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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伍尔夫是20世纪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女作家之一，现代小说的代表作家，现代小说理论最重要的创建者之一和女性主义先驱。在中国近九十年的传播之旅中，伍尔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影响的领域来说，从高雅的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到大众通俗文化，从文学创作到文学批评，从文学理论到女性思想，都可以窥见伍尔夫的身影。伍尔夫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多有论文涉及，但是专门论述伍尔夫对中国文学批评界影响的论著尚无。通过梳理历史事实，笔者发现伍尔夫的思想理论对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影响是显著的。本文以重科学实证的影响研究为主，平行比较为辅，从文学理论与女性主义诗学两条线索梳理伍尔夫与中国文学批评界的事实联系，旨在考察伍尔夫给予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揭示中国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演变中的伍尔夫因素，并探讨异质文化交流规律。
一、伍尔夫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
作为一位从传统向现代主义文学转变的关键性作家和理论家，伍尔夫对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影响主要是转变了人们的文学观念和对“真实”的看法。中国批评者认识到文学不仅是用来反映外部生活的，更是为了表现真实的人生和思想意识。为了表现真实，作家可以采用不同的艺术手法，打破传统规范。另外，伍尔夫设想未来的小说是融合散文、诗歌、戏剧的综合性艺术，号召作家走到普罗大众中，主张文学的非个人化，要求作家压抑自己的愤怒而又不排斥情感，采用新的批评话语方式，都对中国文学批评产生了影响。
伍尔夫的《现代小说》和《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是现代主义权威论文，是维多利亚时代向现代时期美学风向转变的宣言，为现代主义美学原则奠定了基础。《现代小说》是伍尔夫最著名的论文，也是一篇重要的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宣言。伍尔夫指出威尔斯、贝内特、高尔斯华绥偏重物质，只关心肉体，不关心精神。因此，英国小说越早离开他们越好。伍尔夫认为真实的生活并非有序的事物排列，而是要接受不断坠落的千万种印象，小说家的任务就是“传达这变化万端的，这尚欠认识尚欠探讨的根本精神，不论它的表现会多么脱离常轨、错综复杂，而且如实传达，尽可能不羼入它本身之外的、非其固有的东西”。 ①《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指出“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主仆之间、夫妇之间、父子之间——都变了。人的关系一变，宗教、品行、政治、文学也要变。”②伍尔夫假设布朗夫人就是生活的象征，要求作家真实地描绘出布朗夫人具有的无限可能性和无穷多样性。
伍尔夫的“真实”观、创新精神与打破陈规的勇气给中国文学批评界以启发，并对中国的文学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1943年9月，《中原》1卷2期刊登了冯亦代翻译的《论现代英国小说——“材料主义”的倾向及其前途》，即伍尔夫的《现代小说》一文。九叶派诗人之一、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唐湜受伍尔夫这一理论的影响。他在《路翎与他的〈求爱〉》一文中写道：“什么是生活的真实呢？依吴尔芙夫人在《现代小说论》里的说法，只是一个平凡日子里平凡的心灵所感受到的无数印象——琐细的，幻象的，易灭的，以剑的尖锐刻画着的。它们从各方面来到时像一阵微尘组成的不停的雨。‘生活不像一排整整齐齐排列着的车灯，生活是明亮的光圈，一层半透明的屏幛，从意识的开始起至终结止一直包围着我们。’”“生活并不一定合于机械的逻辑，自觉的生活只是生活里的极小部分，不能有决定作用的部分，因而，发掘人性，就必须发掘那一部分潜在的，半意识或无意识的，掘得愈深愈好。”③1937年，朱光潜针对废名的小说《桥》发表了评析文章《桥》。废名的《桥》没有遵循传统小说的美学原则，而是与伍尔夫的小说有许多相似之处：淡化故事情节，注重意境、氛围的营造，“像普鲁斯特与吴尔夫夫人诸人的作品一样，《桥》撇开浮面动作的平铺直叙而着重内心生活的揭露” ④。伍尔夫等作家的创新使朱光潜认识到评价文学的标准应该是文学的内在价值，从而在文学批评中能持一种新的文学观念。他在《桥》中称赞了废名《桥》的创新和它对传统陈规的突破：“它表面似有旧文章的气息，而中国以前实未曾有过这种文章；它丢开一切浮面的事态与粗浅的逻辑而直没入心灵深处，颇类似普鲁斯特与吴尔夫夫人，而实在这些近代小说家对于废名先生到现在都还是陌生的。” ⑤
