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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连暲在中共党史中无疑是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奠基人、创始人之一，他几乎为所有老一辈中共领导人提供过医疗服务，其精湛的医术和善良的品德在党内外有口皆碑，毛泽东曾称赞他是“红色华佗”。在延安时期，他是除毛泽东等领导人外最受外国记者关注的人物之一，主要原因是他的经历非常独特——由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建国后，傅连暲历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后勤卫生部第一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等职，1955年获授中将军衔。1968年3月29日，傅连暲遭林彪集团迫害惨死。1975年，毛泽东的批示使其获得平反昭雪。
“是毛主席把我带上了革命道路”
1894年9月14日，傅连暲出生在福建省汀州（今长汀县）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是码头搬运工，母亲替人裁缝洗衣。其父母听说加入基督教会能得到一些食物，便带着幼小的傅连暲一起入了教。在教会兴办的免费学校里，傅连暲接受了中小学教育，1911年考入亚盛顿医馆学习西医。1914年傅连暲与童养媳刘赐福结婚，当年父亲病逝，家中失去了顶梁柱。半工半读五年后，傅连暲毕业，受聘为汀州八县旅行医生，在乡村奔走行医，后任汀州红十字会主任医师、福音医院医生等职。在行医过程中，傅连暲深切体会社会黑暗和百姓苦难。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爆发，福音医院的外籍院长被汹涌的反帝浪潮吓走，31岁的傅连暲被推举为院长。
傅连暲常免费为穷人治病，在当地口碑极佳。他不论党派、团体，也不问身份、地位，对病人一视同仁。1932年10月，这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在与毛泽东第四次相逢时，竟舍弃了优裕的生活，携全部财产和一所医院投奔红军，从此铁了心跟共产党走，九死一生无怨无悔。建国初期，傅连暲邂逅著名的妇科专家、福建同乡林巧稚，谈起自己由基督教徒转变为革命者的经历时说：“是毛主席把我带上了革命道路。”
第一次与毛泽东相逢，傅连暲就感受到了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那是1929年3月，毛泽东与朱德率红四军主力进占汀州城后，一起来到福音医院看望救治红军伤病员的傅连暲。与“朱毛”一番对话后，傅连暲突然提出了把医院改名为“红军医院”的想法。但毛泽东并不赞成，他认为暂不改名更有利于帮助红军。后来傅连暲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道出了当时的想法：“等我同红军和共产党领袖接触后，我这才知道他们有真正的救世精神，因此我决定加入他们。”汀州城当时流行天花，傅连暲建议全体红军将士接种牛痘以防传染，毛泽东和朱德略一沉吟，爽快地答应下来，朱德还带头接种。初次见面，“朱毛”便把红军将士的“命”交到自己手中，这让傅连暲极为感动。
在结识毛泽东之前，傅连暲已接触过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些共产党员。1926年，傅连暲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后来成为中共闽西特委书记的邓子恢有来往，邓子恢送给他一些进步报刊和瞿秋白的译著集《新社会观》，使傅连暲“懂得革命的人生观，因此更加同情革命，并进而直接参加革命”（傅连暲自述）。1927年八九月间，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途经汀州，傅连暲救治了包括徐特立和陈赓在内的三百多名起义军伤病员。周恩来与傅连暲有过一次谈话，他所提倡的“革命的人道主义”对傅连暲颇有启发。徐特立在治病期间多次提起得意门生毛泽东，使傅连暲在见毛泽东之前对他已生好感。
不久，蒋介石对闽粤赣三省实施“会剿”，毛泽东率红四军转战赣南。傅连暲把两个学生交给毛泽东做随队医生，并在红军走后利用特殊身份保护未能撤走的伤员，还通过地下党，将四种报纸和一箱军用地图辗转送到毛泽东手中，让急于了解时局的毛泽东喜出望外。
接着发生的三件事，坚定了傅连暲“加入他们”的决心。一天，国民党金汉鼎部突然包围傅家，大肆搜掠一番后扬长而去。紧接着，傅连暲的侄子傅维彬（红军战士）迈进傅家大门片刻即被抓走，当天被剖腹杀害。不久，堂弟傅连标（在汀州做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也被捕牺牲。
第二次与毛泽东相逢，傅连暲感觉毛泽东已视他为自己人。那是在1931年 秋，毛泽东率红军打回汀州，交给他一个任务：到上海等地买药，建一条药品运输线。傅连暲派出自己最信任的学生曹国煌，携中共福建省委筹来的黄金，突破层层封锁，为红军买回二十多箱药品，还在一些国统区开设药房，建起秘密的药品运输线。傅连暲还听从毛泽东的建议，开办中央红色护士学校，用半年时间为红军培养了60名医护人才。
