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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亮是上海汽车集团销售主管，在上海闸北区一家茶馆里，他向记者讲述了父母的爱情故事——
母亲被强迫出嫁时
声声泣血叫着父亲的名字疯了
父亲母亲相识于东北，那里与俄罗斯一河之隔。父亲是上海人，叫戴建国。1970年，他初中一毕业，便作为知青上山下乡，去了黑龙江省逊克县农村插队。不仅自己去了，他还自任“团长”，给那个偏远边区带去一个八十多人的“赴北兵团”。
那个叫“边疆公社下套子屯”的地方土地贫瘠，条件极端恶劣。一群上海小青年，天天干着从没干过的农活，特别辛苦。可是同样的活，到我父亲这里却变得“轻松”，他要锄的地，总有人帮着他锄完;他要轧的农作物，也有人帮着他轧完。谁在暗暗帮忙，我父亲悄悄观察终于发现，那人是屯子里最漂亮的姑娘程玉凤。而这位程玉凤，也就是十年后把我带到人间的母亲。
这份纯真的爱，先天就有距离。但是劳作的辛苦、离家的孤单，加上青春对爱的本能渴望，让我父亲没有拒绝。父亲与母亲的亲密接触被人撞见了，村子里闹腾开了。对我外公外婆来说，他们只有一个闺女，哪能嫁给一个什么农活都干不了的上海人？他们还担心，戴建国从上海来，说不定哪天拍屁股就走人了，那女儿怎么办？于是，1971年冬天，趁着我父亲回上海过年，他们决定把母亲嫁给邻村一个男子。
面对突然而至的婚事，母亲誓死不从，将送来的彩礼丢到门外。外婆束手无策，便说家里收了人家三百元钱聘金，如果你不嫁，就找上海人要三百元钱退给人家。这番话，让母亲看到了希望。她匆匆赶到百里之外的城里，找到邮局发电报给父亲，要父亲速寄三百元钱为她赎身。
如果父亲相信了这一切，并按照母亲希望的做了，后来的事就不会发生。可是父亲没有。也许是父亲对这电报半信半疑，也许是以他当时一天两毛钱的工资，根本弄不到三百元钱，也许是他尚未真正想过娶她为妻。总之，父亲接到了电报没有寄钱，也没有回复。
这可害苦了母亲。她天天站在家门口等，从早晨站到晚上，等父亲的身影出现，一直到了男方迎亲的日子，母亲什么也没有等到。
母亲心如死灰。出嫁前夜，她逃出了家门。外公外婆急坏了，找来一大群人打着火把寻找。大雪漫天纷飞，母亲又饥又冷，不知跑了多远，终于再无气力，昏倒在地。天亮了，屯子里的人找到她时，她已冻得半死。
即便这样，婚事也没延期。为防她再次出逃，外公外婆将她绑了，用被子包着抬往男方家。一路上，母亲一声声哭喊：“戴建国，我被卖了，卖给别人当媳妇了……戴建国，快回来救我呀！你不救我谁救我呀……”路有多长，母亲就哭了多久。最后，看到站在门前迎亲的新郎，母亲突然口吐鲜血，发出一声凄厉的大笑。母亲就这样疯了。
留下来娶她
是男人就别无选择
第二年春，父亲回到下套子屯。母亲已经疯了，事情无法逆转。父亲打听到母亲进了北安精神病院治疗，他想尽办法好不容易进了病房探望，但母亲已经不认识他了。到了1975年上半年，当地学校招考教师，父亲毫无悬念地成了当地村小的一名老师。
而此时，母亲已经被婆家退了回来。母亲回到娘家，父亲与她的命运再度交集。因为父亲去村小学上课，会经过母亲的娘家，常会看到她。起初，她蓄着长辫，疯劲一来，她就用长辫勒自己的脖子。后来，她被家人剃了光头。春天里，瘦得皮包骨的她光着头在村子到处乱晃。见到人，她要不就是傻笑，要不就是狂吐唾沫。
1978年，各地掀起知青返城潮。上海家中，爷爷奶奶也一个月来好几封信催促父亲回城，几经犹豫后他还是决定走。
