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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紫禁城，观赏着城里保存完好的宫殿建筑和精心修复的传世文物，我们能感受到文物传达的历史信息，也能感受到故宫守护者们生命的体温！
1978年冬，21岁的单嘉玖走进故宫，从头学起，成为一名书画修复师，这一干就是40多年。如今，她已是我国顶级书画修复师，当之无愧的“大国工匠”。
她的父亲单士元（1907—1998）与故宫的缘分，更具传奇色彩，有人将之概括为：“溥仪出宫，单士元进宫。”1924年，清逊帝溥仪出宫，民国政府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17岁的单士元应聘为“善委会”查点物品的书记员，从此，他的一生与这座宫殿紧密相连。从最初的档案整理，到共和国成立后主持故宫全面大修，直至耄耋之年还在为故宫恪尽职守，他被尊称为“看护国宝的国宝”。
单士元先生在故宫工作了74载。如今，单嘉玖也已经退休，但是她仍谨记父亲对她的教诲，兢兢业业为故宫修复书画，培养书画修复人才。父女两代人用自己的生命时光守护国宝，续写着故宫的历史。
薪火相传
两代人的故宫缘
走进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的书画修复室，外界的声音似乎都消失了，仿佛有一道天然屏障，将不远处的故宫开放区里日均6万游客带来的喧嚣都屏蔽了。在这里，时间停留在每一个不急不躁的细节上，停留在与文物同频共振的呼吸中。修复师们手上有最精准的老手艺，看似轻盈的动作，却是经过千万次练习后达到的精准与稳健。
单嘉玖留着温婉的齐耳短发，身着白大褂，工作中的她专注而内敛，同时透着一种“手艺人”特有的细心、耐心与严谨。墙壁上，是她刚刚耗时4个多月修复完成的清代宫廷画家周本的山水画贴落。在她身旁，几个年轻的修复师正一丝不苟地修复着养心殿的隔扇芯。他们都是她手把手带出来的徒弟，单嘉玖时不时俯身查看，给予指导和建议。尽管已退休，但是她依然如往常一样，一件接着一件地修复书画，因为太多的书画在等待她的抢救与修复。
在故宫从事书画修复40多年，至今她耳畔犹会回响起父亲当年的谆谆教诲：“故宫的文物是几千年中华文化的结晶，这些文物永远会被人们珍视、传承下去。你做的这份工作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把文物完整地传下去，你要跟师傅好好学，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靠经验去完成的事。”
父亲语气中透出的对故宫的热爱，至今仍深深印刻在单嘉玖的脑海中。“紫禁城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饱含着父亲的深情厚爱。从17岁进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到经历故宫博物院从成立到成长的所有风雨跌宕，父亲在故宫度过了74个春秋，可以说无论在工作上还是感情上，父亲都与故宫博物院融为一体了。”她说。
在故宫里，单士元先生感受过祖国的风雨沧桑，也见证了共和国成立后走向振兴与富强。
单嘉玖记得父亲曾经说过：“我这一生看过五种旗帜在故宫飘扬——大清的龙旗，孙中山辛亥革命的五色旗，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日本的‘膏药’旗，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我只爱共和国的五星红旗！”
单嘉玖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照顾父亲的生活起居。她说，每天父亲都比她更早到故宫。“我父亲一辈子早已养成一种习惯，只要不出差，每天一定要在故宫里走一走、看一看，直到90岁时还天天来故宫转转。”
单士元先生曾说，故宫作为原明清皇宫，一砖一瓦都是不可再生的历史遗物，要用历史的眼光来认识与研究。“父亲走遍了故宫的每个角落，每当发现维修中的垃圾，一定会好好檢视，只要发现有价值的构件，包括残砖碎瓦、颓梁断木，都会加以保留。即使拆下来的破顶棚他也会认真检查，如果发现夹层中有乾隆高丽纸之类的宫廷旧纸，会让图书馆的同志前去采集，以备修书之用。”
