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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春晚”的念头，曾经一度在酷爱相声的王德志心里执拗而疯狂地生长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甚至成为这个打工者“漂”在北京的唯一理由。
在北京郊区的皮村，王德志与另几个文艺青年相遇，他们写打工者的作品，为打工者表演，调动打工者的文化热情，专家说，这是打工群体的“发声练习”。
他们的艺术也有机会“登堂入室”，当然，前提是贴上了打工者的标签。王德志觉得，这才是真正属于他的舞台
这是自己成名后的景象：站在那个万众瞩目的舞台，说一段相声，台下掌声雷动，欢呼阵阵，索要签名的“粉丝”把后台挤得水泄不通。他就用练习了好久的签名，满足“粉丝”们的愿望和自己的虚荣心。
刚要动笔签名，王德志就醒了。不知谁家的大黄狗跑到了自家敞开的平房内，撒了一泡尿，闻了闻，又摇摇尾巴径直走了出去，仿佛在嘲笑他的黄粱一梦。
王德志现在已经不需要做这样的梦了，他所在的“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在全国颇有名气，他们有自己的舞台和观众，并不比“春晚”舞台小，只是没那么气派。
“围观”的媒体越来越多，大家不断给“工友之家”和他们正在做的事赋予各种意义。譬如，“这里是打工者自我意识觉醒的试验田”“底层城市打工者对自身生存状态的一次反观和思考”。
“工友之家”及其成员被更多的人所熟知，进而获得比别人更多的机会。譬如王德志，凭借打工者的身份标签，圆了自己的一个梦想——近日北京电视台录制的一期“星夜故事秀”中，他和郭德纲同台说了一段相声。
对于“工友之家”来说，他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并非来自什么远大目标，仅仅是为了“曲线”实现自己的“明星梦”。
落脚皮村
“皮村，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五环与东六环之间的一个村庄，毗邻温榆河，距离市中心乘车路线40多公里。常住人口1000多人，外来人口5000多人。外来人口数量随着市里高楼拔起，仍在不断增长着……”
这是王德志2007年拍摄的DV纪录片《皮村》的一段开场白。画面定格在傍晚时分，村子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的街道。
没事的时候，王德志喜欢拿着DV在村子里面转悠，碰到刚忙完的修鞋师傅，或者收完废品归来的同乡，他都会停下来和他们聊聊，身旁的DV机自顾自地运转。
聊的人多了，渐渐有了一些“感觉”，王德志把这些素材整合到一起，剪辑成了这部以人物访谈为主的纪录片，用它来“记录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离乡背井外出打工者们的心声”。两年后，《皮村》入选了第六届中国独立纪录片交流展。
每隔几分钟，就会有飞机从头顶上方飞过。巨大的轰鸣声，会迅速把两米之外的人声淹没。
拆迁，盖高楼，这似乎是每一个城中村逃不掉的命运，但房地产商却一直没有觊觎过这片土地，因为皮村处在飞机航线的正下方。
2005年，王德志跟着“工友之家”从海淀区肖家河社区搬到了皮村。“我就打算把根扎在这里了。”
皮村东北角的一片平房，构成了王德志生活的全部。300平方米的皮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是打工博物馆和新工人剧场的落脚地。与活动中心相对的一处农家院落，就是王德志和“工友之家”同事们的住所。这里曾经是一个废弃的琉璃厂。
“工友之家”以每年5万元的租金租下场地，由住在这里的十几位骨干工作人员分摊。王德志与妻子刘娜，还有刚出生的女儿，挤在15平米大小的简易平房里。
每到夜幕降临，居住在皮村的人们会自发聚集到这里，跳跳“坝坝舞”，打打牌，聊聊天，好不热闹。如果是周末，文化生活就更是丰富多彩，打工博物馆旁边的电影院会免费为工友们开放。