那天一大早，父亲准备去县城坐车到市里，再转火车回上海。谁知，正当他背着包从村前路口经过时，却惊讶地看到，平日疯疯癫癫的母亲就站在村头树下，不哭，不笑，不闹，只安安静静地盯着他，任由他从自己身边走过。父亲的脚步，哪里还迈得动？
为了安慰她受伤害的心，也为了自己的良心，父亲最终选择留下来。课余时间，他开始主动往母亲家里跑。说来奇怪，自村口送别那一幕发生后，再见到父亲，母亲就会安静许多。父亲开口说话，她就不打不闹，安稳地坐着听。母亲的这些微小变化，让父亲看到了希望。到1979年上半年，他终于下定了决心：娶她为妻。
无论对于谁，这都是一场地震。听说父亲要上门来提亲，外公正卷草烟的双手颤抖着，怎么卷也合不了口，外婆先是瞪大眼，继而嚎啕大哭。而上海这边，爷爷奶奶、叔叔伯伯都在骂：“你是不是也疯了？”父亲不管这一切。
1979年10月1日，父亲二十七岁生日这一天，他去当地的民政所办了与母亲的结婚证书。当晚，父亲拿结婚证给母亲看：“小凤，我们结婚了。”母亲用手指着证书上“程玉凤”三个字，抬起头，望着父亲，似乎在问：“这是我吗？”父亲点点头，一字一句地说：“是的，是你的名字，我媳妇的名字。”母亲便笑。她将结婚证揣在胸前，抱着它睡觉，父亲怎么要也要不回来。
三天后，外公外婆请亲友喝喜酒，母亲一点儿也不闹。大家感叹不已：“爱，还真是一帖良药啊！”
疯妻不可弃
打也好骂也好都得忍着
可惜，母亲病情的好转只是假象。婚后没几天，母亲疯态复萌。父亲挑灯写就的文稿若没藏好，转眼间就成了母亲手中的碎片。睡梦中，父亲常被母亲的尖叫声惊醒，醒来发觉脸上火辣辣的，一摸，竟是被她抓的满脸血道道。满脸伤痕，第二天如何面对学生？父亲发愁，却不忍责怪母亲，因为她用尽全身力气抓他的时候，嘴里声声叫着“建国”、“建国”……没办法，父亲只能轻柔地安慰母亲，尽量让她情绪平息下来。
1980年，母亲生下了我。母爱太伟大了！不管母亲怎样疯癫，她从不伤害我半点，从没误过给我喂奶。1981年，父亲因不时在当地报刊上发表文章，被县广播电台调去当记者，后来还被评为黑龙江省十大优秀编辑，升职为黑河市逊克广播电视局总编辑。
有人开始劝父亲，考虑到你的脸面，就让小凤随她父母生活吧。父亲摇头：“有个疯妻就丢脸面了？她是为我而疯的，我哪有嫌弃她的道理？”母亲进城，真给我父亲带来不少麻烦。许多时间，母亲仍在她的混沌世界里挣扎。父亲第三次荣获全国新闻奖那天，单位同事一块庆祝，他多喝了几杯，几个女同事怕他醉酒，便送他回家。远远地，大家看到母亲倚在门边，正望着父亲回家的路。待走近，才发现她目光空洞、渾浊，却又闪着凶光。 不好，小凤又发病了！父亲酒醒了大半，忙过去搂她进屋，可母亲不从。她厮打着父亲，口里“哇哇”叫着，又突然抄起石块，追打起父亲的女同事来。父亲又急又羞，只得死死抱住母亲，任她在自己身上发泄疯劲。
1997年，上海的老家出现变故。姑姑下岗，伯父被查出尿毒症，年过八旬的奶奶也需要人照顾。父亲决定回上海。外公外婆支持他回去，但不同意他带母亲走。他们说：“建国，你是好人，小凤的情况也好了许多，就让她留在这边吧！她拖累了你近三十年了，已是仁至义尽。离开她，你后半生可以去过轻松的日子，我们一点也不怪你。”
父亲摇头：“不行，小凤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她了。何况，最苦最难的日子都过去了，我相信，在上海生活，她能更快地好起来。”
1997年8月，父亲带着我和母亲回到上海。
疯梦一朝醒
白发我家翁媪
到上海后，母亲的情况真的好了许多。我们稍不注意，她就会溜出门去，在街头盲目地寻找着什么。
