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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2015年，从中央到地方先后出台24份文件，实施多项优惠政策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双创”）。在全球经济低迷和金融市场动荡下，“双创”为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不过，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经验可循的“双创”，也受到不少质疑。
比如，没有经验的大学生、年轻人怎么能“双创”；“双创”大量集中于互联网领域，失败多，存在泡沫怎么破；大众创业如火如荼，但万众创新在哪儿……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协副主席陈章良参与了去年中国科协组织的“双创”第三方评估调研。在接受媒体专访时，他认为，从评估情况来看，在发展初期，“双创”出现一些问题并不奇怪。
“美国的创业失败率也很高，创业就是这样，爬起来再创嘛。”陈章良说，当然，也不能盲目，应该总结经验教训，再找好的技术、好的科学家。
至于创业质量不高，创新少的问题，在他看来，一个关键的解决办法，是鼓励更多有技术的科学家成为“双创”主力军。“科学家动起来了，很多问题就好解决了。”
大学生最有劲头
2014 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李克强总理提出，“借改革创新的东风，在中国960 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掀起一个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2015 年全国两会，“双创”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本届政府对“双创”的支持力度不断加码。
如今，一年多时间过去，“双创”到底创得怎么样了？
陈章良介绍，2015年，在国务院委托下，发改委把全国“双创”评估工作交给中国科协，科协组织专家学者，走遍了全国所有的省区市，对“双创”的效果有了初步评估。
“第一个明显的情况是，各地政府都極其重视‘双创’，给了很多特殊政策和经费来支持年轻人创业。”陈章良说。
第二个现象是，一批年轻人，包括在校大学生、快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以及毕业一两年的大学生，创业的精神、激情和参与程度非常高，对创业特别有干劲。
“尤其像中关村”，陈章良说，“一个创业咖啡楼里有300多家创业公司，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未来的比尔·盖茨，觉得自己前途无量。”
第三是真的出了一批好的成果，从普通的“互联网+”到技术咨询，再到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能源技术、环保技术等几个方面，明显都出了不少成果。
2015年10月的“双创”活动周上，科协把大量出成果的项目都请到了中关村主会场，平衡车、太阳能、无人机……甚至总理都点赞的一些成果，都是一群年轻人做出来的。
陈章良说，有意思的是，有很多成果的想法和点子，涉及的技术其实非常基础和普通，在科研院所的实验室里都是没人做的，但就是这样一群不熟悉科研工作的年轻人，反倒更有激情去做，还做出来了。
“双创”没有泡沫
在国家鼓励支持下，大量年轻人投身创业，也有声音认为，由于创业资本的投机行为，再加上大学生和年轻创业者的盲目和不理性，“双创”存在泡沫。
陈章良说自己也注意到了这些情况，比如大学生扎堆互联网创业，比如一些投资机构的投机行为等。但他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双创”有泡沫，恰恰相反，现在“双创”还远远不够。
“在科协的评估过程中，并没有看到支撑泡沫一说的数据。如果把一些创业企业的消失认定为泡沫，哪里都是泡沫了。”陈章良说。
陈章良说，以现在火热的人工智能为例，现在很多人、很多企业做机器人，“饱和了吗？完全没有。”从应用层面看，机器人还可以陪人下围棋，甚至高考题都可以让机器人来设计。机器人产业的市场还很大。
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钢铁、石油、水泥、玻璃都产能过剩，但高科技产品是进口的，2015年一年进口上千亿美金的芯片，国内的手机生产商就挣一点钱，这些高科技领域都需要创业，技术转化远远不够。
所以说，在这些领域的“双创”，还有很大空间，还远远不够，而不是已经饱和成了泡沫。
陈章良说，如果要说泡沫，只是说某个领域可能有很多人闯进去，比如互联网，是有可能存在泡沫的，但在“双创”发展初期也应该如此，总得经历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
当然，在评估过程中，科协的调研小组确实发现，和外界普遍感受一样，创业的成功率不高。
相关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平均每天新登记注册的企业达到1.16万户，平均每分钟诞生8家公司。而另有统计表明，中国创业企业的失败率为80%左右，企业平均寿命不足3年，大学生创业失败率更是高达95%。
一个主要原因是资金短缺。陈章良说，很多创业团队，房子是政府或机构免费提供的，自己只有一小笔启动资金，凑几个人就开张了，每个人都是经理、CEO，但等到钱烧完了，就散伙了。
“但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在美国，创业的成功率也不高，创业失败也是常态。”陈章良说。
科学家忙着评职称被束缚
“创业失败并不可怕，就像美国一样，爬起来再创业嘛，总结经验教训，再找好的技术，再找好的科学家，他们的技术握在自己手里也没用，给创业者赶紧转化出来，何乐而不为。”陈章良说。