“经常都是人满为患，多的时候工友们都是站着看完了整部电影。”打工博物馆馆长许多说，除了市场上最新的电影，电影院放得最多的是贾樟柯的《小武》和《小山回家》。在许多看来，这些电影就像工友生活的一面镜子，“身在其中的人不自知，只有当你给他这面镜子，让他反观自己的生活，他才会有所领悟。”
今年元旦，“工友之家”还举办了第一届打工文化艺术节，许多在北京务工的打工者齐聚皮村，写诗、唱歌、演话剧，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
天刚一抹黑，豫京缘超市的老板娘娄桂云就早早关了店门，随手抓了一把洽洽香瓜子，赶往距超市仅几步路的社区活动中心。
此刻，王德志与同伴们正在“新工人剧场”为第二天晚上7点半的演出紧张排练，正式演出安排在朝阳区文化馆TNT小剧场，剧目是他们的原创话剧《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即便是彩排，娄桂云也看得津津有味，其实她已经看了好多遍，里面的一些台词都能背下来了。
女主人公小芳在玩具厂因为电线短路葬身火海的悲惨命运，让娄桂云每每看后都泪流满面。
“工友之家”来皮村之前，在皮村生活了六年的河南延津县农民娄桂云的业余生活显得有些单调，“每天就是打打麻将，逛逛街，要不然就关在屋里看电视。”另一位在建筑工地揽活的打工者付涛，收工后的生活，是去村里商业街上的台球室打几杆球。
“以前哪敢想看什么话剧啊，那都是有钱人干的事。上大剧院，还要涂香水，穿什么晚礼服才能进。”付涛憨憨地笑了两声。
现在，他们的业余生活多了一些新选择。
“春晚”一梦
王德志生于1977年，来北京之前，在内蒙古乌兰浩特市兴安盟科右前旗的跃进马场生活了接近20年。读书读到小学毕业，就因为家境贫寒辍学了，心气儿颇高的王德志不甘心，他偶尔会花上两块钱到县城里扛回十几斤重的废报纸，一张一张翻看。
在王德志皮村的家中，3个书架上都放满了书，地上还堆了两蛇皮袋的书。其中，有一套完整的《资本论》和《毛泽东选集》。在与他的交谈中，你决然察觉不到，他是一个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人。
在牧场里，已经“半拉儿”大的王德志不想靠种地过活，他会给父亲想出一堆致富的主意，譬如到山上起石头来卖，种当季稀缺的蔬菜来“抬价”。
生活依然是艰难的，并没有因为这些“点子”而出现丝毫的转弯。
“你不是想发财吗，上‘春晚’去呗，要是出了名，你就啥都有了！”朋友的一句戏言，让王德志当了真，他跟身边的伙伴半开玩笑地说：“1997年香港回归时，你就会在电视上看见我了。”
1995年，帮着卖完粮食，17岁的少年王德志就拿了家里的700块钱，偷偷去乌兰浩特买了一张前往北京的火车票。他要上“春晚”说相声，一举成名。
“现在想来，当时的想法简直有些异想天开。”14年后，之前从来没有过任何表演经验的王德志回忆起年少时的“荒唐”举动，还有些脸红。
“当时觉得说相声是一件特简单的事，人人都可以说上一段。”喜欢搞搞恶作剧，讲些笑话的王德志开始背着朋友们写些小段子，“可是，哪敢说啊？在我们那个地方，要是被人知道我写相声(段子)，准会被笑死的。”
记忆中的第一个段子是关于两个好朋友之间闹别扭的故事。类似这样记录生活琐事的段子，王德志一口气写了十来条。他揣着这些作品就上了火车，开始憧憬着“扬名立万”的美好未来：开名车，住洋房，最好还能有几十万，能够买下家乡整个农场。
既然出来，就没有后路可退，王德志接济了一个同样从家里跑出来的小孩，其实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家里有亲戚是北京的，我万一混不下去了，起码还可以在他亲戚家有个落脚地。”
“央视”等待他的是武警把守的大门。他向传达室说明来意后，工作人员愣了一下，说：“今年‘春晚’节目半年前就已经敲定了，明年再来吧。”
“我当时就蒙了，因为我来北京唯一的目的就是上‘春晚’，几秒钟的时间，这个梦就破灭了。”不甘心的王德志想绕过传达室，直接从大门溜进去。
“但是那么多警卫守着呢，怎么进得去？”后来想让人带进去，最终也没敢开口，“只是想想而已”。
王德志决定慢慢寻找机会。就在“央视”和西客站之间的一个地下室里，他以15块钱一天的价格安顿了下来。然后继续在“央视”门口流连。他找过《曲苑杂坛》，也问过《综艺大观》，都被拒绝。