这可苦了父亲。每次母亲不见了，他就只能蹬著自行车大街小巷地找。有一次，不知母亲是坐地铁、公交还是走路，竟从我们家所在的闸北到了徐汇。等我们父子找到母亲时，她正蹲在徐汇街头一拐角处的快餐店前，两眼死盯着人家面前的盒饭。父亲奔跑过去，一把将我母亲搂到怀中：“小凤，小凤，你还在，你还没丢……”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下，父亲笑着笑着就大哭了起来。
此后，父亲再不敢大意，请了保姆专门看护母亲。回上海之后，父亲入职闸北有线电视台，先当记者，后做编导，再后来进入一家影视公司做编剧。我大学毕业后，2001年进入上海汽车集团工作。2007年，我与小玉结了婚;次年，我们的孩子出生了。
至此，对于我们这个家，可以说，过去的一页已经翻过，美好明天正在招手。但是，遗憾仍然有，母亲尚未完全走出混沌世界，仍在清醒与迷糊之间挣扎。
因为父亲三十来年泣血守望，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2010年10月22日下午，父亲说一家人好久没去黄浦江边走走了，于是牵着母亲的手前往外滩。
到外滩时，正是黄昏，太阳的余晖涂抹在钟楼、涂抹在黄浦江上，遍江满城，温暖着人们的心情。我们挑了一个面对江景的餐馆吃饭。父亲兴起，提出喝点儿酒。服务生便给我们父子摆了两个酒盏。不想，母亲望望两个酒盏，再次将目光紧盯着父亲。父亲一阵惊喜：“小凤，你也想喝点？”天啊！母亲竟点了点头。
父亲叫服务员迅速加盏，迅速倒酒，一家人将酒杯碰到了一起，包括母亲。看父母一头银发，想着他们三十多年的爱情与沧桑，恍惚间，我记起“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的句子，热泪盈眶。
“爸爸妈妈，这些年你们受苦了！”我站起来，举起杯，端向父亲母亲。
就在这一刻，我突然听到：“儿子……谢谢你！”谁的声音？妈妈的声音！妈妈清醒了？就这样醒了？
巨大的幸福有如黄浦江之水突起风浪，我与父亲几乎同时抱紧母亲，任泪水尽情流淌在上海的这个金灿灿的黄昏……
摘自《百姓生活》
母亲被强迫出嫁时
声声泣血叫着父亲的名字疯了
父亲母亲相识于东北，那里与俄罗斯一河之隔。父亲是上海人，叫戴建国。1970年，他初中一毕业，便作为知青上山下乡，去了黑龙江省逊克县农村插队。不仅自己去了，他还自任“团长”，给那个偏远边区带去一个八十多人的“赴北兵团”。
那个叫“边疆公社下套子屯”的地方土地贫瘠，条件极端恶劣。一群上海小青年，天天干着从没干过的农活，特别辛苦。可是同样的活，到我父亲这里却变得“轻松”，他要锄的地，总有人帮着他锄完;他要轧的农作物，也有人帮着他轧完。谁在暗暗帮忙，我父亲悄悄观察终于发现，那人是屯子里最漂亮的姑娘程玉凤。而这位程玉凤，也就是十年后把我带到人间的母亲。
这份纯真的爱，先天就有距离。但是劳作的辛苦、离家的孤单，加上青春对爱的本能渴望，让我父亲没有拒绝。父亲与母亲的亲密接触被人撞见了，村子里闹腾开了。对我外公外婆来说，他们只有一个闺女，哪能嫁给一个什么农活都干不了的上海人？他们还担心，戴建国从上海来，说不定哪天拍屁股就走人了，那女儿怎么办？于是，1971年冬天，趁着我父亲回上海过年，他们决定把母亲嫁给邻村一个男子。
面对突然而至的婚事，母亲誓死不从，将送来的彩礼丢到门外。外婆束手无策，便说家里收了人家三百元钱聘金，如果你不嫁，就找上海人要三百元钱退给人家。这番话，让母亲看到了希望。她匆匆赶到百里之外的城里，找到邮局发电报给父亲，要父亲速寄三百元钱为她赎身。
如果父亲相信了这一切，并按照母亲希望的做了，后来的事就不会发生。可是父亲没有。也许是父亲对这电报半信半疑，也许是以他当时一天两毛钱的工资，根本弄不到三百元钱，也许是他尚未真正想过娶她为妻。总之，父亲接到了电报没有寄钱，也没有回复。
