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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如果以“索洛剩余”来测算经济增长方式，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始终属于粗放式的，并且有逐渐恶化的趋势。本文认为，“索洛剩余”是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共同结果，而制度变迁又主要体现为劳动激励型制度变迁。这意味着，今后我国度改革方向应以技术激励性制度变迁为主。
[关键词] 制度变迁 经济增长 制度创新
一、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到2007年的21180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近12倍；人均GDP从1978年的381元到2006年底的16084元，按可比价格增长了17倍。众所周知，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取得的，市场化变革成为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按通常的经济发展规律来看，市场经济成分的增长必然引致技术进步速度的加快，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会逐渐提高，因此，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应体现出逐渐向集约式增长转变的趋势。刘宪与何自力(2005)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和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有关，劳动者报酬占有的比重越高，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越高。这意味着，如果我国的经济增长集约化程度提高了，一定会导致劳动者报酬占有的比重相应提高。
然而，近年来的统计数据却显示出了相反的趋势。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编写的《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蓝皮书指出，1990年至2005年，我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下降了12%。这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增长集约化程度是逐渐下降的。那么果真如此吗？
二、经济增长方式的度量：“索洛剩余”
考察一个经济体系的增长是属于集约式还是粗放式，主要看经济增长中各要素的贡献率。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资本和劳动的增长以及技术的进步。如果技术进步的贡献率超过50％，则认为经济增长方式为集约型的，否则为粗放型的。1957年索洛在《技术进步与总生产函数》中首次给出了测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方法。
假设技术进步是希克斯中性的,即生产函数可设为:Yt=AtF(Kt,Lt)。对其求微分,有:。如果要素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则资本的报酬，劳动的报酬。将之代入式中，有:。显然，dYt/Yt、dAt/At、dKt/Kt、dLt/Lt分别为总产出、技术、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分别用GY、GA、GK、GL表示，则有
GY＝GA+ωKGK+ωLGL(1)
式中，，分别为资本和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其经济含义为资本和劳动的报酬分别占有总产出的比重。
式(1)表明，经济增长率可以分解为技术进步的速度GA、资本积累增长率的加权值ωKGK以及劳动增长率的加权值ωLGL，其中，GA占经济增长的比率，即技术进步贡献率(GA/GY)称为“索洛剩余”。
三、索洛剩余的测算
从式(1)中可知，测算“索洛剩余”主要用到的数据为国民收入、劳动者报酬总额、资本报酬总额、劳动力增长率以及资本增长率。其中，除资本存量由于统计数据缺乏外，其他数据都可以在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得到。但是，资本存量可以用张军（2003）的估算得到，张军的数据仅统计到2001年，因此我们采用与其相同的思路将其数据延伸到2006年。
但是，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这些数据也只能从1993年开始。由式（1），可以估计出1993年后每年的技术进步率GA，从而可以计算出各年度索洛剩余。但是，在测定ωι和ωk时，发现历年来二者的值是比较稳定的，前者稳定在60％左右，所以不妨假定1993年之前的劳动产出弹性系数也为60％，这样可以对以前年度的索洛剩余进行近似估计。估计结果见下图，同时，在下图中用HP滤波方法分离出了其趋势成分。
四、结论与思考
从上图可以发现，近二十多年的增长从整体上说仍是粗放型增长的，基本维持在40%至50%之间，并且从1996年之后，索洛剩余反而下降。如果仅仅以索洛剩余为判定标准的话，我国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反而加强了。这一发现是令人惊讶的，这表明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在近年来出现了恶化的趋势。那么如何来解释这一现象呢？
如前所述，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取得的，制度变迁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也早已指出即使没有技术进步，制度的变迁也会导致经济的迅速增长。因此，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至少应有四个，即劳动和资本的增长、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然而，在本文生产函数中，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只有资本、劳动与技术，所以，本文所测算的索洛剩余并不仅仅是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同时也包含了制度变迁的贡献率。这表明，在技术进步贡献率没有降低的情况下，索洛剩余仍然有可能因为制度变迁的贡献率下降而下降。
制度变迁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直接结果，它会在两方面产生影响，一是解放劳动力，通过利益分配结构的调整来提高人们的积极性，刺激人们更有效率地工作，这种制度变迁可称之为劳动激励型制度变迁；二是刺激创新能力，给予技术创新者更高的回报以推动技术进步的速度，可称之为技术激励型制度变迁。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劳动激励型制度变迁是我国近三十年来的主要特征。因此，本文所测算的索洛剩余实际上是劳动型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共同结果。
如果我们坚持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至少不会降低的话，那么本文所测算的索洛剩余趋势则表明劳动激励型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大大降低了。这意味着，我国今后改革的方向应以技术激励型制度变迁为主，将刺激技术进步，提高经济体的创新能力作为改革的重点。
参考文献:
[1]刘 宪 何自力:经济集约化增长的一般均衡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5,第2期，第49～55页
