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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面对越来越庞大的海外留学群体，必须考虑如何让他们在走出国内的那一刻就已经准备好了。这种准备不仅仅是知识方面的，更是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的。欧美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注意培养学生这方面的能力，而大部分来自亚洲的学生，却只把目光放在考试成绩上，缺乏必要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其实不光中国留学生，无论哪国人来到一个新的文化环境中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一定的心理压力。主要原因之一是，在跨文化环境中“重新认识自己”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常听身边的一些中国学生说，他们到了美国以后感觉“自己变得不像原来的自己了”。比如，有些人在国内很善于交际，到了美国以后却感觉“无用武之地”，甚至不敢主动结交朋友了。有些人甚至心态失衡，老觉得自己在美国人面前很丢人，甚至觉得自己不被整个美国社会所接受。这让他们开始逃避新文化，而这种逃避则让其他国家的老师和同学误认为中国学生都是内向的、不善言辞的，甚至不友好的。长此以往，就会形成恶性循环。这是很多中国学生在踏入另一个国度以前从未想过和预料到的。
重新定位之痛
维持现状，保持平衡是人的本性。社会研究表明，人类希望保持现状的本能和跨文化生活所带来的冲击，让学生在与新文化环境的磨合中始终很被动。我所在的院系有个中国学生小陈，除了上课几乎足不出户。即使去上课也很少与美国同学交流。在系里3年多了，同学们竟然都不认识她。系里让我与她沟通一下，看看她有什么困难。交谈中我了解到，她在国内是个特别喜欢交朋友的人，还是大学辩论队的成员，表达能力很强。但到了美国后她特别讨厌在课堂上发言，因为她从美国同学的表情上看出她做得并不好。几次打击让她完全失去了当年的自信，只好把自己禁锢在自己的世界中。后来，我听说她没有完成学业，退学了。
在跨文化环境中，重新认识自己、审视自己是件很痛苦的事情。事实上，即使在自己熟悉的文化环境中，当我们不被认同，被拒绝，或者遭到别人批评时，一般也不愿意重新审视自己。最近，我与一位美国脑科学院士有过几次深入的交谈。这样一位在业界赫赫有名的科研带头人，在每一次收到别人对他文章或研究的批评时，第一反应是将这些评论锁进抽屉，而且一锁就是一个月。
痛过之后的快乐
这些年，我遇到很多在跨文化环境中发展得很好的人。他们究竟有什么法宝或者秘密？为此，我的研究团队采访了几十位具有跨国学习和工作经验，并且颇为成功的人士。这些人中既有在美国的中国人，也包括在欧洲的日本人、在中国的美国人等。
受访者中有人提到语言是跨文化交流的障碍之一，有人进一步指出，即使语言过关也不能保证良好的沟通，因为他们发现很多交流需要建立在文化共识的基础之上。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不仅要花时间学习外语，更要花时间让自己与这个文化环境同步。一位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人这样写道：“我本来觉得自己是一个学习能力很强的人，但是在中国没人认可我的这种能力。我的中国同学、教授认为我肤浅，不像中国学生那样深思熟虑；说我未想先言，太爱表现等。我感到很失落、很痛苦。有一段时间，我真的不想与中国同学交往了。但经过多次反思，我想清楚了一件事情：如果多跟我的中国同学、教授交流，让更多人了解、认可我的话，我为什么不那么做呢？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也是非常值得的。现在我非常庆幸当时我毫不犹豫地这样做。这是我在跨文化交流中必须交的学费……”
勇敢地面对跨文化环境中的不顺和挫折，是这些成功人士的共同之处。逃避、退缩、鸵鸟心态，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前文提到的那位脑科学院士，如果只是把别人的批评锁在抽屉里，肯定不会有今天的成就，用他的话说，“你别无选择，只有去面对这些质疑”。所以，他打开了抽屉，面对那些读起来都“痛”的评价，一条一条地重新审视和思考，然后对所有的批评者一一答复。