第三次相逢是在1932年春，红一、五军团组成东征军远征福建漳州路过汀州。傅连暲看到毛泽东消瘦而憔悴，便提出让学生陈炳辉（后成为傅的女婿）做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毛泽东欣然接受。
第四次相逢是在1932年10月。由于“左”倾路线占据中央统治地位，毛泽东在红军中的职务被撤销。当时毛泽东被原因不明的低烧困扰，于是来到汀州养病。这一次毛泽东疗养了四个多月，经常和傅连暲促膝谈心。受毛泽东的影响，傅连暲的信仰发生了改变，他想成为“他们”的一员。傅连暲后来曾在自述中说：“自从和毛主席相处了这么些日子以后，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力量，这力量使我永远离不开毛主席，永远离不开共产党。”这一次，毛泽东主动提议医院改名，并请傅连暲用最短的时间为红军培养一批军医。傅连暲成立了红色医务学校，亲任校长，编讲义、授课一肩挑。
傅连暲正式向中央政府提出将福音医院改名为红色医院的请求，刚获批准，蒋介石军队打来了，红军要撤往瑞金。傅连暲与医院员工商定把医院搬到瑞金去，回家与老母亲商量后，决定把家也一起迁到瑞金。在中央政府的帮助下，傅连暲请来170个运输员，用了十几天时间，肩挑背扛把整个医院搬到了瑞金，更名中央红色医院。1933年4月26日，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刊登了《红匾送给捐助巨产的傅院长》一文，称赞傅连暲“以巨量财产捐助革命，他是苏区第一个模范”。
长征路上救活了许多人
投奔红军的傅连暲刚安顿下来，便遭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追随者当头一棒：被指与白匪头目关系密切打成“AB团”，面临处决。他伺机逃脱找张闻天救命，时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命刀下留人。 1934年9月的一天，张闻天请傅连暲到于都前线救治病重的毛泽东，傅连暲背起药箱赶紧出发。可是他不会骑马，如何快速到达180多里外的于都？傅连暲心急如焚。警卫员找来一匹骡子让他骑。第一次骑骡子的傅连暲不得要领，一路跌跌撞撞，走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傍晚终于赶到。此时毛泽东已连续高烧三天，随队医生束手无策。傅连暲仔细诊断后大胆用药，第二天，毛泽东热度稍降，第三天，体温恢复正常。毛泽东非常高兴，感谢傅连暲救了自己一命，称赞他是“红色华佗”。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傅连暲坚决要求随主力长征，此时他已年过40，身患多种疾病。他把母亲安排回老家汀州，妻子儿女留下打游击。出发前，他让女婿陈炳辉买来八个大洋铁箱子，全部用来装药品和医疗用具。因为不会骑马，组织上安排他坐轿子行军，他心感不安，日夜学骑马，终于也能策马扬鞭了。
在长征路上，傅连暲有过两次死里逃生的经历。第一次是在一条靠山临河的小路上，马蹄踩偏了，傅连暲和马一起坠落三四丈深的河堤。马和被子等物品转眼间被河水冲得无影无踪，傅连暲运气好，跌落在河边，红军战士们连忙下去把昏迷不醒的傅连暲救了上来。毛泽东得知此事，派警卫员送来了一床被子。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蔡畅让人送来了一头骡子。第二次是在翻越海拔5000米白雪皑皑的党岭山时，傅连暲突然昏迷过去，也是战士们把他背下山来。革命队伍的关怀与温暖，让傅连暲更有了归属感。他强撑病体一边行军，一边救死扶伤。将士们枪伤、痢疾、疥疮、疟疾和溃疡等伤病特别多，傅连暲因陋就简，用土洋结合的办法救活了许多人。他曾以基督教徒的身份，在路过的教堂里“讨”来珍贵的药品。他还办起了医务训练班，白天行军，晚上授课，长征结束时，一批医护人员也培养出来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傅连暲听到了两个坏消息：留在瑞金根据地的大女儿和女婿被自己人错杀；妻子和其他孩子被国民党杀害。傅连暲默默承受着巨大的悲痛，义无反顾地跟随着红军朝前走。后来有外国记者问他：你在红军中受过委屈，有很多机会脱离红军为何却不走？傅连暲答：“红军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真正人民军队——这个事实我从多年经验中认识清楚了。它是一个保护祖国和人民群众的最有纪律的军队。还有我之所以留于红军中者，是因为我深信它指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大众之解放的道路。我是一个基督徒，而我经常地受到红军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保护和尊敬。”
1936年秋，一位名叫陈真仁的红军女战士进入了傅连暲的生活。陈真仁是陕西宁强人，15岁参加红军，一家三代有十一人在红军队伍里，有的已经牺牲，有的失去联络。1936年6月，红军暂驻甘孜，陈真仁和一些战士患了红眼病。有一天，后勤部粮食总局局长何长工对陈真仁等人说：搞好卫生，明天傅连暲来给大家看病。陈真仁笑道：一个副连长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这儿连长都不少呢！何长工说：是傅连暲不是副连长！他医术高明，名气大得很呐！第二天，傅连暲果然来了，给大家治病，还挑选了包括陈真仁在内的四人到医务训练班学习。也许有缘，傅连暲和陈真仁特别聊得来，同志们便起哄。朱德听说了此事，主动询问，傅连暲坦言喜欢陈真仁，但自己比她大25岁，又结过婚，所以很是犹豫。朱德笑道：早点结婚，好有个照应！11月，到达宁夏同心城，傅连暲给朱德写信提出结婚申请，朱德复信批准，还送了两只羊做贺礼。