单嘉玖始终铭记，父亲在得知她要从事书画修复工作后，对她郑重嘱咐：“修复文物不能玩文物，只要触犯这个底线，就会产生私心。这是咱们家的家规，你一定要做到。”父亲的教诲，单嘉玖始终不敢忘。甘守清贫的她从未涉足过文玩市场，40多年来，始终如一地静心修复着每一件国宝文物。她退休后，曾有公司付很高的报酬请她去帮忙，被她谢绝：“是故宫培养了我，我只给故宫干活，给故宫培养徒弟，外面的事一概不参与。”
“修复文物不能玩文物”，也是文物专家单士元先生一生恪守的原则。他从不收藏文物，从不以商业目的为别人鉴定文物。他生活朴素节俭，曾笑言自己是“三穷老人”，即穷学生、穷职员、穷教授。他说：“故宫处处是历史，件件是文物。对于鉴定文物，我并不反对其重要作用，但单纯以货币价值定高低，那是古玩商人，而不是文物工作者。”
“每当有人问我，父亲对我的影响是什么，我首先想到的不是父亲做了什么，而是他的师辈们对他的影响。故宫博物院是在军阀政权的不断更迭中艰难地诞生和成长起来的。我常听父亲忆起陈垣、庄蕴宽等先生。他说，当时这些先生在故宫工作，一无工资，二无津贴，他们没有私利和私心，有的只是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觉悟与正直的人生态度。”
单嘉玖说：“父亲对师辈始终有一种深深的崇敬，这几乎成为鼓舞他一生的力量。他传承了这种精神，这种精神也影响着我。”
父亲始终坚持
“修旧如旧”原则
“父亲一辈子最看不够的是故宫宏伟的建筑。”单嘉玖说，父亲曾经谈到他开始研究古建筑的原因，那是20世纪30年代，他在北京大学读研时，听陈衡哲教授在西洋史课上讲道：“中国建筑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可惜的是，外国人写的世界建筑史中，从来不提中国建筑艺术，因为他们不懂，也因为我国缺乏专业人员从事研究，因此被人瞧不起。”这番话对他触动很大，在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驱使下，他立志在建筑领域刻苦钻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单士元先生以加倍的热情投入所热爱的事业之中。故宫宫殿自鸦片战争以后就日渐衰落，当时，故宫博物院缺少专职的古建筑研究保护人员，也没有专业的古建筑维修队伍，大量的古建筑亟待修整。 1954年，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找到建筑学家梁思成，请他推荐一位能够管理故宫古建筑的专家。梁思成说：“用不着我推荐，故宫现在就有一位——单士元。”于是，经郑振铎局长推荐，故宫博物院吴仲超院长委任单士元先生主持古建筑维修保护管理工作。此后，单先生将自己的余生全部贡献给了故宫古建筑保护事业。
“不住人的房子容易坏，面对如此庞大的建筑群，从什么角度入手，确立一个什么样的保护方针尤其重要。”
为此，单士元先生确立了“着重保养，重点修缮，全面规划，逐步实施”的十六字方针，并且始终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所谓修旧如旧，是指不改变原建筑的法式与结构，这一极具远见卓识的指导方针，至今仍然是维护故宫古建筑的基本原则。
1958年下半年，一项繁重而紧迫的大修故宫古建筑的任务布置下来，要求赶在1959年10月前完工，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共和国成立10周年，全面领导规划这次大修的就是单士元先生。
头一项大修任务是，对太和殿及其四庑崇楼等脱落残损的彩画重新彩绘。但是，一个突出问题是，太和殿与太和门外的檐彩画是民国初年准备称帝的袁世凯所为，不但与清代原有彩画极不相称，更不能作为这次重绘的依据。在查看文献资料后，他决定按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重建后的太和殿外檐彩画重绘，做到内外檐彩画一致，恢复康熙时期的原状。他找来原故宫内的老工人，还特别聘用了原京城南城九龙斋画店掌门画工何文奎，及北城鼓楼文翰斋画店老师傅张连卿。在精工巧匠的修复下，不仅除去了残存在太和殿、太和门的袁世凯称帝时粗糙无章的外檐彩画，还重新恢复了康熙三十六年原有的和玺彩画，高质量地完成了大修任务。