伍尔夫的文学理论不仅对现代时期的文学观念产生了冲击力，还影响到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观念。现实主义文学在20世纪的中国长期居于主流地位，但关于“现实”或“真实”的观念是有争论和变化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的创作方向和创作方法奠定了基调：文学要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因此，我国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文学是人民的文学，现实或“真实”就是要反映社会，反映时代，与阶级密切相关。由于意识形态观念的残留，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界仍存在着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批评文学。同时，随着思想解放、启蒙思想的兴起，原有的“真实”观念受到冲击，文坛要求关注人本身，学界再次提出文学就是“人学”这一命题。在这样的语境中，刊登于1981年《外国文艺》第3期的伍尔夫的论文《现代小说》，对于当时文学观念的转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家、评论家赵玫最早读到的伍尔夫作品是《外国文艺》刊登的《现代小说》和《邱园记事》。伍尔夫的这两篇作品使赵玫产生了与伍尔夫的精神契合，从而对赵玫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赵玫曾指出：伍尔夫的理论成为她的明灯，她就是在伍尔夫的小说理论的照耀下开始创作的。伍尔夫启示她可以用新的方法尝试着写新的小说，是她思维的源泉。⑥后来，赵玫又阅读了《论小说与小说家》，惊叹于伍尔夫的敏锐感知和独到的见解，不由得向读者发出号召：“去读伍尔芙的《论小说和小说家》和《伍尔芙日记选》吧。那一定是人生的一种最深沉的享受。然后，你会觉得你拥有了一个美丽的精神家园。伍尔芙将与你永远相伴。”⑦伍尔夫的小说和理论都使赵玫产生对伍尔夫的钦佩之情，从而自己在小说创作和文学批评两条道路上也力求并行驰骋。
伍尔夫的批评话语和论述方式对中国文学批评界也产生了影响。张慧仁在《西方的另一种批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文学评论魅力》一文中指出伍尔夫的文学批评采用的文体是形象化的随笔体，“伍尔夫随笔式批评可以说是对于批评文体的一种解放，它摆脱了僵化呆板的‘八股’式，使文学批评具有了清新、灵动、自由创造性的风格；随笔体批评全面唤醒了批评家的文学感觉、主体感受和个人灵性，使批评家与对象的关系由被动阐释，变成了主动、独立创造的关系。”⑧新时期以来，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涌入国内，文学批评者运用西方各种理论思想阐释文学作品和文学创作，使中国文学批评获得较多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机械化、形式化的弊病。伍尔夫印象式的批评、散文化的笔法、形象的语言、丰富的想象给中国文学批评以启发。孙郁读了伍尔夫的《书与画像》后，认为伍尔夫具有超常的内在感觉，“读书的感受力之好，传达心得的精妙，我在中国的批评文字与书话间还没见过……议论作品时，毫无学究气，四面是虎虎生气，不是套子中人的言语。……我在接触她的汉文译本时，第一次领略到真正的批评的美妙。我相信那文字有许多更深切的东西未能转换出来，透过汉字能够嗅出其间的生命热力。”⑨他还认为伍尔夫在批评作家和作品时持有一种平等的心态，以随意的感悟揭示出作品的内涵，而不像中国的一些批评者抱有训世的目的。孙郁进而指出“在汉语写作圈子里，批评是一个很弱的领域。……伍尔夫的译本让我想起我们的批评史。不知道为何，好像照出我们的残缺来。她是跳着走向读者的，我们呢，好似拉着拐杖。钱锺书当年有一点伍尔夫的样子，后来也带上了拐杖。持重多于轻灵，深沉浓于清淳。”⑩ 二、伍尔夫女性主义诗学对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影响
伍尔夫的女性主义经典之作《一间自己的屋子》在20世纪上半期就已译入国内，但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这部著作于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和80年代末的大陆再次翻译出版，以后又多次再版和重新出版，受到读者和评论者的极大欢迎。由此，伍尔夫成为中国最为熟知的西方女性主义者，“一间自己的房间”也成为女性解放和心灵空间的象征性标志。许多中国女性主义研究者和文学批评家受到伍尔夫的影响，如朱虹、戴锦华、李小江、徐坤、崔卫平、徐坤和黄梅等。她们在论著中多次引述伍尔夫的思想，并在伍尔夫的启发下作了延伸性的探讨。
在中国内在需求的现实语境中，伍尔夫的女性主义诗学思想为中国文学批评提供了理论资源，并有效地参与了性别诗学和翻译理论的建构。伍尔夫女性主义诗学思想对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成为一个象征解放和自由的符号，不仅对中国大众产生了启蒙作用，而且被中国批评者广泛应用。一些批评论著的论述及标题就借用了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如张利红、马宇飞、修磊的著作《女性叙述 走出自已的房间——论徐坤、迟子建、铁凝的小说创作》（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周乐诗的《寄宿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论传统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文艺争鸣》1995年第2期）等。还有一些论著在论述中引用了“一间自己的屋子”，如钟升的《黄色壁纸·疯女人·女性作家的困境与反叛》（《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分析了美国夏洛蒂·珀·吉尔曼的短篇杰作《黄色壁纸》中表达的女性作家的写作困境和反叛，“女性作家必须打破男性文本的禁锢，建构自己的文本方式。才能最终搭建起真正属于女性作家自己的‘房间’”{11} 。