我们还发现这些成功者无一例外地把跨文化之旅看作自我发现和成长的机会。一位在美国生活20多年的希腊女士说：“正是这种跨文化的生活经历，让我发现了自己的潜力和兴趣……”每个受访者都认为，在新文化环境下应该更多地与人交流，因为在与人交流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发现自己身上不曾被注意到的优势。
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重新定义自己往往包括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和习惯。比如说，对于什么是“好学生”，不同国家往往有不同的理解。美国学校认为，只要科学地论证自己的观点，能写出自己的观点、理论、想法，就是好学生。对导师提出反对意见，对专家的观点进行挑战也是好学生的标准之一。而亚洲学校并不完全认可这些好学生的特点。
为认识自己做好准备
如何面对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信仰和习惯的巨大心理冲击，把这种挑战转变为难得的学习和成长机会呢？
勇敢地敞开自己。
我曾经对45名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做过问卷调查，核心问题是：“你是否会对外国朋友谈起个人生活的一些困难，比如跟教授、同事、配偶或者朋友之间的矛盾，或者谈到自己觉得没有得到身边人的尊重，理解的痛苦……”在45个人中，居然只有一个人说自己会向美国朋友诉说这些私事。为什么他们不向当地的朋友寻求帮助？毕竟他们对美国的理解要深刻得多。答案包括：美国人不会理解我的；他们可能会嘲笑我，甚至认为我很奇怪；他们会觉得我小题大做；他们会觉得我挺笨的。
我又采访了一些美国同学，看他们是否会有中国学生所顾虑的想法，结果并非如此。虽然各国文化不同，我们与国外朋友之间还是有很多共同点，应该利用这些共同点来深入与他人的对话并增进友谊。我在美国求学时，也曾经有过这种经历，但是我并没有逃避，相反我做了两个决定：第一，找个美国朋友做室友。第二，每隔一个星期就邀请美国朋友和我一起喝咖啡，并向他们吐露我的困难。多年以后，这些美国朋友们仍旧对当年一起喝咖啡的经历记忆犹新。他们觉得，这样的相互倾诉不仅仅给我提供了交流的机会，也让他们有机会与亚洲学生深入地交谈。其实，他们也担心自己的言行会让亚洲学生不舒服，所以也就避免跟亚洲学生深交。
用心关注别人的兴趣。
与外国朋友交心，除了勇敢地敞开自己，也需要特别关注对方的兴趣和感受，因为交流本身就是一个互动过程。比如说，可以问问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这些困难？怎么解决的？
主动寻求他人帮助。
求助并不是一件丢面子的事情，而且，求助本身会让施助者感到愉快，因为施助时人们感到自己有价值。很多年前，一位在美国做教授的中国朋友面临事业上的抉择，有三所大学聘他去做教授，但各有利弊。犹豫之间，他联系上了不算特别熟悉的一位美国教授，后者是业界的带头人。这位美国教授非常吃惊，因为居然有人向他请教这么重要的问题。他决定帮助我的朋友梳理一下去各个学校执教的利弊。最终，在他的帮助下，我的朋友作出了明智的选择。就是从那一次开始，他们友谊巨增，并成为一生的朋友。
帮助学生提高心理调节能力。
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面对越来越庞大的海外留学群体，必须考虑如何让他们在走出国内的那一刻就已经准备好了。这种准备不仅仅是知识方面的，更是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的。欧美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注意培养学生这方面的能力，而大部分来自亚洲的学生，却只把目光放在考试成绩上，缺乏必要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具有跨文化交流的能力的人一定知道如何排解压力，重新审视自己和自我调整，这些是解决跨文化交流难题的基础。我真希望中国的高中和大学能够开设一些课程指导学生排解自己的压力。比如说，除了给学生提供一对一的心理咨询，还可以尝试“合作式”的心理辅导，把心理压力比较大的学生组织在一起，让他们开诚布公地说说自己有压力的原因，然后在大家的帮助下提出解决方案。这种方法已经在多位中国留学生身上得到了应验。这样的心理辅导和心理建设应该从小抓起，到了高中和大学才开始可能有些晚了。
作者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终身教授，email：xlin@exchange.tc.columbia.edu