在他看来，“大浪淘沙，对国家的‘双创’是好事”，相比创业失败，国内“双创”现在更大的问题，是中国科技的主力部队——大院大所的教授们、科学家们，对于“双创”并不热情。
这与全社会尤其是大学生和年轻人的创业热情形成鲜明反差。陈章良说，根据科协的调查，只有60%的科研人员知道国家号召创业，而这其中，真正把科研成果投身开发创业的，不到20%。
“科学家不创业，光靠年轻的大学生，‘双创’空有激情没技术，终归不行。”那么，为什么科学家不愿意创业？
“关键是国家的科研人才评价体系和‘双创’评估指标没跟上。”陈章良说。
比如，讲师要升副教授，必须要有几篇好论文。副教授升到教授，没有几篇SCI文章，根本没戏。教授想评院士，没在《科学》《自然》上发表好文章，想都不要想。 在这种评价体系下，科学家哪还有劲头创业？
陈章良说，如果把技术拿去开发开公司，精力跟上去，挣钱去了，就要去找投资找市场，实验室没有时间管，哪还有时间写论文？所以即使有成果，也得先放到一边，赶快写论文，先当上教授、评上院士再说。
如果能在国家科研人才评价体系和“双创”评估指标中，把科研人员、科学家们做技术转化和创业的成果，比如形成的产业服务多少人群、创造了多少产值甚至是挣的钱交的税，也列入评价指标体系中，也能用来评教授、评院士，他们参与“双创”的热情和动力，自然而然就激发出来了。
科学家创业的三道门槛
即便解决了没动力不愿意创业的问题，科学家们“双创”也面临不少实实在在的门槛。
第一道门槛是资金。与大学生相比，技术创业和产业化，更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现实情况是，科学家“双创”找资金，并不比大学生容易多少。
陈章良说，科学家们做科研项目，都申请了不少科研经费，但科研经费有严格管理，不能用于创业开公司搞产业化。
除了资金，第二道门槛是专利。
陈章良1987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说，在美国，所有科学家的技术都会申请专利，法律保护体系也十分完备，偷专利的公司会被罚得“一塌糊涂”，公司罚完个人的信用也没了，别再想做什么事情。
中国近年来不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然不够。陈章良说，很多企业反映，技术放出去，很快就被人“拷贝”走了。甚至有些“拷贝”者的规模，做得比技术发明人还大。
更值得反思的是，因为从“拷贝”企业的大规模生产中获得税收、财政收入和GDP，一些地方政府还搞起了地方保护主义，阻撓技术发明人维权，告到法院有时也拖而不判。
第三道门槛是股权。
以专业技术入股是现在很多科学家参与公司创业的主要模式，但一直以来，科研人员技术入股的占比限制很严格，只能是10%。
陈章良认为，这明显不是政府应该管的事情，应该由企业和科学家自行商量决定，市场经济条件下，不管是1%、10%，还是50%、60%，只要投资人愿意，双方协商好就行。
庆幸的是，国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陈章良说，在不久前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宣布放开入股占比限制。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不过，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经验可循的“双创”，也受到不少质疑。
比如，没有经验的大学生、年轻人怎么能“双创”；“双创”大量集中于互联网领域，失败多，存在泡沫怎么破；大众创业如火如荼，但万众创新在哪儿……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协副主席陈章良参与了去年中国科协组织的“双创”第三方评估调研。在接受媒体专访时，他认为，从评估情况来看，在发展初期，“双创”出现一些问题并不奇怪。
“美国的创业失败率也很高，创业就是这样，爬起来再创嘛。”陈章良说，当然，也不能盲目，应该总结经验教训，再找好的技术、好的科学家。
至于创业质量不高，创新少的问题，在他看来，一个关键的解决办法，是鼓励更多有技术的科学家成为“双创”主力军。“科学家动起来了，很多问题就好解决了。”
大学生最有劲头
2014 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李克强总理提出，“借改革创新的东风，在中国960 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掀起一个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2015 年全国两会，“双创”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本届政府对“双创”的支持力度不断加码。
如今，一年多时间过去，“双创”到底创得怎么样了？
陈章良介绍，2015年，在国务院委托下，发改委把全国“双创”评估工作交给中国科协，科协组织专家学者，走遍了全国所有的省区市，对“双创”的效果有了初步评估。
“第一个明显的情况是，各地政府都極其重视‘双创’，给了很多特殊政策和经费来支持年轻人创业。”陈章良说。
第二个现象是，一批年轻人，包括在校大学生、快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以及毕业一两年的大学生，创业的精神、激情和参与程度非常高，对创业特别有干劲。
“尤其像中关村”，陈章良说，“一个创业咖啡楼里有300多家创业公司，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未来的比尔·盖茨，觉得自己前途无量。”
第三是真的出了一批好的成果，从普通的“互联网+”到技术咨询，再到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能源技术、环保技术等几个方面，明显都出了不少成果。