其次，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追溯了女性写作的历史，试图寻找女性文学传统，对中国女性文学批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出版了一系列女性文学史和女性文学研究著作。这些著作书写女性文学谱系，重新观照被历史所忽视的中国女性作家及其作品，并给予其应有的文学史地位。1989年7月，孟悦、戴锦华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书梳理、探讨了中国现代时期的一些女性作家及其作品，其中所论述的庐隐、冯沅君、冰心、凌叔华、丁玲、白薇、萧红等作家以前在中国文学史里所占的分量很小。通过重新审视文学史，该书不仅提高了这些作家的文学史地位，还发现了自解放后至80年代极少为人所闻的张爱玲、苏青等女性作家，并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对这些作家和作品作了女性主义解读，使之“浮出历史地表”。这部中国早期的女性文学批评著作对后来的女性文学研究多有启发。1995年8月，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林丹娅的著作《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该书系统梳理、研究了中国当代主要女性作家及其作品，探讨、分析了女性文学思潮，成为高等院校的文学史教材。
再次，伍尔夫关于女性写作的创作条件、女性句子、女性自我书写等理论对中国女性文学批评产生了影响，启发中国文学批评者思考女性创作的物质条件和精神因素、女性创作的体裁、女性书写的内容等，并试图构筑女性话语。
伍尔夫提出女性要进行创作就必须有一定的收入和一间自己的屋子，使中国批评者注意到女性创作的经济条件，如徐岱在其所著的《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的绪论里指出：“但从伍尔芙的‘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这个概括里我们不难发现，在女性与小说的关系里存在着两个基本维度：政治与经济。”{12}
受伍尔夫性别差异和“女性的句子”的影响，中国文学批评者批判男性话语标准，强调建构女性话语，发掘女性写作的独特性。徐坤指出女性沉默的时间太久，而女性的语言对于自身独立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女性没有建立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实际上也不可能独立于社会整体价值形态之外去另立）时，那么，她的话语形态，她的思考方式，都是借助于男权既已定好的那些规范，最多是在其中以不再对性别回护的姿态和眼光进行与他们同样的思考。当哲学命题一样，生存困境一样，是非道德标准一样，宗教情景、幽闭途径及其肉身厌世自我割裂撕碎的方式都没有什么超出‘被允许’的程度之外时，女性的‘自视’实际上仍旧等同于‘他窥’，女性的‘自我’实际上还是‘他我’。女性陷进了自我设计之障。究其根本原因，是女人没有自己的语言。而人类，正是藉着语言来进行思考的。”徐坤进而指出其解决途径，“要突破这种两难的文化处境，就必须找到女人表达自己的语言，从而加速地建立起女性自己的诗学。”{13}
伍尔夫认为人生体验对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影响，女性写作的局限就在于其阅历贫乏，并由此限制了她们文学创作的体裁。受伍尔夫这一思想的影响，黄梅曾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女人与小说”的文章，论述了性别与创作体裁的关系，批评过去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是分裂的，并揭示出其深层缘由。关于女性与小说的关联，徐岱也在其著作《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中论述道：“在伍尔芙看来，小说与女人的不解之缘主要在于其适合女性的生活方式与内在需求。比如，小说首先是一种‘最不集中的艺术形式’，小说写作比戏剧与诗歌更容易时作时辍”；“其次在于故事的材料主要是各种道听途说的家长里短，较之于诗歌对微妙的意象与韵律等的惨淡经营，小说在文化修养方面的要求显得相对要低。”{14}
但是即使是从事小说写作，女性也面临着极大的困境，因为贫乏的阅历限制了女性的视野，表现范围非常狭小，使其难以创造出优秀的作品。因此，中国批评者指出：“一方面，我们肯定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同时也要警惕这‘声音’陷入‘自说自话’和‘话语真空’。”{15}