单士元先生注重古建筑人才的培养和挖掘。共和国成立初期，他特意挽留了被称为“故宫十老”的10位已超过退休年龄的杰出工匠，担任工作指导，按月付酬。在他的呼吁下，經文化部批准，将工匠队伍由临时工改为正式合同工，改变了春季招工、冬季歇工时工匠散去的旧制。作为带头人，他还大胆带领青年专业人员开展工作，先后主持了太和殿保养、午门修缮、角楼落架大修等重要工程，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古建筑专业人才。
虔敬之心
修书画口传心授教技艺
对古书画来说，好的修复师如同良医，修复一次，至少可以使其生命延长上百年。单嘉玖在故宫的40多年中，数百件古书画文物经她的手得以延续生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故宫的第一套书画修复班底在1954年组建起来，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书画装裱大师，集中修复了一大批故宫院藏的翰墨精品，单嘉玖的师父、曾修复《五牛图》的孙承枝便是其中的一员。
“1978年冬，我结束了农村插队，那时故宫正在大量招年轻人，文物修复复制工厂要招两名古书画修复人员，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走进了故宫。”那时，单嘉玖对书画装裱修复一窍不通。第一天上班，师父孙承枝把一沓纸往桌上一搁，上面放把马蹄刀，让单嘉玖把纸上的草棍、煤渣刮掉，还得保持纸张的完整和光洁，这一刮就是3个月。
“我从小受父亲影响，对长辈、文物都有一种敬畏感。那时候每天练基本功，也会感到枯燥乏味，但是师父叫干就干，做针锥、削起子、修刷子，都得自己干。”单嘉玖回忆说。第二年进入一些品式上的学习，学做立轴、手卷、册页等等;第三年，才开始在师父的带领下进行简单的文物修复。“现在回想起来，磨刀刮纸不只是练基本功，也是磨你的性情。你得坐得住，静下心，不能毛毛躁躁。那一段经历确实让我难忘，后来总觉得这种磨炼非常有用。”
古书画通常分四层，一层画心、一层托心纸、两层背纸。修复过程中最难的是“揭”的环节，特别是托心纸，既要揭得干干净净，又不能使画心受损。因此，这是一个心血滴灌的过程，收起自己的个性，完全跟着古画走，如此才能“妙手回春”。
单嘉玖说，尽管现在有了仪器检测，甚至能精微到纸的纤维，但是修复的核心还是靠人的经验，清洗、揭背、托心、隐补、全色的过程全部依靠手工，耗时最长的需要1年，最短也要3个月。
“我们之所以被称为‘画医’，是因为我们与文物真的很像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人病了，吃什么药，打什么针，取决于病体和病情。书画病了，怎么抢救，如何修复，则取决于作品的受损状态，而不是文物等级的高低。传世名作，由于历朝历代都是重点保护对象，受损的概率反而偏小，倒是等级较低，特别是流传于民间的藏品，由于受损原因多样，修复更难。”
单嘉玖完成过许多高难度的修复，其中让她最难忘的一次修复，是明代的《屠隆草书诗轴》。这幅诗轴纵208厘米，横96厘米，修复前十分残破，画心上纵向撕裂52厘米，画心与小托心之间出现空鼓，原残画心不同程度翘起。单嘉玖说，这件文物是中国古代“小托心”修复法的代表作，“小托心”与画心性质相同，不可再揭动，但是由于当初的补偿做法失效，必须重新整合。修复这幅作品时，需带糊大面积、多部位同时暗复，稍不留神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因此修复的整个过程如履薄冰。她埋头修复了整整10个月，最终，成功修复。
“只要东西还在，就得修，甭管破成什么样，也得一点点给拼好，有时都成了一团了也得给解开，这就是修复人的职责。”每修复一件具有挑战性的书画作品，单嘉玖就会将过程与心得撰写成文，如今已发表近20篇论文。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书画的装裱修复技艺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基本上靠师徒的代代传承。如今，单嘉玖也开始将自己40多年来积累的经验传授给年轻人，她目前带了5个徒弟，每一个都是手把手从基本功开始教起。