年少的那股冲劲儿还在，王德志依然不肯放弃。
他找一些零碎的工作维持生计，做过餐厅杂工、食品厂工人、送水工、广告业务员、推销员，收入从最初的300慢慢涨到了后来的1000。
打工的同时，王德志一直坚持学相声，师从相声演员李国英。1998年，他用自己的积蓄报名参加一所艺校的相声班。王德志学相声有一股特别的韧劲儿，他每周六都从丰台跑到东四上课，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年，很多学员因吃不消而放弃，他和相声搭档李勇是最后坚持下来的两个。
2004年，北京电视台主办的相声小品邀请赛，是王德志与“主流文化”离得最近的一次。他和搭档李勇，凭着自己的原创相声《飘》，闯进了复赛。
王德志一直都对自己说相声的水平充满了自信，师傅李国英也一直对他表现出的相声天赋赞赏有加。但在一些相声“行家”眼里，他的作品还是太“糙”了，上不了台面，顶多是自娱自乐。
“经过这么多年，见了这么多事，我对成名的渴望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话虽如此，王德志和搭档李勇还是积极想着门路，希望能有人推荐进入决赛。他们把自己说相声的录影带托熟人辗转交给了姜昆，没有任何回音。
王德志最终得了一个安慰奖，这意味着他通过比赛进入主流圈子的希望变得渺茫了。他将写满相声《飘》台词的几页纸揉成一团，使劲儿扔向废纸篓。
事情并非他想象的那么糟。通过相声大赛，王德志和李勇都有了一些名气。搭档李勇很快彻底转型做演员了，上过《命运呼叫转移》这样的热门电影。他曾几次拉上王德志去拍电影，不过都被王德志婉拒了。
“我越来越没有归属感，找不到自己。我不想再被主流的规则牵着鼻子走了。”王德志开始刻意把自己的东西与主流文化区分开来。但分水岭在哪儿？王德志一时没有清晰的标准。
皮村同心实验学校夜校班的学员陈志艳是王德志的忠实粉丝。他创作的《飘》《漫谈恋爱》《快乐歧视》等相声段子，陈志艳都如数家珍，“那些写的就是我们打工者的生活，很真实。”在“工友之家”的食堂里，正在吃午饭的陈志艳放下碗筷，随口就跟记者说上了《飘》中的一段：
北京人说我是外地人，家乡人说我是北京人。
那你到底算是哪边的呀？
中间儿的。
哪边都不是呀？
是京漂族。
京漂族？噢，北京漂泊族呀……
“发声”练习
王德志一直没弄明白，与主流文化相区别的文化到底是什么。在碰到孙恒以后，这个答案开始逐渐清晰起来。
2002年，在一家为进城打工妹服务的公益性组织“打工妹之家”当志愿者的王德志，认识了同在这个组织工作的志愿者孙恒。这位曾经的河南开封四中的音乐老师，在老家有着令人尊敬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教了两年书后，他“不愿活在别人的意愿里”，抱着心爱的吉他来到北京。
当时做志愿者是没有收入的，王德志和孙恒都各自有自己的一份工作，“不指着这(做志愿者)拿钱。”支撑他们每周六到“打工妹之家”服务的理由很朴素：“在这里能看到一个群体，而不是个人，我们就不孤单。”
2002年5月1日，热爱文艺、志同道合的王德志、孙恒和许多，组建了三个人的“打工青年演出队”，开始辗转北京各建筑工地，义务为工人们演出。孙恒和许多演唱自己的原创歌曲，王德志干起了“老本行”——说相声，这是“打工青年艺术团”的前身。随后，艺术团注册成立了“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并很快得到了香港乐施会的资金支持。王德志也开始由最初的兼职、半兼职，到后来索性做起了全职，与孙恒一起，开始张罗起“工友之家”的各项工作。
第一次领的工资是1500元钱，这跟之前做推销员的收入差不多。王德志他们没有把钱全部装进自己的口袋，而是每人拿出七八百元，用于“工友之家”的机构建设。
2004年7月，演出队已经更名为打工青年艺术团，随之发生变化的，是团队成员的不断壮大，从最初的三个人，到后来的十几个。当月，艺术团签约北京京文唱片公司，推出了首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