文章原载于《中国教育报》
面对越来越庞大的海外留学群体，必须考虑如何让他们在走出国内的那一刻就已经准备好了。这种准备不仅仅是知识方面的，更是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的。欧美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注意培养学生这方面的能力，而大部分来自亚洲的学生，却只把目光放在考试成绩上，缺乏必要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其实不光中国留学生，无论哪国人来到一个新的文化环境中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一定的心理压力。主要原因之一是，在跨文化环境中“重新认识自己”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常听身边的一些中国学生说，他们到了美国以后感觉“自己变得不像原来的自己了”。比如，有些人在国内很善于交际，到了美国以后却感觉“无用武之地”，甚至不敢主动结交朋友了。有些人甚至心态失衡，老觉得自己在美国人面前很丢人，甚至觉得自己不被整个美国社会所接受。这让他们开始逃避新文化，而这种逃避则让其他国家的老师和同学误认为中国学生都是内向的、不善言辞的，甚至不友好的。长此以往，就会形成恶性循环。这是很多中国学生在踏入另一个国度以前从未想过和预料到的。
重新定位之痛
维持现状，保持平衡是人的本性。社会研究表明，人类希望保持现状的本能和跨文化生活所带来的冲击，让学生在与新文化环境的磨合中始终很被动。我所在的院系有个中国学生小陈，除了上课几乎足不出户。即使去上课也很少与美国同学交流。在系里3年多了，同学们竟然都不认识她。系里让我与她沟通一下，看看她有什么困难。交谈中我了解到，她在国内是个特别喜欢交朋友的人，还是大学辩论队的成员，表达能力很强。但到了美国后她特别讨厌在课堂上发言，因为她从美国同学的表情上看出她做得并不好。几次打击让她完全失去了当年的自信，只好把自己禁锢在自己的世界中。后来，我听说她没有完成学业，退学了。
在跨文化环境中，重新认识自己、审视自己是件很痛苦的事情。事实上，即使在自己熟悉的文化环境中，当我们不被认同，被拒绝，或者遭到别人批评时，一般也不愿意重新审视自己。最近，我与一位美国脑科学院士有过几次深入的交谈。这样一位在业界赫赫有名的科研带头人，在每一次收到别人对他文章或研究的批评时，第一反应是将这些评论锁进抽屉，而且一锁就是一个月。
痛过之后的快乐
这些年，我遇到很多在跨文化环境中发展得很好的人。他们究竟有什么法宝或者秘密？为此，我的研究团队采访了几十位具有跨国学习和工作经验，并且颇为成功的人士。这些人中既有在美国的中国人，也包括在欧洲的日本人、在中国的美国人等。
受访者中有人提到语言是跨文化交流的障碍之一，有人进一步指出，即使语言过关也不能保证良好的沟通，因为他们发现很多交流需要建立在文化共识的基础之上。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不仅要花时间学习外语，更要花时间让自己与这个文化环境同步。一位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人这样写道：“我本来觉得自己是一个学习能力很强的人，但是在中国没人认可我的这种能力。我的中国同学、教授认为我肤浅，不像中国学生那样深思熟虑；说我未想先言，太爱表现等。我感到很失落、很痛苦。有一段时间，我真的不想与中国同学交往了。但经过多次反思，我想清楚了一件事情：如果多跟我的中国同学、教授交流，让更多人了解、认可我的话，我为什么不那么做呢？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也是非常值得的。现在我非常庆幸当时我毫不犹豫地这样做。这是我在跨文化交流中必须交的学费……”
勇敢地面对跨文化环境中的不顺和挫折，是这些成功人士的共同之处。逃避、退缩、鸵鸟心态，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前文提到的那位脑科学院士，如果只是把别人的批评锁在抽屉里，肯定不会有今天的成就，用他的话说，“你别无选择，只有去面对这些质疑”。所以，他打开了抽屉，面对那些读起来都“痛”的评价，一条一条地重新审视和思考，然后对所有的批评者一一答复。