由于常年弯腰俯身，故宫里上年纪的书画修复师，或多或少都有腰椎、颈椎问题，甚至胃病。然而，这里的不少“画医”都工作了几十年，退休了又被返聘回来，继续修复书画。
采访临近结束，笔者问，在书画修复领域，工匠精神有怎样的内涵？单嘉玖沉思片刻，认真地说道：“工匠精神首先是热爱这份工作，对文物有敬畏之心，要有这种品质才能把事做好。如果对文物没有起码的尊重，就做不好这份枯燥的工作，尤其现在外界的诱惑非常多，敬畏之心是这个职业的基本素养。”
干了40多年的单嘉玖，如今对待每一次修复依旧是小心翼翼，职业性的敬畏与谦恭，早已成为生命底色的一部分。
“故宫里这些古书画一代代传下来不容易，不能在我们手里给断掉，我们得继续传承下去，让子孙万代都能看到。”对单嘉玖来说，今后的岁月里，她将继续一件接着一件地修复，同时，还要把40多年来积累的全部经验教给年轻人，让老祖宗留下的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完好地传下去，这就是她最大的心愿。
记者手记
以赤诚之心守护祖国瑰宝
温暖而谦逊，执著而淡泊，这是单嘉玖留给记者的最深印象。她反复谈到了磨性子，静下心来，心怀敬畏。
采访结束，单嘉玖答应了记者写下一句寄语的请求。在思考了两天后，她发来了八个字：“工匠之事，莫不虔敬。”娟秀的字迹，一笔一画写得恭恭敬敬，从中能够感受到她心底里的“虔敬”之心。
单嘉玖身上不仅传承了书画修复技艺的专业精神，更继承了父亲的风骨与风范——坚持原则，淡泊名利，以赤诚之心守护祖国文物瑰宝。
采访中，单嘉玖回忆起自己第一次进故宫时父亲对她说的话。当时她还是个小学生，一次，学校组织学生去故宫拔草，父亲得知后，对幼小而懵懂的她说：“过去皇宫里每年都除草，那时候是太监干的活。故宫现在是博物馆，你能给故宫做点事，好！”
“给故宫做点事”，如今回望，这句话饱含深意，也仿佛为她的人生指明了方向。也正是这种耳濡目染，让单嘉玖与父亲一样，一生钟情于故宫，坚守和传承故宫精神。她说：“父亲一辈子最看不够的是故宫宏伟的建筑，而我成天触摸的是故宫的手卷、立轴、册页、贴落、扇面……”
如果生命是一炉旺火，单嘉玖也如同父亲那样将生命之火都投入了故宫的文脉传承之中。而他们的经历、信念，也是一代又一代故宫守护者的缩影——将自己的青春韶华、热血与汗水都融入到了故宫这一座文化宝库之中。
1978年冬，21岁的单嘉玖走进故宫，从头学起，成为一名书画修复师，这一干就是40多年。如今，她已是我国顶级书画修复师，当之无愧的“大国工匠”。
她的父亲单士元（1907—1998）与故宫的缘分，更具传奇色彩，有人将之概括为：“溥仪出宫，单士元进宫。”1924年，清逊帝溥仪出宫，民国政府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17岁的单士元应聘为“善委会”查点物品的书记员，从此，他的一生与这座宫殿紧密相连。从最初的档案整理，到共和国成立后主持故宫全面大修，直至耄耋之年还在为故宫恪尽职守，他被尊称为“看护国宝的国宝”。
单士元先生在故宫工作了74载。如今，单嘉玖也已经退休，但是她仍谨记父亲对她的教诲，兢兢业业为故宫修复书画，培养书画修复人才。父女两代人用自己的生命时光守护国宝，续写着故宫的历史。
薪火相传
两代人的故宫缘
走进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的书画修复室，外界的声音似乎都消失了，仿佛有一道天然屏障，将不远处的故宫开放区里日均6万游客带来的喧嚣都屏蔽了。在这里，时间停留在每一个不急不躁的细节上，停留在与文物同频共振的呼吸中。修复师们手上有最精准的老手艺，看似轻盈的动作，却是经过千万次练习后达到的精准与稳健。
单嘉玖留着温婉的齐耳短发，身着白大褂，工作中的她专注而内敛，同时透着一种“手艺人”特有的细心、耐心与严谨。墙壁上，是她刚刚耗时4个多月修复完成的清代宫廷画家周本的山水画贴落。在她身旁，几个年轻的修复师正一丝不苟地修复着养心殿的隔扇芯。他们都是她手把手带出来的徒弟，单嘉玖时不时俯身查看，给予指导和建议。尽管已退休，但是她依然如往常一样，一件接着一件地修复书画，因为太多的书画在等待她的抢救与修复。