1936年底，傅连暲随红四方面军抵达陕北保安。毛泽东见到傅连暲，乐得合不拢嘴：“哎呀，傅医生，你还活着，活着，好啊！”拉着傅连暲吃了一顿当时算得上佳肴的面条，还送给他棉衣和棉被。之后，又专门请傅连暲和夫人到家里吃了一顿饭。得知傅连暲与家里失去联系，毛泽东叫他把信交给正要去西安的周恩来带出去邮寄。一个多月后，傅连暲在延安收到了回信，得知母亲已死，妻子和三个孩子还活着，但生活极困苦。毛泽东获悉情况后写信给中央组织部，让他们每隔三个月给傅家寄一笔钱。
人人称道的“大好人”
在延安，傅连暲出行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一顶黑帽子，一袭黑衣服，一匹黑骡子。延安的沟沟坎坎中时常出现这道风景，因为傅连暲喜欢跋山涉水给老百姓治病。红军刚到延安时恰遇天花流行，傅连暲组织人力为老百姓种牛痘，很快扑灭了天花。有个叫侯家沟的村庄，多年来妇女很少生育，傅连暲找人化验水质，发现水有问题，便率人治水，给妇女治病，使这个村庄逐渐人丁兴旺起来。傅连暲被称为“大好人”，老百姓都说：“得了病有傅医生看，死了也不冤枉！”
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在嘉岭山上建一所医院，由傅连暲任院长。傅连暲白手起家，做的第一件事是体力活：率人挖窑洞。一排窑洞挖出来了，医院的牌子也挂起来了。刚开始时只设内科门诊，傅连暲苦心经营，很快把眼科、牙科也设起来了，医院规模逐渐发展到可收容100多名住院病人。
1939年4月，傅连暲奉命在李家湾筹建中央医院，任院长。他做的第一件事还是挖窑洞，一口气挖了九座窑洞，病房、办公室和生活用房全有了，规模与前一所医院差不多。医院建好了，闲不住的傅连暲又开设了护理训练班。医护人才奇缺是让傅连暲头痛的一个问题。毛泽东给他支了一招：聘用当地的老中医、土医生。傅连暲从善如流，立即开设了中医门诊部，请老中医坐诊。
傅连暲有一桩心事一直放不下，那就是革命队伍里许多同志的孩子刚出生就送给了群众抚养，当中有许多是他亲手接生的。这些孩子的父母，有的是中央领导，有的是革命烈士，有的正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这些孩子牵扯着傅连暲的心。琢磨了一段时间后，他向毛泽东建议：建一个保育院，将这些孩子集中起来照看。毛泽东很赞成，请他与有关部门协商办理。很快，中央托儿所办起来了，入托孩子从最初的七人增至几十人。1944年，托儿所爆发百日咳，有二三十个孩子染病，傅连暲紧急救治，不慎被传染，病情一度危重。后才脱险康复。朱德十分赞赏傅连暲的工作，为他题写了“模范妇孺工作者”横幅。
在巡诊过程中，傅连暲发现延安军民致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卫生常识、生活习惯不好，于是他开始大力普及卫生常识。1941年，他在《解放日报》开辟卫生专栏，组织医务人员发表卫生科普文章；1942年，在杨家湾建立卫生点，召开动员大会；1944年，与李富春等发起边区防疫卫生运动；举办卫生展览会，因图文并茂、通俗易懂，老百姓扶老携幼前来参观。 新中国建立后，傅连暲担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后卫生部第一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等职。中央保健办公室成立后，他担负起中央领导保健和中央直属机关的卫生工作。他医术精湛，责任心极强，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非常信任。
傅连暲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撰写了一批普及卫生知识的文章。1959年10月，他在已发表的文章中选出20多篇汇编成《养生之道》一书出版，1965年校订后更名《健康漫谈》。此书一版再版，非常受读者欢迎。在傅连暲逝世12年后的1980年，此书获得全国首届医药卫生科普创作一等奖。他还牵头成立了医学广播委员会，开辟“卫生知识讲座”广播，拓宽了卫生知识受众面。
任劳任怨，像老黄牛一样埋头苦干是傅连暲的特点。与傅连暲共事二十多年、曾任卫生部保健局局长的黄树则回忆说：“他的生活就是工作。”
“他一生光洁纯正，像皓月一样清明”
傅连暲一生担任过不少职务，却唯独对“医生”二字情有独钟。1952年他撰文说：“我热爱自己的职业，在任何困难情况下从未想过改行。我最喜欢人家称呼我为傅医生。”在长征路上，傅连暲有过一次当官的机会，张国焘要任命他为卫生部部长，他以不会当官为由拒绝了。
新中国建立前夕，周恩来与傅连暲有过一次对话，周问：全国胜利后打算干什么？傅答：我还是当我的医生，还想办一所医学院。周说：中央考虑让你当中央政府的卫生部部长。傅说：还是叫贺诚（1925年入党，曾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等职，是国家、军队卫生工作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人——作者注）做吧，他比我合适。中央实在要我当，我就当个副部长吧，部长一职还是留给贺诚同志。
也许是太专注于医务工作的缘故，傅连暲有时显得“不识时务”。
长征结束后的一天，毛泽东与贺子珍在陕北保安请傅连暲夫妇吃饭。毛泽东问傅连暲：“张国焘怎么样？”张国焘因在长征中分裂党和红军等错误正受到批判。傅连暲实话实说：“张对我还是不错的。”毛泽东听后大笑道：“你是第一个说张好话的人！”