“当时还有崔永元做宣传，再加上一些媒体的报道，我们的首张专辑据说一下卖出了十万张。”时至今日，孙恒在提起“工友之家”的“第一桶金”时，仍然显得有些激动。《天下打工是一家》得到了7.5万块钱的版税，孙恒用这笔钱兴建了同心实验学校，专门招收打工者的子女入学。
再后来，就是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落成，以及同心互惠商店的开张。
同心互惠商店实际上是一个二手商店，“工友之家”负责接收来自社会各界捐赠的衣物，将它们以十分低廉的价格(一般都是十元以下)卖给工友们。店里还设有图书角，是“工友之家”收购的旧图书，供工友们免费阅读。像这样的互惠商店，“工友之家”已经开了5所，分布在北京市朝阳区几个主要的打工者聚居的社区。
2008年7月，“工友之家”创办了属于打工者自己的报纸《皮村报》，它的前身是海淀区肖家河社区的《社区快报》。《皮村报》每月出一期，每期印1000份，主要面向皮村的打工者群体发放。
在这份仅有四版的报纸上，涵盖了皮村新闻、社区生活、法律知识和社区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信息。工友们可以投稿，可以交友，写写自己的情感故事，或者生活中的有趣见闻。你可以从上面读到诸如《一对饮料瓶子》《家书》这样令人温暖的小品文，就像在热气腾腾的小酒馆，大家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既温馨又热闹。
打工者们还办了一本叫《流动的心声》的刊物，面向的读者是北京市3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
“文艺青年”王德志的个人经历颇具煽动力。“有不少拥有一技之长的工友，就主动要求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一起去各地为工友们免费献艺。”王德志说起这些很兴奋。
拍完纪录片《皮村》，“小试牛刀”之后的王德志又想拍电影了。2006年，由王德志导演、反映打工者群体生活的电影《顺利进城》和《命题人生》相继出炉。前者讲述了一位刚到北京的打工者，被形形色色的小偷骗得身无分文的故事，后者则展示了一群打工者在城市生活的种种遭遇。雄心勃勃的王德志还找来一帮“英语不错的志愿者”，将《命题人生》翻译成英文，陆续寄往韩国釜山电影节、法国鹿特丹电影节、意大利都灵电影节等十几个国家的电影节。
“总有一个(电影节)会给点反应吧。”王德志不好意思地笑了。
“工友之家”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不断吸纳着新生的文艺组织，比如“新工人艺术团”“打工者文化教育协会”“同心实验学校”“同心互惠商店”和“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工友之家”总干事孙恒说，他们愿意接受任何一个好的建议，并迅速转化成实体。
在全国数不清的面向打工者的NGO组织中，“工友之家”很有些特别。他们当然也“维权”，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想做的是“文化建设”，要创造“属于打工者自己的文化。”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口号反映了他们的心声，“没有自己的文化，就没有自己的历史”。
“工友之家”的“文化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他们还给城市打工者群体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工人。王德志觉得自己越来越有归属感了。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教授卜卫看来，“工友之家”在进行着打工群体的“发声练习”，其伟大之处，在于建立了打工群体的文化自信，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正在觉醒的群体对“自我”的认知。