在探讨女性如何表述自身时，董之林的《女性写作与历史场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学思潮中“躯体写作”谈起》追溯了伍尔夫《妇女与小说》一文的观点和主张：“弗吉尼亚·伍尔夫对文学传统中妇女视角的匮乏深有感触，她说，英国‘文学中的妇女形象，直到最近还是由男性所创造的’……因此，妇女一定要摈弃靠他人代言的幻想，自己动手书写自己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伍尔夫接着便阐述了她对妇女写作的具体设想：创作中‘一位妇女必须为她所做的工作’，就是‘把当代流行的句式加以变化和改编，直到她写出一种能够以自然的形式容纳她的思想而不至于压碎或歪曲它的句子’。”{16} 伍尔夫明确地看到女性经验是被历史遮蔽的，女人必须自己书写自身形象，而且其创作的方式是疏离主流话语的。伍尔夫以上的论述和她的创作启发了董之林对当今中国女性写作疏离状态的思考。 伍尔夫在《妇女和小说》、《〈简爱〉与〈呼啸山庄〉》等文章中认为愤怒会妨碍文学创作，主张文学非个人化，要求女性创作时恰当地处理情感。中国文学批评界普遍赞同伍尔夫的这一观点，如崔卫平在《我是女性，但不主义》（张清华主编《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一文中指出愤怒会蒙蔽人的眼睛，掩盖事物许多微妙的方面，因此源自愤怒的写作可能损害艺术的创造。刘慧英在《从宣泄自我到自我的隐匿》一文中同样主张文学非个人化。她赞同伍尔夫的个人化的创作“把一部书的趣味、主题、情景、人物都狭隘化了”的观点，响应伍尔夫要求女作家摒弃个人化、关注和解决人类的命运和人生之意义的呼吁，认为文学创作不能只依靠个人经历和情感意愿，文学需要“将个人情感升华为人类的普遍情感”。{17}中国文学批评者主张女性文学创作应该避免个人情感的任意宣泄，突破狭小的个人领域，关注时代，关注社会。
另外，20世纪90年代至今，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论成为中国文学批评重要的理论资源，中国学者将之作为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对文学文本进行解读，并用于建构翻译理论和性别诗学。伍尔夫双性同体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途径和方法，成为一种有效的理论资源，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研究文学和建构新的理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伍尔夫的诗学理论对中国文学批评界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不但为其提供了理论批评资源，引发了中国学者对“真实”的涵义、文学的发展趋势和女性文化、女性写作的重新思考，而且促使中国文学批评界转变观念，积极构建新的诗学理论。中国文学批评者在对其进行阐释和运用的同时，伍尔夫诗学理论也在中西文化的碰撞、整合中被中国化，产生了变异，与伍尔夫原本的诗学思想具有一定的差距。
至今，中国对伍尔夫诗学理论的接受和探讨应该说是深入和广泛的，但不容忽视的是也存在着误解和机械化的倾向。不少论文在对伍尔夫诗学理论进行阐释和运用时没有考虑中国特有的文化语境，胶柱鼓瑟，或是将问题简单化和狭隘化。例如在探讨女性与文学创作体裁时，不少研究者认同伍尔夫的女人与小说的关联，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中国早期的主要文学体裁是诗歌，而小说是后起的文学形式。中国古代有不少杰出的女诗人，如许穆夫人、蔡文姬、唐朝四大女诗人（薛涛、刘采春、鱼玄机、李治）、李清照等。再如，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每一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我们在探讨每个阶段的女性文学时应采取不同的批评策略，区分其不同的批判对象。
理论研究最重要的品质是实践性，但是许多运用伍尔夫诗学理论的研究对于所探讨的问题没有提出有效可行的解决办法，如如何为女性创作营造良好的氛围，如何塑造女性真实的形象，如何建构女性话语，如何建构新的性别诗学等等。因此，我们在借用西方理论成果的同时要强化参与精神和批判意识。
注释：
①②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页、第902页。
③唐湜：《路翎与他的<求爱>》，《文艺复兴》1947年第4卷第2期。
④⑤朱光潜：《桥》，贺照田编：《朱光潜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页、第202页。
⑥⑦赵玫：《一个女人的精神生活——弗吉尼亚·伍尔芙》，韩小蕙主编：《读人记·外国篇》，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332页、第351页。
⑧张慧仁：《西方的另一种批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文学评论魅力》，《中华读书报》2005年8月3日。
⑨⑩孙郁：《混血的时代》，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页、第147页。
{11}钟升：《黄色壁纸·疯女人·女性作家的困境与反叛》，《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12}{14}徐岱：《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第2页。
{13}徐坤：《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15}杜霞：《自己的声音：联系与隔绝》，《文艺评论》2005年第2期。