1959年庐山会议后，正直敢言的彭德怀被罢官。傅连暲不怕受牵连，照常登门为他做保健工作。张闻天因所谓的“右倾表现”受批判，傅连暲也没有冷落他，一如既往地关心他的健康。
早在1938年4月，张国焘从延安逃往武汉投靠国民党特务集团。此前不久，傅连暲因痔疮开刀休养，时任边区政府代主席的张国焘去探望他，事后傅连暲给张国焘写了一封感谢信。张国焘出逃后，感谢信被人上交中央，于是，傅连暲被怀疑与张国焘有特殊关系而受到审查，工作也作了调整，只挂了一个闲职。可是傅连暲是一天也闲不下来的，他给附近训练班的学员看病，或到农村巡诊。当时日机常来轰炸，军民均有死伤，傅连暲积极参与救治。毛泽东听说后赞叹道：“傅医生表现好得很呢！”
傅连暲回到了原工作岗位，被毛泽东派赴西安买一批药品。临行前毛泽东问傅连暲：有没有考虑过入党？傅连暲说：入党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只是经历复杂，也怕条件不够。毛泽东说：我看你可以入党了，你的历史我可以证明，你去找陈云同志谈谈。陈云听傅连暲谈了想法后，安排他到干部训练班听党课。从西安买药回到延安，傅连暲继续到干部训练班听课。1938年9月7日，傅连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在一份自述中，傅连暲描述了当时雀跃的心情：“我获得了最宝贵的政治生命！那年我已经44岁了，就好像重新获得了青春一样，全身充满了年轻人的热情和兴趣。”
傅连暲最不能容忍别人怀疑他“政治动摇”。1940年，病重的傅连暲给中央写遗嘱，称：“我不仅生前坚决于革命，即死后亦要为人民服务，我死后把我的骨头作标本教医学生之用，更可以看出我的骨头之坚固，亦就答复了有人怀疑我政治动摇的无稽了。” 1947年10月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他再次提出捐献骨骼，“因我这副骨头在革命医生中是有革命意义的，经过革命严格考验的”。傅连暲因工作需要与领导接触比较多，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时，被指“专走上层路线”受到批判。毛泽东出面主持公道，说：“这是他的工作。对于傅，你们不要再搞了！”
一向温文尔雅的傅连暲也有动怒的时候。1947年，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刘少白批评康生在晋绥土改中推行极左路线，遭到康生的残酷迫害，身陷囹圄。傅连暲一向钦佩刘少白，对康生的极左行径看不惯。10月17日，傅连暲写信给毛泽东，为刘少白鸣不平，毛泽东阅信后制止了康生的极左做法。然而正是这一封信，让康生对傅连暲怀恨在心。
1953年，傅连暲接到中央一个特殊任务：组织专家为林彪会诊，查出疾病及早治疗。林彪此前一直称病，谓“见风感冒，见水拉稀”。傅连暲从北京、上海、天津请来著名的医学专家，组成一个专家组。叶群闻讯给傅连暲打来电话，请他在向中央汇报会诊结果时把林彪的病情讲多一点重一点。傅连暲一向敬重林彪，林彪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时还送过一匹马给他。接完电话后傅连暲并未多想，率专家组开始了为期一周的会诊。会诊结果出来了：林彪无大病。为慎重起见，傅连暲再次组织专家组开会研究，确认会诊结果无误。叶群又打来电话询问，他如实相告，并坦言会诊结果要报毛主席和党中央。叶群阻拦无果，恼羞成怒。1958年，傅连暲因病到广州休养，得知林彪和叶群也在广州，便去探望，却吃了闭门羹。傅连暲困惑不解，见到一位老领导时对他说了，老领导嘱人了解情况，叶群信口雌黄道：傅连暲迫害林彪，生了病也不给药！
1966年“文革”爆发，权倾一时的林彪命“四大金刚”之一邱会作把傅连暲“往死里整”。傅连暲被打成“三反”分子，遭揪斗、抄家，备受摧残。8月28日晚，已无法站立行走的傅连暲给毛泽东写信求救。9月3日，毛泽东批示：“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陶铸接到批示后指示解放军总政治部“按主席批示，对傅加以保护”。但林彪及其死党置若罔闻，对傅连暲的迫害不断升级。傅连暲服药自杀，被抢救过来后继续遭揪斗，三根肋骨被打断。康生伙同江青趁机落井下石，诬陷傅连暲是“特务”。不久，傅连暲和夫人被投进监狱。1968年3月29日，傅连暲悲惨地死于狱中，死时双手被手铐磨得血肉模糊。死后火化，骨灰不知所终。
1975年5月17日，贺诚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受林彪迫害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给他回信，信中有“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等语。周恩来获悉后，指示为傅连暲平反、恢复名誉。7月17日，中央军委转发毛泽东圈阅后的《关于傅连暲同志恢复名誉的报告》。1978年8月13日，新华社发布为傅连暲平反昭雪的消息。11月22日，总后勤部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为傅连暲公开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他一生光洁纯正，像皓月一样清明。”傅连暲的老领导、老战友贺诚1981年撰文这样评价他。
主要参考资料：