这可害苦了母亲。她天天站在家门口等，从早晨站到晚上，等父亲的身影出现，一直到了男方迎亲的日子，母亲什么也没有等到。
母亲心如死灰。出嫁前夜，她逃出了家门。外公外婆急坏了，找来一大群人打着火把寻找。大雪漫天纷飞，母亲又饥又冷，不知跑了多远，终于再无气力，昏倒在地。天亮了，屯子里的人找到她时，她已冻得半死。
即便这样，婚事也没延期。为防她再次出逃，外公外婆将她绑了，用被子包着抬往男方家。一路上，母亲一声声哭喊：“戴建国，我被卖了，卖给别人当媳妇了……戴建国，快回来救我呀！你不救我谁救我呀……”路有多长，母亲就哭了多久。最后，看到站在门前迎亲的新郎，母亲突然口吐鲜血，发出一声凄厉的大笑。母亲就这样疯了。
留下来娶她
是男人就别无选择
第二年春，父亲回到下套子屯。母亲已经疯了，事情无法逆转。父亲打听到母亲进了北安精神病院治疗，他想尽办法好不容易进了病房探望，但母亲已经不认识他了。到了1975年上半年，当地学校招考教师，父亲毫无悬念地成了当地村小的一名老师。
而此时，母亲已经被婆家退了回来。母亲回到娘家，父亲与她的命运再度交集。因为父亲去村小学上课，会经过母亲的娘家，常会看到她。起初，她蓄着长辫，疯劲一来，她就用长辫勒自己的脖子。后来，她被家人剃了光头。春天里，瘦得皮包骨的她光着头在村子到处乱晃。见到人，她要不就是傻笑，要不就是狂吐唾沫。
1978年，各地掀起知青返城潮。上海家中，爷爷奶奶也一个月来好几封信催促父亲回城，几经犹豫后他还是决定走。
那天一大早，父亲准备去县城坐车到市里，再转火车回上海。谁知，正当他背着包从村前路口经过时，却惊讶地看到，平日疯疯癫癫的母亲就站在村头树下，不哭，不笑，不闹，只安安静静地盯着他，任由他从自己身边走过。父亲的脚步，哪里还迈得动？
为了安慰她受伤害的心，也为了自己的良心，父亲最终选择留下来。课余时间，他开始主动往母亲家里跑。说来奇怪，自村口送别那一幕发生后，再见到父亲，母亲就会安静许多。父亲开口说话，她就不打不闹，安稳地坐着听。母亲的这些微小变化，让父亲看到了希望。到1979年上半年，他终于下定了决心：娶她为妻。
无论对于谁，这都是一场地震。听说父亲要上门来提亲，外公正卷草烟的双手颤抖着，怎么卷也合不了口，外婆先是瞪大眼，继而嚎啕大哭。而上海这边，爷爷奶奶、叔叔伯伯都在骂：“你是不是也疯了？”父亲不管这一切。
1979年10月1日，父亲二十七岁生日这一天，他去当地的民政所办了与母亲的结婚证书。当晚，父亲拿结婚证给母亲看：“小凤，我们结婚了。”母亲用手指着证书上“程玉凤”三个字，抬起头，望着父亲，似乎在问：“这是我吗？”父亲点点头，一字一句地说：“是的，是你的名字，我媳妇的名字。”母亲便笑。她将结婚证揣在胸前，抱着它睡觉，父亲怎么要也要不回来。
三天后，外公外婆请亲友喝喜酒，母亲一点儿也不闹。大家感叹不已：“爱，还真是一帖良药啊！”
疯妻不可弃
打也好骂也好都得忍着
可惜，母亲病情的好转只是假象。婚后没几天，母亲疯态复萌。父亲挑灯写就的文稿若没藏好，转眼间就成了母亲手中的碎片。睡梦中，父亲常被母亲的尖叫声惊醒，醒来发觉脸上火辣辣的，一摸，竟是被她抓的满脸血道道。满脸伤痕，第二天如何面对学生？父亲发愁，却不忍责怪母亲，因为她用尽全身力气抓他的时候，嘴里声声叫着“建国”、“建国”……没办法，父亲只能轻柔地安慰母亲，尽量让她情绪平息下来。
1980年，母亲生下了我。母爱太伟大了！不管母亲怎样疯癫，她从不伤害我半点，从没误过给我喂奶。1981年，父亲因不时在当地报刊上发表文章，被县广播电台调去当记者，后来还被评为黑龙江省十大优秀编辑，升职为黑河市逊克广播电视局总编辑。
