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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北京市将有2016名大学生“村官”从1853个行政村结束3年任期。他们是北京市第一批大学生“村官”,有人说,这是一群新时代走上山下乡之路的“知青”;有人说,这是一群到农村基层的“镀金者”,将来是国家的重点培养对象;有人说,这只是一群找不到工作,来农村基层过渡的毕业生。
现在,他们将重新作出人生的一次重要抉择,是考上研究生或公务员,找工作,还是续签?履职3年,“新知青”给农村带来了什么?农村又改变了他们什么?
虽然7月份就将完成3年的村官任期,但王贺对3年前的抉择却越发坚定。
“当初没想法,别人撺掇我就来了。”北京市延庆县康庄镇三街村村主任助理王贺诙谐地说,“从大二我就在学生处当助理,天生就是助理的命。”
6月初,记者联系到王贺时,他已经考上了康庄镇的专向事业编制,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继续在康庄镇当村官。
“村官”不是什么新鲜词,但“大学生 村官”的组合却成了热门话题。
2005年年底,北京市出台《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实施意见》(京办发〔2005〕32号)后,随即出台《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就业创业实现村村有大学生目标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为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立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就业的良性机制,采取公开招聘的方式,聘用北京生源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以及非北京生源的北京地区普通高校毕业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职务,3年之内确保实现“村村有大学生”的工作目标,力争实现每村有两名大学生的目标。
2006年2月中旬,北京市开始的大学生“村官”招募活动,在各高校引起了强烈反响,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共有11354名大学毕业生前来报名应聘。
北京市教委提供的一份数据显示,2006年北京地区普通高校的毕业生总数约为17.8万人。按照这个数据推算,2006年北京每17名大学毕业生当中就有一个愿意报名当“村官”。
王贺老家在北京市密云区,“从小生活在农村,对农村、农民感情很深厚,非常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2006年3月,刚到康庄镇三街村当村官的王贺满怀信心。
但是刚到三街村,王贺就遇到了尴尬。村民听说王贺是北京农业院校毕业的,纷纷找他探讨农业技术和科技致富方面的知识。但他的专业是法学,对农业种植方面一窍不通……
生活上能不能适应,能否和农民沟通顺畅,自己的想法能不能顺利实施,能否真正地在农村施展自己的才华,成了绝大多数大学生“村官”一开始的担忧。
挨家挨户的走访调研,是绝大多数大学生“村官”上任后的必修课。“和老乡唠唠家常,问问他们家里的情况、种地的情况,既联络感情,又熟悉了情况,也了解了他们需要什么。”
因为来自北京密云农村,王贺较快地融入了新环境。“平时就要注意积累,见到村民主动打招呼‘大爷大妈忙啥呢’,主动跟他们聊天,表示对他们的尊重。”
“乡亲们的热情和纯朴深深地感染了我”,走在村里,遇到的每一位乡亲都会热情地和王贺打招呼,甚至拉他去家里吃饭,这让王贺倍感温暖,也让他对未来的工作充满信心。
王贺介绍说,2006年,他的学校到延庆当“村官”的一共有30人。大学生“村官”在工作之余和村民们打成一片,热心为群众排忧解难,一起下地劳动、一起包装蔬菜,把村民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而村民也把他们当成了自家的孩子。很多大学生“村官”骄傲地说:“我们已经成了村里的一分子。”
在网上搜索“大学生‘村官’”,会发现很多质疑声:他们下村以后,是他们改变农村还是农村改变他们?会不会像井里的皮球,从上面看,是下去了;从下面看,却浮在水面上?
这些质疑不无道理,大学生“村官”在一起交流时,不约而同地说到他们上任时遇到的尴尬事:一些村民在他们背后指指点点,怀疑“他(她)能干点啥啊?”
刚走上“村官”的道路,王贺也想了很多,“我们到底会是怎样一个群体呢?我们去到北京远郊的农村,到底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肩负什么样的重任呢?我们在农村将怎样开展工作,如何实现个人价值呢?”