1.钟兆云、王盛泽著：《毛泽东信任的医生傅连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
2.小小鸟：《原福建省人大副主任谢先文话傅连暲精神》（苏红网专访），苏红网 2011年5月5日发布。
3.唐志强、田野 ：《红色华佗――傅连暲》，原刊登于《解放军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6年10月17日发布。
4.马骏杰：《中将军医傅连暲》，中国军网2005年1月21日发布。
“是毛主席把我带上了革命道路”
1894年9月14日，傅连暲出生在福建省汀州（今长汀县）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是码头搬运工，母亲替人裁缝洗衣。其父母听说加入基督教会能得到一些食物，便带着幼小的傅连暲一起入了教。在教会兴办的免费学校里，傅连暲接受了中小学教育，1911年考入亚盛顿医馆学习西医。1914年傅连暲与童养媳刘赐福结婚，当年父亲病逝，家中失去了顶梁柱。半工半读五年后，傅连暲毕业，受聘为汀州八县旅行医生，在乡村奔走行医，后任汀州红十字会主任医师、福音医院医生等职。在行医过程中，傅连暲深切体会社会黑暗和百姓苦难。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爆发，福音医院的外籍院长被汹涌的反帝浪潮吓走，31岁的傅连暲被推举为院长。
傅连暲常免费为穷人治病，在当地口碑极佳。他不论党派、团体，也不问身份、地位，对病人一视同仁。1932年10月，这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在与毛泽东第四次相逢时，竟舍弃了优裕的生活，携全部财产和一所医院投奔红军，从此铁了心跟共产党走，九死一生无怨无悔。建国初期，傅连暲邂逅著名的妇科专家、福建同乡林巧稚，谈起自己由基督教徒转变为革命者的经历时说：“是毛主席把我带上了革命道路。”
第一次与毛泽东相逢，傅连暲就感受到了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那是1929年3月，毛泽东与朱德率红四军主力进占汀州城后，一起来到福音医院看望救治红军伤病员的傅连暲。与“朱毛”一番对话后，傅连暲突然提出了把医院改名为“红军医院”的想法。但毛泽东并不赞成，他认为暂不改名更有利于帮助红军。后来傅连暲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道出了当时的想法：“等我同红军和共产党领袖接触后，我这才知道他们有真正的救世精神，因此我决定加入他们。”汀州城当时流行天花，傅连暲建议全体红军将士接种牛痘以防传染，毛泽东和朱德略一沉吟，爽快地答应下来，朱德还带头接种。初次见面，“朱毛”便把红军将士的“命”交到自己手中，这让傅连暲极为感动。
在结识毛泽东之前，傅连暲已接触过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些共产党员。1926年，傅连暲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后来成为中共闽西特委书记的邓子恢有来往，邓子恢送给他一些进步报刊和瞿秋白的译著集《新社会观》，使傅连暲“懂得革命的人生观，因此更加同情革命，并进而直接参加革命”（傅连暲自述）。1927年八九月间，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途经汀州，傅连暲救治了包括徐特立和陈赓在内的三百多名起义军伤病员。周恩来与傅连暲有过一次谈话，他所提倡的“革命的人道主义”对傅连暲颇有启发。徐特立在治病期间多次提起得意门生毛泽东，使傅连暲在见毛泽东之前对他已生好感。
不久，蒋介石对闽粤赣三省实施“会剿”，毛泽东率红四军转战赣南。傅连暲把两个学生交给毛泽东做随队医生，并在红军走后利用特殊身份保护未能撤走的伤员，还通过地下党，将四种报纸和一箱军用地图辗转送到毛泽东手中，让急于了解时局的毛泽东喜出望外。
接着发生的三件事，坚定了傅连暲“加入他们”的决心。一天，国民党金汉鼎部突然包围傅家，大肆搜掠一番后扬长而去。紧接着，傅连暲的侄子傅维彬（红军战士）迈进傅家大门片刻即被抓走，当天被剖腹杀害。不久，堂弟傅连标（在汀州做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也被捕牺牲。
第二次与毛泽东相逢，傅连暲感觉毛泽东已视他为自己人。那是在1931年 秋，毛泽东率红军打回汀州，交给他一个任务：到上海等地买药，建一条药品运输线。傅连暲派出自己最信任的学生曹国煌，携中共福建省委筹来的黄金，突破层层封锁，为红军买回二十多箱药品，还在一些国统区开设药房，建起秘密的药品运输线。傅连暲还听从毛泽东的建议，开办中央红色护士学校，用半年时间为红军培养了60名医护人才。
第三次相逢是在1932年春，红一、五军团组成东征军远征福建漳州路过汀州。傅连暲看到毛泽东消瘦而憔悴，便提出让学生陈炳辉（后成为傅的女婿）做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毛泽东欣然接受。
第四次相逢是在1932年10月。由于“左”倾路线占据中央统治地位，毛泽东在红军中的职务被撤销。当时毛泽东被原因不明的低烧困扰，于是来到汀州养病。这一次毛泽东疗养了四个多月，经常和傅连暲促膝谈心。受毛泽东的影响，傅连暲的信仰发生了改变，他想成为“他们”的一员。傅连暲后来曾在自述中说：“自从和毛主席相处了这么些日子以后，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力量，这力量使我永远离不开毛主席，永远离不开共产党。”这一次，毛泽东主动提议医院改名，并请傅连暲用最短的时间为红军培养一批军医。傅连暲成立了红色医务学校，亲任校长，编讲义、授课一肩挑。