[2]张 军 章 元: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J].经济研究，2003，第7期，第35～43页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 制度变迁 经济增长 制度创新
一、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到2007年的21180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近12倍；人均GDP从1978年的381元到2006年底的16084元，按可比价格增长了17倍。众所周知，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取得的，市场化变革成为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按通常的经济发展规律来看，市场经济成分的增长必然引致技术进步速度的加快，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会逐渐提高，因此，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应体现出逐渐向集约式增长转变的趋势。刘宪与何自力(2005)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和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有关，劳动者报酬占有的比重越高，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越高。这意味着，如果我国的经济增长集约化程度提高了，一定会导致劳动者报酬占有的比重相应提高。
然而，近年来的统计数据却显示出了相反的趋势。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编写的《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蓝皮书指出，1990年至2005年，我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下降了12%。这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增长集约化程度是逐渐下降的。那么果真如此吗？
二、经济增长方式的度量：“索洛剩余”
考察一个经济体系的增长是属于集约式还是粗放式，主要看经济增长中各要素的贡献率。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资本和劳动的增长以及技术的进步。如果技术进步的贡献率超过50％，则认为经济增长方式为集约型的，否则为粗放型的。1957年索洛在《技术进步与总生产函数》中首次给出了测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方法。
假设技术进步是希克斯中性的,即生产函数可设为:Yt=AtF(Kt,Lt)。对其求微分,有:。如果要素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则资本的报酬，劳动的报酬。将之代入式中，有:。显然，dYt/Yt、dAt/At、dKt/Kt、dLt/Lt分别为总产出、技术、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分别用GY、GA、GK、GL表示，则有
GY＝GA+ωKGK+ωLGL(1)
式中，，分别为资本和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其经济含义为资本和劳动的报酬分别占有总产出的比重。
式(1)表明，经济增长率可以分解为技术进步的速度GA、资本积累增长率的加权值ωKGK以及劳动增长率的加权值ωLGL，其中，GA占经济增长的比率，即技术进步贡献率(GA/GY)称为“索洛剩余”。
三、索洛剩余的测算
从式(1)中可知，测算“索洛剩余”主要用到的数据为国民收入、劳动者报酬总额、资本报酬总额、劳动力增长率以及资本增长率。其中，除资本存量由于统计数据缺乏外，其他数据都可以在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得到。但是，资本存量可以用张军（2003）的估算得到，张军的数据仅统计到2001年，因此我们采用与其相同的思路将其数据延伸到2006年。
但是，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这些数据也只能从1993年开始。由式（1），可以估计出1993年后每年的技术进步率GA，从而可以计算出各年度索洛剩余。但是，在测定ωι和ωk时，发现历年来二者的值是比较稳定的，前者稳定在60％左右，所以不妨假定1993年之前的劳动产出弹性系数也为60％，这样可以对以前年度的索洛剩余进行近似估计。估计结果见下图，同时，在下图中用HP滤波方法分离出了其趋势成分。
四、结论与思考
从上图可以发现，近二十多年的增长从整体上说仍是粗放型增长的，基本维持在40%至50%之间，并且从1996年之后，索洛剩余反而下降。如果仅仅以索洛剩余为判定标准的话，我国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反而加强了。这一发现是令人惊讶的，这表明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在近年来出现了恶化的趋势。那么如何来解释这一现象呢？
如前所述，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取得的，制度变迁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也早已指出即使没有技术进步，制度的变迁也会导致经济的迅速增长。因此，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至少应有四个，即劳动和资本的增长、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然而，在本文生产函数中，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只有资本、劳动与技术，所以，本文所测算的索洛剩余并不仅仅是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同时也包含了制度变迁的贡献率。这表明，在技术进步贡献率没有降低的情况下，索洛剩余仍然有可能因为制度变迁的贡献率下降而下降。
制度变迁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直接结果，它会在两方面产生影响，一是解放劳动力，通过利益分配结构的调整来提高人们的积极性，刺激人们更有效率地工作，这种制度变迁可称之为劳动激励型制度变迁；二是刺激创新能力，给予技术创新者更高的回报以推动技术进步的速度，可称之为技术激励型制度变迁。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劳动激励型制度变迁是我国近三十年来的主要特征。因此，本文所测算的索洛剩余实际上是劳动型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共同结果。
如果我们坚持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至少不会降低的话，那么本文所测算的索洛剩余趋势则表明劳动激励型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大大降低了。这意味着，我国今后改革的方向应以技术激励型制度变迁为主，将刺激技术进步，提高经济体的创新能力作为改革的重点。
参考文献:
[1]刘 宪 何自力:经济集约化增长的一般均衡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5,第2期，第49～55页
[2]张 军 章 元: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J].经济研究，2003，第7期，第35～43页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