康庄镇的整体土地数量有限,四口之家也就两亩地,而且大部分村子都以种植玉米为主,平均亩产值只有四五百元。出身农学院的王贺想到了母校,他知道母校会给村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上任伊始,王贺带着村里的问题回到了母校,就相关事项询问了植物科学系的老师。母校农业推广教授陈学珍老师在了解了康庄土壤结构和气候条件后,向他推荐了“七彩红薯”这个新品种,并引荐他到密云县原种场。2006年5月3日,在种苗奇缺的情况下,王贺得到了300株实验用苗。
王贺在村里没有耕地,而且学的又是法律专业,没有栽种红薯的经验,村支书将自己的一小块菜地交给他做实验田,并亲自指导他栽种红薯。
王贺起早翻地、栽苗、浇水……开始做他的“七彩梦”。他想,如果他这个“门外汉”都能实验成功,农民就更能把它种好。
看着红薯苗在自己精心呵护下茁壮成长,从10厘米到20厘米、半米、1米,并最终在2006年10月喜获丰收,王贺对未来有了信心。
经测算,第一次实验的产量折合亩产4100斤,按市场最低价保守估算,亩产值可达2000元。引进的新品种红甘薯扣除成本后,是种植玉米收益的3到4倍。
随后,王贺撰写了《康庄镇七彩红薯推广项目建议书》,建议在康庄地区进行大面积推广。在康庄镇领导重视下,“七彩红薯”首先在郭家堡、二街两个村进行推广。
将红薯栽下去只是成功的第一步,最关键的是把红薯变成钱。对此,镇村领导、学校专家早早地作了打算,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宣传和联系,确保红薯在收获后能够及时销售,将之转化为百姓实实在在的收益。
2008年,康庄镇党委研究决定,继续推广七彩红薯100亩以上,该项目被纳入康庄镇2008年为民办实事“折子工程”,并由党委副书记贺利负责实施。王贺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各级领导和母校的关注、支持,为他的成功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他这个小“村官”也能成就大事业。
“在农村,做事的机会很多,抓住一个好好干就行了。我靠的就是我的红薯信念。”王贺说。
在“红薯信念”的支撑下,王贺坚持了下来,“还是农村好,要能弄起个产业,我选在农村。”
刚到三街村时,王贺经常和村民一起下地劳动,但他知道自己帮不上多大忙,有时“净耽误人家干活”,“农民种地是把好手,我们种地种不过农民,而且把主要精力放在种地上也失去了大学生做‘村官’的意义。大学生‘村官’要做农民想做但做不到的事。”
现在,27岁的王贺,经常一大早就从大队部的住处出发,扛着锄头去地里了。他熟悉了地里的一切农活:浇水、施肥、除草、收获。
王贺说:“大学生‘村官’的优势是有知识,不足是实践少。”
王贺的日常工作比较琐碎,如写总结汇报、会议记录、帮村民开证明、放广播等,但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技术、市场、包装设计、对外宣传、沟通联系上。他所学的法律知识在这里也得到了应用,帮助解决村民纠纷、写一些法律文书等。
3年的磨砺带给王贺最大的改变是做事更现实了。“以前比较理想主义,做事想当然。现在做事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事前准备上,尽量让想法成为现实。”
谈到大学生“村官”带给村里的变化,延庆县政府部门有一个普遍的感觉:村里的文案、报告、报表规范了,而且效率大大提高,电子化办公真正能够推行到村里了。
3年,很短暂。大学生“村官”们可能只是一个匆匆过客,也可能已经在村里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现在,他们将重新作出人生的一次重要抉择,是考上研究生或公务员,找工作,还是续签?履职3年,“新知青”给农村带来了什么?农村又改变了他们什么?
虽然7月份就将完成3年的村官任期,但王贺对3年前的抉择却越发坚定。
“当初没想法,别人撺掇我就来了。”北京市延庆县康庄镇三街村村主任助理王贺诙谐地说,“从大二我就在学生处当助理,天生就是助理的命。”
6月初,记者联系到王贺时,他已经考上了康庄镇的专向事业编制,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继续在康庄镇当村官。
“村官”不是什么新鲜词,但“大学生 村官”的组合却成了热门话题。
2005年年底,北京市出台《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实施意见》(京办发〔2005〕32号)后,随即出台《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就业创业实现村村有大学生目标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为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立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就业的良性机制,采取公开招聘的方式,聘用北京生源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以及非北京生源的北京地区普通高校毕业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职务,3年之内确保实现“村村有大学生”的工作目标,力争实现每村有两名大学生的目标。
2006年2月中旬,北京市开始的大学生“村官”招募活动,在各高校引起了强烈反响,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共有11354名大学毕业生前来报名应聘。
北京市教委提供的一份数据显示,2006年北京地区普通高校的毕业生总数约为17.8万人。按照这个数据推算,2006年北京每17名大学毕业生当中就有一个愿意报名当“村官”。
王贺老家在北京市密云区,“从小生活在农村,对农村、农民感情很深厚,非常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2006年3月,刚到康庄镇三街村当村官的王贺满怀信心。
但是刚到三街村,王贺就遇到了尴尬。村民听说王贺是北京农业院校毕业的,纷纷找他探讨农业技术和科技致富方面的知识。但他的专业是法学,对农业种植方面一窍不通……
生活上能不能适应,能否和农民沟通顺畅,自己的想法能不能顺利实施,能否真正地在农村施展自己的才华,成了绝大多数大学生“村官”一开始的担忧。
挨家挨户的走访调研,是绝大多数大学生“村官”上任后的必修课。“和老乡唠唠家常,问问他们家里的情况、种地的情况,既联络感情,又熟悉了情况,也了解了他们需要什么。”
因为来自北京密云农村,王贺较快地融入了新环境。“平时就要注意积累,见到村民主动打招呼‘大爷大妈忙啥呢’,主动跟他们聊天,表示对他们的尊重。”
“乡亲们的热情和纯朴深深地感染了我”,走在村里,遇到的每一位乡亲都会热情地和王贺打招呼,甚至拉他去家里吃饭,这让王贺倍感温暖,也让他对未来的工作充满信心。
王贺介绍说,2006年,他的学校到延庆当“村官”的一共有30人。大学生“村官”在工作之余和村民们打成一片,热心为群众排忧解难,一起下地劳动、一起包装蔬菜,把村民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而村民也把他们当成了自家的孩子。很多大学生“村官”骄傲地说:“我们已经成了村里的一分子。”
在网上搜索“大学生‘村官’”,会发现很多质疑声:他们下村以后,是他们改变农村还是农村改变他们?会不会像井里的皮球,从上面看,是下去了;从下面看,却浮在水面上?