傅连暲正式向中央政府提出将福音医院改名为红色医院的请求，刚获批准，蒋介石军队打来了，红军要撤往瑞金。傅连暲与医院员工商定把医院搬到瑞金去，回家与老母亲商量后，决定把家也一起迁到瑞金。在中央政府的帮助下，傅连暲请来170个运输员，用了十几天时间，肩挑背扛把整个医院搬到了瑞金，更名中央红色医院。1933年4月26日，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刊登了《红匾送给捐助巨产的傅院长》一文，称赞傅连暲“以巨量财产捐助革命，他是苏区第一个模范”。
长征路上救活了许多人
投奔红军的傅连暲刚安顿下来，便遭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追随者当头一棒：被指与白匪头目关系密切打成“AB团”，面临处决。他伺机逃脱找张闻天救命，时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命刀下留人。 1934年9月的一天，张闻天请傅连暲到于都前线救治病重的毛泽东，傅连暲背起药箱赶紧出发。可是他不会骑马，如何快速到达180多里外的于都？傅连暲心急如焚。警卫员找来一匹骡子让他骑。第一次骑骡子的傅连暲不得要领，一路跌跌撞撞，走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傍晚终于赶到。此时毛泽东已连续高烧三天，随队医生束手无策。傅连暲仔细诊断后大胆用药，第二天，毛泽东热度稍降，第三天，体温恢复正常。毛泽东非常高兴，感谢傅连暲救了自己一命，称赞他是“红色华佗”。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傅连暲坚决要求随主力长征，此时他已年过40，身患多种疾病。他把母亲安排回老家汀州，妻子儿女留下打游击。出发前，他让女婿陈炳辉买来八个大洋铁箱子，全部用来装药品和医疗用具。因为不会骑马，组织上安排他坐轿子行军，他心感不安，日夜学骑马，终于也能策马扬鞭了。
在长征路上，傅连暲有过两次死里逃生的经历。第一次是在一条靠山临河的小路上，马蹄踩偏了，傅连暲和马一起坠落三四丈深的河堤。马和被子等物品转眼间被河水冲得无影无踪，傅连暲运气好，跌落在河边，红军战士们连忙下去把昏迷不醒的傅连暲救了上来。毛泽东得知此事，派警卫员送来了一床被子。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蔡畅让人送来了一头骡子。第二次是在翻越海拔5000米白雪皑皑的党岭山时，傅连暲突然昏迷过去，也是战士们把他背下山来。革命队伍的关怀与温暖，让傅连暲更有了归属感。他强撑病体一边行军，一边救死扶伤。将士们枪伤、痢疾、疥疮、疟疾和溃疡等伤病特别多，傅连暲因陋就简，用土洋结合的办法救活了许多人。他曾以基督教徒的身份，在路过的教堂里“讨”来珍贵的药品。他还办起了医务训练班，白天行军，晚上授课，长征结束时，一批医护人员也培养出来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傅连暲听到了两个坏消息：留在瑞金根据地的大女儿和女婿被自己人错杀；妻子和其他孩子被国民党杀害。傅连暲默默承受着巨大的悲痛，义无反顾地跟随着红军朝前走。后来有外国记者问他：你在红军中受过委屈，有很多机会脱离红军为何却不走？傅连暲答：“红军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真正人民军队——这个事实我从多年经验中认识清楚了。它是一个保护祖国和人民群众的最有纪律的军队。还有我之所以留于红军中者，是因为我深信它指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大众之解放的道路。我是一个基督徒，而我经常地受到红军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保护和尊敬。”
1936年秋，一位名叫陈真仁的红军女战士进入了傅连暲的生活。陈真仁是陕西宁强人，15岁参加红军，一家三代有十一人在红军队伍里，有的已经牺牲，有的失去联络。1936年6月，红军暂驻甘孜，陈真仁和一些战士患了红眼病。有一天，后勤部粮食总局局长何长工对陈真仁等人说：搞好卫生，明天傅连暲来给大家看病。陈真仁笑道：一个副连长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这儿连长都不少呢！何长工说：是傅连暲不是副连长！他医术高明，名气大得很呐！第二天，傅连暲果然来了，给大家治病，还挑选了包括陈真仁在内的四人到医务训练班学习。也许有缘，傅连暲和陈真仁特别聊得来，同志们便起哄。朱德听说了此事，主动询问，傅连暲坦言喜欢陈真仁，但自己比她大25岁，又结过婚，所以很是犹豫。朱德笑道：早点结婚，好有个照应！11月，到达宁夏同心城，傅连暲给朱德写信提出结婚申请，朱德复信批准，还送了两只羊做贺礼。
1936年底，傅连暲随红四方面军抵达陕北保安。毛泽东见到傅连暲，乐得合不拢嘴：“哎呀，傅医生，你还活着，活着，好啊！”拉着傅连暲吃了一顿当时算得上佳肴的面条，还送给他棉衣和棉被。之后，又专门请傅连暲和夫人到家里吃了一顿饭。得知傅连暲与家里失去联系，毛泽东叫他把信交给正要去西安的周恩来带出去邮寄。一个多月后，傅连暲在延安收到了回信，得知母亲已死，妻子和三个孩子还活着，但生活极困苦。毛泽东获悉情况后写信给中央组织部，让他们每隔三个月给傅家寄一笔钱。