{16}董之林：《女性写作与历史场景——从九十年代文学思潮中“躯体写作”谈起》，张清华主编：《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43页。
{17}刘慧英：《从宣泄自我到自我的隐匿》，张清华主编：《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137页。
*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弗·伍尔芙诗学理论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项目编号：2012-QN-37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 马新亚
一、伍尔夫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
作为一位从传统向现代主义文学转变的关键性作家和理论家，伍尔夫对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影响主要是转变了人们的文学观念和对“真实”的看法。中国批评者认识到文学不仅是用来反映外部生活的，更是为了表现真实的人生和思想意识。为了表现真实，作家可以采用不同的艺术手法，打破传统规范。另外，伍尔夫设想未来的小说是融合散文、诗歌、戏剧的综合性艺术，号召作家走到普罗大众中，主张文学的非个人化，要求作家压抑自己的愤怒而又不排斥情感，采用新的批评话语方式，都对中国文学批评产生了影响。
伍尔夫的《现代小说》和《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是现代主义权威论文，是维多利亚时代向现代时期美学风向转变的宣言，为现代主义美学原则奠定了基础。《现代小说》是伍尔夫最著名的论文，也是一篇重要的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宣言。伍尔夫指出威尔斯、贝内特、高尔斯华绥偏重物质，只关心肉体，不关心精神。因此，英国小说越早离开他们越好。伍尔夫认为真实的生活并非有序的事物排列，而是要接受不断坠落的千万种印象，小说家的任务就是“传达这变化万端的，这尚欠认识尚欠探讨的根本精神，不论它的表现会多么脱离常轨、错综复杂，而且如实传达，尽可能不羼入它本身之外的、非其固有的东西”。 ①《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指出“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主仆之间、夫妇之间、父子之间——都变了。人的关系一变，宗教、品行、政治、文学也要变。”②伍尔夫假设布朗夫人就是生活的象征，要求作家真实地描绘出布朗夫人具有的无限可能性和无穷多样性。
伍尔夫的“真实”观、创新精神与打破陈规的勇气给中国文学批评界以启发，并对中国的文学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1943年9月，《中原》1卷2期刊登了冯亦代翻译的《论现代英国小说——“材料主义”的倾向及其前途》，即伍尔夫的《现代小说》一文。九叶派诗人之一、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唐湜受伍尔夫这一理论的影响。他在《路翎与他的〈求爱〉》一文中写道：“什么是生活的真实呢？依吴尔芙夫人在《现代小说论》里的说法，只是一个平凡日子里平凡的心灵所感受到的无数印象——琐细的，幻象的，易灭的，以剑的尖锐刻画着的。它们从各方面来到时像一阵微尘组成的不停的雨。‘生活不像一排整整齐齐排列着的车灯，生活是明亮的光圈，一层半透明的屏幛，从意识的开始起至终结止一直包围着我们。’”“生活并不一定合于机械的逻辑，自觉的生活只是生活里的极小部分，不能有决定作用的部分，因而，发掘人性，就必须发掘那一部分潜在的，半意识或无意识的，掘得愈深愈好。”③1937年，朱光潜针对废名的小说《桥》发表了评析文章《桥》。废名的《桥》没有遵循传统小说的美学原则，而是与伍尔夫的小说有许多相似之处：淡化故事情节，注重意境、氛围的营造，“像普鲁斯特与吴尔夫夫人诸人的作品一样，《桥》撇开浮面动作的平铺直叙而着重内心生活的揭露” ④。伍尔夫等作家的创新使朱光潜认识到评价文学的标准应该是文学的内在价值，从而在文学批评中能持一种新的文学观念。他在《桥》中称赞了废名《桥》的创新和它对传统陈规的突破：“它表面似有旧文章的气息，而中国以前实未曾有过这种文章；它丢开一切浮面的事态与粗浅的逻辑而直没入心灵深处，颇类似普鲁斯特与吴尔夫夫人，而实在这些近代小说家对于废名先生到现在都还是陌生的。” ⑤
伍尔夫的文学理论不仅对现代时期的文学观念产生了冲击力，还影响到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观念。现实主义文学在20世纪的中国长期居于主流地位，但关于“现实”或“真实”的观念是有争论和变化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的创作方向和创作方法奠定了基调：文学要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因此，我国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文学是人民的文学，现实或“真实”就是要反映社会，反映时代，与阶级密切相关。由于意识形态观念的残留，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界仍存在着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批评文学。