文化建设是什么意思？概念太抽象，让“新工人”何道云有些反应不过来。“听几首歌，看几场话剧，就能把我们都改造了？”何道云不太相信，也搞不懂其间的“大意义”，但这并不妨碍她把“工友之家”带来的节目当成平淡生活的一种调剂，劳碌工作后压力的舒缓。与何道云持有相同想法的人不在少数。★
在北京郊区的皮村，王德志与另几个文艺青年相遇，他们写打工者的作品，为打工者表演，调动打工者的文化热情，专家说，这是打工群体的“发声练习”。
他们的艺术也有机会“登堂入室”，当然，前提是贴上了打工者的标签。王德志觉得，这才是真正属于他的舞台
这是自己成名后的景象：站在那个万众瞩目的舞台，说一段相声，台下掌声雷动，欢呼阵阵，索要签名的“粉丝”把后台挤得水泄不通。他就用练习了好久的签名，满足“粉丝”们的愿望和自己的虚荣心。
刚要动笔签名，王德志就醒了。不知谁家的大黄狗跑到了自家敞开的平房内，撒了一泡尿，闻了闻，又摇摇尾巴径直走了出去，仿佛在嘲笑他的黄粱一梦。
王德志现在已经不需要做这样的梦了，他所在的“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在全国颇有名气，他们有自己的舞台和观众，并不比“春晚”舞台小，只是没那么气派。
“围观”的媒体越来越多，大家不断给“工友之家”和他们正在做的事赋予各种意义。譬如，“这里是打工者自我意识觉醒的试验田”“底层城市打工者对自身生存状态的一次反观和思考”。
“工友之家”及其成员被更多的人所熟知，进而获得比别人更多的机会。譬如王德志，凭借打工者的身份标签，圆了自己的一个梦想——近日北京电视台录制的一期“星夜故事秀”中，他和郭德纲同台说了一段相声。
对于“工友之家”来说，他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并非来自什么远大目标，仅仅是为了“曲线”实现自己的“明星梦”。
落脚皮村
“皮村，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五环与东六环之间的一个村庄，毗邻温榆河，距离市中心乘车路线40多公里。常住人口1000多人，外来人口5000多人。外来人口数量随着市里高楼拔起，仍在不断增长着……”
这是王德志2007年拍摄的DV纪录片《皮村》的一段开场白。画面定格在傍晚时分，村子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的街道。
没事的时候，王德志喜欢拿着DV在村子里面转悠，碰到刚忙完的修鞋师傅，或者收完废品归来的同乡，他都会停下来和他们聊聊，身旁的DV机自顾自地运转。
聊的人多了，渐渐有了一些“感觉”，王德志把这些素材整合到一起，剪辑成了这部以人物访谈为主的纪录片，用它来“记录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离乡背井外出打工者们的心声”。两年后，《皮村》入选了第六届中国独立纪录片交流展。
每隔几分钟，就会有飞机从头顶上方飞过。巨大的轰鸣声，会迅速把两米之外的人声淹没。
拆迁，盖高楼，这似乎是每一个城中村逃不掉的命运，但房地产商却一直没有觊觎过这片土地，因为皮村处在飞机航线的正下方。
2005年，王德志跟着“工友之家”从海淀区肖家河社区搬到了皮村。“我就打算把根扎在这里了。”
皮村东北角的一片平房，构成了王德志生活的全部。300平方米的皮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是打工博物馆和新工人剧场的落脚地。与活动中心相对的一处农家院落，就是王德志和“工友之家”同事们的住所。这里曾经是一个废弃的琉璃厂。
“工友之家”以每年5万元的租金租下场地，由住在这里的十几位骨干工作人员分摊。王德志与妻子刘娜，还有刚出生的女儿，挤在15平米大小的简易平房里。
每到夜幕降临，居住在皮村的人们会自发聚集到这里，跳跳“坝坝舞”，打打牌，聊聊天，好不热闹。如果是周末，文化生活就更是丰富多彩，打工博物馆旁边的电影院会免费为工友们开放。
“经常都是人满为患，多的时候工友们都是站着看完了整部电影。”打工博物馆馆长许多说，除了市场上最新的电影，电影院放得最多的是贾樟柯的《小武》和《小山回家》。在许多看来，这些电影就像工友生活的一面镜子，“身在其中的人不自知，只有当你给他这面镜子，让他反观自己的生活，他才会有所领悟。”