人人称道的“大好人”
在延安，傅连暲出行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一顶黑帽子，一袭黑衣服，一匹黑骡子。延安的沟沟坎坎中时常出现这道风景，因为傅连暲喜欢跋山涉水给老百姓治病。红军刚到延安时恰遇天花流行，傅连暲组织人力为老百姓种牛痘，很快扑灭了天花。有个叫侯家沟的村庄，多年来妇女很少生育，傅连暲找人化验水质，发现水有问题，便率人治水，给妇女治病，使这个村庄逐渐人丁兴旺起来。傅连暲被称为“大好人”，老百姓都说：“得了病有傅医生看，死了也不冤枉！”
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在嘉岭山上建一所医院，由傅连暲任院长。傅连暲白手起家，做的第一件事是体力活：率人挖窑洞。一排窑洞挖出来了，医院的牌子也挂起来了。刚开始时只设内科门诊，傅连暲苦心经营，很快把眼科、牙科也设起来了，医院规模逐渐发展到可收容100多名住院病人。
1939年4月，傅连暲奉命在李家湾筹建中央医院，任院长。他做的第一件事还是挖窑洞，一口气挖了九座窑洞，病房、办公室和生活用房全有了，规模与前一所医院差不多。医院建好了，闲不住的傅连暲又开设了护理训练班。医护人才奇缺是让傅连暲头痛的一个问题。毛泽东给他支了一招：聘用当地的老中医、土医生。傅连暲从善如流，立即开设了中医门诊部，请老中医坐诊。
傅连暲有一桩心事一直放不下，那就是革命队伍里许多同志的孩子刚出生就送给了群众抚养，当中有许多是他亲手接生的。这些孩子的父母，有的是中央领导，有的是革命烈士，有的正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这些孩子牵扯着傅连暲的心。琢磨了一段时间后，他向毛泽东建议：建一个保育院，将这些孩子集中起来照看。毛泽东很赞成，请他与有关部门协商办理。很快，中央托儿所办起来了，入托孩子从最初的七人增至几十人。1944年，托儿所爆发百日咳，有二三十个孩子染病，傅连暲紧急救治，不慎被传染，病情一度危重。后才脱险康复。朱德十分赞赏傅连暲的工作，为他题写了“模范妇孺工作者”横幅。
在巡诊过程中，傅连暲发现延安军民致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卫生常识、生活习惯不好，于是他开始大力普及卫生常识。1941年，他在《解放日报》开辟卫生专栏，组织医务人员发表卫生科普文章；1942年，在杨家湾建立卫生点，召开动员大会；1944年，与李富春等发起边区防疫卫生运动；举办卫生展览会，因图文并茂、通俗易懂，老百姓扶老携幼前来参观。 新中国建立后，傅连暲担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后卫生部第一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等职。中央保健办公室成立后，他担负起中央领导保健和中央直属机关的卫生工作。他医术精湛，责任心极强，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非常信任。
傅连暲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撰写了一批普及卫生知识的文章。1959年10月，他在已发表的文章中选出20多篇汇编成《养生之道》一书出版，1965年校订后更名《健康漫谈》。此书一版再版，非常受读者欢迎。在傅连暲逝世12年后的1980年，此书获得全国首届医药卫生科普创作一等奖。他还牵头成立了医学广播委员会，开辟“卫生知识讲座”广播，拓宽了卫生知识受众面。
任劳任怨，像老黄牛一样埋头苦干是傅连暲的特点。与傅连暲共事二十多年、曾任卫生部保健局局长的黄树则回忆说：“他的生活就是工作。”
“他一生光洁纯正，像皓月一样清明”
傅连暲一生担任过不少职务，却唯独对“医生”二字情有独钟。1952年他撰文说：“我热爱自己的职业，在任何困难情况下从未想过改行。我最喜欢人家称呼我为傅医生。”在长征路上，傅连暲有过一次当官的机会，张国焘要任命他为卫生部部长，他以不会当官为由拒绝了。
新中国建立前夕，周恩来与傅连暲有过一次对话，周问：全国胜利后打算干什么？傅答：我还是当我的医生，还想办一所医学院。周说：中央考虑让你当中央政府的卫生部部长。傅说：还是叫贺诚（1925年入党，曾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等职，是国家、军队卫生工作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人——作者注）做吧，他比我合适。中央实在要我当，我就当个副部长吧，部长一职还是留给贺诚同志。
也许是太专注于医务工作的缘故，傅连暲有时显得“不识时务”。
长征结束后的一天，毛泽东与贺子珍在陕北保安请傅连暲夫妇吃饭。毛泽东问傅连暲：“张国焘怎么样？”张国焘因在长征中分裂党和红军等错误正受到批判。傅连暲实话实说：“张对我还是不错的。”毛泽东听后大笑道：“你是第一个说张好话的人！”
1959年庐山会议后，正直敢言的彭德怀被罢官。傅连暲不怕受牵连，照常登门为他做保健工作。张闻天因所谓的“右倾表现”受批判，傅连暲也没有冷落他，一如既往地关心他的健康。
早在1938年4月，张国焘从延安逃往武汉投靠国民党特务集团。此前不久，傅连暲因痔疮开刀休养，时任边区政府代主席的张国焘去探望他，事后傅连暲给张国焘写了一封感谢信。张国焘出逃后，感谢信被人上交中央，于是，傅连暲被怀疑与张国焘有特殊关系而受到审查，工作也作了调整，只挂了一个闲职。可是傅连暲是一天也闲不下来的，他给附近训练班的学员看病，或到农村巡诊。当时日机常来轰炸，军民均有死伤，傅连暲积极参与救治。毛泽东听说后赞叹道：“傅医生表现好得很呢！”
