜威等人批评性的一致性，可清晰地看到它们在某种意义上亦成纠正资本主义“单向度”发展的必要思想前提。正是在这样的视野中，我们就不难理解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左派之间有关对方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共谋指责的普遍性。虽然说并不是批判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改良，但是如果不注意到它们之间的潜在关系，我们就不能在今天正确地提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不可能真正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发展及其价值。由于问题本身的重要性，我们在此提出两个重要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霍克海默提供的。1968年4月，即在后来史称“红五月”的前夕，批判理论接生婆霍克海默留下了这段话：“好心的人，想从批判理论中得出一些结论，以便采取革命政治行动。然而，并没有什么确定的方法去促成这一点。唯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是：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责任有深刻的洞察。在变化繁复的历史环境下，不假思索地和教条地把批判理论运用于实践，只能有助于批判理论旨在谴责的那个过程。这是那些严肃对待批判理论的人，包括同我一道发展它的阿多诺在内，都同意的。”［4］这段话实际解释了阿多诺等人既然作为造反青年的思想导师又为什么直接作出反对大学生运动这种反常举动。另一个例子是鲍德里亚。他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激烈批判。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体系已经接近它的完美性，这种完美性使得历史地出现过的最激进批判——马克思和精神分析等——无一例外地成为体系自我繁衍的资源。（这种完美性并非指体系自身走到了尽头，相反，它表现为体系成为反体系目标的实现）［5］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通过用象征交换来替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而使资本主义批判再激进化的思路。
另一方面，涉及对20世纪70年代之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问题。安德森在这个主题上亦留下了重要的指南性论著，即《今日西方马克思主义》［6］。但是，我们也看到，安德森以及绝大部分研究者都流于对现象的罗列，而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内在逻辑的把握。实际上，无须强调马克思主义，我们亦能够坚持，理论逻辑的变迁与理论所指向的现实对象变迁是内在相关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提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问题，即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经历1968年运动的检验便失败了。也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新型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生长和扩散，其多元化和碎片化特征，都与这种失败联系在一起。为适应当代研究的需要，在（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我们界划出后马克思思潮、后马克思主义和晚期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的新型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7］这些思潮在与马克思的关系上存在着难以沟通的距离，但是它们都能够而且必须构成今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参照。这是因为，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之资本主义批判的旨趣，并且基于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为我们在今天评估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提供了重要参照。
三
极少存在着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一方面努力经营一种现实可行的（或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却无视这种理论与资本主义现实批判之间的关系。相反，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表述和发展无不受到其对资本主义现实理解的影响，并且多数都形成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批判的理论著述。正是这一原因，尽管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间存在着沟通的困难，但他们之间却存在着逻辑的同构性。也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焦点问题就不在于描述理论家个体的独特性，而是理论类型之间的差异。通过类型的差异，我们能够观察到不同理论家对同一资本主义进行研究的视角差异，从而更准确和全面地把握资本主义的变化。所以，把话语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本身作为一个需要理解的问题植入到资本主义批判过程之中，围绕资本主义变迁以及对其批判的逻辑变换来把握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独特言说，从而亦为其评价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参照，这在当前是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完成这一课题的过程中，我们主张模式化的研究方式，即以资本主义批判模式来区分和定位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例如，我们将看到，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批判理论是围绕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建立的，格鲁斯曼和波洛克等经济学家沿袭第二国际传统所做的分析起着关键的作用，而其理论建构的方向则是在这种资本主义模式中拓展对国家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法兰克福学派主要理论倾向中，以美国为原型的消费社会则构成了其资本主义的基本模式，与之并行，法国的列斐伏尔及受其影响的鲍德里亚亦是如此，他们都在以消费为中心的日常生活批判上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20世纪70年代，曼德尔和哈贝马斯从不同的方向发展了两种不同的晚期资本主义批判，后来前者直接影响到美国的杰姆逊等人，当然这种晚期资本主义与其他资本主义模式相比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所以难以形成一种具有严格边界的理论话语；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话语的扩散和后福特制研究的兴起，全球资本主义分析开始较为广泛地成为左派的显著动向，在其基础上产生一些具有灵活性和包容性的理论。