同时，随着思想解放、启蒙思想的兴起，原有的“真实”观念受到冲击，文坛要求关注人本身，学界再次提出文学就是“人学”这一命题。在这样的语境中，刊登于1981年《外国文艺》第3期的伍尔夫的论文《现代小说》，对于当时文学观念的转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家、评论家赵玫最早读到的伍尔夫作品是《外国文艺》刊登的《现代小说》和《邱园记事》。伍尔夫的这两篇作品使赵玫产生了与伍尔夫的精神契合，从而对赵玫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赵玫曾指出：伍尔夫的理论成为她的明灯，她就是在伍尔夫的小说理论的照耀下开始创作的。伍尔夫启示她可以用新的方法尝试着写新的小说，是她思维的源泉。⑥后来，赵玫又阅读了《论小说与小说家》，惊叹于伍尔夫的敏锐感知和独到的见解，不由得向读者发出号召：“去读伍尔芙的《论小说和小说家》和《伍尔芙日记选》吧。那一定是人生的一种最深沉的享受。然后，你会觉得你拥有了一个美丽的精神家园。伍尔芙将与你永远相伴。”⑦伍尔夫的小说和理论都使赵玫产生对伍尔夫的钦佩之情，从而自己在小说创作和文学批评两条道路上也力求并行驰骋。
伍尔夫的批评话语和论述方式对中国文学批评界也产生了影响。张慧仁在《西方的另一种批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文学评论魅力》一文中指出伍尔夫的文学批评采用的文体是形象化的随笔体，“伍尔夫随笔式批评可以说是对于批评文体的一种解放，它摆脱了僵化呆板的‘八股’式，使文学批评具有了清新、灵动、自由创造性的风格；随笔体批评全面唤醒了批评家的文学感觉、主体感受和个人灵性，使批评家与对象的关系由被动阐释，变成了主动、独立创造的关系。”⑧新时期以来，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涌入国内，文学批评者运用西方各种理论思想阐释文学作品和文学创作，使中国文学批评获得较多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机械化、形式化的弊病。伍尔夫印象式的批评、散文化的笔法、形象的语言、丰富的想象给中国文学批评以启发。孙郁读了伍尔夫的《书与画像》后，认为伍尔夫具有超常的内在感觉，“读书的感受力之好，传达心得的精妙，我在中国的批评文字与书话间还没见过……议论作品时，毫无学究气，四面是虎虎生气，不是套子中人的言语。……我在接触她的汉文译本时，第一次领略到真正的批评的美妙。我相信那文字有许多更深切的东西未能转换出来，透过汉字能够嗅出其间的生命热力。”⑨他还认为伍尔夫在批评作家和作品时持有一种平等的心态，以随意的感悟揭示出作品的内涵，而不像中国的一些批评者抱有训世的目的。孙郁进而指出“在汉语写作圈子里，批评是一个很弱的领域。……伍尔夫的译本让我想起我们的批评史。不知道为何，好像照出我们的残缺来。她是跳着走向读者的，我们呢，好似拉着拐杖。钱锺书当年有一点伍尔夫的样子，后来也带上了拐杖。持重多于轻灵，深沉浓于清淳。”⑩ 二、伍尔夫女性主义诗学对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影响
伍尔夫的女性主义经典之作《一间自己的屋子》在20世纪上半期就已译入国内，但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这部著作于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和80年代末的大陆再次翻译出版，以后又多次再版和重新出版，受到读者和评论者的极大欢迎。由此，伍尔夫成为中国最为熟知的西方女性主义者，“一间自己的房间”也成为女性解放和心灵空间的象征性标志。许多中国女性主义研究者和文学批评家受到伍尔夫的影响，如朱虹、戴锦华、李小江、徐坤、崔卫平、徐坤和黄梅等。她们在论著中多次引述伍尔夫的思想，并在伍尔夫的启发下作了延伸性的探讨。
在中国内在需求的现实语境中，伍尔夫的女性主义诗学思想为中国文学批评提供了理论资源，并有效地参与了性别诗学和翻译理论的建构。伍尔夫女性主义诗学思想对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成为一个象征解放和自由的符号，不仅对中国大众产生了启蒙作用，而且被中国批评者广泛应用。一些批评论著的论述及标题就借用了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如张利红、马宇飞、修磊的著作《女性叙述 走出自已的房间——论徐坤、迟子建、铁凝的小说创作》（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周乐诗的《寄宿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论传统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文艺争鸣》1995年第2期）等。还有一些论著在论述中引用了“一间自己的屋子”，如钟升的《黄色壁纸·疯女人·女性作家的困境与反叛》（《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分析了美国夏洛蒂·珀·吉尔曼的短篇杰作《黄色壁纸》中表达的女性作家的写作困境和反叛，“女性作家必须打破男性文本的禁锢，建构自己的文本方式。才能最终搭建起真正属于女性作家自己的‘房间’”{11} 。
