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狮子王》中的土狼有句名言：“我恨在食物链的底层晃来晃去。”这句话道出了中国中医发展面临的窘状。
1844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规定美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设立医馆及教堂等。此后，英、美等国以教会名义相继在厦门、宁波、上海等地设立医院和医校，并渐渐遍及全国。
1871年，清政府在同文馆科学馆中增设医科，教授西医学，成为中国西医教育的开端。
1881年，李鸿章在天津开设“医学馆”，教授西医学。
1903年，京师大学堂添设“医学实业馆”，1905年改建为“医学馆”，1906年又改为“京师专门医学堂”，分习中西医学。
1907年，清政府与日本千叶医专签订接受中国留学生办法。以后逐渐扩大范围，向美、法、德等国派出医科留学生。
1912年，北洋政府主张废止中医中药，遭到全国中医药界的强烈反对。北洋政府内务部设立卫生司，管理全国卫生行政机构。
1925年，北洋政府拒绝将中医课程列入医学教育计划。同年，曾是一名医生的孙中山被确诊患有晚期肝癌，有人希望他接受中医治疗，孙中山即说了这样一番话：“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
1929年，国民政府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案”，由于全国中医药界以罢工停业反对而被迫取消。但仍禁止中医应用西药西械，禁止中医学校立案，禁止中医开设医院。各地中医学校改成中医传习所，次年又改称中医学社。
1933年、1935年，汪精卫两度提出废止中医中药。
1949年以来政府即提倡中西医的团结和互相学习，很多中医也逐渐学会了注射等西医诊疗技术，并且参加各地防疫活动，但中医整体被贬抑的评价并没有根本改变。
中医的危机加重，不只是因为西医专业人员掌握医政，也在于100年来，中医渐渐失去了不少知识精英的信任。
1950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卫生大会上，留日医学生余岩提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主张用西医基础医学的科目考核中医，以达到“淘汰多数中医”的目的。该草案虽然未获通过，但提出的一些办法，得到一定程度的实施。
1954年开始，国家陆续成立卫生部中医司、中医研究院，开展“西学中”（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在成都、北京、上海、广州开办中医学院，培养了一批中医人才。将价格低廉的中医药纳入治疗，降低了成本，有利于广泛覆盖、低水平的医疗保健制度建立。
1958年，毛泽东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但毛泽东的兴趣与其说是医学的，不如说是政治的。这种兴趣既源于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农村的了解，更和他的政治构想不可分割。“六二六指示”认为西医教育和诊疗手段不适合农村。
1960年，赤脚医生制度出现，随之流行。其本义是指中国农村中不脱产的基层卫生人员。赤脚医生大量采用中草药和针灸疗法，一度扭转了中医在20世纪日渐衰微的社会影响。
1976年，“文革”结束后，城市里迅速恢复了西医在医疗体系中的主流地位，赤脚医生的专业能力受到了怀疑，政治地位也急遽下降。很多人放弃了中医治疗手段，同时接受了市场经济的法则。
1982年在湖南衡阳召开的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特别强调了中医单位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的问题，对此后的中医工作影响很大。
1990年代药价飞涨，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在城乡之间变得更加显著起来。
中医商业化不是魔鬼，不是天使，只是中医发展中的一个选项，一个现状，一条出路。
2001年，一些药店的坐堂医生受经济利益驱动，开“大处方”误导、诱骗病人购买药品、保健品，被卫生部列为“非法行医”，下令禁止。
2006年，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坚持认为，中医药应该退出中国的医疗和教育体制，回到民间自谋出路。10月，他提出的“促使中医5年内退出医疗体制”观点，激起一波激烈争论。
2007年，曾是传统中医存在模式的“坐堂行医”，广东率先在全国破冰。2010年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向全国推开试点工作。
2008年，各地中医馆开始兴起，着眼中医传承。
2012年，传统医药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基地在北京市朝阳区国葆堂揭牌。四大中医绝学齐聚一堂，并准备“组团”闯世界，共同推介传统中医文化。
2012年5月12日，妈妈A+计划正式启动。不同于西医1+1=2的治疗模式，中医通过向妈妈传授一些简单、实用的中医基本技能，使妈妈在照顾好自己的同时，能更轻松地为家人服务。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最新统计显示，
目前，中国共有中医药医疗、教育、
科研等机构36000余家，
具有中医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人员803000余人，
高等中医药院校教职员工35000余人，
中医药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从业人员15000余人。