在故宫从事书画修复40多年，至今她耳畔犹会回响起父亲当年的谆谆教诲：“故宫的文物是几千年中华文化的结晶，这些文物永远会被人们珍视、传承下去。你做的这份工作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把文物完整地传下去，你要跟师傅好好学，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靠经验去完成的事。”
父亲语气中透出的对故宫的热爱，至今仍深深印刻在单嘉玖的脑海中。“紫禁城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饱含着父亲的深情厚爱。从17岁进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到经历故宫博物院从成立到成长的所有风雨跌宕，父亲在故宫度过了74个春秋，可以说无论在工作上还是感情上，父亲都与故宫博物院融为一体了。”她说。
在故宫里，单士元先生感受过祖国的风雨沧桑，也见证了共和国成立后走向振兴与富强。
单嘉玖记得父亲曾经说过：“我这一生看过五种旗帜在故宫飘扬——大清的龙旗，孙中山辛亥革命的五色旗，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日本的‘膏药’旗，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我只爱共和国的五星红旗！”
单嘉玖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照顾父亲的生活起居。她说，每天父亲都比她更早到故宫。“我父亲一辈子早已养成一种习惯，只要不出差，每天一定要在故宫里走一走、看一看，直到90岁时还天天来故宫转转。”
单士元先生曾说，故宫作为原明清皇宫，一砖一瓦都是不可再生的历史遗物，要用历史的眼光来认识与研究。“父亲走遍了故宫的每个角落，每当发现维修中的垃圾，一定会好好檢视，只要发现有价值的构件，包括残砖碎瓦、颓梁断木，都会加以保留。即使拆下来的破顶棚他也会认真检查，如果发现夹层中有乾隆高丽纸之类的宫廷旧纸，会让图书馆的同志前去采集，以备修书之用。”
单嘉玖始终铭记，父亲在得知她要从事书画修复工作后，对她郑重嘱咐：“修复文物不能玩文物，只要触犯这个底线，就会产生私心。这是咱们家的家规，你一定要做到。”父亲的教诲，单嘉玖始终不敢忘。甘守清贫的她从未涉足过文玩市场，40多年来，始终如一地静心修复着每一件国宝文物。她退休后，曾有公司付很高的报酬请她去帮忙，被她谢绝：“是故宫培养了我，我只给故宫干活，给故宫培养徒弟，外面的事一概不参与。”
“修复文物不能玩文物”，也是文物专家单士元先生一生恪守的原则。他从不收藏文物，从不以商业目的为别人鉴定文物。他生活朴素节俭，曾笑言自己是“三穷老人”，即穷学生、穷职员、穷教授。他说：“故宫处处是历史，件件是文物。对于鉴定文物，我并不反对其重要作用，但单纯以货币价值定高低，那是古玩商人，而不是文物工作者。”
“每当有人问我，父亲对我的影响是什么，我首先想到的不是父亲做了什么，而是他的师辈们对他的影响。故宫博物院是在军阀政权的不断更迭中艰难地诞生和成长起来的。我常听父亲忆起陈垣、庄蕴宽等先生。他说，当时这些先生在故宫工作，一无工资，二无津贴，他们没有私利和私心，有的只是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觉悟与正直的人生态度。”
单嘉玖说：“父亲对师辈始终有一种深深的崇敬，这几乎成为鼓舞他一生的力量。他传承了这种精神，这种精神也影响着我。”
父亲始终坚持
“修旧如旧”原则
“父亲一辈子最看不够的是故宫宏伟的建筑。”单嘉玖说，父亲曾经谈到他开始研究古建筑的原因，那是20世纪30年代，他在北京大学读研时，听陈衡哲教授在西洋史课上讲道：“中国建筑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可惜的是，外国人写的世界建筑史中，从来不提中国建筑艺术，因为他们不懂，也因为我国缺乏专业人员从事研究，因此被人瞧不起。”这番话对他触动很大，在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驱使下，他立志在建筑领域刻苦钻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单士元先生以加倍的热情投入所热爱的事业之中。故宫宫殿自鸦片战争以后就日渐衰落，当时，故宫博物院缺少专职的古建筑研究保护人员，也没有专业的古建筑维修队伍，大量的古建筑亟待修整。 1954年，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找到建筑学家梁思成，请他推荐一位能够管理故宫古建筑的专家。梁思成说：“用不着我推荐，故宫现在就有一位——单士元。”于是，经郑振铎局长推荐，故宫博物院吴仲超院长委任单士元先生主持古建筑维修保护管理工作。此后，单先生将自己的余生全部贡献给了故宫古建筑保护事业。