其次，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追溯了女性写作的历史，试图寻找女性文学传统，对中国女性文学批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出版了一系列女性文学史和女性文学研究著作。这些著作书写女性文学谱系，重新观照被历史所忽视的中国女性作家及其作品，并给予其应有的文学史地位。1989年7月，孟悦、戴锦华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书梳理、探讨了中国现代时期的一些女性作家及其作品，其中所论述的庐隐、冯沅君、冰心、凌叔华、丁玲、白薇、萧红等作家以前在中国文学史里所占的分量很小。通过重新审视文学史，该书不仅提高了这些作家的文学史地位，还发现了自解放后至80年代极少为人所闻的张爱玲、苏青等女性作家，并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对这些作家和作品作了女性主义解读，使之“浮出历史地表”。这部中国早期的女性文学批评著作对后来的女性文学研究多有启发。1995年8月，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林丹娅的著作《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该书系统梳理、研究了中国当代主要女性作家及其作品，探讨、分析了女性文学思潮，成为高等院校的文学史教材。
再次，伍尔夫关于女性写作的创作条件、女性句子、女性自我书写等理论对中国女性文学批评产生了影响，启发中国文学批评者思考女性创作的物质条件和精神因素、女性创作的体裁、女性书写的内容等，并试图构筑女性话语。
伍尔夫提出女性要进行创作就必须有一定的收入和一间自己的屋子，使中国批评者注意到女性创作的经济条件，如徐岱在其所著的《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的绪论里指出：“但从伍尔芙的‘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这个概括里我们不难发现，在女性与小说的关系里存在着两个基本维度：政治与经济。”{12}
受伍尔夫性别差异和“女性的句子”的影响，中国文学批评者批判男性话语标准，强调建构女性话语，发掘女性写作的独特性。徐坤指出女性沉默的时间太久，而女性的语言对于自身独立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女性没有建立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实际上也不可能独立于社会整体价值形态之外去另立）时，那么，她的话语形态，她的思考方式，都是借助于男权既已定好的那些规范，最多是在其中以不再对性别回护的姿态和眼光进行与他们同样的思考。当哲学命题一样，生存困境一样，是非道德标准一样，宗教情景、幽闭途径及其肉身厌世自我割裂撕碎的方式都没有什么超出‘被允许’的程度之外时，女性的‘自视’实际上仍旧等同于‘他窥’，女性的‘自我’实际上还是‘他我’。女性陷进了自我设计之障。究其根本原因，是女人没有自己的语言。而人类，正是藉着语言来进行思考的。”徐坤进而指出其解决途径，“要突破这种两难的文化处境，就必须找到女人表达自己的语言，从而加速地建立起女性自己的诗学。”{13}
伍尔夫认为人生体验对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影响，女性写作的局限就在于其阅历贫乏，并由此限制了她们文学创作的体裁。受伍尔夫这一思想的影响，黄梅曾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女人与小说”的文章，论述了性别与创作体裁的关系，批评过去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是分裂的，并揭示出其深层缘由。关于女性与小说的关联，徐岱也在其著作《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中论述道：“在伍尔芙看来，小说与女人的不解之缘主要在于其适合女性的生活方式与内在需求。比如，小说首先是一种‘最不集中的艺术形式’，小说写作比戏剧与诗歌更容易时作时辍”；“其次在于故事的材料主要是各种道听途说的家长里短，较之于诗歌对微妙的意象与韵律等的惨淡经营，小说在文化修养方面的要求显得相对要低。”{14}
但是即使是从事小说写作，女性也面临着极大的困境，因为贫乏的阅历限制了女性的视野，表现范围非常狭小，使其难以创造出优秀的作品。因此，中国批评者指出：“一方面，我们肯定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同时也要警惕这‘声音’陷入‘自说自话’和‘话语真空’。”{15}
在探讨女性如何表述自身时，董之林的《女性写作与历史场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学思潮中“躯体写作”谈起》追溯了伍尔夫《妇女与小说》一文的观点和主张：“弗吉尼亚·伍尔夫对文学传统中妇女视角的匮乏深有感触，她说，英国‘文学中的妇女形象，直到最近还是由男性所创造的’……因此，妇女一定要摈弃靠他人代言的幻想，自己动手书写自己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伍尔夫接着便阐述了她对妇女写作的具体设想：创作中‘一位妇女必须为她所做的工作’，就是‘把当代流行的句式加以变化和改编，直到她写出一种能够以自然的形式容纳她的思想而不至于压碎或歪曲它的句子’。”{16} 伍尔夫明确地看到女性经验是被历史遮蔽的，女人必须自己书写自身形象，而且其创作的方式是疏离主流话语的。伍尔夫以上的论述和她的创作启发了董之林对当今中国女性写作疏离状态的思考。 伍尔夫在《妇女和小说》、《〈简爱〉与〈呼啸山庄〉》等文章中认为愤怒会妨碍文学创作，主张文学非个人化，要求女性创作时恰当地处理情感。中国文学批评界普遍赞同伍尔夫的这一观点，如崔卫平在《我是女性，但不主义》（张清华主编《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一文中指出愤怒会蒙蔽人的眼睛，掩盖事物许多微妙的方面，因此源自愤怒的写作可能损害艺术的创造。刘慧英在《从宣泄自我到自我的隐匿》一文中同样主张文学非个人化。她赞同伍尔夫的个人化的创作“把一部书的趣味、主题、情景、人物都狭隘化了”的观点，响应伍尔夫要求女作家摒弃个人化、关注和解决人类的命运和人生之意义的呼吁，认为文学创作不能只依靠个人经历和情感意愿，文学需要“将个人情感升华为人类的普遍情感”。{17}中国文学批评者主张女性文学创作应该避免个人情感的任意宣泄，突破狭小的个人领域，关注时代，关注社会。