这些质疑不无道理,大学生“村官”在一起交流时,不约而同地说到他们上任时遇到的尴尬事:一些村民在他们背后指指点点,怀疑“他(她)能干点啥啊?”
刚走上“村官”的道路,王贺也想了很多,“我们到底会是怎样一个群体呢?我们去到北京远郊的农村,到底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肩负什么样的重任呢?我们在农村将怎样开展工作,如何实现个人价值呢?”
康庄镇的整体土地数量有限,四口之家也就两亩地,而且大部分村子都以种植玉米为主,平均亩产值只有四五百元。出身农学院的王贺想到了母校,他知道母校会给村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上任伊始,王贺带着村里的问题回到了母校,就相关事项询问了植物科学系的老师。母校农业推广教授陈学珍老师在了解了康庄土壤结构和气候条件后,向他推荐了“七彩红薯”这个新品种,并引荐他到密云县原种场。2006年5月3日,在种苗奇缺的情况下,王贺得到了300株实验用苗。
王贺在村里没有耕地,而且学的又是法律专业,没有栽种红薯的经验,村支书将自己的一小块菜地交给他做实验田,并亲自指导他栽种红薯。
王贺起早翻地、栽苗、浇水……开始做他的“七彩梦”。他想,如果他这个“门外汉”都能实验成功,农民就更能把它种好。
看着红薯苗在自己精心呵护下茁壮成长,从10厘米到20厘米、半米、1米,并最终在2006年10月喜获丰收,王贺对未来有了信心。
经测算,第一次实验的产量折合亩产4100斤,按市场最低价保守估算,亩产值可达2000元。引进的新品种红甘薯扣除成本后,是种植玉米收益的3到4倍。
随后,王贺撰写了《康庄镇七彩红薯推广项目建议书》,建议在康庄地区进行大面积推广。在康庄镇领导重视下,“七彩红薯”首先在郭家堡、二街两个村进行推广。
将红薯栽下去只是成功的第一步,最关键的是把红薯变成钱。对此,镇村领导、学校专家早早地作了打算,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宣传和联系,确保红薯在收获后能够及时销售,将之转化为百姓实实在在的收益。
2008年,康庄镇党委研究决定,继续推广七彩红薯100亩以上,该项目被纳入康庄镇2008年为民办实事“折子工程”,并由党委副书记贺利负责实施。王贺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各级领导和母校的关注、支持,为他的成功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他这个小“村官”也能成就大事业。
“在农村,做事的机会很多,抓住一个好好干就行了。我靠的就是我的红薯信念。”王贺说。
在“红薯信念”的支撑下,王贺坚持了下来,“还是农村好,要能弄起个产业,我选在农村。”
刚到三街村时,王贺经常和村民一起下地劳动,但他知道自己帮不上多大忙,有时“净耽误人家干活”,“农民种地是把好手,我们种地种不过农民,而且把主要精力放在种地上也失去了大学生做‘村官’的意义。大学生‘村官’要做农民想做但做不到的事。”
现在,27岁的王贺,经常一大早就从大队部的住处出发,扛着锄头去地里了。他熟悉了地里的一切农活:浇水、施肥、除草、收获。
王贺说:“大学生‘村官’的优势是有知识,不足是实践少。”
王贺的日常工作比较琐碎,如写总结汇报、会议记录、帮村民开证明、放广播等,但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技术、市场、包装设计、对外宣传、沟通联系上。他所学的法律知识在这里也得到了应用,帮助解决村民纠纷、写一些法律文书等。
3年的磨砺带给王贺最大的改变是做事更现实了。“以前比较理想主义,做事想当然。现在做事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事前准备上,尽量让想法成为现实。”
谈到大学生“村官”带给村里的变化,延庆县政府部门有一个普遍的感觉:村里的文案、报告、报表规范了,而且效率大大提高,电子化办公真正能够推行到村里了。
3年,很短暂。大学生“村官”们可能只是一个匆匆过客,也可能已经在村里留下了自己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