“不住人的房子容易坏，面对如此庞大的建筑群，从什么角度入手，确立一个什么样的保护方针尤其重要。”
为此，单士元先生确立了“着重保养，重点修缮，全面规划，逐步实施”的十六字方针，并且始终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所谓修旧如旧，是指不改变原建筑的法式与结构，这一极具远见卓识的指导方针，至今仍然是维护故宫古建筑的基本原则。
1958年下半年，一项繁重而紧迫的大修故宫古建筑的任务布置下来，要求赶在1959年10月前完工，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共和国成立10周年，全面领导规划这次大修的就是单士元先生。
头一项大修任务是，对太和殿及其四庑崇楼等脱落残损的彩画重新彩绘。但是，一个突出问题是，太和殿与太和门外的檐彩画是民国初年准备称帝的袁世凯所为，不但与清代原有彩画极不相称，更不能作为这次重绘的依据。在查看文献资料后，他决定按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重建后的太和殿外檐彩画重绘，做到内外檐彩画一致，恢复康熙时期的原状。他找来原故宫内的老工人，还特别聘用了原京城南城九龙斋画店掌门画工何文奎，及北城鼓楼文翰斋画店老师傅张连卿。在精工巧匠的修复下，不仅除去了残存在太和殿、太和门的袁世凯称帝时粗糙无章的外檐彩画，还重新恢复了康熙三十六年原有的和玺彩画，高质量地完成了大修任务。
单士元先生注重古建筑人才的培养和挖掘。共和国成立初期，他特意挽留了被称为“故宫十老”的10位已超过退休年龄的杰出工匠，担任工作指导，按月付酬。在他的呼吁下，經文化部批准，将工匠队伍由临时工改为正式合同工，改变了春季招工、冬季歇工时工匠散去的旧制。作为带头人，他还大胆带领青年专业人员开展工作，先后主持了太和殿保养、午门修缮、角楼落架大修等重要工程，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古建筑专业人才。
虔敬之心
修书画口传心授教技艺
对古书画来说，好的修复师如同良医，修复一次，至少可以使其生命延长上百年。单嘉玖在故宫的40多年中，数百件古书画文物经她的手得以延续生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故宫的第一套书画修复班底在1954年组建起来，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书画装裱大师，集中修复了一大批故宫院藏的翰墨精品，单嘉玖的师父、曾修复《五牛图》的孙承枝便是其中的一员。
“1978年冬，我结束了农村插队，那时故宫正在大量招年轻人，文物修复复制工厂要招两名古书画修复人员，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走进了故宫。”那时，单嘉玖对书画装裱修复一窍不通。第一天上班，师父孙承枝把一沓纸往桌上一搁，上面放把马蹄刀，让单嘉玖把纸上的草棍、煤渣刮掉，还得保持纸张的完整和光洁，这一刮就是3个月。
“我从小受父亲影响，对长辈、文物都有一种敬畏感。那时候每天练基本功，也会感到枯燥乏味，但是师父叫干就干，做针锥、削起子、修刷子，都得自己干。”单嘉玖回忆说。第二年进入一些品式上的学习，学做立轴、手卷、册页等等;第三年，才开始在师父的带领下进行简单的文物修复。“现在回想起来，磨刀刮纸不只是练基本功，也是磨你的性情。你得坐得住，静下心，不能毛毛躁躁。那一段经历确实让我难忘，后来总觉得这种磨炼非常有用。”
古书画通常分四层，一层画心、一层托心纸、两层背纸。修复过程中最难的是“揭”的环节，特别是托心纸，既要揭得干干净净，又不能使画心受损。因此，这是一个心血滴灌的过程，收起自己的个性，完全跟着古画走，如此才能“妙手回春”。