傅连暲回到了原工作岗位，被毛泽东派赴西安买一批药品。临行前毛泽东问傅连暲：有没有考虑过入党？傅连暲说：入党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只是经历复杂，也怕条件不够。毛泽东说：我看你可以入党了，你的历史我可以证明，你去找陈云同志谈谈。陈云听傅连暲谈了想法后，安排他到干部训练班听党课。从西安买药回到延安，傅连暲继续到干部训练班听课。1938年9月7日，傅连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在一份自述中，傅连暲描述了当时雀跃的心情：“我获得了最宝贵的政治生命！那年我已经44岁了，就好像重新获得了青春一样，全身充满了年轻人的热情和兴趣。”
傅连暲最不能容忍别人怀疑他“政治动摇”。1940年，病重的傅连暲给中央写遗嘱，称：“我不仅生前坚决于革命，即死后亦要为人民服务，我死后把我的骨头作标本教医学生之用，更可以看出我的骨头之坚固，亦就答复了有人怀疑我政治动摇的无稽了。” 1947年10月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他再次提出捐献骨骼，“因我这副骨头在革命医生中是有革命意义的，经过革命严格考验的”。傅连暲因工作需要与领导接触比较多，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时，被指“专走上层路线”受到批判。毛泽东出面主持公道，说：“这是他的工作。对于傅，你们不要再搞了！”
一向温文尔雅的傅连暲也有动怒的时候。1947年，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刘少白批评康生在晋绥土改中推行极左路线，遭到康生的残酷迫害，身陷囹圄。傅连暲一向钦佩刘少白，对康生的极左行径看不惯。10月17日，傅连暲写信给毛泽东，为刘少白鸣不平，毛泽东阅信后制止了康生的极左做法。然而正是这一封信，让康生对傅连暲怀恨在心。
1953年，傅连暲接到中央一个特殊任务：组织专家为林彪会诊，查出疾病及早治疗。林彪此前一直称病，谓“见风感冒，见水拉稀”。傅连暲从北京、上海、天津请来著名的医学专家，组成一个专家组。叶群闻讯给傅连暲打来电话，请他在向中央汇报会诊结果时把林彪的病情讲多一点重一点。傅连暲一向敬重林彪，林彪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时还送过一匹马给他。接完电话后傅连暲并未多想，率专家组开始了为期一周的会诊。会诊结果出来了：林彪无大病。为慎重起见，傅连暲再次组织专家组开会研究，确认会诊结果无误。叶群又打来电话询问，他如实相告，并坦言会诊结果要报毛主席和党中央。叶群阻拦无果，恼羞成怒。1958年，傅连暲因病到广州休养，得知林彪和叶群也在广州，便去探望，却吃了闭门羹。傅连暲困惑不解，见到一位老领导时对他说了，老领导嘱人了解情况，叶群信口雌黄道：傅连暲迫害林彪，生了病也不给药！
1966年“文革”爆发，权倾一时的林彪命“四大金刚”之一邱会作把傅连暲“往死里整”。傅连暲被打成“三反”分子，遭揪斗、抄家，备受摧残。8月28日晚，已无法站立行走的傅连暲给毛泽东写信求救。9月3日，毛泽东批示：“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陶铸接到批示后指示解放军总政治部“按主席批示，对傅加以保护”。但林彪及其死党置若罔闻，对傅连暲的迫害不断升级。傅连暲服药自杀，被抢救过来后继续遭揪斗，三根肋骨被打断。康生伙同江青趁机落井下石，诬陷傅连暲是“特务”。不久，傅连暲和夫人被投进监狱。1968年3月29日，傅连暲悲惨地死于狱中，死时双手被手铐磨得血肉模糊。死后火化，骨灰不知所终。
1975年5月17日，贺诚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受林彪迫害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给他回信，信中有“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等语。周恩来获悉后，指示为傅连暲平反、恢复名誉。7月17日，中央军委转发毛泽东圈阅后的《关于傅连暲同志恢复名誉的报告》。1978年8月13日，新华社发布为傅连暲平反昭雪的消息。11月22日，总后勤部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为傅连暲公开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他一生光洁纯正，像皓月一样清明。”傅连暲的老领导、老战友贺诚1981年撰文这样评价他。
主要参考资料：
1.钟兆云、王盛泽著：《毛泽东信任的医生傅连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
2.小小鸟：《原福建省人大副主任谢先文话傅连暲精神》（苏红网专访），苏红网 2011年5月5日发布。
3.唐志强、田野 ：《红色华佗――傅连暲》，原刊登于《解放军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6年10月17日发布。
4.马骏杰：《中将军医傅连暲》，中国军网2005年1月21日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