今年元旦，“工友之家”还举办了第一届打工文化艺术节，许多在北京务工的打工者齐聚皮村，写诗、唱歌、演话剧，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
天刚一抹黑，豫京缘超市的老板娘娄桂云就早早关了店门，随手抓了一把洽洽香瓜子，赶往距超市仅几步路的社区活动中心。
此刻，王德志与同伴们正在“新工人剧场”为第二天晚上7点半的演出紧张排练，正式演出安排在朝阳区文化馆TNT小剧场，剧目是他们的原创话剧《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即便是彩排，娄桂云也看得津津有味，其实她已经看了好多遍，里面的一些台词都能背下来了。
女主人公小芳在玩具厂因为电线短路葬身火海的悲惨命运，让娄桂云每每看后都泪流满面。
“工友之家”来皮村之前，在皮村生活了六年的河南延津县农民娄桂云的业余生活显得有些单调，“每天就是打打麻将，逛逛街，要不然就关在屋里看电视。”另一位在建筑工地揽活的打工者付涛，收工后的生活，是去村里商业街上的台球室打几杆球。
“以前哪敢想看什么话剧啊，那都是有钱人干的事。上大剧院，还要涂香水，穿什么晚礼服才能进。”付涛憨憨地笑了两声。
现在，他们的业余生活多了一些新选择。
“春晚”一梦
王德志生于1977年，来北京之前，在内蒙古乌兰浩特市兴安盟科右前旗的跃进马场生活了接近20年。读书读到小学毕业，就因为家境贫寒辍学了，心气儿颇高的王德志不甘心，他偶尔会花上两块钱到县城里扛回十几斤重的废报纸，一张一张翻看。
在王德志皮村的家中，3个书架上都放满了书，地上还堆了两蛇皮袋的书。其中，有一套完整的《资本论》和《毛泽东选集》。在与他的交谈中，你决然察觉不到，他是一个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人。
在牧场里，已经“半拉儿”大的王德志不想靠种地过活，他会给父亲想出一堆致富的主意，譬如到山上起石头来卖，种当季稀缺的蔬菜来“抬价”。
生活依然是艰难的，并没有因为这些“点子”而出现丝毫的转弯。
“你不是想发财吗，上‘春晚’去呗，要是出了名，你就啥都有了！”朋友的一句戏言，让王德志当了真，他跟身边的伙伴半开玩笑地说：“1997年香港回归时，你就会在电视上看见我了。”
1995年，帮着卖完粮食，17岁的少年王德志就拿了家里的700块钱，偷偷去乌兰浩特买了一张前往北京的火车票。他要上“春晚”说相声，一举成名。
“现在想来，当时的想法简直有些异想天开。”14年后，之前从来没有过任何表演经验的王德志回忆起年少时的“荒唐”举动，还有些脸红。
“当时觉得说相声是一件特简单的事，人人都可以说上一段。”喜欢搞搞恶作剧，讲些笑话的王德志开始背着朋友们写些小段子，“可是，哪敢说啊？在我们那个地方，要是被人知道我写相声(段子)，准会被笑死的。”
记忆中的第一个段子是关于两个好朋友之间闹别扭的故事。类似这样记录生活琐事的段子，王德志一口气写了十来条。他揣着这些作品就上了火车，开始憧憬着“扬名立万”的美好未来：开名车，住洋房，最好还能有几十万，能够买下家乡整个农场。
既然出来，就没有后路可退，王德志接济了一个同样从家里跑出来的小孩，其实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家里有亲戚是北京的，我万一混不下去了，起码还可以在他亲戚家有个落脚地。”
“央视”等待他的是武警把守的大门。他向传达室说明来意后，工作人员愣了一下，说：“今年‘春晚’节目半年前就已经敲定了，明年再来吧。”
“我当时就蒙了，因为我来北京唯一的目的就是上‘春晚’，几秒钟的时间，这个梦就破灭了。”不甘心的王德志想绕过传达室，直接从大门溜进去。
“但是那么多警卫守着呢，怎么进得去？”后来想让人带进去，最终也没敢开口，“只是想想而已”。
王德志决定慢慢寻找机会。就在“央视”和西客站之间的一个地下室里，他以15块钱一天的价格安顿了下来。然后继续在“央视”门口流连。他找过《曲苑杂坛》，也问过《综艺大观》，都被拒绝。
年少的那股冲劲儿还在，王德志依然不肯放弃。
他找一些零碎的工作维持生计，做过餐厅杂工、食品厂工人、送水工、广告业务员、推销员，收入从最初的300慢慢涨到了后来的1000。