有人开始劝父亲，考虑到你的脸面，就让小凤随她父母生活吧。父亲摇头：“有个疯妻就丢脸面了？她是为我而疯的，我哪有嫌弃她的道理？”母亲进城，真给我父亲带来不少麻烦。许多时间，母亲仍在她的混沌世界里挣扎。父亲第三次荣获全国新闻奖那天，单位同事一块庆祝，他多喝了几杯，几个女同事怕他醉酒，便送他回家。远远地，大家看到母亲倚在门边，正望着父亲回家的路。待走近，才发现她目光空洞、渾浊，却又闪着凶光。 不好，小凤又发病了！父亲酒醒了大半，忙过去搂她进屋，可母亲不从。她厮打着父亲，口里“哇哇”叫着，又突然抄起石块，追打起父亲的女同事来。父亲又急又羞，只得死死抱住母亲，任她在自己身上发泄疯劲。
1997年，上海的老家出现变故。姑姑下岗，伯父被查出尿毒症，年过八旬的奶奶也需要人照顾。父亲决定回上海。外公外婆支持他回去，但不同意他带母亲走。他们说：“建国，你是好人，小凤的情况也好了许多，就让她留在这边吧！她拖累了你近三十年了，已是仁至义尽。离开她，你后半生可以去过轻松的日子，我们一点也不怪你。”
父亲摇头：“不行，小凤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她了。何况，最苦最难的日子都过去了，我相信，在上海生活，她能更快地好起来。”
1997年8月，父亲带着我和母亲回到上海。
疯梦一朝醒
白发我家翁媪
到上海后，母亲的情况真的好了许多。我们稍不注意，她就会溜出门去，在街头盲目地寻找着什么。
这可苦了父亲。每次母亲不见了，他就只能蹬著自行车大街小巷地找。有一次，不知母亲是坐地铁、公交还是走路，竟从我们家所在的闸北到了徐汇。等我们父子找到母亲时，她正蹲在徐汇街头一拐角处的快餐店前，两眼死盯着人家面前的盒饭。父亲奔跑过去，一把将我母亲搂到怀中：“小凤，小凤，你还在，你还没丢……”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下，父亲笑着笑着就大哭了起来。
此后，父亲再不敢大意，请了保姆专门看护母亲。回上海之后，父亲入职闸北有线电视台，先当记者，后做编导，再后来进入一家影视公司做编剧。我大学毕业后，2001年进入上海汽车集团工作。2007年，我与小玉结了婚;次年，我们的孩子出生了。
至此，对于我们这个家，可以说，过去的一页已经翻过，美好明天正在招手。但是，遗憾仍然有，母亲尚未完全走出混沌世界，仍在清醒与迷糊之间挣扎。
因为父亲三十来年泣血守望，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2010年10月22日下午，父亲说一家人好久没去黄浦江边走走了，于是牵着母亲的手前往外滩。
到外滩时，正是黄昏，太阳的余晖涂抹在钟楼、涂抹在黄浦江上，遍江满城，温暖着人们的心情。我们挑了一个面对江景的餐馆吃饭。父亲兴起，提出喝点儿酒。服务生便给我们父子摆了两个酒盏。不想，母亲望望两个酒盏，再次将目光紧盯着父亲。父亲一阵惊喜：“小凤，你也想喝点？”天啊！母亲竟点了点头。
父亲叫服务员迅速加盏，迅速倒酒，一家人将酒杯碰到了一起，包括母亲。看父母一头银发，想着他们三十多年的爱情与沧桑，恍惚间，我记起“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的句子，热泪盈眶。
“爸爸妈妈，这些年你们受苦了！”我站起来，举起杯，端向父亲母亲。
就在这一刻，我突然听到：“儿子……谢谢你！”谁的声音？妈妈的声音！妈妈清醒了？就这样醒了？
巨大的幸福有如黄浦江之水突起风浪，我与父亲几乎同时抱紧母亲，任泪水尽情流淌在上海的这个金灿灿的黄昏……
摘自《百姓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