2015年10月的“双创”活动周上，科协把大量出成果的项目都请到了中关村主会场，平衡车、太阳能、无人机……甚至总理都点赞的一些成果，都是一群年轻人做出来的。
陈章良说，有意思的是，有很多成果的想法和点子，涉及的技术其实非常基础和普通，在科研院所的实验室里都是没人做的，但就是这样一群不熟悉科研工作的年轻人，反倒更有激情去做，还做出来了。
“双创”没有泡沫
在国家鼓励支持下，大量年轻人投身创业，也有声音认为，由于创业资本的投机行为，再加上大学生和年轻创业者的盲目和不理性，“双创”存在泡沫。
陈章良说自己也注意到了这些情况，比如大学生扎堆互联网创业，比如一些投资机构的投机行为等。但他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双创”有泡沫，恰恰相反，现在“双创”还远远不够。
“在科协的评估过程中，并没有看到支撑泡沫一说的数据。如果把一些创业企业的消失认定为泡沫，哪里都是泡沫了。”陈章良说。
陈章良说，以现在火热的人工智能为例，现在很多人、很多企业做机器人，“饱和了吗？完全没有。”从应用层面看，机器人还可以陪人下围棋，甚至高考题都可以让机器人来设计。机器人产业的市场还很大。
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钢铁、石油、水泥、玻璃都产能过剩，但高科技产品是进口的，2015年一年进口上千亿美金的芯片，国内的手机生产商就挣一点钱，这些高科技领域都需要创业，技术转化远远不够。
所以说，在这些领域的“双创”，还有很大空间，还远远不够，而不是已经饱和成了泡沫。
陈章良说，如果要说泡沫，只是说某个领域可能有很多人闯进去，比如互联网，是有可能存在泡沫的，但在“双创”发展初期也应该如此，总得经历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
当然，在评估过程中，科协的调研小组确实发现，和外界普遍感受一样，创业的成功率不高。
相关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平均每天新登记注册的企业达到1.16万户，平均每分钟诞生8家公司。而另有统计表明，中国创业企业的失败率为80%左右，企业平均寿命不足3年，大学生创业失败率更是高达95%。
一个主要原因是资金短缺。陈章良说，很多创业团队，房子是政府或机构免费提供的，自己只有一小笔启动资金，凑几个人就开张了，每个人都是经理、CEO，但等到钱烧完了，就散伙了。
“但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在美国，创业的成功率也不高，创业失败也是常态。”陈章良说。
科学家忙着评职称被束缚
“创业失败并不可怕，就像美国一样，爬起来再创业嘛，总结经验教训，再找好的技术，再找好的科学家，他们的技术握在自己手里也没用，给创业者赶紧转化出来，何乐而不为。”陈章良说。
在他看来，“大浪淘沙，对国家的‘双创’是好事”，相比创业失败，国内“双创”现在更大的问题，是中国科技的主力部队——大院大所的教授们、科学家们，对于“双创”并不热情。
这与全社会尤其是大学生和年轻人的创业热情形成鲜明反差。陈章良说，根据科协的调查，只有60%的科研人员知道国家号召创业，而这其中，真正把科研成果投身开发创业的，不到20%。
“科学家不创业，光靠年轻的大学生，‘双创’空有激情没技术，终归不行。”那么，为什么科学家不愿意创业？
“关键是国家的科研人才评价体系和‘双创’评估指标没跟上。”陈章良说。
比如，讲师要升副教授，必须要有几篇好论文。副教授升到教授，没有几篇SCI文章，根本没戏。教授想评院士，没在《科学》《自然》上发表好文章，想都不要想。 在这种评价体系下，科学家哪还有劲头创业？
陈章良说，如果把技术拿去开发开公司，精力跟上去，挣钱去了，就要去找投资找市场，实验室没有时间管，哪还有时间写论文？所以即使有成果，也得先放到一边，赶快写论文，先当上教授、评上院士再说。
如果能在国家科研人才评价体系和“双创”评估指标中，把科研人员、科学家们做技术转化和创业的成果，比如形成的产业服务多少人群、创造了多少产值甚至是挣的钱交的税，也列入评价指标体系中，也能用来评教授、评院士，他们参与“双创”的热情和动力，自然而然就激发出来了。
科学家创业的三道门槛
即便解决了没动力不愿意创业的问题，科学家们“双创”也面临不少实实在在的门槛。
第一道门槛是资金。与大学生相比，技术创业和产业化，更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现实情况是，科学家“双创”找资金，并不比大学生容易多少。
陈章良说，科学家们做科研项目，都申请了不少科研经费，但科研经费有严格管理，不能用于创业开公司搞产业化。
除了资金，第二道门槛是专利。
陈章良1987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说，在美国，所有科学家的技术都会申请专利，法律保护体系也十分完备，偷专利的公司会被罚得“一塌糊涂”，公司罚完个人的信用也没了，别再想做什么事情。
中国近年来不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然不够。陈章良说，很多企业反映，技术放出去，很快就被人“拷贝”走了。甚至有些“拷贝”者的规模，做得比技术发明人还大。
更值得反思的是，因为从“拷贝”企业的大规模生产中获得税收、财政收入和GDP，一些地方政府还搞起了地方保护主义，阻撓技术发明人维权，告到法院有时也拖而不判。
第三道门槛是股权。
以专业技术入股是现在很多科学家参与公司创业的主要模式，但一直以来，科研人员技术入股的占比限制很严格，只能是10%。
陈章良认为，这明显不是政府应该管的事情，应该由企业和科学家自行商量决定，市场经济条件下，不管是1%、10%，还是50%、60%，只要投资人愿意，双方协商好就行。
庆幸的是，国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陈章良说，在不久前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宣布放开入股占比限制。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