打工的同时，王德志一直坚持学相声，师从相声演员李国英。1998年，他用自己的积蓄报名参加一所艺校的相声班。王德志学相声有一股特别的韧劲儿，他每周六都从丰台跑到东四上课，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年，很多学员因吃不消而放弃，他和相声搭档李勇是最后坚持下来的两个。
2004年，北京电视台主办的相声小品邀请赛，是王德志与“主流文化”离得最近的一次。他和搭档李勇，凭着自己的原创相声《飘》，闯进了复赛。
王德志一直都对自己说相声的水平充满了自信，师傅李国英也一直对他表现出的相声天赋赞赏有加。但在一些相声“行家”眼里，他的作品还是太“糙”了，上不了台面，顶多是自娱自乐。
“经过这么多年，见了这么多事，我对成名的渴望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话虽如此，王德志和搭档李勇还是积极想着门路，希望能有人推荐进入决赛。他们把自己说相声的录影带托熟人辗转交给了姜昆，没有任何回音。
王德志最终得了一个安慰奖，这意味着他通过比赛进入主流圈子的希望变得渺茫了。他将写满相声《飘》台词的几页纸揉成一团，使劲儿扔向废纸篓。
事情并非他想象的那么糟。通过相声大赛，王德志和李勇都有了一些名气。搭档李勇很快彻底转型做演员了，上过《命运呼叫转移》这样的热门电影。他曾几次拉上王德志去拍电影，不过都被王德志婉拒了。
“我越来越没有归属感，找不到自己。我不想再被主流的规则牵着鼻子走了。”王德志开始刻意把自己的东西与主流文化区分开来。但分水岭在哪儿？王德志一时没有清晰的标准。
皮村同心实验学校夜校班的学员陈志艳是王德志的忠实粉丝。他创作的《飘》《漫谈恋爱》《快乐歧视》等相声段子，陈志艳都如数家珍，“那些写的就是我们打工者的生活，很真实。”在“工友之家”的食堂里，正在吃午饭的陈志艳放下碗筷，随口就跟记者说上了《飘》中的一段：
北京人说我是外地人，家乡人说我是北京人。
那你到底算是哪边的呀？
中间儿的。
哪边都不是呀？
是京漂族。
京漂族？噢，北京漂泊族呀……
“发声”练习
王德志一直没弄明白，与主流文化相区别的文化到底是什么。在碰到孙恒以后，这个答案开始逐渐清晰起来。
2002年，在一家为进城打工妹服务的公益性组织“打工妹之家”当志愿者的王德志，认识了同在这个组织工作的志愿者孙恒。这位曾经的河南开封四中的音乐老师，在老家有着令人尊敬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教了两年书后，他“不愿活在别人的意愿里”，抱着心爱的吉他来到北京。
当时做志愿者是没有收入的，王德志和孙恒都各自有自己的一份工作，“不指着这(做志愿者)拿钱。”支撑他们每周六到“打工妹之家”服务的理由很朴素：“在这里能看到一个群体，而不是个人，我们就不孤单。”
2002年5月1日，热爱文艺、志同道合的王德志、孙恒和许多，组建了三个人的“打工青年演出队”，开始辗转北京各建筑工地，义务为工人们演出。孙恒和许多演唱自己的原创歌曲，王德志干起了“老本行”——说相声，这是“打工青年艺术团”的前身。随后，艺术团注册成立了“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并很快得到了香港乐施会的资金支持。王德志也开始由最初的兼职、半兼职，到后来索性做起了全职，与孙恒一起，开始张罗起“工友之家”的各项工作。
第一次领的工资是1500元钱，这跟之前做推销员的收入差不多。王德志他们没有把钱全部装进自己的口袋，而是每人拿出七八百元，用于“工友之家”的机构建设。
2004年7月，演出队已经更名为打工青年艺术团，随之发生变化的，是团队成员的不断壮大，从最初的三个人，到后来的十几个。当月，艺术团签约北京京文唱片公司，推出了首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
“当时还有崔永元做宣传，再加上一些媒体的报道，我们的首张专辑据说一下卖出了十万张。”时至今日，孙恒在提起“工友之家”的“第一桶金”时，仍然显得有些激动。《天下打工是一家》得到了7.5万块钱的版税，孙恒用这笔钱兴建了同心实验学校，专门招收打工者的子女入学。
再后来，就是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落成，以及同心互惠商店的开张。