另外，20世纪90年代至今，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论成为中国文学批评重要的理论资源，中国学者将之作为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对文学文本进行解读，并用于建构翻译理论和性别诗学。伍尔夫双性同体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途径和方法，成为一种有效的理论资源，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研究文学和建构新的理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伍尔夫的诗学理论对中国文学批评界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不但为其提供了理论批评资源，引发了中国学者对“真实”的涵义、文学的发展趋势和女性文化、女性写作的重新思考，而且促使中国文学批评界转变观念，积极构建新的诗学理论。中国文学批评者在对其进行阐释和运用的同时，伍尔夫诗学理论也在中西文化的碰撞、整合中被中国化，产生了变异，与伍尔夫原本的诗学思想具有一定的差距。
至今，中国对伍尔夫诗学理论的接受和探讨应该说是深入和广泛的，但不容忽视的是也存在着误解和机械化的倾向。不少论文在对伍尔夫诗学理论进行阐释和运用时没有考虑中国特有的文化语境，胶柱鼓瑟，或是将问题简单化和狭隘化。例如在探讨女性与文学创作体裁时，不少研究者认同伍尔夫的女人与小说的关联，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中国早期的主要文学体裁是诗歌，而小说是后起的文学形式。中国古代有不少杰出的女诗人，如许穆夫人、蔡文姬、唐朝四大女诗人（薛涛、刘采春、鱼玄机、李治）、李清照等。再如，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每一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我们在探讨每个阶段的女性文学时应采取不同的批评策略，区分其不同的批判对象。
理论研究最重要的品质是实践性，但是许多运用伍尔夫诗学理论的研究对于所探讨的问题没有提出有效可行的解决办法，如如何为女性创作营造良好的氛围，如何塑造女性真实的形象，如何建构女性话语，如何建构新的性别诗学等等。因此，我们在借用西方理论成果的同时要强化参与精神和批判意识。
注释：
①②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页、第902页。
③唐湜：《路翎与他的<求爱>》，《文艺复兴》1947年第4卷第2期。
④⑤朱光潜：《桥》，贺照田编：《朱光潜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页、第202页。
⑥⑦赵玫：《一个女人的精神生活——弗吉尼亚·伍尔芙》，韩小蕙主编：《读人记·外国篇》，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332页、第351页。
⑧张慧仁：《西方的另一种批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文学评论魅力》，《中华读书报》2005年8月3日。
⑨⑩孙郁：《混血的时代》，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页、第147页。
{11}钟升：《黄色壁纸·疯女人·女性作家的困境与反叛》，《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12}{14}徐岱：《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第2页。
{13}徐坤：《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15}杜霞：《自己的声音：联系与隔绝》，《文艺评论》2005年第2期。
{16}董之林：《女性写作与历史场景——从九十年代文学思潮中“躯体写作”谈起》，张清华主编：《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43页。
{17}刘慧英：《从宣泄自我到自我的隐匿》，张清华主编：《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137页。
*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弗·伍尔芙诗学理论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项目编号：2012-QN-37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