单嘉玖说，尽管现在有了仪器检测，甚至能精微到纸的纤维，但是修复的核心还是靠人的经验，清洗、揭背、托心、隐补、全色的过程全部依靠手工，耗时最长的需要1年，最短也要3个月。
“我们之所以被称为‘画医’，是因为我们与文物真的很像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人病了，吃什么药，打什么针，取决于病体和病情。书画病了，怎么抢救，如何修复，则取决于作品的受损状态，而不是文物等级的高低。传世名作，由于历朝历代都是重点保护对象，受损的概率反而偏小，倒是等级较低，特别是流传于民间的藏品，由于受损原因多样，修复更难。”
单嘉玖完成过许多高难度的修复，其中让她最难忘的一次修复，是明代的《屠隆草书诗轴》。这幅诗轴纵208厘米，横96厘米，修复前十分残破，画心上纵向撕裂52厘米，画心与小托心之间出现空鼓，原残画心不同程度翘起。单嘉玖说，这件文物是中国古代“小托心”修复法的代表作，“小托心”与画心性质相同，不可再揭动，但是由于当初的补偿做法失效，必须重新整合。修复这幅作品时，需带糊大面积、多部位同时暗复，稍不留神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因此修复的整个过程如履薄冰。她埋头修复了整整10个月，最终，成功修复。
“只要东西还在，就得修，甭管破成什么样，也得一点点给拼好，有时都成了一团了也得给解开，这就是修复人的职责。”每修复一件具有挑战性的书画作品，单嘉玖就会将过程与心得撰写成文，如今已发表近20篇论文。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书画的装裱修复技艺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基本上靠师徒的代代传承。如今，单嘉玖也开始将自己40多年来积累的经验传授给年轻人，她目前带了5个徒弟，每一个都是手把手从基本功开始教起。
由于常年弯腰俯身，故宫里上年纪的书画修复师，或多或少都有腰椎、颈椎问题，甚至胃病。然而，这里的不少“画医”都工作了几十年，退休了又被返聘回来，继续修复书画。
采访临近结束，笔者问，在书画修复领域，工匠精神有怎样的内涵？单嘉玖沉思片刻，认真地说道：“工匠精神首先是热爱这份工作，对文物有敬畏之心，要有这种品质才能把事做好。如果对文物没有起码的尊重，就做不好这份枯燥的工作，尤其现在外界的诱惑非常多，敬畏之心是这个职业的基本素养。”
干了40多年的单嘉玖，如今对待每一次修复依旧是小心翼翼，职业性的敬畏与谦恭，早已成为生命底色的一部分。
“故宫里这些古书画一代代传下来不容易，不能在我们手里给断掉，我们得继续传承下去，让子孙万代都能看到。”对单嘉玖来说，今后的岁月里，她将继续一件接着一件地修复，同时，还要把40多年来积累的全部经验教给年轻人，让老祖宗留下的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艺完好地传下去，这就是她最大的心愿。
记者手记
以赤诚之心守护祖国瑰宝
温暖而谦逊，执著而淡泊，这是单嘉玖留给记者的最深印象。她反复谈到了磨性子，静下心来，心怀敬畏。
采访结束，单嘉玖答应了记者写下一句寄语的请求。在思考了两天后，她发来了八个字：“工匠之事，莫不虔敬。”娟秀的字迹，一笔一画写得恭恭敬敬，从中能够感受到她心底里的“虔敬”之心。
单嘉玖身上不仅传承了书画修复技艺的专业精神，更继承了父亲的风骨与风范——坚持原则，淡泊名利，以赤诚之心守护祖国文物瑰宝。
采访中，单嘉玖回忆起自己第一次进故宫时父亲对她说的话。当时她还是个小学生，一次，学校组织学生去故宫拔草，父亲得知后，对幼小而懵懂的她说：“过去皇宫里每年都除草，那时候是太监干的活。故宫现在是博物馆，你能给故宫做点事，好！”
“给故宫做点事”，如今回望，这句话饱含深意，也仿佛为她的人生指明了方向。也正是这种耳濡目染，让单嘉玖与父亲一样，一生钟情于故宫，坚守和传承故宫精神。她说：“父亲一辈子最看不够的是故宫宏伟的建筑，而我成天触摸的是故宫的手卷、立轴、册页、贴落、扇面……”
如果生命是一炉旺火，单嘉玖也如同父亲那样将生命之火都投入了故宫的文脉传承之中。而他们的经历、信念，也是一代又一代故宫守护者的缩影——将自己的青春韶华、热血与汗水都融入到了故宫这一座文化宝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