同心互惠商店实际上是一个二手商店，“工友之家”负责接收来自社会各界捐赠的衣物，将它们以十分低廉的价格(一般都是十元以下)卖给工友们。店里还设有图书角，是“工友之家”收购的旧图书，供工友们免费阅读。像这样的互惠商店，“工友之家”已经开了5所，分布在北京市朝阳区几个主要的打工者聚居的社区。
2008年7月，“工友之家”创办了属于打工者自己的报纸《皮村报》，它的前身是海淀区肖家河社区的《社区快报》。《皮村报》每月出一期，每期印1000份，主要面向皮村的打工者群体发放。
在这份仅有四版的报纸上，涵盖了皮村新闻、社区生活、法律知识和社区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信息。工友们可以投稿，可以交友，写写自己的情感故事，或者生活中的有趣见闻。你可以从上面读到诸如《一对饮料瓶子》《家书》这样令人温暖的小品文，就像在热气腾腾的小酒馆，大家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既温馨又热闹。
打工者们还办了一本叫《流动的心声》的刊物，面向的读者是北京市3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
“文艺青年”王德志的个人经历颇具煽动力。“有不少拥有一技之长的工友，就主动要求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一起去各地为工友们免费献艺。”王德志说起这些很兴奋。
拍完纪录片《皮村》，“小试牛刀”之后的王德志又想拍电影了。2006年，由王德志导演、反映打工者群体生活的电影《顺利进城》和《命题人生》相继出炉。前者讲述了一位刚到北京的打工者，被形形色色的小偷骗得身无分文的故事，后者则展示了一群打工者在城市生活的种种遭遇。雄心勃勃的王德志还找来一帮“英语不错的志愿者”，将《命题人生》翻译成英文，陆续寄往韩国釜山电影节、法国鹿特丹电影节、意大利都灵电影节等十几个国家的电影节。
“总有一个(电影节)会给点反应吧。”王德志不好意思地笑了。
“工友之家”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不断吸纳着新生的文艺组织，比如“新工人艺术团”“打工者文化教育协会”“同心实验学校”“同心互惠商店”和“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工友之家”总干事孙恒说，他们愿意接受任何一个好的建议，并迅速转化成实体。
在全国数不清的面向打工者的NGO组织中，“工友之家”很有些特别。他们当然也“维权”，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想做的是“文化建设”，要创造“属于打工者自己的文化。”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口号反映了他们的心声，“没有自己的文化，就没有自己的历史”。
“工友之家”的“文化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他们还给城市打工者群体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工人。王德志觉得自己越来越有归属感了。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教授卜卫看来，“工友之家”在进行着打工群体的“发声练习”，其伟大之处，在于建立了打工群体的文化自信，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正在觉醒的群体对“自我”的认知。
文化建设是什么意思？概念太抽象，让“新工人”何道云有些反应不过来。“听几首歌，看几场话剧，就能把我们都改造了？”何道云不太相信，也搞不懂其间的“大意义”，但这并不妨碍她把“工友之家”带来的节目当成平淡生活的一种调剂，劳碌工作后压力的舒缓。与何道云持有相同想法的人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