在这些直接指出或含蓄包含资本主义历史分期的理论模式之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重要而特别的研究，其中核心之一便是从卢卡奇开始便一直强劲地存在着的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这种批判因为意识形态现实的复杂化和分析的理论前提变迁而明显地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从葛兰西对文化霸权问题的揭示到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问题的分析，再到拉克劳和墨菲基于霸权问题对社会主义战略的重新规划，以及以意识形态批判作为实际旨趣的文化政治学的建构，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因为理论本身的复杂化，也产生了一些与众不同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例如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的多种模式，其中重要的有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话语模式的研究，例如吉布森—格雷汉姆的女性主义视角。这些林林总总的资本主义模式为不同的资本主义批判话语之间的沟通提供了重要基础。在不考虑这些模式在经验上的检验问题，我们可以确切围绕这些模式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格式化。
当然，作为具有边界的资本主义批判模式，任何理论本身都不只是包括资本主义的理解。一种理论模式，特别是左派理论模式，它关于资本主义模式的定位只是提供一种对自身进行的时空语境，在理论上，它的核心是理论框架——即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的历时性和共时性框架——以及政治期待——即基于历史可能性理解而得出的实际政治结论或革命策略。除此之外，在那些模式中，也包含着与马克思的关系等内容。因此，每种模式实际上都是围绕一个核心主题展开的，因此它们对资本主义所做的定位，也都是突出了20世纪资本主义的某一核心特征，如国家调控、消费主义文化、全球化等。围绕这些主题，他们阐述了一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整体性理解，也因此在具体的资本主义特殊形态定位上直接挑战马克思的结论，并且进一步提出替代马克思分析的元理论之逻辑诉求。
从整体看，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理论，由于源自马克思的政治期待（虽然不同学者实际存在着复杂的立场）以及与马克思基本逻辑关系，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并且，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视为一种本质分析的话，那么，我们将看到，全部的分析实际上是马克思基本分析范式在两个方向上的变迁：一方面是马克思之后新出现的内容所造成主题创新，即理论内容的深化；另一方面便是由于主题创新而直接带来的元理论扩展，即分析模式的扩大。在这一点上，曼德尔与哈贝马斯虽然都谈论晚期资本主义，但恰恰代表着上述两种不同的理论诉求。前者在具体的世界经济规模上（这与马克思的分析不同，马克思是在抽象的同质资本主义之理论层次上来推断同质化的世界市场）——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的多种生产方式的接合——从利润角度来阐明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特征及其前景。但较严格地受制于马克思主义政治诉求，因此在从生产出发关注内在危机的分析思路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因此可以说它扩大了分析的内容但并没有直接带来分析模式的扩大；后者则从改写危机概念开始，从社会整合的角度把对资本主义的结构分析引入到文化之上，而在其自己的社会进化立场上直接提出了以交往为焦点的分析模式，这是逻辑框架上的突破。当然，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解放政治诉求亦因此变成一种（虚假的）人道主义的伦理诉求。从这一例子看，在具体的分析中，我们同时坚持从任何一个可能成立的模式的时空经验、学理逻辑和政治诉求之统一性出发，来考量不同模式之间的内在关系。进一步通过对比，来阐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今天所直接面临的问题，从而亦因此形成评价各种不同的基本标准之一。
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探索的历程再次从理论上证明，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凝固的结构，而是一个流动的空间构型，只要资本主义没有终结，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和替代探索就不会停止。我认为，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因此，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多数对资本主义的理解都直接超越了马克思本人的框架，有一些还直接对马克思提出了尖锐和激烈的批评，但我们并不因此简单地拒斥和否定这些理论。在我们看来，将这些理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在主要发展资本主义环境中的曲折更为可取，甚至可以说，正是从这种曲折性，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意识到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远未完成，基于这种科学对资本主义进行实际替代的实践任务更是艰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
［2］［3］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Ｍ］．高銛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17．60－61．
［4］霍克海默．批判理论［Ｍ］．李小兵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序言．
［5］Ｊｅａｎ 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ｏｆ Ｅｖｉｌ: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Ｖｅｒｓｏ, 1993．ｐｐ．3－4．
［6］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Ｍ］．余文烈．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
［7］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０02．409－425．
责任编辑姚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