我们还发现这些成功者无一例外地把跨文化之旅看作自我发现和成长的机会。一位在美国生活20多年的希腊女士说：“正是这种跨文化的生活经历，让我发现了自己的潜力和兴趣……”每个受访者都认为，在新文化环境下应该更多地与人交流，因为在与人交流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发现自己身上不曾被注意到的优势。
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重新定义自己往往包括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和习惯。比如说，对于什么是“好学生”，不同国家往往有不同的理解。美国学校认为，只要科学地论证自己的观点，能写出自己的观点、理论、想法，就是好学生。对导师提出反对意见，对专家的观点进行挑战也是好学生的标准之一。而亚洲学校并不完全认可这些好学生的特点。
为认识自己做好准备
如何面对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信仰和习惯的巨大心理冲击，把这种挑战转变为难得的学习和成长机会呢？
勇敢地敞开自己。
我曾经对45名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做过问卷调查，核心问题是：“你是否会对外国朋友谈起个人生活的一些困难，比如跟教授、同事、配偶或者朋友之间的矛盾，或者谈到自己觉得没有得到身边人的尊重，理解的痛苦……”在45个人中，居然只有一个人说自己会向美国朋友诉说这些私事。为什么他们不向当地的朋友寻求帮助？毕竟他们对美国的理解要深刻得多。答案包括：美国人不会理解我的；他们可能会嘲笑我，甚至认为我很奇怪；他们会觉得我小题大做；他们会觉得我挺笨的。
我又采访了一些美国同学，看他们是否会有中国学生所顾虑的想法，结果并非如此。虽然各国文化不同，我们与国外朋友之间还是有很多共同点，应该利用这些共同点来深入与他人的对话并增进友谊。我在美国求学时，也曾经有过这种经历，但是我并没有逃避，相反我做了两个决定：第一，找个美国朋友做室友。第二，每隔一个星期就邀请美国朋友和我一起喝咖啡，并向他们吐露我的困难。多年以后，这些美国朋友们仍旧对当年一起喝咖啡的经历记忆犹新。他们觉得，这样的相互倾诉不仅仅给我提供了交流的机会，也让他们有机会与亚洲学生深入地交谈。其实，他们也担心自己的言行会让亚洲学生不舒服，所以也就避免跟亚洲学生深交。
用心关注别人的兴趣。
与外国朋友交心，除了勇敢地敞开自己，也需要特别关注对方的兴趣和感受，因为交流本身就是一个互动过程。比如说，可以问问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这些困难？怎么解决的？
主动寻求他人帮助。
求助并不是一件丢面子的事情，而且，求助本身会让施助者感到愉快，因为施助时人们感到自己有价值。很多年前，一位在美国做教授的中国朋友面临事业上的抉择，有三所大学聘他去做教授，但各有利弊。犹豫之间，他联系上了不算特别熟悉的一位美国教授，后者是业界的带头人。这位美国教授非常吃惊，因为居然有人向他请教这么重要的问题。他决定帮助我的朋友梳理一下去各个学校执教的利弊。最终，在他的帮助下，我的朋友作出了明智的选择。就是从那一次开始，他们友谊巨增，并成为一生的朋友。
帮助学生提高心理调节能力。
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面对越来越庞大的海外留学群体，必须考虑如何让他们在走出国内的那一刻就已经准备好了。这种准备不仅仅是知识方面的，更是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的。欧美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注意培养学生这方面的能力，而大部分来自亚洲的学生，却只把目光放在考试成绩上，缺乏必要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具有跨文化交流的能力的人一定知道如何排解压力，重新审视自己和自我调整，这些是解决跨文化交流难题的基础。我真希望中国的高中和大学能够开设一些课程指导学生排解自己的压力。比如说，除了给学生提供一对一的心理咨询，还可以尝试“合作式”的心理辅导，把心理压力比较大的学生组织在一起，让他们开诚布公地说说自己有压力的原因，然后在大家的帮助下提出解决方案。这种方法已经在多位中国留学生身上得到了应验。这样的心理辅导和心理建设应该从小抓起，到了高中和大学才开始可能有些晚了。
作者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终身教授，email：xlin@exchange.tc.columbia.edu
文章原载于《中国教育报》