1844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规定美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设立医馆及教堂等。此后，英、美等国以教会名义相继在厦门、宁波、上海等地设立医院和医校，并渐渐遍及全国。
1871年，清政府在同文馆科学馆中增设医科，教授西医学，成为中国西医教育的开端。
1881年，李鸿章在天津开设“医学馆”，教授西医学。
1903年，京师大学堂添设“医学实业馆”，1905年改建为“医学馆”，1906年又改为“京师专门医学堂”，分习中西医学。
1907年，清政府与日本千叶医专签订接受中国留学生办法。以后逐渐扩大范围，向美、法、德等国派出医科留学生。
1912年，北洋政府主张废止中医中药，遭到全国中医药界的强烈反对。北洋政府内务部设立卫生司，管理全国卫生行政机构。
1925年，北洋政府拒绝将中医课程列入医学教育计划。同年，曾是一名医生的孙中山被确诊患有晚期肝癌，有人希望他接受中医治疗，孙中山即说了这样一番话：“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
1929年，国民政府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案”，由于全国中医药界以罢工停业反对而被迫取消。但仍禁止中医应用西药西械，禁止中医学校立案，禁止中医开设医院。各地中医学校改成中医传习所，次年又改称中医学社。
1933年、1935年，汪精卫两度提出废止中医中药。
1949年以来政府即提倡中西医的团结和互相学习，很多中医也逐渐学会了注射等西医诊疗技术，并且参加各地防疫活动，但中医整体被贬抑的评价并没有根本改变。
中医的危机加重，不只是因为西医专业人员掌握医政，也在于100年来，中医渐渐失去了不少知识精英的信任。
1950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卫生大会上，留日医学生余岩提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主张用西医基础医学的科目考核中医，以达到“淘汰多数中医”的目的。该草案虽然未获通过，但提出的一些办法，得到一定程度的实施。
1954年开始，国家陆续成立卫生部中医司、中医研究院，开展“西学中”（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在成都、北京、上海、广州开办中医学院，培养了一批中医人才。将价格低廉的中医药纳入治疗，降低了成本，有利于广泛覆盖、低水平的医疗保健制度建立。
1958年，毛泽东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但毛泽东的兴趣与其说是医学的，不如说是政治的。这种兴趣既源于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农村的了解，更和他的政治构想不可分割。“六二六指示”认为西医教育和诊疗手段不适合农村。
1960年，赤脚医生制度出现，随之流行。其本义是指中国农村中不脱产的基层卫生人员。赤脚医生大量采用中草药和针灸疗法，一度扭转了中医在20世纪日渐衰微的社会影响。
1976年，“文革”结束后，城市里迅速恢复了西医在医疗体系中的主流地位，赤脚医生的专业能力受到了怀疑，政治地位也急遽下降。很多人放弃了中医治疗手段，同时接受了市场经济的法则。
1982年在湖南衡阳召开的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特别强调了中医单位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的问题，对此后的中医工作影响很大。
1990年代药价飞涨，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在城乡之间变得更加显著起来。
中医商业化不是魔鬼，不是天使，只是中医发展中的一个选项，一个现状，一条出路。
2001年，一些药店的坐堂医生受经济利益驱动，开“大处方”误导、诱骗病人购买药品、保健品，被卫生部列为“非法行医”，下令禁止。
2006年，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坚持认为，中医药应该退出中国的医疗和教育体制，回到民间自谋出路。10月，他提出的“促使中医5年内退出医疗体制”观点，激起一波激烈争论。
2007年，曾是传统中医存在模式的“坐堂行医”，广东率先在全国破冰。2010年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向全国推开试点工作。
2008年，各地中医馆开始兴起，着眼中医传承。
2012年，传统医药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基地在北京市朝阳区国葆堂揭牌。四大中医绝学齐聚一堂，并准备“组团”闯世界，共同推介传统中医文化。
2012年5月12日，妈妈A+计划正式启动。不同于西医1+1=2的治疗模式，中医通过向妈妈传授一些简单、实用的中医基本技能，使妈妈在照顾好自己的同时，能更轻松地为家人服务。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最新统计显示，
目前，中国共有中医药医疗、教育、
科研等机构36000余家，
具有中医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人员803000余人，
高等中医药院校教职员工35000余人，
中医药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从业人员1500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